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灏｜几本旧书，一些往事
签名本是宽泛笼统的说法，细分一下，有单纯签名本和题词本之分，题词本又可分出题赠本，题赠本还可分出留念本，再有题献本……
作者单纯的签名本最为常见，也最为普遍。“大家都清楚，自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如果一位作家要出版自己的一部作品，那他必须……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为至少一百本书签名……参加各种座谈会，并为到场读者签名……在各个书店为上千册书签名……”艾柯在《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一书中如是说，于是乎，“这种带有作者签名的书实在是泛滥成灾，其价值也一落千丈”（王建全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16-217页）。美国小说家詹姆斯·A·米切纳每天都要收到五六本索要签名的书，他说：“或许我死后二十年左右，有人会找到一本没有我亲笔签名的书，那本书才值大钱呢。”（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著《文雅的疯狂》，陈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电影《诺丁山》中，休·格兰特饰演的那个书店老板也说过同样的话。我曾把这个“谬论”转告韦力先生，听说他就此不愿给书店签名，引起了多家书店对我的不满。
美国学者赫伯特·福克纳·韦斯特（Herbert Faulkner West）在《阅读与收藏》一文中说：“真正的题赠本通常有作者给友人的赠言和签名。相比单纯的作者签名本，这种书具有更高的情感价值和商业价值。签名本通常是不得已而为之，或是作者在商店和百货商场签售的产物。”（唐静编译《藏书之乐——书架上的珍宝》，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显然题词本要比单纯签名本有价值，《藏书ABC》又把题词本细分为两种：馈赠本和题词本，“前者是作者主动送出的礼物，对藏家来说自然会有更强烈的情感上的吸引力，而后者通常是在出版之后应所有者的要求而题词的”。从题词的语气，或题词时间与书出版时间的关联，往往可以区别两者。“当然，这种区分并非总能做到，因为作者既有可能真诚地送上多年前出版的书籍，也有可能像对待朋友一样给陌生人写一段题词。”（约翰·卡特著、尼古拉斯·巴克等修订，余彬、恺蒂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266页）而馈赠本，“决定其质量的重中之重始终是它的关联性，也就是受赠人的关注度或重要性以及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或其他特殊的相关优势，这比赠送方式中的其他细节都更加重要”（同上书，第369页）。
根据关联性的重要程度，英国作家克莱尔·科克-斯塔基在《书虫杂记》中把馈赠本再进一步划出一种留念本：“这是最有价值的签名书之一。留念本是作者以个人名义送给另一位与该书或者作者有关的名人的书籍。”他举的例子是哈罗德·品特将自己的一本《归乡》签名送给剧中的女主角，同时也是他妻子的维维恩·麦钱特作为留念（许梦鸽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78-79页）。甚至更分出一种极端的题献本，是作者签名赠送给“书前所印的致辞对象”，书中印献词的本来就不多，所以这种题献本极少见，作者认为是“签名本中的圣杯”（同上，第79页）。我的朋友韩东先生前不久收到一本这样的极品，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克莱（Anthony Berkeley）一九二五年以“？”署名出版了侦探小说《莱登庭神秘事件》（The Layton Court Mystery），书前印的献词是给他父亲的，而韩东先生得到的正是作者签赠给他父亲的那本（见《文汇报》2022年7月24日“笔会”版韩东文章《笔名为“？”的侦探小说家》）。
以上，当然都可统称为签名本。
2002年春天，张灏先生来上海开会，我和他们夫妇在东平路的莲苑共进晚餐，同席还有许纪霖孔令琴夫妇和王为松毛尖夫妇，饭后我们又一起去了附近的Lapis Lazuli喝茶聊天到很晚。
