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大资管掌门人养成记：神灯护体，谁与争锋

他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小城市，老爸开鞋店，老妈在大学教英语。他颜值普通，禀赋平平，与少年班无缘，哈佛耶鲁更是想都不敢想，凭自身努力，他考进了家附近的州立重点大学。本州学生学费打折，性价比高。他读了政治经济学，感觉找工作艰难，又在本校读了个MBA。

那是1976年，MBA毕业的他23岁，拿到华尔街的敲门砖，欢天喜地搬去大城市纽约，进入投行。投行精英们大多势利，谁也看不上他，大家丢给他一摊当时不入流的生意——债券交易。没想到他捣鼓一下，还整出了大名堂。

那时华尔街几乎没有电脑，他和同行们开发出来的抵押贷款证券市场，深刻影响了华尔街未来走向，多年后还引燃了2008华尔街金融海啸。

到这里，故事才刚刚开始。

他找到安身立命的本领，自以为事业处于上升期，却又在交易中赌错方向，仅仅在一个季度内，就给老板亏掉1亿美元。

即使是在今天，1亿美元也是很大一笔钱。更何况那是1986年。刚刚升了合伙人的他，被投行扫地出门。他眼睁睁看着大好前程，因为自己的“错误”毁于一旦。

这个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失败者”，不得不面对最窘迫的自己。仰天痛哭之余，他问了自己那几个北大保安每天都要问来访者的问题：我是谁，我是干嘛的，我要去哪里？

这位严酷审视自己的年轻人，就是贝莱德集团的创始人、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

贝莱德集团如今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手持“神灯”阿拉丁系统势不可挡。截至2018年9月底，管理规模6.44万亿美元。客户包括全球中央银行、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基金。

芬克，被称为华尔街最强大佬，美国政界也都敬畏他三分。各国政府高官和华尔街巨贾都想听他的意见。

因为他的低调，普通人对这位大佬的认知极为有限。芬克和他结婚35年的妻子在纽约州有一座农场。某次他的邻居因为从芬克家经过的马道被封掉，大发雷霆。当被告知主人名字时，邻居一脸茫然：谁是Larry Fink？

一亿美元买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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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出生于1952年，青春期赶上了自由主义流行的60年代。他骨子里也印上了民主党的基因。被东家第一波士顿银行炒鱿鱼时，芬克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其实直到亏掉一个亿之前，芬克都是公司的红人。他骨子里极具创新精神，是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核心推动者。

金融的本质就是价值的跨时空交换。跨时空很好理解，比如今天的我向明天的我借钱，或在A城的我向在B城的某富二代老板借钱。

而所谓资产证券化（debt securitization），是基于这一原则的放量应用。它让银行等房贷机构把存量贷款（实质是未来的现金流）打包卖给第三方。第三方再层层打包包装，可能再卖给第四方、第N方。反正最后本金收不收得回来，跟银行已经没啥关系了。但银行卖出贷款，就能再放贷给新客户。需要资金的穷人就能比较便宜和方便地获得流动性。

芬克的金融创新当时影响了全世界最牛的企业。他主刀帮通用汽车成功地卖掉了64亿美元的车贷，这成为写进教科书的案例。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芬克当时还跟同事一起帮Fannie Mae卖掉了10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到2008年年底，美国14.6万亿的房贷中，一半都已经被证券化了。而其中5万亿的证券化产品是被美国政府支持的实体担保的，最大的两个就是Fannie Mae和Freddie Mac。

如果从后视镜看，资产证券化不断被资本和贪婪人性推向极致，成为2008年次贷危机“祸根”。但这在当时，不仅积极地给金融市场提供了流动性，也提高了全社会的生产力，属于积极的金融创新。芬克也为此深感自豪。

芬克激进、勤奋，他任职期间帮公司赚了10亿美元。并且做到投行债券交易部一把手。旧同事们回忆，芬克那时极具攻击性，野心勃勃。他对风险的喜好极大，下大注从不手软，也不介意游走于灰色地带。

不过一切功绩和荣誉，都在他亏掉1个亿之后，灰飞烟灭。

折戟的芬克反省自己的自以为是。“我太过自信，觉得把市场搞明白了。但其实我们没留意的时候，世界已经变了。”

和所有的失意者一样，他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做交易，是不是应该继续留在华尔街。

芬克得到最深刻的教训是“成功和失败同源”：造就一个人的，迟早要毁掉他。赚钱的时候，芬克并没有理解自己承担的风险，而仅仅是觉得自己牛X。当市场发生变化，并超出他的理解时，他被狠狠地煽了耳光。

