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禹成｜活着，在呼啸的大桥下
蔚蓝色的曼哈顿大桥，横越过夕阳下闪闪发光的伊斯特河，连接起布鲁克林和曼哈顿。桥上车来车往，河上的船只翻起白浪。在曼哈顿一侧，东百老汇街和市场街交界处，大桥正准备俯下庞大的身躯，逐渐伸入曼岛的土地。桥下，是熙熙攘攘唐人街的一部分。
来纽约的第一天，我初次从曼哈顿大桥下走过。地铁列车在桥上行驶，年迈的车轮和铁轨剧烈摩擦，发出刺耳尖锐的金属声，似乎要穿透我的耳膜，震荡我的头颅，碾过我的身体。或许是因为耳内气压的变化，我觉得耳朵一阵胀痛，头也疼了起来。我捂住双耳，直到列车渐远，才松开双手。但还没等我走出桥底，另一列地铁又已呼啸而来。
比噪音更让我震惊的是，环顾四周，没一个人和我一样用手捂住耳朵，也没人面露难色。仿佛这列车的呼啸声不曾存在。桥底下，大多都是中国移民开的理发店、杂货店、超市；生活在周遭的过路居民，大多也是中国人。我是初来乍到的纽约异乡人，本想在与往来行人的目光交汇里，寻找到一丝共同的对噪音的嫌恶，但发现我的“小题大做”在此显得格格不入。只有一个杂货铺前的小孩提醒我这一切不是幻觉：他呆呆地抬头，一脸茫然地看着桥底裂缝中银灰色的车厢掠影。
一共四条地铁线路在曼哈顿大桥上奔驰，其中两条全天运行，昼夜不歇。我曾看到一组关于噪音危害的数据：持续暴露在65分贝甚至更低的噪音水平下，更易导致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痴呆和睡眠障碍；如果一个人连续听85分贝以上的声音超过八小时，可能会导致永久性听力损伤。而纽约地铁经过时所带来的噪音，通常在90-100分贝之间。
数以千计的中国移民就工作，甚至居住在这列车呼啸的大桥下。
当天夜里我才发现，在离大桥稍远些的我的住所，也能听到桥上的隆隆地铁声。我试图想象着这轰鸣是一阵阵海浪，时而剧烈，时而沉闷，时而细微。在这样浪漫化的想象中，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得以入眠。
在距离更远、玻璃更厚的我的公寓，地铁声都能有如此动静，那距离大桥更近的那些中国移民呢？他们该如何与噪音共处？位于纽约的听力和交流中心曾提醒公众，每天仅15分钟暴露在嘈杂的地铁中，日积月累也会对听力造成损害。我不可避免地担忧起那些终日生活在曼哈顿大桥旁的中国同胞们——我选择住在唐人街附近，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我的中国胃，为了让异乡不显得过于陌生，而如今，这些为我提供家乡食物、熟悉感和安全感的人，呼啸的大桥或许正在无情吞噬他们。
不久后，在一门叫做“沉浸式新闻”的课堂上，老师希望我们用民族志的方式，沉浸式地报道一个陌生的或非主流的群体。老师说，在纽约这个种族多元、奇形怪状的城市，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宇宙，看似不起眼的群体，也值得我们倾注时间去了解。他希望我们能暂时跳出自己的圈子、自己的世界，以及自己的脑袋，去理解那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我立马想起了曼哈顿大桥下的那些中国人，他们大多在数十年前偷渡或移民到美国，来到这里是为了摆脱贫穷。我与他们虽然有着相似的面孔，但是文化、处境、来意，甚至日常使用的语言，都大相径庭。他们之于我，也是这座城市的陌生人。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2023年2月的一天，我走进一家桥下的珠宝店，开始了我对桥下无数“宇宙”的田野调查。我询问店员陈姐，噪音有没有影响她的生活。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迂回地讲述了一个故事：
我家在福建的一个村庄，大家靠出海打渔为生。家家户户都有船，也都在家里放着船用润滑油。整个村子里都飘着油的气味，味道很重。有一天，一个外乡人新搬进这个村子，完全受不了，觉得怎么会有这么臭的气味。但随着住的时间久了，那人也完全习惯了村子的油味，不再吵着要搬走。
讲完故事后，陈姐露出了神秘的微笑，似乎在教育我这个年轻人一个道理，时间的力量无比强大，可以消弭气味，也可以减弱噪音，可以让人习惯生活里的一切，好的，坏的。“你看，和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到地铁声。”
