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董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3年第1期（总第59辑）。凯恩斯与熊彼特：谁执经济学界牛耳？长期以来，有关凯恩斯与熊彼特两位经济学巨擎的比较研究一直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门话题，笔者在JSTOR等学术资源库中搜集到的此类文献就有数十篇。其中，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的点评在坊间流传最广：“凯恩斯和熊彼特再现了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哲学家的冲突——天才的、聪明的、锋芒毕露的巴门尼德，和动作迟缓、面目丑陋却智慧无比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对话。战争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天才、更聪明。与此相反，熊彼特表现得平淡无奇——但他有大智慧。小聪明风云一时，大智慧永垂不朽。”在我看来，德鲁克说的“战争期间”主要是指从1929年大萧条爆发之后，直至二战结束，即人类走出大萧条阴影的这段时光。凯恩斯的天才和聪明在1936年出版的薄薄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表露无遗，这部巨著在危急时刻提供了一份有效的走出大萧条的“作战方案”，满足了当时人们终结萧条这一最大愿望，因而赢得了世界性声誉，熊彼特的得意门生萨缪尔森甚至借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美国青年学子第一次读到《通论》时的激动心情：“能生活在黎明时光是何等的幸福，若在那时是青年人则更胜似天堂！”熊彼特的平淡无奇则体现在他那两卷本1095页煌煌巨著《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与统计分析》在1939年出版后所遭受的冷遇。熊彼特的学生们曾组织了一次《经济周期》专题探讨会，然而参会者却都几乎没有读完这本书。更过分的是，讨论会上的每位发言者都谈到了凯恩斯，却少有人提及熊彼特的工作。熊彼特的郁闷和愤怒可想而知。事情本不该是这样的。凯恩斯固然少年得志，《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让他在30多岁时就名声大噪；可熊彼特也绝非等闲之辈，其青年时期的学术成就甚至要超过凯恩斯许多。1911年，只有28岁的熊彼特写就《经济发展理论》，一时间名动江湖，成为20世纪的经济学经典著作，直至今日仍在影响着无数学子。顺便说一句，鄙人博士论文的基本分析框架就源自这部巨著。在熊彼特奠定世界级经济学家地位的时候，1911年的凯恩斯对经济学却只有断断续续的兴趣，其正规训练只来自于在马歇尔手下做过一个学期的研究助理。坊间传闻，年轻的熊彼特曾意气风发地表示，他的人生有三个目标，即成为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欧洲最伟大的骑士和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我不知道前两个目标是否达到，从《经济周期》问世后的遭遇来看，熊彼特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经济学家的梦想的确是被横空出世的凯恩斯《通论》击碎了。有熊彼特生平的研究者声称，从1936年直至生命终点，凯恩斯一直都是折磨着熊彼特内心的幽灵。大萧条之前曾经风光无限的熊彼特为何会完败于凯恩斯？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二人在大萧条爆发后的岁月里分别都做了些什么吧。大萧条爆发前夜的凯恩斯尚未与古典经济学作根本的决裂,他正在书斋中埋头写作《货币论》。1929年10月24日的华尔街股市大崩盘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大萧条，这也导致凯恩斯在股票市场上的大量投资几乎化为乌有，他的一位原来的学生甚至因为在长期熊市中难以支撑而开枪自杀。深受震动的凯恩斯旋即走出象牙塔，成为首相经济顾问委员会和政府“麦克米兰金融与产业委员会”的委员，为解决危机提供政策建议。新的身分使得凯恩斯有机会直接了解决策层和社会各界的思想动态，并在各种场合陈述自己的观点，与各种旧观点展开论战。他的辩论对手既包括剑桥的学长庇古，也包括伦敦经济学院的新锐罗宾斯。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些分歧已经摧毁了经济理论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以至于使凯恩斯有了再写一本理论著作来揭示这些分歧的想法。尽管经济学理论和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形势都令人失望，积极入世的凯恩斯却仍然保持了积极乐观的心态。他坚信大萧条只不过是人为的危机而不是上帝带来的，人类一定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而绝不能任由它自身自灭。在凯恩斯看来，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并不在物质基础方面，而在于决策者们的理念、判断力和知识水平。在1930年之后，凯恩斯通过大量的非学术化文章和演讲向错误的理念开战。在1930年6月所作的题为《我们孙辈的经济学》的演讲中，凯恩斯说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中，有两种对立的悲观主义论调将被证明是错误的。一种是革命分子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现状如此恶劣，除了暴力革命再无他法来改变。