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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么

卢昌崇 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 2023-08-27

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强弱程度存乎一心。

说完这句话,我自己都不禁哑然失笑。因为这没什么新意。先贤们早就说过,现代人也多有研究。

先贤中,庄子与惠子濠梁之辩最有名。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先贤亚里斯多德说:“幸福主要是灵魂的善,但是应该还有肉体的、外在的善来做补充”。现代人称此为“主观幸福论”(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上个世纪50年代起源于美国,60年代后期逐步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热潮,80年代后期步入我国。

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颇能道出幸福是主观感受的真谛。

一名女记者去西藏采访。当她走进一间阴暗的小屋 ——一位普通农妇的家,看见一位老藏妇在做针线活。女记者心中顿生同情,觉得这位老妇人生活得很可怜。可还没有等女记者开口,那位老妇人反而一脸同情地对她说:一个女人成天到晚地四处跑,不得呆在家里安生,多可怜哪!老妇接着向她讲述了自己的安逸生活和闲散的心理状态。女记者望着老妇人一脸幸福的表情,心中不禁涌起阵阵的迷茫与惊撼。

辽宁西北某些县村是典型的贫困地区。入冬,农民们腰间扎着绳子,三三两两地蹲在墙头晒太阳。上世纪80年代,对口帮的兄弟单位见状颇为感慨,将他们组织到自己所在的城市——大连,让他们从事海上水产作业。可没多久,这些人却纷纷跑了回去,重复着自己先前的生活。

贫困就需要“帮”么?就像“痛并快乐着需要医治么”一样。我们大抵是以城里人的幸福观来判断落后地区的物质生存状态,可我们想过他们的精神状态吗?如果他们在精神上是乐观的,是幸福的,那么,需要“帮”的反倒可能恰是我们自己。

小时候我喜欢动物,和季羡林一样,尤其喜欢兔子。见它整日吃草,好可怜。于是背着祖母偷偷地断了它的青草,喂果饼干粮;几天下来,小兔儿整整瘦了一圈儿,亏得祖母发现及时。据说鸽子孵化,冬天热死一窝,夏天冻死一窝。冬天时,成鸽怕幼鸽冻,双翅捂得严严的,结果热死了;夏天,又恐幼鸽热,整日扇动双翅,又冻死了。

我以为兔子和我一样,才将我的认知、判断和感受强加于兔子,结果凭好心办了坏事情;成鸽不是幼鸽,以为都是同类,就以自己的冷暖感受来推断幼鸽,反害了“卿卿们”的性命。

虽然都是同类,但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快乐与忧伤?沟通而求相互理解或是交流感知的必要渠道。但感知是可以完全交流的么?感知是主观的,是个体的,是体验式的,是精确的,是隐蔽的;而语言是公共的,通用的,概括的,简约的,公开的。所以,言者所述与闻者所悟,便不免存在差异。即便言者乐于以实情相告,被曲解或不完全地理解,恐怕也在所难免。交流会使误解变小,是间接获取主观感知的重要方式。

况且,言者也未必乐于以实情相告,还会将实情隐瞒甚至是伪装起来。婚姻便是典型的例子。记不得是谁的名言了:婚姻如同鞋子,舒服与否只有穿者自己知道。两人在家即或吵翻天,但出门之后总是“一二一”,齐步走。用妻的话说,“家家的水缸底儿都是浑的”。但这是中人语,不能与外人相道。若真的不避人耳目,“外交”场合也各行其是时,婚姻合约大概快要解除了。不以实情相告的交流,不仅无助于扩大感知的范围和促进相互理解,甚至会南辕北辙。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康德说:“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现代人说,“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从普遍性的人性和伦理层面上说,这些说法都对。但这些说法的一个前提假定都是,“人是无差异的”,或者说,人的主观感受是相同的。于是问题就来了。

鸽子按孔子和康德的教导办,结果付出了血的代价。“施之于人”须有度,过量的施予会使事物走向反面。夫妇之间渴望彼此相爱,但爱之愈深,责之愈苛;爱到极致时,疑神疑鬼,大小事都一律盘问,甚至将主观疑点演绎成事实,不稍宽容,爱就有可能转化为恨,不单影响和睦,还会将家庭推向解体的边缘。此外,俗话说“穿衣戴帽,各好一套”。偏好不同,从各种活动或行为中所能获得的快乐程度就有区别,大千世界里的种种交换活动才成为可能。

大人对孩子说,小时候家里穷,吃上顿没下顿,经常食不果腹。孩子抬起头天真地问,那为什么不吃饼干?孩子的问题没有错。一则,他没有食不果腹的经历,无从产生这种感受,二则,正餐时或是贪于嘻戏,或是以饥馁要挟家长,饿时他确是以饼干充饥的。孩子以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来推断家长,却间接地道出了扩大感知范围的秘诀:丰富阅历和增长实践。阅历越丰富,感知就会越广泛,感受也会越细腻,就越容易与人沟通和相互理解。

