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的影响最大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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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二原创：职场学习类干货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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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所有的学科中，我认为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对我的影响最大。
经济学思维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资源是有限的，应该被配置到最合理的地方。
双11促销，同样都很便宜，但卖得最好的是大牌，而不是普通商品，因为普通商品经常促销，而大牌只有这段时间促销，所以钱这种最宝贵的资源在这段时间里，就倾向于配置到大牌商品上。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观点看起来很基础，但在我们掌握了很多“高级思维”后，反而很容易违背这个基本原则。
比如说，常常有人抱怨在现在的公司工作不开心，人事方面有冲突或者工作量太大，只是收入还不错，或者公司在行业内很有地位，等等，因此举棋不定。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对吗？
查理·芒格在他的《穷查理宝典》里，讲过一件事：
一位MBA教授向学生布置了一道思考题：一位不问世事的老太太刚刚继承了一家专门制造名牌皮鞋的鞋厂，此时，鞋厂的生意遇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教授列举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后，要求学生给这位老太太一个管理上的建议。
结果，给了一大堆管理上的建议的学员都是低分，唯一的高分答案是这样的：
对于不问世事的老太太而言，任何管理手段，包括聘请职业经理人都无济于事，最好的办法是趁企业还值钱赶紧卖掉，最好是卖给那家拥有最大边际效应优势的竞争对手。
查理·芒格认为，在这种更接近生意本质的案例里，最基础的经济学思维才是有效的，MBA学的那些复杂的管理知识只会把你带进沟里。
一位咖啡行业的资深人士对创业者说：如果你开了一家普普通通的咖啡馆，但撞大运找到了一个好市口，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生意最好的时候卖掉，你其实是在为那些连锁咖啡馆选址节省试错成本，它们特别喜欢把新店开在那些没有太多特色却生意不错的咖啡馆的旁边。
不管你对自己有多么高的期望，在激烈的商业竞争后，有价值的资源只有两个结果：要么落到配置效率更高的人手上，要么被毁灭。就像当年的戴威不愿意把小黄车卖给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滴滴，也不愿意与运营效率更高的竞争对手合并，最后的结果就是毁灭价值。
所以说，你应不应该继续在现在的公司做下去，并不是去计算你现在工作的利弊，这种计算结果毫无意义。如果你把自己的工作时间看成有价值的资源，要不要跳槽并不取决于你现在干得开心不开心，而是你还能不能找到更能让它发挥价值的公司。
要知道，人的价值只要被配置在不合适的地方就会不停地贬值，直到被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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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有自私的权利
经济学的第二条重要的思维：
人有自私的权利——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不会导致一个更自私的世界，而是让大家都按市场的原则配置资源。
所以价格是最重要的机制，大部分问题都需要通过合理的定价来解决。
前几天，各大媒体同时关注一条新闻，一万多的心脏冠脉支架，经过第一次全国医疗器械集采，被医保局成功地“砍”到最低469元，相同企业的相同产品平均降价达93%。很多自媒体借此痛斥医疗暴利，再收割一波流量。
可问题在于，任何一个价格的形成，都是各种利益方博弈的结果，最低469元的中标价只是一个竞标的结果，一个价格机制能不能被各方所接受，还需要经过充分地博弈，直到所有参与方都能找到跟自己付出的成本相对应的利益。
官方的解释是，“砍价”只是砍掉了经销商的利益，但熟悉医药产业链的人都知道，经销商只是差价的经手人，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医院和医生的收入。心内科介入手术是医院的创收大户，导致有专家质疑心脏支架被“滥用”，而同时医保有节省费用的诉求，再加上供应心脏支架的厂家众多，所以才会在第一次医疗器械集采中，拿它来“开刀”。
所以在集采中首先受损的是医院和医生。
有人用国外的心脏支架不超过1000元来说明集采价格的合理，但问题是，国内的手术费用远远低于国外。心脏支架的“暴利”，不过是变相收取的手术费而已。
心内科介入手术，医生有辐射风险，需要背上15斤重的铅衣做两个小时的手术（但保护不了大脑），如果只降支架费用，不提高手术费，医生很难有大量做此类手术的积极性。