还有一种是保守派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均衡非常不稳定，因而无法承受任何新实验带来的风险。”为了从理论上对持续的萧条提供合理解释，也为了将政策建议和对悲观主义论调的抨击建立在坚实的学理基础之上，凯恩斯在1931年末感到自己迫切需要创立一种新的理论。从1932年初开始，凯恩斯在公共领域的活动大大减少，并开始撰写他的新书。1932-1933年，凯恩斯在剑桥课堂上发表的系列演讲已经预示着凯恩斯革命拉开序幕，他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货币经济中，什么因素决定产出的多寡？”。与此同时，有效需求、非自愿失业、流动性偏好、资本边际收益等概念的雏形已经形成。凯恩斯对自己的理论雏形非常有信心，于是他又通过各种渠道阐述自己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政策的看法，鼓吹“增加政府投资是实现充分就业唯一办法”的基本主张。在1933年4月出版的小册子《通向繁荣的手段》中，凯恩斯小心翼翼地将理论问题藏在幕后，但是之前一年的艰苦研究工作使得他能够简练、清晰地向大众阐述其基本思想。凯恩斯的主张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好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引发了广泛的辩论。1934年春季之后，凯恩斯又把重心放在了理论研究上，他的就业新理论最终定型。这年秋天，凯恩斯的授课教材就是他的新书清样，这本书已经定名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有学生这样回忆凯恩斯授课时的壮观景象：“剑桥最大的报告厅中挤满了听众，人们好像在听达尔文或牛顿的授课一样。当凯恩斯说话时，听众席上鸦雀无声。在后面的小范围讨论中，他的观点既受到热情的维护，也遭到愤怒的攻击。”此后的一年多，凯恩斯一直潜心对书稿进行修改润色，直至1936年2月4日《通论》正式出版。在此之后，凯恩斯革命的风暴席卷世界。再来看看熊彼特先生在这一时期的经历。大萧条爆发之时，熊彼特正在德国波恩大学任教。在此之前，熊彼特已经表达过自己对政策分析的排斥，“我不是开药店的，我没有药片可以分发；对于任何可能出现的现实问题，我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1929年的大萧条迅速殃及德国，失业率从1929年的10%升至1932年的33%，这些不祥之兆使得熊彼特打破惯例，撰写了大量政策性文章，力图帮助德国重返繁荣之路。由于熊彼特总是长远的眼光审视经济衰退，力戒那些快速修补经济的办法；也因为他与决策层并无合适的沟通渠道，他的主张并没有引起注意。随着1932年告别德国，转任哈佛教授，本就对政策讨论不感兴趣的熊彼特彻底回到书斋，沉浸在他的理论研究当中。1932年之后，熊彼特的大多数活动围绕着纯理论研究展开。一方面，他倾注大量心血来培养学生和年轻同事，并推动计量经济学会的成立；另一方面，他努力同时撰写两部著作，一部是有关货币的（该书最终没有面世），另一部是有关经济周期的。他自己对这两部著作的期许甚高，希望将经济理论、历史、统计和经济社会学有机融合到书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精确的科学水平。在学术研究的间隙，他也偶尔与友人谈及当下的经济形势。总体上说，熊彼特认为大萧条只不过是一次经济周期中严重但还属正常的衰退，无须采取强力的复苏政策。事后看，熊彼特错了。不过熊彼特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继续致力于追求“精确经济学”，即构建像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精确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危机肆虐的时代，熊彼特仍然坚持认为，对经济学家而言，最为紧迫的任务不是引发辩论而是帮助公众理解经济，这也是经济理论工作者有资格提供的唯一服务。1939年，《经济周期》问世，多数读者希望从中找到详尽的治理危机的方案，然而书中充斥的却是冗长的语句、繁琐的历史材料和似是而非的分析框架。这样的作品自然无法流传开来，遭受冷遇并不奇怪。从以上的回顾中可以找到凯恩斯在当时全面压倒熊彼特的基本原因。首先，凯恩斯长期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关注的重点是短期的政府政策，注重提出解决当下问题的办法。凯恩斯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是在寻找对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熊彼特则是更为纯粹的理论家，致力于用精确的理论解释经济中的长期变化趋势，极少给出政策建议，他对时局的判断也并不准确。其次，凯恩斯擅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核心的变量，并能够运用简练的语言清晰地论证、传播他自己构建的逻辑。阿兰·曼在《魔鬼凯恩斯》一书中描述到，凯恩斯经常熟练地运用“由激昂鲜明的词汇、匪夷所思的隐喻和似是而非的对比所组成的”语言推销自己的理论观点。或许是求学过程中阅读了大量冗长的德语论文的缘故，熊彼特行文的啰嗦与凯恩斯的简洁形成了鲜明对比。20世纪30年代人们所需要的不是熊彼特式的精密分析，也没有多少人有心思静静地坐下来仔细揣摩那些晦涩语句中蕴含的深意，他们需要的是直截了当的危机解决方案。凯恩斯《通论》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既拯救资本主义世界于危难之中，又开启了经济学历史中的一段崭新时代。凯恩斯的伟大世人皆知，而熊彼特的思想却长期被湮没。从中可见作为一门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经济学承载的使命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经济学家不仅要善于创造理论，也要善于推销自己的理论。