幸福如果是主观感受,那么,它便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俗语“快乐苦恼自己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就说秋天罢!从古到今,它曾经引发了多少文人墨客忧伤或快乐的情怀。草木枯败,万物肃杀;山山寒色,树树秋声。有人觉得它悲悯,就生出哀伤的情绪来,秋情愁怀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

诗如杜牧的《齐安郡中偶题》,其中以传神的荷叶暗喻伤秋的愁怀,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两竿落日溪桥上,半缕轻烟柳影中。

  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


南唐的李璟也有“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的诗句,但对荷叶的描写不如杜牧形象、传神。

      悲悯深秋的词,以马致远的《天净沙. 秋思》最为人称道: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李煜的《乌月啼》缠绵哀怨,语言直白,也一直久唱不衰:


   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文以欧阳修的《秋声赋》最负盛名:


     “……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廖;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


 但也有人认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谷”,是一年中收获最多的季节,于是就产生了丰收的喜悦;也有人认为天高气爽,白云悠悠,层林尽染,红叶片片,是格外怡人养目的时令,于是就生出优雅闲适的心情来。

 古人有苏轼的《赠刘景文》: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杨万里的《秋凉晚步》:


  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是可人天。

  绿池落尽红蕖却,落叶犹开最小钱。


     程颢的《秋月》:  


  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

  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


    刘禹锡的《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宵。


    还有妇幼皆知的杜牧的《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近人有毛泽东的“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万类霜天竞自由。”

      同是秋天,为什么有人哀愁,有人快慰?因为主体不同,心境不同,感受自然会有差异;人们是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同一个世界,于是,目遇之才形成了不同的颜色,耳闻之才奏出了不同的声音。世界也许本无颜色,是人类作为世界的主宰者强行为之赋色的。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嵌在此时的语境中便是:“色可色,非常色;声可声,非常声”。据说狗眼中就只有两种颜色,白加黑,或准确地说只有灰色,是由白到黑所形成的一个光谱。那牛眼,马眼,羊眼,各种生物体眼中世界的颜色呢?岂不各有千秋,并无常色?

      即或主体相同,外部世界也会随着人的喜怒哀乐和心境发生变化。就说杜牧吧!诗人未改,季节依然,前者发出了“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的感叹,后者却唱诵着“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乡间小调。杜牧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却生于唐朝的衰落时期,生平志向未酬,又常受到排斥,写《齐安郡中偶题》诗文时,时年53岁,恰逢外放为官,将与宿愿作别。所以,在他的心中、眼里、笔下,绿荷也一个个仿佛扭头而去,充满了无限的怨艾。不过,从总体上看,由于杜牧更习惯从广阔的历史角度看待现实和个人际遇,性格也比较豪迈爽朗,诗中虽有灰颓意蕴,但并不显得局促阴暗;无论感慨往事、针砭时弊,还是状物言志、抒发情怀,都能于抑郁中透出高朗爽健、意气风发、飘逸明快的格调。杜牧于局促中求伸展,于忧愤中寻乐趣,却也每每洒脱自如,是幸福主观能动性的写照。

      人类走到现在,所有的对手都已经倒下,天敌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经常跟自己较劲儿,庸人自扰,不停地制造烦恼。要想提高幸福指数,就要想办法打倒我们自己。打倒我们自己的办法很多。比如“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忍风平浪静”,貌似与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不尽合拍,但于处理人际关系,寻求有原则性的妥协,或大而言之,于修己安人,于构建和谐社会,却是极有助益的。再如,“心底无私天地宽”,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说的也都是这些道理。只要我们能怀着一颗仁爱的心,以宽容的心态去对待周边的人、事、物,用一种大气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得失荣辱,那么,我们人生之旅就会充满欢笑、鲜花与掌声,我们的幸福感觉就会提高,范围就会扩大。

换言之,幸福的运动恰似阴阳守衡,必须一张一弛才行。一味地张,到头来只能成为强弩之末;驰是为了更好的张,这就如同我们出拳,先回收一下,前冲力才更大一样。幸福像流沙,握在手里攥得越紧,剩得越少。用老子的话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欲先取之,必先予之。其实,“退一步”,“忍一忍”,在很多时候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也许是大鹏展翅前的蹲伏与收翼,也许是向更高幸福目标冲刺前歇歇脚儿,或为了调整步态打几个踮步。

很多时候,探寻幸福真谛的钥匙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4年第3期,总第6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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