他用一亿美元买来的教训，就是一定要控制好风险——不管是赚钱还是亏钱的时候。他暗自发誓，如果不能完全理解自己承担的风险，就坚决不应该交易。

他更敏锐地察觉，他在投行服务的那些看似高大上的客户，不管是养老基金、大机构，还是政府，对风险也毫无概念。

社交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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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纽约曼哈顿贝莱德总部两条街之遥，有一家老派的意大利餐厅。

餐厅有两个亮点，第一，这是华尔街投行大佬刷存在感的地方，他们常来这里见人。第二，价格不菲。最便宜的午餐，百元美金起跳。

芬克是餐厅常客。他最喜欢在餐厅靠窗的一排座位和同行侃大山——这里被称为CEO专区。

在美国的电视上，专家芬克略秃头，戴着眼镜，对利率、美元、国债收益、金融监管滔滔不绝，满满上流社会的精英派头。然而私下的芬克截然不同。他朋友形容他在饭局上幽默、热情、说话很毒，一点不害怕得罪人。

直言直语的芬克从来不忌讳自己对高盛的厌恶。他只用高盛做交易，从不用他们的投行业务。

在许多华尔街大佬的心中，在金融危机后的阴影中崛起的芬克是神一样的存在。摩根士丹利老大John Mack这样总结芬克的优点：“他对生意运作了如指掌，理解风险、理解市场、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

在信息就是金钱的华尔街，芬克还有个无人能及的优势：他是所有八卦的中心。街上谁做了什么deal，谁要跳槽，谁在闹绯闻，都逃不过芬克的双眼。

芬克具有极强的社交能力，他可以从别人的只言片语中捕捉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和反馈。他还很乐意分享自己的独家八卦，经常讲到一半的时候，戛然而止，吊足对方胃口。

据华尔街的人讲，这哥们最喜欢说的一句开头是“我跟华盛顿的领导”是这么说的。（“As I told Washington”）

华盛顿对芬克的厚爱让许多大佬眼馋。2008年金融危机顶峰时期，美国财政部和美国联邦储蓄银行同时向芬克求助。换句话说，贝莱德直接辅导美国政府灭火救市，参与到J.P.Morgan收购贝尔斯登、美国政府出手救AIG、Fannie Mae，Freddie Mac等特大救市案。

如今贝莱德和美国政府的关系已经千丝万缕，不可分割。贝莱德直通过阿拉丁系统管理政府从贝尔斯登和AIG接手的1300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它同时监测Fannie Mae和Freddie Mac的5万亿资产，贝莱德还被纽约联储雇佣，负责用阿拉丁系统对其买下的1.2万亿的MBS进行风险分析。

从政府那里赚来的几亿服务费对贝莱德来说不值一提，更让同行嫉妒的，是他得到了华盛顿领导的心。

华尔街的大部分投行又做自营交易，又要帮客户管钱，这其中牵扯重大的利益冲突。在那本知名的《我为什么离开高盛》中，一位从斯坦福毕业的高盛前雇员充分描述了自己亲历的这种冲突。据他揭示，虽然一直高叫客户利益至上，但自从高盛开始自营，就常跟客户反着方向交易。他们只在乎从客户那里赚取手续费，并不真正关心客户的利益。

贝莱德只为客户管钱，就从基因上杜绝了利益冲突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美国政府，华尔街的许多大佬也喜欢芬克，觉得他更客观、中立，虽然口无遮拦，却更直接可信。

神“灯”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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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和贝莱德帝国的崛起，和他的“神灯”阿拉丁（Asset Liability and Debt and Derivative Investment Network）密不可分。

芬克1988年加入黑石，从灰烬中重生的，在母公司内部搭建独立的贝莱德资产管理团。从那时起，他就把通过技术系统进行数据分析和风控作为贝莱德的立命之本。一个小细节，当时贝莱德四分之一的创始人来自风险管理领域，这是非常罕见的。

芬克总结自己第一份工作亏钱的硬伤，就是缺乏一个工具去理解和控制风险。因此赚钱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赚的，亏钱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亏的。

关键词是“工具”。要及时梳理，并分析组合中不同资产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对万亿级组合的潜在风险，这不是拍脑袋能解决的。芬克打造的风险管理神器，是一个基于大数据、能对投资组合进行全自动化风险分析的系统。

超过5000台电脑，24小时不间歇地运作，将近一千名工程师孜孜不倦地工作。这就是强大的阿拉丁。

在一群工程师、数学博士、分析员和程序员的维护和建设下，阿拉丁系统可以实时模拟每一个宏观因素：利率、通胀、经济数据、GDP增速、大国之间贸易战等因素，可能对组合造成的影响，为数以千万计的投资标的分析风险。

