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这一年，我所经历的死亡

曼地临走的时候格外憔悴，她比以前瘦了很多，剃了光头，总是淡然地微笑着，脸上有一种柔和的光芒。那是她最后的时刻，不过依然在坚持着欣赏这个世界。她有时会发一条朋友圈，谈桐叶飘落的上海街市，也谈她的两只猫。其中一只是个模样讨喜的蓝眼橘猫，曼地拍了一段它的视频：小家伙正在花盆中卖力地吃草，不时抬头看看，蓝眼中有欢乐，也有困惑；背景音乐是曼地自己选的，印尼Mocca乐队的《我记得》：

我记得

在黎明的屋顶上

我们的欢笑  我们的愿望

你是否还记得

我们在雨中共舞的冬月……

在她留下的不多的话语中，谈的最多的是她的女儿。曼地辞世之时，她刚刚小学毕业，曼地叫她“我董”，大概是董事长的意思。她唱歌、跳舞、弹琴，曼地就在旁边拍摄，偶尔加几句评论，语调淡淡的，像是要把一腔关爱全都藏起来。

曼地告别这个世界时还很年轻。她美丽、泼辣又优雅，我总觉得她像一匹毛色雪白的纯种马，只适合在无垠的草原上自由地奔跑。有一天酒后，我对她讲了这个印象，曼地很酷地回答：“你是说没人可以驾驭我吗？”她轻啜一口加冰的威士忌，甩一甩那头大波浪，“这个吧，主要看心情。”

我从来没想过曼地会死，而且还死得这么早。萨特说诗人兰波之死是“纯粹的浪费”，我想曼地也是。她那么美，那么热烈，总是带着一种灼人的光芒，她过早的死亡也是不折不扣的浪费。

在这一年的二月，曼地买了一本我的新书《盐镇》，还特地发了朋友圈，并且托朋友告诉我，说她很为我骄傲。仅仅十天后，她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不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是什么时候，我和她都说了什么，但在记忆中，我们仿佛是从小到大的朋友，说过无数的话，吃过无数顿饭，经历过无数的事。以至于在这个年末，当我去参加WSJ的颁奖典礼，有人指着我耳边说“好特别的耳环”，我立刻下意识地回答，是曼地送我的。这时候我才想起，她已经离开快一年了。那天晚上结束了晚宴，在房间里，我反复播放那首《我记得》，“我们的欢笑，我们的愿望”。

我记得的当然还有黄孝阳。做骚客文艺的时候，主编对他的才华一顿猛夸，而第一次见面，他居然是随着一串钥匙出场，叮叮当当挂在裤腰上，脸上永远挂着“团团圆圆”似的憨笑。大概是因为胖，稍微动两下，他脑门上就都是细细的汗——但这哪像个才子呢？基本上就是个大号的郭冬临啊。

第二次见面，是我有事去南京，他知道了以后匆忙赶过来，还是一串钥匙叮铃咣啷的声音，也就简单地吃了个工作餐。他是朋友中唯一称呼我“姑娘”的，他简直像一个从古代穿越过来的人，无论是不合时宜的理想、生活方式，还是待人接物。

后来看别人对他的追忆，才知道他过得很苦。也许就是对写作过于认真了，生活中除了看书写字，什么都没有，健康也完全不顾。那个写字台就是他的命。我并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他最后的猝死。人生中和他的三次见面，说过的话不超过五十句，我对他的了解实在太少了，而他留下来的那些文字也未必是他全部的内心世界呀。他是2020年走的，也就不到46岁。

我一直都在后悔，如果知道死神对他举起了手中的镰刀，我会更加珍惜和他好不容易相聚的机会，那么此刻，我至少可以多一点描述他的文字。维特根斯坦的遗言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但是死亡啊，和死亡如此不同。