在桥对面一家叫聚福园的餐馆吃饭时，正在休息的厨师对我说，“人都会习惯的，现在如果没地铁的声音，很多人反倒还睡不着了。”说完，店里人都哈哈大笑。我原以为这只是一句俏皮话，但后来，我遇到一个住在桥边的年轻人，他告诉我这不是玩笑，如果某个夜晚听不到地铁声，他真的很难睡着，地铁声已经成为了保证睡眠的白噪音。
我的理发师余师傅曾在桥边一栋老旧公寓住了十多年，和大桥仅隔30米。他是广东人，姐姐先嫁到美国，拿到了绿卡，随后父母和他也陆续抵达。他已经忘记自己花了多久才能在地铁的轰鸣声中入睡，但他记得每次在桥下打电话的样子，得先告诉对方稍等，然后一路小跑到离桥远点的地方。
余师傅对噪音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这些声音不是什么流血的伤口，也不是崴了脚你马上走不了路，影响不是立即显现的，所以你很少注意它们。”
可是人真的能习惯于这般对抗身体自然规律的呼啸之声吗？我存有怀疑。而且，容忍、臣服、习惯，就意味着一切理所应当吗？
我总觉得他们尚未向我打开心扉。唐人街的人们大多小心警惕，他们或是非法移民，或是经营店铺少交了很多税。因此，他们不大愿意和陌生人聊天，抗拒镜头，害怕惹是生非，用封闭的心态面对世界，将自己锁在特定的圈子中。这让渴望和他们建立联结的我沮丧无比，又无可奈何。这时，民族志式的报道方法——用更多耐心、花更长时间，或许能起一点作用。
随着我频繁造访聚福园，我和那儿的唯一一位服务员熟悉起来。她每次都会给我盛更多饭，还会告诫我什么菜不好吃，叫我别点。但我隐隐察觉到，老板娘不想让她和我闲聊太多。有一次，趁着老板娘不在的空档，我又和她提起了噪音问题。她眉头轻蹙了一下：“当然影响啊，地铁每天晚上哐当、哐当、哐当，经常半夜被吵醒。”她住在隔壁街靠近大桥的一侧十多年了，应对方法是，趁着下一班地铁到来前，赶紧重新入睡。
大家叫她阿胖姐，因为她肥胖的身型。一天夜里，我又到聚福园吃饭。餐厅最内侧的大圆桌上，有群醉气熏天的中年男子在聚会。一个穿着黑色毛衣的男人突然招呼阿胖姐过去，随后站起来用力揽住了她。他一手拽着阿胖姐的胳膊，一手在她背上摩挲，露出猥琐的笑。阿胖姐苦笑着挣脱出男人的怀抱后，笨重地挪步到墙后的厨房。她的身材是不健康的胖，双腿很难并拢，几乎要很勉强地拖着步子行走。但很快，男人又跟到厨房，再一次抚摸她。阿胖姐不再试着挣扎，只是疲惫地等待男人松手。大约一分钟后，男人终于回到座位。阿胖姐惊魂甫定，躲在墙角偷偷张望，确保男人不再发酒疯，才吁了口气，像是一只受惊的大象。
我没预料到我的观察会包含这样一幕，一位女性的安全、体面和尊严似乎都无法在正常的工作里得到保障。我心疼阿胖姐，冲动着想去制止，但又怕得罪客人让她丢了工作。我的帮忙会不会是一种惹事？总之，在那一刻，我留在了作为观察者的界限内。有一天，我悄悄塞给阿胖姐一对耳塞，或许是由于因怯懦而产生的愧疚。她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似乎不太理解这莫名的善意，然后轻轻地说了句谢谢。
餐馆的玻璃门随着客人出入开开合合。门被打开时，地铁的呼啸，洒水车的轰鸣，行人的高谈阔论，警车的鸣笛声，全都和着风清晰地灌进来。门被合上时，那些原本嘈杂的声响成了沉闷的背景音，而门内是阿胖姐每天要面对的琐碎日常：洗不完的盘子，点不完的菜，拖地滑倒摔伤的手腕，动手动脚的客人。
我想到了第一次走进这家餐厅时老板娘的话——唐人街的中国人做工都那么辛苦，回家都累死了，倒头就睡，哪会被噪音影响？
老板娘不住在附近，她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做工的确很辛苦，危机四伏，但噪音确实也影响了阿胖姐的睡眠。时间的流逝没有改变阿胖姐的夜半惊醒，她只是自我选择了忍受和顺从。
老王哥是离大桥最近的那家杂货店的伙计，也是我见过受噪音影响最严重的人。和他搭话前，我已经关注了他好几天。为了让路人更可能顺手买些东西，这里的杂货店通常把陈列商品的桌子摆到沿街的室外。老王哥每天就在室外忙碌。我很好奇，这样长时间暴露在噪音里工作，他对噪音是什么感受呢？
那天他戴着顶黑色的毛线帽。我从背后喊了声“哥”。没反应。我又喊了声，他依然没听到。当时并没有地铁经过，不是最吵的时刻。我叫第三声时，他终于转过了头。我看到一张黢黑的脸庞，还有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他是双眼皮，大而疲惫的眼睛烘托得血丝更加明显。
老王哥告诉我，他有严重的失眠，每天都睡不好觉。一是因为工作压力，二就是因为噪音的影响。他指了指大桥，做了个鬼脸，模仿起地铁的声音，“吱咧吱咧吱咧。”他在白天忍受噪音折磨，到了夜晚，哪怕结束工作回到远离大桥的住所，“里面也是一直嗡嗡嗡”。我最初以为他是指房间里面有声音，后来我才意识到，他说的“里面”是指耳朵里面，持续经久的耳鸣困扰着他。
