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颢｜认识你很高兴，奥威尔先生

我敬佩乔治·奥威尔，但在此之前，我并没把他放在顶级作家之列。那时我还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的力量，比寓言与预言都要强大得多。

二零一五年春天，在我重读了《一九八四》后，这个观点被我自己彻底打破了。

那一年我四十四岁，一个敏感的年龄，身陷囹圄。我是在高墙之内读这本书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还总是想着：千万不要这么快读完啊。一连读了两遍，有好几次浑身颤抖眼冒金星。我是用身体的反应去重估乔治·奥威尔的。

也许正是那个时候，他把草种到了我虚弱的身体里。

之后，在墙内的三年多，在非常有限的场合，我不止一次遭遇了这本书。

先是见到一本韩文版，一个自称曾是船长的韩国人在读，我让他教我韩语，他却教了我一点真假难辨的摩斯密码，用弯起的手指弓敲打这世上最厚的水泥墙。

在某个临时图书室里，翻看一堆日文书籍时，见到一本日文版《一九八四》。这堆小开本的书保存得很好，书上的折痕都被仔细抹平，乍看就像新书一样，但凭感觉就能知道，它们都被人异常认真地读过。这堆书里还有村上春树的日文版《1Q84》。

后来来了一个秘鲁人，他跟我说，也是在那个神秘的临时图书室里，见到过一本西班牙文版的《一九八四》，但我只是听说未亲眼所见。我想他不会骗我，他在我面前背诵过加西亚·洛尔迦的诗，并引诱我说，只有学会了西班牙语，才能领会到洛尔迦诗歌的美妙之处，当然，还有我热爱的《唐吉诃德》。他想教我西班牙语，并以此打发时间。

我真的信了，并跟他学习了西班牙语。后来还翻译了一些西班牙语诗歌，资料来源于他每次会见后带进来的、由秘鲁国家图书馆出版的杂志。那是我见过的最高品质的出版物。

第一眼在那儿见到中文版《一九八四》时，小心脏还猛跳了一会儿，有点难以抑止的激动，忍不住还瞄了一下监控摄像头。在那之前，我一直渴望遇见一本围棋谱，就像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中那样。甚至幻想着等我出来时，将会摇身一变，成为围棋高手了。但这没有变成事实。在那不久，碰到了两卷本的《佛教考古》，里面居然还有梵文，心中暗喜，就把它当成棋谱那样，仔仔细细啃了几遍。但最后既没有成为考古迷，也没有成为和尚。

拿到手上时，这本书其实已经快散架了，没有了封面封底和前面几页，书也被翻得卷起了角。但第一眼便看到了“裘利亚”三个字，我的第一反应是，哦，这大概是《一九八四》。翻了几页，凭之前读过的印象，觉得应该是董乐山先生的译本。

几个月以后，可以对照着几页目录购书时，我发现其中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版本的《一九八四》，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拿到后一看，居然还是企鹅经典六十周年纪念版的、唐建清先生的译本，那张封面也是英文原版的设计。这本书很快成了我的枕边书，陪了我一段时间后，被我留在了那里。

差不多一年多后，在另一处墙内，还遇见一位早已移民澳大利亚的师兄，他说在之前的地方见到过我留下来的《一九八四》。他还说，他把能找到的、我留下来的书，统统浏览了一遍，其中仔细读了那些我做了折角的页码。我的折角有一个统一的风格。

被转移地点以后，我又见到过几次《一九八四》。先是在一个堆满了穿越小说的书架上发现了刘绍铭先生的译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那时我初到这个新地方，手上一本书也没有，心中惶恐，所以毫不迟疑地取下来抓在手里，像在大海里抓到了一根稻草。

过了大概一年后，有一个人拿着书来向我请教，说是内部书展时买到的，我一看，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版，中文是孙仲旭先生译本。

后来我又在翻看图书馆目录时见到过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四》，有人借来后我顺便瞄了一下，也是董乐山先生的译本，不过是很早出版的书，封面上还有毕加索的壁画《格尔尼卡》。

到现在，想起《一九八四》，我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女主人公裘利亚，她正在没头没脑地唱着那首废话连篇的歌：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