利益受损还是其次，医生最担心的还是低价中标的产品质量。医疗器械跟药品不同，药品的质量有问题，医生不承担责任，但医疗器械是医生使用的，如果质量有问题导致手术失败，患者肯定把责任怪在医生头上。
从最低价中标厂商的财务报表看，制造成本在400元以上，其利润空间完全不足以支撑运营和利润，不可能不让医生担心产品质量。
利益其次受损的是厂商，招标将所有的心脏支架不分第三代第四代产品，一律当成同一种产品进行竞价，就好像把豪华车和五菱宏光当成一种商品拍卖。
最牛的国产某品种的药物洗脱支架，工艺极其精湛，要在如头发丝却极其坚硬的钴铬合金上均匀“挖”出近600个凹槽放置药物，可极大减少再狭窄和再次介入手术的发生率，之前价格是13000，这次根本就没来参加竞标，直接抢自费市场了——毕竟是保命的东西，不相信好东西没有人买。
最后受损的仍然是患者，特别是中间收入阶层的患者。医生无论是出于自保还是经济利益，都不再有做心脏支架手术的积极性，或者直接给出一道艰难的选择题给患者：这个留在你的心脏里的东西，你需要一个500块不到的医保产品，还是7000元的有诸多好处的自费产品呢？
所有为集采砍价的新闻叫好的读者，如果真的是自己面对这个选择，就会明白，便宜未必符合自己的利益。
最后，这个结果也未必符合医保方的利益，表面上看，医保省了钱，但如果因此该用心脏支架的患者无法得到手术，或者真的出现了手术质量问题，那就是乱作为。
这个结果，存在所有利益方全部输掉的危险。
应该说，这么低的价格也不是医保一开始想要的。但经济规律就是如此，最低价中标的是一家制药企业，原先在心脏支架的份额很低，这就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算失败了，也影响不了自己的主业和核心利益。
所以说，价格产生的机制比价格更重要。今年因为“拍卖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米格罗姆在写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招标的文章中认为，工程招标的质量风险在招标方，如果用“低价者得”的招标方式，竞标方就会千方百计的偷工减料。
虽然之前的一万多的价格也不合理，但毕竟是一个经过多方利益博弈后的均衡状态；现在集采砍出来的价格，想要成为一个合理的价格机制，同样需要满足所有参与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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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价值的争议：公平与效率
不得不说，前面说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价格形成机制问题，都是理论上成立，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需要各种各样的前提条件，也常常被现实利益扭曲，所以，我们还需要经济学的第三个重要的思维方式——公平与效率。
经济学的理念解决现实问题时，都要面对一个挑战：要公平，还是要效率？
有一个经典的经济学争论：10元钱，对穷人重要，还是对富人重要？
看起来答案很明显，当然是对穷人重要，他们可以为了省下10元钱，吃变质的食品，而富人看见十元钱丢在地上，他们都不会去捡。
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未必了，穷人的钱，无论是消费还是储蓄，10块钱就是10块钱；而富人的钱常常用来投资，跟他们原本所拥有的资源结合后，就能发挥更大的边际效用。
这两个角度分别代表公平与效率：前者就是福利社会的理论依据，结果就是加税，政府增加在穷人的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后者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结果就是减税，让富人更有钱投资，让中产更有钱消费。
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可以说是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世界的接口，上到国家经济政策，下到公司的管理，都可以归结到一个话题：
这次咱们是更强调公平，还是更强调效率？
经济学最初是以效率为核心，但一遇到现实问题，发现人们常常为了公平而牺牲效率。后来的经济学就很注重研究如何实现“更公平的效率”或者“更有效率的社会公平”。
比如基础教育应该由国家免费提供，一直是整个社会所公认的基本公平原则。但公立教育由政府投资的结果是，学校对政府负责，不对学生家长负责，存在效率低下的先天问题。
于是有经济学家提出“教育券”的设计，即政府不再支持公立学校，而是把教育经费分配到穷困学生头上，折合成一定价值的“教育券”，家长凭“教育券”向私立学校抵学费，学校凭收到的“教育券”向政府要钱。
这么一来，学校要让家长满意，才能收到足够的学生，自然要努力提高办学质量，就达成了“有效率的公平”。
国家对教育的补贴，是一个公平问题，但应该是补贴供给方，还是补贴需求方，这就是一个效率问题。
很多人对经济学家的印象就是崇尚自由经济，反对政府干预，甚至是纸上谈兵，脱离现实。实际上，我不觉得应该用“有用没用”这个标准去评论经济学，更重要的是去理解它的思维方式，可以让我们跳出简单的个人视角，从每一个利益相关方的角度去思考他们行为的合理性，观察事物更深层次的联系。
所以，经济学可以“没用”，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一定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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