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对话，求创新
01
卷首语
最早接触发展传播学是20年前参加我的导师张国良教授的课题。这是一个覆盖全国10省市的实证研究，我参加了其中浙江、上海、四川、河南等地的调研，深入高山密林和喧嚣都市，考察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机制，尤其关注中国经验与西方既有结论之间的冲突，希望有所收获。在我们调研的时候就听说，郭建斌也在做针对独龙族个案的发展传播学研究。他的研究让我很好奇，也大致回应了我在调研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在四川蓬安山区调研的时候，一位老奶奶看上了我们的调研礼品（毛巾和香皂），一路跟着我们，强烈要求也要做一份问卷。但完成问卷对她而言其实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她不识字，也听不懂普通话，甚至看电视也看不懂。对于我们的调研方案而言，她的媒介接触效果几乎是无法探查的。最后是一位高中毕业生帮助了我们，使用方言逐字逐句念给她听，然后让她自己选择答案。这一份问卷做得很辛苦，耗费了两个多小时，效度如何完全不可知，最后只能算是废卷。看着老奶奶欢天喜地拿着礼品走了，我们却有些哭笑不得。如何在发展传播学的框架下探知这一特殊群体的真实情况呢？其实，郭建斌引入基于田野观察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就提供了一种可能，他通过在场的观察和记录来认识大众传播媒介对于远离现代社会的族群作用机制，提供了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接地气的新路径。当基于现代社会体系而形成的研究方法面对这一特殊群体而失效的时候，民族志方法就成为一个没有方法的方法而连接起了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与问题阐释了。但两种方法的付出也明显不一样，我们完成一个省份三个样本地区问卷调研与深度访谈，大致在15天以内，而郭建斌的民族志研究则需要在独龙族蹲守半年以上。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但都是基于对话来展开研究。前者关注的是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的对话，后者关注的则是现代理论和前现代经验的对话，这样的交叉对话，勾画出了一副中国发展传播学研究的立体化的知识地图和研究场景。
没有想到的是，郭建斌教授一直深耕于此，并在20年后的今天给我们奉献了他关于发展传播学研究的进一步的考察。本期郭建斌的文章《发展传播理论与“中国式”发展之间的张力及新的可能》聚焦于探讨传媒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新可能，即基于特定的经验现象，在厚实的质化研究基础上形成新的研究问题，并辅之以量化的方法进行检验。这一研究成果，试图在既有对话关系结构中引入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的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寻找新发现。这是一场风险之旅，也是一场勇气之旅。其实，在我看来，创新通常是基于研究中对话的不断展开而达成的，或者说，没有对话就没有创新。
对话之于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之前本刊刊发过多篇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研究综述，基本上要求是对某一研究领域20年以上的研究进展的梳理与评价。这对于希望进入该领域的研究者而言，等于提供了一份核心文献和研究经验清单，也便于后进入者以良好的预期快速建立起该领域的知识地图。始料不及的是，我们后来接到了大量的同类型的文章，但基本上都是基于中文或英文的文献库来讨论文献，和研究者自身在文献库之外的研究经验之间缺乏对话关系，甚至是刚刚进入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者照葫芦画瓢也能够做出差不多的研究进展综述，而这并非我们刊发这类文献研究的初衷。我们最初是希望某一领域的研究者在自己深耕该领域多年后，结合自身的研究经验和积累的核心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文献库去做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这样就会形成作者与文献之间的深度对话，而不是文献的自我言说。这样的对话，有利于提高研究创新的效率，避免少走弯路，也更有利于形成某一领域的知识共同体。
以对话，求创新。这是本刊所追求的一个目标，也希望新的一年继续得到同行们的支持。同时致谢各位作者和审稿专家，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祝福您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进步！
（封面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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