对话中国穿越最多周期的生物医药风投：开创历史，才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对于当下中国生物医药投资暴涨后的暴跌，百奥维达创始合伙人杨志博士并不感到意外。
早在2016年，杨志受邀在著名的巴菲特年会中美投资论坛发表演讲时，他就提醒过业界“生物医药是陷阱最多的一个投资领域”。
同年，杨志更撰文提醒市场（详见：《华人在美医药投资先行者，杨志的6个案例告诉你投资如何能成功》），当时中国“如火如荼”的PD-1项目很可能重演上世纪90年代干扰素等生物制品同质化竞争造成的恶性结果，只不过前者是投资基金在推波助澜，后者则是地方政府落地药厂的优惠政策起到了激励作用。
而如今，PD-1高度内卷、大幅降价，无疑印证了他当时的预判。
之后，当整个中国投资界开始“撸起袖子”大干快上生物医药项目时，杨志感受到的不是兴奋，而是危险的信号。
“那段时间，我参加了许多不同的生物医药投资会议，反反复复看到的是同一批投资人，会上真正的创业者反而不多，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因为生物医药创投的核心是创业者，投资人获得财务回报的首要前提是要帮助创业者将新技术落地，创造社会价值，如果脱离创业者，光是投资人导项目、搞金融、炒估值，最终一定会遭遇失败。”杨志说到，“后来，我就不太参加这类会议了。”
而如今，资本市场由热转冷，热钱跑向新能源、半导体寻找新的炒作空间，生物医药投资由涨转跌，整个中国投资界都充斥着对生物医药投资的悲观看法时，杨志及百奥维达的核心管理团队却想站出来，谈一谈百奥维达的经验。
于2005年创立，百奥维达是全球第一支专注于中国生命健康产业的专业基金。
过去十多年间，百奥维达共管理了4支美元基金，不仅成功穿越了多轮的行业和经济周期，取得的投资业绩更是不俗。
长盛不衰背后，是百奥维达深耕多年扎进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专业专注，身体力行：在百奥维达的团队中，没有袖手旁边，只考虑赚取价差的投机者，也没有只想赚得稳定利息的财务投资人。
有的是躬身参与中美生物医药创投数十年的风险投资家，有的是上世纪90年代便归国创立Biotech的“拓荒级”创业者，有的是在全球知名的摩根大通健康产业大会开辟出中国板块，并建言献策推动港交所开辟18A未盈利生物医药新政的投资银行家。
从1995年走来的初代拓荒者
中国生物医药创投最早的起点是在哪一年？
直觉上，中国的生物医药创投风潮似乎远落后于互联网，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美团、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大厂也远比任何一家中国医药公司有名。
但实际上，中国的Biotech创业者和互联网创业者开始得一样早，只不过更大器晚成。
当1995年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亚信决定将总部从美国移师回国时，中国就已经涌起了第一波干扰素、基因工程药物、疫苗等生物制品的创业浪潮，那一波创业潮来势汹汹，但也乱象频出，同种产品生产厂家过多, 造成市场恶性竞争。
在乱象中，有一群留学美国的生物人才归国心切，他们于1995年回国创立了一家做真正创新生物药的中国企业。
百奥维达合伙人卓冰便是这群“海归”中的一员，他当年开拓创业的经验，成为了后来百奥维达给被投生物医药企业的重要赋能。
“我们当时的创业团队，有11个‘海归’博士，这在今天看没什么了不起，但当时还是挺少见的。”卓冰回忆说。
彼时，中国虽然已经开始涌现风险投资，但更青睐地是周期更短的互联网、消费等项目，而非高风险、长周期的生物医药项目。
就是在这样困难的大环境下，卓冰带领团队完成了中国第一笔千万美金量级的生物医药技术融资。
“1997年，我在一线帮助公司完成了一笔3000万美元的技术融资，当时公司的项目只有两个推到临床前阶段的项目，靠无形资产能够融到这样的体量，过去在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卓冰说。
生物医药项目连银行贷款都很困难，但卓冰所在的创业公司却能完成如此大体量的融资，这极大震动了整个业界。
在这笔资金的支持下，卓冰最早开始在中国开拓尝试靠研发创新驱动的Biotech模式，并取得了一系列研发创新成果，这一切行动都为后来者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卓冰在这家公司最开始负责了我国第一个溶瘤病毒药物（H101）的研发管理并完成了技术转化和产业化，该药物是中国第一个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类新药，于2005年获得CFDA批准上市，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官方批准的溶瘤病毒药物。
与此同时，卓冰作为该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先后完成了两个国家2类蛋白重组药物的前期开发，获得临床批文并转让给了大型企业。
尽管融资能力和研发成果突出，但仅凭超前于时代的智慧和努力，创业者无法轻易撼动时代潮流，资本不愿意投资Biotech的融资大环境始终未能改善，卓冰的创业生涯也一路曲折。
卓冰意识到，应该把自己创业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带到资本内部，去改变风险投资的大环境，让Biotech的创新更早被资本看到，更容易获得资本支持，更快实现价值。