那天我带了一本上海教育出版社刚出版的《张灏自选集》，请张先生签名留念。张先生在书名页上写了“陆灏兄正之。张灏。4-25，02”。张太太拿过书，看了一下说，应该写“灏兄正之。弟灏”。——绝！可惜已经签好了，而我那天又没带张先生别的书，这个可遇不可求的别致签名，只能一直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二十年后，今年4月20日，张灏先生在美国加州去世。“澎湃新闻”发布的消息，文末一张照片：“2022年2月9日，张灏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向台北图书馆赠书。”照片中张先生戴着口罩坐轮椅上，捧着几本书，最上面一册正是那本《张灏自选集》。
近日读到王汎森的文章《流水四十年间——敬悼张灏院士》（《读书杂志》2022年第四期，香港三联书店），才知道张灏夫人也已在2019年8月病逝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赴京组稿，在沈昌文先生的办公室看到一本台湾版的《哈佛琐记》，作者吴咏慧，也不知何许人也。借回旅馆睡前翻阅，不料发现这书好看得不得了。再向沈公打听作者，原来是台湾中研院的黄进兴，据说书上署的是他太太的名字。过了几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这书的简体字版，我当然第一时间买得一册重读。
书中印象最深的两则故事，一是说桑塔耶拿（George Santayana）早年在哈佛任教多时，某日正授课中，夕阳从窗外斜照进来，这位哲人突发灵感，把粉笔往后一甩，说：“我和阳光有约！”说完就步出教室，从此放弃哈佛教职，据说后来有人看到他在查理士河泛舟悠游，状颇自得。
另一则是作者听了一个学期罗尔斯（John Rowls）的课，最后一堂课罗尔斯讲完走下讲台时，全体学生鼓掌向他致敬。罗尔斯本来有点内向害羞，这时频频挥手，快步走出教室。他走出许久，掌声依然不衰，时值冬日，作者说双手已拍得又红又痛，就问身旁的美国同学还要拍多久，那位同学回答：“让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
2014年春天，黄进兴先生来上海开会，我约他们夫妇一起在夏味馆吃饭，姚大力、陆扬、陈引驰、李纯一等同席。我拿了一本1997年三联版的《哈佛琐记》请黄先生签名，黄先生在书名页的上方写了“陆先生雅正。进兴敬上，2014.4.30”。黄先生写完，黄太太就说：“这书是我写的。”对啊，我马上把书递过去，请黄太太把这句话写在书上。黄太太笑了笑，只在书名页作者名字下，签了“吴咏慧”三字，终究没有“拆”先生的“台”，而我却少了一本妙趣横生的签名本。
黄先生回台湾后，寄给我一本台北允晨出版的《哈佛琐记》（增订一版）。后来买过黄进兴先生别的书，都远不如这本好看，要不是在饭桌上听过黄先生津津乐道说八卦，真怀疑这书不是他写的。
2003年12月，我去香港参加“第二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颁奖仪式，开幕式当晚在中文大学崇基书院的晚宴上，我有幸坐在林文月先生旁边。林先生说她小时候住在上海的日本人生活圈，抗战胜利后去台湾，直到前一年才回上海看了一次，以前住的房子居然还在，连门牌号都没变。又提到连战，说是她表弟（舅舅的儿子），以前她不太愿意提这层关系，但几次吃饭都有人当着她的面骂连战，让她很不自在，所以后来她干脆先说了，以免大家尴尬。
第二天我去书店买了一本天地图书公司新出版的《生活可以如此美好——林文月自选集》，在会场上请林先生签名。我递上一支绿色的墨水笔，林先生接过笔，说：“董桥的颜色。”董桥先生此时正好站在我们旁边。林先生用绿色墨水笔在书的绿色环衬页上签了“林文月，二〇〇三年冬日”。
多年后，我才读到林文月2000年曾写过一篇《董桥其人其文》（载《回望》，台北洪范书店2004年版），提到认识董桥有十馀年或者超过二十年，最初是董桥书信邀稿：“董桥的信总是写得非常有礼，用清秀端正的楷体毛笔书写。有时候使用的是绿色的墨汁，令我印象深刻。……我揣测着，喜欢用绿墨毛笔字写信的人是怎样一个人呢？”
董桥后来在回忆林海音的那篇《雨影》里说，林海音偶然在坊间找到日本自来墨汁毛笔，就用这毛笔写信，又寄了两枝给董桥。“那两枝小楷毛笔我用了大半年，写稿写信签大版都用，用干了请台北朋友再买。……那种毛笔后来还出了各种颜色，我一度爱用绿色，给林文月先生写信用过，林先生吓一跳。”（《读书人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页）