为了更好地理解他到底是在怎样一个环境工作，我买了一把小小的折叠凳。每到周末，我就搬着那把小凳子，坐到杂货店门口。碰上阳光晴好的时候，温暖的光打在唐人街行人匆忙的脸上；也碰见过大雪漫天，老王哥的鼻子被冻得通红，嘴唇都在打颤。但无论什么时候、怎样的天气，他在大桥下的工作就像桥上的地铁一样，很少有停歇。
他要不断地从仓库里把货架上损耗的货物补齐；要回答顾客的问价，只能贴着顾客耳朵大声喊；得清扫和整理店铺门口的垃圾，等待傍晚来临的收废品汽车。偶尔喘息的间隙，他拿起咖啡猛喝一口，又被老板差遣着去干新活，嘴里少不了骂骂咧咧。
他俨然已是地铁专家，告诉我下午三四点是列车频次最密的时刻。他还能根据噪音强度，判断有多少列车正在经过。有一回，3条地铁同时呼啸而过，世界瞬间失去了所有其他的声响。老王哥冲我指了指地面，又喊了些话。我凭他的口型和隐约的声音，能得知他在说——“感觉到了吗！这个地都在震！在震！”
关于震动，我想起了这门课的老师曾分享过的一段文字。大意是，如果我们旅行时太过匆匆，未能捕捉这个地方所附带的情绪和精神，未免可惜。我们应该打开心灵之眼，轻轻呼吸，去看，去嗅，去感受。那段话的最后一句是，“If you just get as still as a needle, you will be there.”——如果你像一根针一样保持静止，你才会真正地在场。
我问老师，为什么是针呢？如何能保持静止又能有所感受？
老师的解释是：“我想，是因为针可以和周遭的环境共振。”我太喜欢这个解读了，一根细小的针，虽然沉默，却能对周遭微小的颤动作出反应和回馈——比如我拍下桌子，它会轻盈地弹起又落下。我们都要做那一根针呀，去抵达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和理解。
很遗憾的是，那一天我似乎没有感受到老王哥说的地面的震动。
但我看到了他帽沿下露出的半截白色耳机。他说，耳机里什么音乐也没放，就是帮助降噪的，“好像有一点用”。但他又担心耳机有辐射，所以总是戴一会儿又摘一会儿。半年多后，我还在那附近见到过一位送信员，四处投信时，那位信差的两只耳朵里总塞着两团白色的小棉球。直到现在，想到呼啸的大桥，我都会想起那个白色的耳机，和那两团白色的棉球，这两个微小的物什或许是我这根“针”对当下环境的捕捉，成为我和那个宇宙的联结。
除了戴耳机，老王哥也求助过家庭医生，医生让他每天吃一颗安眠药。有回他觉得一片不管用，吞下两颗，结果第二天直接睡到九点钟，上班迟到两小时。他再也不敢一次吃两颗药。他还想做更深入的耳朵检查，可他的工作只有周六休息，大部分专科医生那天都不上班。
家庭医生说，如果想彻底改善耳朵和睡眠，那就换个地方工作，不要再待在大桥底下了。可不在这工作，又去哪呢？他告诉我，他月工资是2500美元，尽管不太满意，但这是他在国内永远拿不到的数字。
他仍是美国的“黑户”，对于中国偷渡客来说，能选择的工作很有限。在唐人街，只要能说中文、有体力，就有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是他们的社群所在地，是他们更熟悉、更有安全感的地方。
我发现了一个关于噪音的规律：当我焦虑或难过时，桥上的噪音会加剧我的坏情绪，阻碍我的睡眠，让我翻来覆去，彻夜难眠。
噪音或许像催化剂，可以让痛苦变得更晦暗，让难过变得更可感。当一个人有些许美好的盼头时，或许噪音还算是可以忍耐的东西，因为人们会在生活中找到其他抓手，但当一个人一无所有，噪音可以成为压垮那个人最后的一根稻草。
阿胖姐是有她的快乐的。有一天，她提起了自己的儿女。她的女儿学金融，在一家金融公司实习，一周上四天班，三天远程，一天去办公室；儿子则学计算机。她记不清学校的名字，也记不清金融公司的名字，只知道学校在25街，金融公司在华尔街。讲起这些细节时，能看到她眼里流露出的骄傲。
余师傅也有他的快乐。他来美国不久后就拿到了绿卡，一家人都生活在此，五六年前他搬进了政府的公租房，用更便宜的价格租下了更大的房子。离开大桥旁的那一天，他如释重负。
但老王哥好像没有任何微小的快乐。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住得不快乐，工作也不快乐，快乐到底是什么啊？”我不知如何回答这个天问。他继续说，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寻求慰藉，“没人在身边，感冒了也是一个人躺在家，傻傻看着天花板，然后又接着睡”。2003年，他花8万美金，通过蛇头介绍，坐船偷渡到墨西哥，在当地餐馆工作一年后，凭借一张假证跨过美墨边境。不像其他一些偷渡者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绿卡，他始终没能成功。离家去国二十载，从三十出头到年近半百，老王哥从未回国，从未见过尚在福州的妻子，也从未见过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