就像爷爷走之前，什么话都没有留下过，感觉那不过是一场酝酿已久的结局。

爷爷出生于1920年，是家里五个孩子中无足轻重的一个。他从小就沉默寡言，像所有的农村孩子善于忍耐，从乡野生活中学习到的最大智慧就是随遇而安。饥荒的那几年不让养猪，猪圈被拆后，他攒了点钱买了小猪仔，放在竹林里喂养。就这样也养大了两只大肥猪，在村里名噪一时。

爷爷的一生，职业生涯丰富多彩。小时家里穷，好不容易经人推荐，他和幺爷爷在嘉陵江上做纤夫——从顺庆，即现在的南充，到重庆渝中区的朝天门，每次往返大约半个月左右。纤夫一般不穿裤子，哪怕内裤也不穿，因为水流缓慢或上行之处，随时得跳入水中，走到岸边拉船。因此，纤夫只能穿着长衫，包着一条白帕。下到水时，将长衫挽在上身，则不湿衣服。头上的白帕，既是热天揩汗的汗巾，也是洗澡洗脸的毛巾，同时是遮日挡雨的帽子。夏天，烈日炎炎，酷暑难耐，冬天水冷风寒，下到水里，冻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纤夫吃在船里也住在船上，夏天一张席，冬天一捆谷草。吃饭是轮流煮，稠稀饭下咸菜。纤夫一般在船头或船尾方便。有一次，不知是谁，在江里打水时舀进一坨粪，饭煮熟时才发现。老板舍不得倒掉，将计就计，打了数枚鸡蛋在饭里搅拌均匀，再放上一坨猪油和一点盐巴。大家狼吞虎咽，还以为是老板的犒劳。

爷爷当年还做过村农会主席，斗地主，分浮财，权力无边，似乎还因此移情别恋（爸爸日记的原话是“父亲在世时，我向父亲提过那段往事，他在感叹之余也觉得十分沧桑十分后悔”）。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初，奶奶因此带着爸爸最小的妹妹，净身出户，嫁给了山区一个伍姓的夯汉。爸爸后来才知道爷爷与奶奶离婚了。过了一年，爸爸和小姐姐想母亲了，就偷偷地离家，步行几十里去寻找母亲——偏远的崇山峻岭，山连着山，岭接着岭，莽莽苍苍走很远才能见着一户人家。几十里的山路，不到十岁的他们是如何寻去的，至今爸爸自己也都诧异。吃了母亲做的饭，已是半下午了，正巧“那个人”卖柴去了，奶奶在邻居的唆使下，贱价卖了上百斤稻谷，款项给了两个孩子——“当年的山区很少水田，一年大不了也就收获几百斤谷子。母亲为了我们竟然卖了全年三分之一的细粮。后来听说，那个人回到家发现少了那么多稻谷，一怒之下，将母亲打了个半死。据说，是用捶衣棒打的，打得母亲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足足在床上躺了半个月，才能下床走路。”

爸爸一直到今天都记得，那里叫伍家枇杷山，所有人家都姓伍，而他从此再也没有去过。

过了几年，爸爸因为放了农忙假，就回到家里依傍着才15岁的小姐姐。这一年爷爷为了谋生，独自远走苍溪，婆婆年老体衰，经受不住饥饿的折磨，拿着还剩一半谷糠的粥碗与世长辞了。那天奶奶带着她和那个人最小的女儿来了。“此时我已辨认不出是母亲，她，她与小妹，手里拿着几根干枯的豌豆藤，藤上依稀挂着几枚豆角。母亲的颧骨高耸，两眼深陷，十来岁的小妹面色蜡黄，神情痴呆，各自穿着一件长夹袄，长夹袄已经是破烂不堪，似乎是多年没有洗也没有补，不仅露出干瘪的身子，还迎风飘出一股臭哄哄的味儿。邻居孙家良说，如果在夜里见着，是会吓死人的。这就是我最后看见的母亲的形象……”爸爸没有任何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亲生母亲离开。回去没有多久，她们就饿死了。听说睡在草堆上的小妹弥留之际反复念叨：“我要喝一口米汤，我要喝，一口，一口米汤……”