“从95年开始到08年，我已经在国内创业13年了，一直都在做创新药，我切身感受到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要追上发达国家的水平，需要专业化运作的风险资本支持创新。” 卓冰说。
“很多好的创新项目，银行不愿意给贷款，大企业也不愿意投资那么长周期、冒那么大风险才获得回报，有限愿意投资的风险资本对待创业者的态度也是居高临下，非常傲慢，这些我作为创业者都深有体会，也希望改变。”卓冰说。
“杨志博士创立的百奥维达非常不同，投资理念和运作方式非常专注和专业。”卓冰说，“08年他邀请我加入百奥维达，是想让我将13年的创业经验赋能给被投企业，帮助科学家更快做成企业，这正是我的愿景。”
加入百奥维达之后，卓冰充分发挥了作为中国初代Biotech创业者的专长，将13年创业积累的丰富经验赋能给了被投的创新企业，和创新企业一路解决问题，更快成长。
例如，卓冰作为项目负责人，带领百奥维达参与投资了百奥赛图，跟随百奥赛图创始人沈月雷博士一起不断解决问题，一路成长，不仅见证了百奥赛图在港交所的成功上市，获得了不错的投资回报，更在实践中进一步巩固了百奥维达的核心投资理念。
“创始人在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蜕变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百奥维达秉承与企业一起成长的理念，对创始人坚定信心，坚持创新与商业并重的原则是很有帮助的。”卓冰说到。
在百奥维达先行之后，越来越多的美元基金及本土人民基金愿意投资医药创新，生物医药一级市场融资环境渐入佳境，摆在生物医药创投圈面前的挑战，也由此行进到了两个新维度：
中国的生物医药创新体系如何形成与完善，并能在原始创新方面具备国际竞争力？
在资本市场，如何平衡投资回报和对国家竞争能力及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创新技术的扶持？
每年1月份在美国加州举办的摩根大通全球医疗健康大会在全球制药界享有盛誉，全球最重要的制药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都会受邀参与，很多重磅的投资及BD交易都在此大会中达成。
现如今，中国企业在摩根大通全球医疗健康大会中的声量和参与度越来越高。
但在10多年以前，这场全球医药顶级峰会上还鲜少有中国人的身影，中国企业更是毫无声量及参与，百奥维达合伙人黄一绯的大胆创建，为中国企业登上这一医疗健康的国际舞台打开了一扇门。
在获得斯坦福大学管理工程硕士后，黄一绯在高盛及美国银行做过一段时间投行。利用了这段时间的经验，她再深造并取得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及选定了医疗健康作为了自己专注的投行服务产业。
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黄一绯选择加入知名的生物制药公司安进从事战略发展业务，并积累了对生物制药公司内部管理及业务运作的深刻理解和洞察。
1995年左右，美国涌现出互联网和生物科技公司的资本热潮，伴随这一热潮在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崛起了一批专门服务于高科技公司的小型投资银行。
在安进累计了相当的行业经验， 黄一绯确定回到投资银行业并加入了其中一家小型投行。
“我当时相当看好这些高科技公司未来的增长，所以选择加入了美国旧金山一家专门做成长型行业的小型投行，它当时核心的业务板块有消费板块、高科技板块和医疗健康板块，我主要就是做医疗健康板块的投行业务。”黄一绯说。
几经辗转到2010年，黄一绯加入到摩根大通，作为一位中国投资银行家，她一直觉得摩根大通全球医疗健康峰会缺少了中国和亚洲公司的参与。
“我当时加入摩根大通，主要负责亚洲医疗健康板块，我一直觉得峰会在国际化和多样性上存在不足，所以我当时去到摩根大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峰会上加了一个中国板块 （China Track），后来也加上亚洲板块 (Asia Track)。”黄一绯说。
早些年摩根大通全球医疗健康峰会在美国旧金山威斯汀圣法兰西斯酒店，这家历史悠久的酒店房间非常有限，峰会期间酒店内十分拥挤，要找新空间专门给中国板块并不容易，黄一绯仍然记得和酒店多次沟通，才争取到在同一栋楼的顶楼给中国板块的公司演讲。
摩根大通全球医疗健康峰会中国板块早期现场
“第一年我记得特别不容易，酒店没房间，我最后争取到了顶楼的宴会厅，那里没有分区，只能拿一半的空间把一张张圆餐台分给不同的中国公司，做一对一的沟通，另外一半空间用来做公开的演讲，至于要邀请哪些中国公司，也由我来拿主意。”黄一绯回忆说。
黄一绯回忆，第一年邀请了华润医药、国药控股、复星医药、三生制药、和睦家等14家国内大型知名医疗健康企业的管理层参与摩根大通全球医疗健康峰会中国板块。
这14家中国公司在峰会上的集中亮相，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比较正式地把中国的医疗健康企业推荐给国际市场。
这之后，摩根大通全球医疗健康峰会中国和亚洲板块的规模和影响力不断增加，成为了全球生物医疗健康产业及投资界了解中国和亚洲企业的关键窗口。
黄一绯参与的对整个行业更有意义的一次行动是在2017年。
在黄一绯深度参与中国医疗健康企业国际化的十几年经历当中，她感受到国家政策对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视、鼓励和影响力。但根据她在美国的经验，她觉得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也应该需要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