九十年代董先生给我的信，常常用这款绿色毛笔，他送我的那本《辩证法的黄昏》，环衬页上也是用绿色毛笔题写：“陆灏吾兄不弃。董桥寄赠”。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有一度冬天喜欢穿中式棉袄，那是在淮海路上的益大中老年服装店买的骆驼毛棉袄。记得我去天津看望孙犁先生，就穿着中式棉袄，后来卫建民先生告诉我，耕堂老人曾对他笑言，没见过年轻人穿这么老式的棉袄。有一年冬天赴京，看望王世襄先生。王先生对我身着的棉袄大为赞赏，说北京找不到，要我回上海后代他买一件。
我回上海后去益大买了一件邮寄过去，不久收到王夫人袁荃猷先生1997年1月18日来信：“多谢您给世襄带来的棉衣。他穿上就不肯脱下来了，说比其他几件暖得多。今天仔细一看，棉衣及罩褂都比这里的好看，价钱也便宜。因此麻烦您，请再给买几件：1、最大号的棉衣（驼毛）2件；2、最大号的罩褂2件；3、最大号的像您穿的那样的毛衣1件。”还让我给她选购一件棉背心：“您的眼光，我会欣赏的。”
我想我应该都照办了。王先生要付钱，我说送给他，他坚决不肯。那我说就送本书给我吧。于是他送了一本香港版的《说葫芦》给我，在书前衬页上用毛笔题写：“陆灏仁弟遣闷。王世襄奉。一九九七年元月于北京”。
王夫人要我买的棉衣等寄去后，王先生照前例又送了一本香港三联版《明式家具珍赏》给我，在环衬页上用毛笔题写：“陆灏小友清鉴。王世襄持赠，一九九七年二月”。王先生3月12日来信说：“已签名交给赵丽雅同志，暂存她处，请她转交。不知您何时来京。”
也是九十年代某一天，我去来燕榭看望黄裳先生，刚进门黄先生就说：“走，我们一起去黄永玉那里。他住在王丹凤家。”我就跟着黄先生来到同在陕南村的王丹凤家，王丹凤一家那时还在香港，黄永玉来上海，就借住在她家。
那天就听永玉先生聊天，有趣极了。因为提到某个年轻人说要给他送什么东西过来，但一直没送来，永玉先生就开始讲故事了：“有三个乌龟去酒店喝酒，一个一百岁，一个两百岁，一个三百岁。到酒店坐下，三百岁的老乌龟说，他前一天在对面一家酒店喝酒，把帽子丢在那里了，谁愿去帮他拿一下。一百岁的乌龟就说，我最年轻，我去吧。于是一百岁的乌龟下了桌子。另两个乌龟开始喝酒，喝了一杯又一杯，过了一天又一天，一星期了，还不见一百岁的乌龟回来，三百岁的老乌龟就感叹说：‘现在的年轻人真靠不住。’这时听到桌子底下有个声音说：‘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去拿了。’”
后来又有几次与永玉先生见面，都是在黄裳先生家，或是黄裳先生约的饭局上。我带过港版《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等书请永玉先生签过名。
2013年10月，黄永玉先生在上海举办作品展，并在上海图书馆和读者见面。那天黄先生一直被众人包围着，我过去只打了一声招呼就退出了。我带了一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的袖珍本《太阳下的风景》，就把书交给李辉先生，让他等黄先生空时请黄先生签个名多写几个字。黄先生就在前衬页上题写：“陆灏要我多写几个字，我就多写几个字。黄永玉。2013.10.20.上海。”
今年封控期间，一位北京的朋友转给我一篇某微信公号的文章，里面提到买进过一本唐振常签赠给我的《饔飧集》，并有照片：“陆灏兄一粲。振常。一九九五年七月。”是熟悉的唐先生的笔迹无误。我赶紧查看书橱，唐先生送我的《饔飧集》赫然在焉，书前衬页上唐先生直写四行题词：“唯君马首是瞻。为陆灏弟书。振常。一九九五年七月。”
同一时间，怎么会有两本签名？我只能猜测，先题了前一本，很平常，后来想到更妙的题词，又重新题了一本送我。前一本就留在家里，近年随别的书一起散出。我想多半是这样。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我经常召集沪上一些老作者聚餐，有鲲西（王勉）、金性尧、周劭、黄裳、唐振常、钱伯城、邓云乡等老先生，还有当时尚在中年的陈子善先生，何满子先生也参加过几回。由我选订饭馆，通知各位，最后AA制大家掏腰包。每次都要吃好长时间，主要是聊天，其中唐先生最为健谈，邓先生话也不少；周公酒喝多了，喜欢插科打诨；金先生耳背，完全听不见别人在说什么，但他说和大家在一起就开心；鲲西先生年最长，他和钱先生话都不多，黄裳先生几乎不说话……转眼风流云散，老先生们一个一个走了，年纪最小的邓先生1999年2月第一个走，钱伯城先生去年11月最后一个走。当年还是中年的子善先生七十大寿也过了好几年了。