奶奶连墓碑都没有留下，对于那个年代的穷人来说，坡死坡埋，沟死沟埋，狗肚子就是棺材。

2010年爷爷还没走的时候，继奶奶已经唠叨“还不死，拖累后人哦……”，部分原因是爷爷早就给自己算过命，83岁有一劫，过了就会再多活个十年。爷爷有双结实的腿，抓地很牢，总是稳稳地行走在土地上。他一辈子都喜欢赶场凑热闹，83岁的时候，有一次赶场摔伤了背，在家里睡觉时恍惚觉得总有两个小孩在旁边不停地喳闹。他叫小孩不要闹，可是没人听他的，三番四次，他一怒之下就把两个小孩绑起来，点火烧掉了……突然惊醒，是南柯一梦。过了几天，爷爷觉得背上痒，用手去摸伤口，摸着摸着，从伤口抽出一根刺一样的东西，摸着摸着又抽出一根。两根刺扔掉了之后，背上再也不痒不痛，没过多久，竟然不治而愈了。

在农村，如果像爷爷这样，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而自己享受孤寿的，多半就被人在背后说“命硬”。他们也会说那些人都是被爷爷克死的，说完多半还会意味深长地看着继奶奶。于是在继奶奶的唠叨之下，爷爷的驼背又弯了一些，我总怀疑是因为承受不住继奶奶给予的这种压力，爷爷生生地从1米6缩水成了1米5。给自己算卦之后，他吃得越来越少，也把自己的人生范围从五十米开外的地里回迁到了狭窄的院子，鸡也不喂了，就像一棵被收割的谷穗，把自己疲软地摊在堂屋的藤椅上面。

爸爸说，继奶奶说的拖累后人是假，拖累她倒是实。那时候爷爷已经九十一岁了，他老眼昏花，连爸爸都认不清了，经常要过许久才反应过来，眼前的这个人是他的大儿子。吃饭，洗衣，一切都靠已满七十的续弦，在劳动力缺乏的农村，这确实是一个苦涩的负担。

2011年的10月1号，爷爷“终于”死了，没有痛苦和挣扎，连声叹息都没有——他提前十年就准备好了迎接自己的死亡，大概因为走了比别人更长的路，也使得这场死亡并没有那么多悲伤的意味。

也许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并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离别。

我这段时间频繁地梦见熊老师，他总是三十岁的样子，蓝衬衫，黑头发，笑得特别开心。跟我说过两天就要走了，好像言下之意再也不会回来了。然后我就醒了。

我上初一的时候，熊老师调到一中，是一个略显拘谨的年轻人。我也刚从小学的深渊里爬出来，他让我当班长，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总觉得这可能意味着几天后就会被撤下。

熊老师是扔进人群里不显眼的普通人，除了那双鼓得像青蛙的眼睛。他在课堂上和大多数老师一样，竭力保持着一个教师的尊严。并不是所有人都爱他，对于捣蛋的男同学，他也会用硬邦邦的手指头去敲一下，显得很暴力。

他教语文，给我们布置周记。大部分的同学都随便涂鸦，我也一样。区别在于，整个小学六年，我被同学欺负得紧，就自己找个地方捧着书看。我有一些和他们不同的小敏感，报纸上的漫画，我笑得前仰后合，他们把我视若怪物。大概从那时候起，我就活在自己的天地里。我想我是个孤独的旅客，走在苍茫大地上，也许偶尔会有只鸟停留在我的肩膀，我们一起走在不知终点的路上，一个人，一只孤独的鸟。它飞走了，但是我觉得它是在替我飞翔，它也知道我是在替它走路，这白茫茫大地好干净，我俩一句话也不用说，孤独才是永恒的。