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

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与旧痕

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她的歌声随着夏天的甜美空气飘了上来，非常悦耳动听，充满了一种愉快的悲哀之感。你好像觉得，如果六月的傍晚无休无止，要洗的衣服没完没了，她就会十分满足地在那里呆上一千年，一边晾尿布，一边唱情歌。”

这是小说中的片段。

那时候是多么渴望闻到外部世界的气味啊，哪怕是一块尿布。

如果不是艾玛·拉金的《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我可能还不会把视线从奥威尔的作品转向奥威尔本人。

我是在二零一八年春天、离回家还有半年时读到这本书的，王晓渔先生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很难归类这本书，像非虚构写作，又像文学评论，像人物传记，又像旅行见闻，还像深度报道，或时事分析。

一九二一年，十八岁的乔治·奥威尔（当时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从伊顿公学毕业，因成绩不好，无法获得大学奖学金，家庭经济条件又不足以供他上大学，于是主动申请，去往印度皇家警察驻缅甸部队任职，直至一九二八年初辞职，开始写作生涯。

在这本书中，艾玛·拉金对奥威尔的思想起源、写作脉络给出了一个非常感性的解释，这种解释不是学者式的研究结果，她是一名记者，通过田野考察式的访问，敏锐地捕捉到了种种迹象。当然，事后她没有刻意再从文献中去求证，那不是她的目的，她的目的是通过重新解读乔治·奥威尔，从而来解读缅甸这个国家。这有点出其不意。

现在我知道，她做得很出色。在全球知名的旅行丛书《孤独星球》的《缅甸》一书中，《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仍是排名第一的认识这个国家的指南。尽管缅甸的现实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本书仍然管用，因为其中基本逻辑没有变。

这可能是当年的乔治·奥威尔万万没有想到的，他竭力逃离了这个国家，现在他反而成了理解这个国家的一把钥匙，而那儿的人也把他当成了一位先知，同时认为是缅甸造就了他。事实上，现在是“从乔治·奥威尔那儿寻找缅甸”。

在阅读艾玛·拉金这本书时，不免会想起二零一六年底在墙内读的另一本书，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阅读来记忆》（朱孟勋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每个人都在不平凡的阅读中表达着个人关怀。

作为一名英帝国派驻殖民地的、在各地高墙内轮职的警察，在缅甸的经历究竟是如何启发奥威尔的，他又是怎样把启示转为寓言和预言的。这是我经常想到的一系列问题的第一个。

想起来，如果抽离了时空的话，这是一个有点荒谬的场景，因为当时的我在身份上是一个似乎与他对立的角色，我们应该是相互“死亡凝视”的对象。

然而我希望不仅从文字上，而且能够从直觉上去感应到年轻的奥威尔。我知道他年轻时是一个内向的人，但缅甸彻底改变了他。

我想到了我自己。

于是便有了一个朦胧的假设：当我自由了，或许我也可以去缅甸走一走。

但那时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假设阶段。

二零一八年底回家后，我开始有机会阅读他基于早期缅甸经历而创作的作品，以及个人书信集。我发现，乔治·奥威尔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差不多一年后，我的假设居然成行了。我踢着拖鞋，沿着伊洛瓦底江，由北向南，再转去东南沿海、西南三角洲、西部印度洋海岸，尽量使用最普通的公共交通工具，乘船、火车、巴士，一路游荡，每次预订旅馆都不超过两天，因为不知道下一站会去哪里、何时出发。

在路上，我不停地遇到《一九八四》，各种各样的版本都有。

在曼德勒旧皇宫围墙南门外，有家青年旅馆，是两位新加坡女孩经营的。在那儿，我见到一本被翻烂了的英文版，它是我曾读到的企鹅经典六十周年纪念版的原版，它成了我和一个柬埔寨男孩的聊天话题。在著名的老妈妈客栈，我见到了意大利文版。

在缅甸中北部，伊洛瓦底江边，有一个小城，《孤独星球》给出的标签，大意是，去这个城市旅行的人，不是文学爱好者，就是流浪汉。当然，我想，这两者是约等于的。

这就是杰沙。奥威尔在这儿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并以此为背景，写下了小说《缅甸岁月》。但我怀疑，其中大部分情节是非虚构的，也就是说，女主角“玛拉美”是真实存在的，她与后来《一九八四》中的“裘利亚”只有一线之遥。