阿拉丁的“事前”风险管理，体现在其基于几百万个可能情景的模拟，自动化预测可能带来的收益的波动，以及组合之间关联。比如它能在脱欧事件发生前，精确预测某个310亿美元的基金会损失79个BP。当朝鲜往日本发射导弹时，阿拉丁直接告诉某基金经理他需要买4亿美元的国债来对冲风险。在“事后”管理这块，阿拉丁帮助客户对风险进行估测和管理。

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用它来计算正在倒掉的贝尔斯登到底有多大的亏损。欧债危机中爱尔兰、希腊政府和ECB都使用阿拉丁来处理危机。

阿拉丁并非一日造成。它的演进与贝莱德的并购的步伐同步：当通用电气公司1994年聘请贝莱德清算投行Kidder，Peabody＆Co时，芬克第一次把技术平台用于外部项目。1997年他把软件更名为Aladdin。2003年贝莱德收购管理哈佛捐赠的State Street Research。2009年，贝莱德决定以135亿美元收购BGI。这笔交易使得贝莱德一举成为全球最大资管公司。更重要的是，阿拉丁再次统一BGI的资产管理平台，阿拉丁增加了在ETF领域的专长。

如今，阿拉丁系统为全球逾200家机构管理的约14万亿美元资产提供风控模型。它每天进行几十万次交易，每周进行超过十亿次的预测。

强大的阿拉丁也正成为贝莱德重要的收入引擎。芬克在2017年接受彭博专访时说，技术目前为贝莱德带来7%的收入。他希望5年后，能把这个比例增加到30%。

中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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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的职业生涯，曾立身于两大金融革命的中心：资产证券化，积极管理资产转为被动管理。他下一步将带领贝莱德何去何从？

无需质疑，中国是芬克心中更大的一盘棋。芬克把贝莱德在中国的发展称为“首级任务”。并批评川普的贸易战，认为这会让美国“短期小赢，长期大输”。

芬克与中国高层关系良好。2018年2月底，时任中财办主任刘鹤首次赴美斡旋，会见的五位美国企业界高管，其中之一就是芬克。其他四位是摩根大通、高盛、波音国际、安达集团总裁。

今年7月，贝莱德在中国发布首只A股私募产品，年管理费仅0.75%。无奈今年受A股整体下跌，基金表现不佳。贝莱德布局长线，定位是“做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参与者”。可以预见科技和大数据，将是贝莱德拓展中国市场的优势和抓手。

2016年秋天，芬克回到他的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作为UCLA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校友之一，芬克的发言主题，竟是他亏钱的过去。他讲述了自己第一份工作，从红人到被炒鱿鱼的过山车的经历，自己的沮丧，分享了他对盈亏同源的反思。他说，无论失败成功，我们都需要懂得谦虚，我们要懂得自己知识和能力的极限。

金融危机之后，贝莱德与先锋集团、道富三家专注于被动管理的公司成为标普500指数90%公司的最大单一股东。今年芬克给全世界的CEO发出一封信，警告大家要开始思考公司怎样给社会创造的长期价值。

身为超级富豪，芬克一直不忘自己平凡的出身。他热衷慈善，珍视财富给自己反馈社会的机会：“我真的很幸运，现在的成功超越了我最疯狂的梦想。我和我的妻子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创造这么多的财富。”

普通人家出生的他读研究生时，曾因一度缺钱，和老婆去倒卖二手车，最后赚了几百美元。“但你知道（小时候穷）好处在哪里吗？从小到大，我们从来没有任何多余的欲望。”他说。

在给母校学子的毕业典礼发言中，芬克这样总结呈词：“当你失败的时候，不要掩盖，解决问题，吸取教训。当你成功的时候，不要自得，你要狠狠检视你的成功，比你失败的时候还要看得更仔细。”

虽然职业生涯后半段颇为风光，但芬克在投资上也犯过一些难堪的错。比如他在雷曼兄弟倒闭前3个月入股雷曼。贝尔斯登倒闭后，芬克还建议投资人把钱放进危险的高收益债。他还高价下了曼哈顿某房地产项目。他的客户（美国最大的养老基金）参与这笔交易，结果亏了5亿美元。

芬克承认自己会因为亏钱而失眠。他说：“你管钱，你就会犯错，你绝对不会百分百正确”。

毕竟这个世界，在乎自己百分百正确的人已经比比皆是。

*参考文献

Larry Fink’s 12 Trillion Shadow，Vanity Fair

BlackRock's Edge：Why Technology Is Creating The Amazon Of Wall Street，Forbes

Larry Fink’s letter to CEOs

Can anyone bury BlackRock，Institutional Investor

专访贝莱德CEO芬克：如何成为新一代华尔街教父，财新周刊

华尔街巅峰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