我把这段话的大意写在本子上。回家的时候爸爸拍拍我，很郑重地说：“熊老师说你真是和其他孩子不同啊，写的东西怎么可以这么有思想有意境。”

他也不是刻意的，但就是每次都会赞扬我的作文，于是语文课成为我唯一喜欢上的课。他好像不在乎我别的科目成绩不太好，他是第一个觉得我不是因为笨才学不好的人，还执意让我做班长，直到我因为受到排挤，哭着说我不想再当了。然后我的青春期兵荒马乱地过去了，因为胖、因为自卑，各种原因，不起眼也就没有给老师们带来过太多麻烦。

很多年以后，在美国采访NBA，见天在《体坛周报》写一个整版，偶尔也仓皇地看到头版上自己的照片，那就是一个年轻人为了在大城市立足的正常打拼。我没有时间和任何人社交，更别说是探望他，只是隐隐约约听父亲说，他在自己的班级里，一遍遍读我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些文章。

又很多年过去了，2021年创业失败，回到家乡。因为不甘于只是静坐在那里，于是回到自贡的乡下去写一本书。那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乡下，没有一栋熟悉的建筑，没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只有熊老师在40度的高温，陪着我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寻觅，找房子，直到我无意中看到他的衣服粘在身上，才知道他热成了什么样子。

他其实并没有那么清楚我到底要写什么，但他和我爸爸一样，就觉得我怎么做都是对的。终于定下了小镇之后，他依然不放心，给我各种生活方面的叮嘱和联系电话。

那一年7月父亲在重庆摔了一跤，把肋骨摔断了。他听说了以后，第一时间找了他学生的一辆车，一定要押车前往。到了医院门口，因为防疫的关系他进不去，便又坐着那辆车往回走，来回六个小时。

其实就在我决定写书的时候，他已经动了结肠癌手术大半年了。我看到的他还是那样神采奕奕，笑的时候音量仿佛从地底深处震荡起来，那是一种回旋在大地的笑声。托这本书的福，我在镇上待了近一年，差不多在市里和他吃了三四回饭，总是在那种极难找到的神奇小店。他那么爱说话的人，每次也都是笑眯眯地看着那几个同学吵吵闹闹，偶尔还给我夹一筷子菜，说我在外面吃不到。

也就是这一年，他身上似乎缺失了一点东西。印象中他也算易燃易爆的人，但他现在除了嗓门大，就好像一块被磨圆了的石子，不知道是不是疾病带给他的。因为有一次，只有那么一次，我们在赵化镇，我开玩笑让带路的小孩不要驼背，男孩走开之后，熊老师跟我悄声地说：“以后别当着人家的面这样说。”

书快写完之前，2022年3月3号，熊老师发短信给我，说可能癌症转移到了肺部。他说了些医学上的词，那是我第一次有点慌乱，打了好几个电话，跟不同的同学询问这种转移的情况有多危险，会发生什么后果等等。依然觉得在熊老师身上不会出现最坏的结果，因为他看上去还是那样：上次观察到，除了多出来许多白发，他说话的音量、走路的姿势、所有的表情，和当年在讲台还是一模一样。

也就是这一次通电话，和熊老师关系非常密切的万同学（她的父亲曾是熊老师的老师）第一次告诉我，她身边有个朋友喜欢我的文章：“你知道吗？我以前知道你优秀，但我不知道这么多人知道你，才发现我对你一无所知……”她说了十分钟，也提及熊老师对我的关爱，“你这个人就是啥子都不喜欢和我们摆……”。

我想到一个问题：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从来没有给熊老师寄过我写的书，没有跟他聊过任何一次我职业里面骄傲的事情。我默认和这个宽广的世界相比，那些都不值得一提，但是万同学的这句“你是他最值得骄傲的学生”提醒了我，我的这种行为完全就是矫枉过正，是另一种意义上虚伪的清高。