写到这里，其实只是解读了德鲁克那段话的前半段意思，即“战争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天才、更聪明。与此相反，熊彼特表现得平淡无奇”，那他所说的熊彼特“有大智慧”，“小聪明风云一时，大智慧永垂不朽”又是什么意思呢？笔者不揣浅陋，试着作一番解读。在凯恩斯看来，大萧条是资本主义世界走向停滞的表现。凯恩斯经济学本质上是危机经济学，带有鲜明的管理性、对策性思维的特点，目标在于帮助人们走出深度经济衰退的困扰，它本身并没有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经济周期现象提供完整的理论框架。因此，我们无法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找到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所在，只能在问题出现后依靠它来避免最糟糕结果的出现。况且，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也有代价。扩张性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容易在不解决深层次问题的同时滋生虚假的繁荣，向市场注入过多通胀因素，扭曲市场信号、滋生经济泡沫，并延缓经济结构、制度安排等深层次问题的解决，最终导致新的宏观经济问题出现；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和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房地产泡沫就是最鲜活的案例。与凯恩斯的停滞理论相反，熊彼特把萧条和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动态过程的一部分。短期内的一些复苏政策对于走出危机固然是必要的，但是经济周期不可能完全被消除，经济未来繁荣的根本动力不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是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这些话在危机爆发之初是不合时宜的，很难有人能听得进去。但随着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副作用不断显现，熊彼特的长远眼光也开始被人关注。在问题重重的后危机时代，“天才的、聪明的”凯恩斯仍然在为我们提供避免大萧条、稳定经济的止痛药，它可以帮助各国规避深度衰退、大规模失业、收入负增长等最糟糕的结果。而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家忽略的“智慧无比”的熊彼特为我们开出的则是强身健体的长期处方，它无法在短期内拯救人类于危难之际，却可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从经济体系内部产生繁荣的根本动力。凯恩斯的思想在帮助我们度过了最艰难时刻之后，就应该适时退出；此时我们更需要的是回到熊彼特，采取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通过创新来培育新产业、促进经济发展。这或许就是德鲁克所说的“小聪明风云一时，大智慧永垂不朽”的要义所在吧。董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原萃

作|者|简|介董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2期（总第56辑）。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自1911年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面世以来，“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已逐渐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许多国家的政府也都将培育企业家精神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各国经济政策的绩效却是千差万别的：少数国家的企业创新不断涌现，较快地完成了工业化，成为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为企业家提供从事创新活动的必要制度环境，导致企业家供给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中国的情况与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不一样。一方面，1978年以后持续的经济改革为中国的企业家提供了发挥作用的舞台，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不断在中国市场涌现，从而帮助我们突破了贫困陷阱，推动了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另一方面，迄今为止，中国的企业家还没有能够大规模地提供原始的、重大的、革命性的创新产品，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中国企业家依然任重道远。下面的两个小故事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特征性问题。第一个故事来自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的讲述，它真实地反映了非洲穷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林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世行任上他最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莫桑比克。