在著名的有着殖民地风格的杰沙旅馆，我见到《一九八四》最多的版本，英文版就有三种，还有法文版、巴西出版的葡萄牙文版、和我以前见到的不同的日文版、以及马来文版。我本来想借一本英文版的随身带着，但看到书架上有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昂山素季《缅甸来信》的复印版，便改变了主意，借了后者，在伊洛瓦底江边的茶馆读了一个下午。

从杰沙出发，我又乘船到了蒲甘，著名的佛塔之城。在那儿，我把时间分成两截，上午留给了奥威尔，在旅馆阅读、写作、发呆。中午，我会骑上电动车，去到一些荒野小寺，在寺院的榕树下或洞窟里睡上一个午觉，然后找一个比较舒适的地方阅读、写作、发呆，等着太阳落下。这样的地方往往是某个佛塔的门槛、石阶、冥想室、靠江的土坡或石墙，就在佛像的注视下。

从偶尔凑在一起观看落日的陌生人手里，我看到了德文版。在阿难陀寺门口，一个瘸脚走路的人上来，问我买不买书，还没等我回答，就从书包中倒出一堆书，然后一本一本地排列在半狮半龙的辛特雕像下。我一看有一半是奥威尔的作品，不过都是影印版，其中就有西班牙文版的《一九八四》。

我一直想找一本缅甸文版的《一九八四》，在仰光，转了几个书店都没有找到。

那段时间，我差不多把乔治·奥威尔在缅甸待过的地方重走了一遍。很多近百年前的建筑现在还在使用，有些看上去已经摇摇欲坠，如火车站，有些看上去仍旧坚如磐石，如监狱。所以，当我站在现场，很容易产生幻觉，或许乔治·奥威尔还生活在那儿吧，只是他已经很老了，仅凭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已经认不出他了。

所以，有时候我想找人搭讪，第一句话会问：‍‍

“你认识乔治·奥威尔吗?”‍

呵呵，得到的反应五花八门，都可以写一个寓言了。有一次，在一个破败的茶馆门口，问一个刚下完国际象棋的留着短白胡子、戴着窄边草帽的老头，他指了指街上路过的一个年轻姑娘，说：‍

“不认识，但我认识玛拉美。”

然后我俩哈哈大笑。

但我并没有打算现在就要去写一个关于他的故事，那还需要更多的旅行与阅读。除了解答脑海中的一系列疑问，我也说不出驱动我的源动力究竟是什么。我反而在琢磨，他没有失去过自由，为什么他能够获得如此深刻的感受，以至于他的文字曾使我颤抖。驱动奥威尔的源动力究竟是什么。

或许是同一个?

我一路游荡一路回首，以乔治·奥威尔的角度向自己提问。

更多的时候，更像是我与奥威尔的隔空对话。我把这些都记录了下来。它们是直觉的产物，随意的、零碎的，并没有带着太多的思考。比如写于西南小城勃生的这段：

我反复做着一个梦

以至于它越来越清晰

那是白天一个冲突的

另一种结局

最终我与黑车司机扭打起来

旁人报了案

于是我被阴差阳错地

带进了高墙以内

刚取下黑色头套

就有人操着纯正的英语

厉声问我：

请报上你的名字。

我抬头一看，大喜过望：

太好了

乔治·奥威尔

我正四处找你呢。

从仰光飞昆明的航班在下午四点，当飞机起飞后，由东往西向上拉升时，如果恰好坐在飞机右边靠窗位，你会发现，在窗外右下方，有一座大得和这个城市不成比例的圆形建筑，它的构造由圆心向周边辐射，在斜阳下发着奇异的光。

你可能会联想起罗马的斗兽场，但它大得多，形状更像一个正在旋转的俄罗斯轮盘。

这就是奥威尔曾经工作过的、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永盛监狱。

看着它，我放下了手中的《痛苦的尺度》一书，发了一会儿呆。我其实曾站在离它不远的街道上，用谷歌地图研究过它，仔细了解它的内部结构，想像各式身份的人在里面如何活动，包括身居塔楼里的奥威尔。

这个内心忧郁的人，最后如何决定逃离它。

飞机越来越高，它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变成一个句号消失后，我默念一句：

“认识你很高兴，奥威尔先生。”

沈颢‍‍‍‍

一个不爱说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