3月10号那天，我打车去了熊老师家，他到门口来接我。大热天的，他早早地就把家里的风扇开好，安静温馨的房间里还有一只猫在走动。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他讲过那么多的话。我滔滔不绝地讲啊，跟他讲我职业生涯的惊喜，我换来的那么一点点成绩，别人对我的赞赏，我交往的那些优秀的朋友。我讲啊，根本不想停下来，我好像希望能够把所有过去开心的事情都在这两个小时之内全部分享给他。他乐呵呵地突然说了一句：“你放心，我怎么也要活着等到你的新书出来，我会好好保重身体的。”

可能是因为阴天，房间光线也不够，他的脸部有阴影，光全在他的身后。

后来到了灵堂的时候才听师娘说，他在进ICU之前，问医生可不可以捐赠遗体，医生回复说自贡太小没有这个条件。他说那么至少可以捐赠眼角膜吧，希望有人替他再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只可惜医院还是做不到。

然后师娘看着我，“那天下午你来的那次，他特别高兴，是他最近最高兴的一天。”她没有哭，这一上午，要接待的亲友太多，大家显得都比较平静。

只是有一下，我看着灵堂里他的遗像，横幅写的是“送别熊成凯老人”。我转过头去，让万同学帮我拿一下包，我需要借助一个不相干的动作缓缓——我接受不了“老人”这个称呼，尽管我意识到他已经64岁了。我真的接受不了这样不合时宜的告别，不应该是这个时候，这种称谓。

或许我还是过于浅薄了，熊老师走的最后一天，我没有去送别。许多年前我在自贡去过一次墓园，有一块墓碑上面写着：爱女某某之墓。我算了一下年龄，逝者才十几岁，而且从立碑到当时那个时候，如果她的父母还活着，岁数应该是特别大了；还有次在广州，我看到有一块墓碑，上面写着：东碳厂供销科副科厂某某之墓。没由来的一阵哆嗦，那一天我又察觉到了那种冷飕飕的东西滚过背脊的感觉：是不是只要我没有看到他躺在那里，没有这些“盖棺定论”的东西，我就可以假装忘记他已经走了的事实？

2023年的2月底，风华正茂的曼地在离开之前去了临终关怀医院。在朋友圈她发了最后一条信息：“昏睡了四天四夜醒来，发现死亡并不是黑暗，而是无边的虚无，人间很苦，你们要好好活着。”

写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2024年的1月7号了。再过些天，人人都要庆祝春节的到来，我琐碎的文字可能有些不合时宜了，更何况我看到的好些年终总结，追忆的都是知名的逝者。以上几位提及的师友，有的在若干年前就离开了，有的刚刚从2023年抽身。无论是爷爷、熊老师、黄孝阳还是曼地，他们似乎对这个世界没那么重要，但每一个人的离开都像从我生命里带走了一部分，虽然我也说不明白那到底是什么。

黄孝阳走之后，我翻阅过他公号的所有文章，有篇文章里这样感叹：作为人这种存在的本身，即是一小团宇宙之奥的凝结，犹如石头、玫瑰、庄严的山峰、不舍昼夜的河流。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于“新生”的庆祝总是要多于“消逝”，但是我们好像并不明白“消逝”有时候并不是“新生”的对立面，就如同美有时候不是因为生长，而是想到生长之后会被收割的黯然。如果不懂得这些消亡，永远就不会学习到真正地去活着。

我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村里发了大水，沿着村口，冲进猪圈，再从门口流出，发出了轰隆隆的声音；它绕过玉米地、直到一路找到爷爷门口那棵老树，然后不知道怎么的，爷爷盘腿坐在水中央，屁股下面是那棵鲸鱼一样的老树，他俩一起流到天上去了。

这一年的春天和夏天都过得很快，冬天一眨眼也会过去的，我要去学习爱那些石头、玫瑰、庄严的山峰、不舍昼夜的河流。‍

易小荷

四川自贡人，资深媒体人、作家；

代表作《盐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