黄一绯和一批行业人士非常积极的支持香港联交所推出对未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融资渠道（18A）。他们为香港联交所提供专业咨询及建议，为18A新政的推出尽一份力。至今，黄一绯仍担任香港联交所生物科技咨询小组专家。
图片来源：受访者
2018年港交所18A新政的推出，对于整个中国生物医药创投发展的历史意义无需赘述。
但港交所18A上市公司上市至今，涨跌分化突出，IPO破发时有发生，上交所同年推出的科创板上市医药公司表现也有参差，黄一绯作为在中美生物医药产业中都具有丰富经验的投资银行家，对于这些波动仍保持平静和乐观。
从百奥维达几位合伙人数十年的行业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始终如一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开拓历史的精神和行动，但更进一步聚焦，百奥维达之所以能够穿越多轮行业和经济周期，长盛不衰，更核心的根基在于对科学的专注。
在接受医药魔方Invest采访时，卓冰将百奥维达相较于其他风投的优势概括为了三个“专”，即：专业、专注、专长。
这种对科学的“专”，内生于百奥维达创始合伙人杨志博士的理念和经历中，这种“专”不仅时常让他远离市场中的噪声和乱象，也多次在意想不到的时刻，为他和整个团队带来好运。
杨志的个人经历非常传奇：三十多年前，杨志以首届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访美学者身份出国留学，是哈佛大学生物医学博士，曾师从著名的诺贝尔奖得主Walter Gilbert教授，之后由学术界转入产业界，深度参与中美两国生物医药产业三十多年。
百奥维达创始合伙人杨志博士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回顾风投生涯中那些颇为成功的投资案例，杨志归结于“运气”和“时机”，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投资案例背后，对于科学的专注和重视。
例如，杨志在风投职业生涯早期，曾以2000万美元投资了鲍勃·霍维茨创立的Idun制药，并且还承诺没有资本参投，会兜底投资，彼时正值互联网泡沫破灭，Idun制药IPO折戟，估值大跌并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杨志当时的投资，被LP认为“承担了一个巨大的风险”。
投资之后不久，霍维茨因发现细胞程序性凋亡机制，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令Idun制药也名声大噪，杨志的投资也被证明非常明智，杨志将此归结为是“运气”和“时机”，但不容忽视地是，他对于Idun制药背后科研实力的深度洞察。
再比如，早在2019年7月，百奥维达便参与了目前已经炙手可热的公司BioNTech，能够抢先于市场投资到了这支全球优质新冠疫苗标的，当然有各种机缘促成，但更关键的是百奥维达对于mRNA技术应用潜力的前瞻洞察。
“我们当时投到BioNTech，有很大的运气成分，BioNTech实际不是最困难的时候来亚洲融资，他之前已经在美国融了很多钱了，体量超过10亿美元，找到我们时，他们要再融8亿美元，当时真吓了我们一跳，什么项目需要那么多钱，融这么多钱不是会稀释股权？”杨志回忆说。
“但是我们当时确实对mRNA技术非常感兴趣，我记得曾经参加一场会议，带着明确目的想找mRNA技术项目，我当时问‘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在做mRNA技术项目或者愿意做的可以会后找我，我愿意投资’，但是会后一个相关的项目都没找我，后来我们团队做了一次扫街，发现还真没有做这个技术方向的公司，所以BioNTech找到我们，我们马上就愿意投资，只不过内部在商议投多少合适。”杨志补充说。
“融资那么多钱的原因后面也明确了，当时BioNTech团队是说他们想做用mRNA技术做定制化的癌症治疗，我们当时也想通过投资BioNTech在国内做mRNA癌症疫苗项目，当然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后面新冠后，他们用mRNA技术做了新冠疫苗，真正赚了不少钱，后来的事情确实属于运气。”杨志说到。
在科学上的“专”之外，杨志认为百奥维达相对其他风投另一大优势是时间足够长，经历足够丰富，踩过的坑和犯过的错误非常多，这些经验和教训能够帮助百奥维达更好的识别风险和管理风险。
对于目前的中国生物医药创投大环境，杨志表示，随着本土人民币专业基金的崛起，中国生物医药投资的竞争确实更加激烈，但基于中美两国生物医药发展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仍然认为在中国生物医药投资能够取得优越的投资回报。
随着中国二级市场生物医药板块由涨转跌，市场更加趋于理性，更多的投资人和创业者愿意走出“内卷”同质化项目的死循环，参与到更早期的创新项目中。
百奥维达的投资经验对于更多坚持投资创新的风投无疑是一种鼓励和鞭策：放长远目标，和创业者一起承担风险、开拓创新，时间会证明这样的选择不仅能够收获丰厚的投资回报，更能见证和参与一群人、一个产业乃至一个时代的崛起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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