去年春末，我又一次经过大桥下，经过那家杂货店。我没见到老王哥，店里只剩下他的一个同事。我打听了老王哥的去向，那位同事摆摆手说，他去佛罗里达的中餐厅赚大钱去咯。我估摸着，佛罗里达中餐厅不如纽约多，物以稀为贵，或许能开更高的工钱。
我遗憾没留下老王哥的任何联系方式。和他唯一的联结是，我在桥下看着他工作，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分享着他生活的碎片。这样的时光加在一起大抵有10余小时。总以为来日方长，却没预料到他的猝然消失。
我一定算不上他的朋友，但又不是纯粹的冷眼观察者。边界的模糊或许是从某一天他突然和我分享欲望开始的。他坦露自己的性欲，迫切地问了我好几遍能否为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可以在纽约一起生活。那一刻起，我触碰到了他更丰富和私人的面向。但问题也随之出现，他开始频繁分享他的性事细节，当路上走过一些女性，他会用露骨的语言大声向我评论她们的身材，这些对话让我无所适从。我理解他难捱的孤独，但同时我也希望在他面前做真实的自己，比如制止他的行为，诚实地说出自己的不适，在那些话题开启时收起往常流露的笑容。我想，这是对所有人的尊重，也包括他。
如果观察者和参与者在一个光谱的两端，我似乎处于“中间某处”，不属于任何一端。在桥下和他共同忍受噪音的日子里，我既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原本生活中的自己。
我试图理解因为他的不告而别所产生的失落——或许，在纽约这样一个陌生人每日无数次擦肩的城市，这种“中间某处”、试图进入另一个“宇宙”的交集，已经足够在人心里打开一个缺口。
快一年过去了，我时常想起关于老王哥的一个画面。他远走佛罗里达几周前，我问他今后打算，他突然握紧双拳，在空中一挥：“等我再工作几年，赚够钱了，就回中国。”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充满决绝和宿命，也混杂了孤独和疲倦。
我突然理解了纽约作家柳原汉雅在小说《渺小一生》中，对纽约移民群体的描述——“列车隆隆驶过大桥时，阳光就像某种活物般充满车厢，把乘客们脸上的倦意一洗而尽，让他们仿佛回到初抵这个国家的时刻，那时他们还年轻，觉得自己可以征服美国……”
这些中国移民，他们也始终憋着一股气。他们似乎想要证明，多年前自己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倾尽所有漂洋过海，这一抉择是正确和值得的。因此，忍受离别是值得的，漂泊在无依之地是值得的，生存在这巨大的噪音之下，也是值得的。
阿胖姐也消失了。我透过玻璃，再看不到她缓慢移动的身影，但餐厅供奉的关财神前，电子蜡烛始终亮着，电子香始终点燃着，老板娘也始终面无表情地坐在那儿。她说，阿胖姐不在这做了。不知道会给我多盛几勺饭的阿胖姐去哪儿工作了，她过得好不好，还会不会在午夜被列车的噪音唤醒。
纽约大学亚裔健康研究中心的项目经理谭一玲（音）曾做过唐人街噪音问题的调研。她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唐人街的人们对噪音忍耐与麻木的背后，其实是无力感。”
谭向我解释，亚裔群体在美国政治机构中的代表性本就不足，而且，许多居住在唐人街的中国人是非法移民，不愿与政府打交道。“如果他们想解决问题，就需要让他们的社区组织参与进来，需要与政治代表交谈，让他们的政治代表意识到这是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
在和这些桥下的华人相处时，我感受到的就是谭提及的这种无力感。他们怀疑政治参与的意义，并且执着地相信中国移民不该妄想更完美的生活。珠宝店的陈姐曾和我在桥边偶遇，她送了我一罐怀里揣着的麦片，语重心长地说：“小弟，你别再纠结噪音问题了。在美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新庙马上建好了，我带你去拜一拜，保佑你一切平安。”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慷慨让我进入他们宇宙的人，哪怕只有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