今年是唐先生百年诞辰，特别怀念唐先生，怀念那时的聚会，唐先生题在书上的“唯君马首是瞻”，指的就是我组织饭局。当然，跟唐先生的交往远不止这些饭局，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在这些老先生中，最早拜识的是黄裳先生。大学时就读了黄先生的《榆下说书》，1985年进《文汇报》工作，才知黄先生还是《文汇报》的员工，但早不上班了。他的弟弟容正昌还在《文汇报》工作，就央求他弟弟介绍我去拜访。容先生问我找他哥哥有什么事，我说喜欢读他的书，想见见他本人。容先生哈哈大笑，说：“那你看我就可以了，我们长得一模一样。”后来见到黄先生，果然俩兄弟一个样子。那次我带了《榆下说书》和《银鱼集》等三种书请黄先生签名，黄先生送了我一本刚出版的《翠墨集》，在书前衬页上题：“赠陆灏同志。黄裳。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这是我拜识黄先生的日子，一直到2012年9月5日黄先生去世，交往超过四分之一世纪。
此后黄先生出版的每一种新书，都签名送我，称呼也从“陆灏同志”变为“陆灏兄”。在收藏图书方面，我属于后知后觉，很长时间都没想到要搜求黄先生早年出版的书请他题词签名，一直到有好几位朋友拿了旧版书找我请黄先生签名，我才想到。后来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了散文集《新北京》和译著《猎人日记》等几种，都请黄先生签名了，那已经是2011年前后了。
《新北京》，上海出版公司1950年12月初版。黄先生在前衬页上题写：“这是我一九四九年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曾重印两三次，惟传本甚罕。编‘文集’时未及收入。此为初版本，展转为陆灏兄所得，宛如新书，书品绝佳，诚佳遇也。此书所辑皆曾刊于‘文汇报’，通讯文字也。然所言皆出胸臆，非代人立言者。于北京通讯中可见，皆真实感受也。重读不禁兴慨，聊复志之，时辛卯初夏三月三十日。黄裳书于来燕榭中。”黄先生曾于《题跋一束》中提到此书为师陀约的稿云云（《过去的足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0页）。
《猎人日记》，屠格涅夫著，黄裳译，平明出版社1954年4月初版。黄先生在前衬页上题写：“此书原有耿济之旧译，连载于《小说月报》中，后单行出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丰子恺译本，号称据俄文原著译出。平明出版社邀余重译此书，所据为加奈特夫人英译本也。丰译改题‘笔记’，余则仍耿译旧题‘日记’。时颇从事译事，有旧俄长篇小说两种及此书，而以此书为最浃意。友人见者亦多喜之。此册尚是初版，陆灏兄得之，颇干净，如新书，嘱题数语卷耑。辛卯四月二十七日。黄裳记。”后来上海书店重印黄译《猎人日记》，用了这段题记代序。
陆谷孙先生的著译，包括他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我都有他的签名本。称呼也每每不同。最早1987年陆先生送我他翻译美国作家欧文·肖的小说《幼狮》，称“陆灏贤契”；1990年送我《英汉大词典》上卷，称“陆灏同道”；后来有称“灏兄”、“宗兄”等。
2011年12月，陆先生有两本新书送我，一本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20篇：英美现当代散文》，在前衬页题写：“少恩公陆灏披览”，署“老愚陆谷孙敬志”。
另一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江流过水悠悠》，是翻译美国作家诺曼·麦克林恩的自传性小说，书名页上用绿色墨水笔（肯定是我提供的）题写一段英文：
时隔三十多年，我这次检出这本书，已完全不记得这句梵文的意思了，只好向季先生的高足钱文忠兄请教，文忠兄说是“真理必胜”。那天季先生问我：“认识我学生钱文忠吗，也是你们上海人。”而我就在前一天刚认识文忠，是沈公邀请我参加在王府井葡萄园举办的《读书》服务日活动上认识的，那天是北京一些学者与台湾学者座谈，有裘克安、许觉民、葛兆光、汪晖、王守常等先生，座中有个年轻人，说话特别老派，开口闭口“宾四先生”“默存先生”，就是文忠兄，会后相识，一见如故。
陆灏
文汇报编辑；
著有《东写西读》《看图识字》
《不愧三餐》《担头看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