他在这个国家考察农贸市场时看到，有不少小商贩为了省去市场管理税费，在市场外面卖东西；其中有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提着篮子在卖芒果。出于好奇，林毅夫朝她走去，但这个举动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小女孩看见警察来了，马上撒腿就跑，芒果散落在地上。林毅夫感叹道，这个小女孩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家，她首先看到了市场对芒果的需求，于是就进入市场。在市场里，她也对交易成本进行了计算，交不交税？其中风险多大？而且，她也愿意冒这个风险。但同时，林毅夫也很伤感：这个小女孩原本是该读书的，肯定是因为贫穷才在农贸市场外谋生。一个这么好的企业家，却只能卖芒果。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与非洲穷国企业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存在根本区别，而这些区别是由于政府行为的差异导致的。首先，中国政府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使得中国的企业家比莫桑比克小女孩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更完备的技能，在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能够更好地应对。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鼓励企业家的创业行为，乡镇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种原来被消灭的企业形态再度出现，并逐渐地被法律承认；而莫桑比克贫穷的企业家们在法律规定之内创业的成本显然过高，税费和警察压制了企业家才能的发挥。最后，在市场经济不完备的条件下，中国政府主动承担了许多企业家职能，例如搜集市场信息、引进新技术、提供基础设施等等，与私人部门企业家才能形成了良好的互补；而上述故事中莫桑比克政府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企业家的特质。以上三点均表明，中国政府在企业家才能的供给和配置方面采取了适宜的政策，有效改善了企业家的创业环境，把大量新产品、新技术引入中国，从而带来了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好得多的经济发展绩效。下面我们通过第二个故事来看看现阶段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故事的主角是刚刚辞世的天才式企业家史蒂夫.乔布斯——苹果电脑、iPad、iPhone等知名数字产品的缔造者。作为一个企业家，乔布斯的天才并不主要体现在对前沿技术的研究上，而是体现在对市场的敏锐嗅觉和将新技术出色地商业化等方面。乔布斯的传奇故事很多，这里仅举一例。乔布斯年少时的梦想是开发个人电脑。1976年，他和同伴设计了一个电路板，将买来的摩托罗拉6502芯片和接口及其他一些部件安装在上面，通过接口将芯片和键盘、显示屏连接在一起，仅仅几个星期，电脑就装好了。乔布斯的朋友们都被他的技术才能征服了；然而他们都没意识到，这个新技术蕴含着多少商机，会给以后的世界带来多大的影响，能看到这一点的只有乔布斯本人。精明的乔布斯立即估量出这种电脑的市场价值所在。为筹集批量生产的资金，他卖掉了自己的大众牌小汽车来筹集资金，创立了苹果公司，开始了他作为企业家的传奇生涯。乔布斯是真正的“熊彼特式企业家”，他的创新行为使得电脑和电子产品简约化、平民化，降低了信息成本，从而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方式。以乔布斯、盖茨、韦尔奇等为代表的企业家是美国经济的主角，也是美国强大国际竞争力的源泉。30多年来，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从事的活动与乔布斯的根本区别在于：乔布斯依靠自己的研发成果来进行革命性的产品或技术创新，中国企业家主要依靠引进、消化、吸收来进行局部的流程创新。革命性的创新能够开拓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局部的创新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增长，但却无法帮助这些国家站在世界技术的最前沿。中国企业家的流程创新已经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经济发展的质量还不高。随着中国人均GDP的快速增长和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家利用后发优势从事流程创新的空间日益缩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逐步从依靠低成本要素和引进技术转向依靠研发和自主创新上来。因此，中国未来需要的不仅仅是能够进行复制、引进、局部改进等活动的企业家，更需要乔布斯式的带来技术革命的企业家。为此，中国政府需要继续降低企业家的创新和创业成本，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培育创业文化。尤为重要的是要坚定地推进体制改革、保证市场机制高效运行，使得企业家能够减少寻租、投机等破坏性活动，以及模仿、引进等低效率生产性活动，把主要精力集中于推动产品、技术、市场、管理等各方面的创新。唯有如此，中国才可能产生乔布斯式的企业家，才可能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陆铭

作|者|简|介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3期（总第35辑）。拉美经济停滞的制度、文化与历史原因近些年来，有许多学者把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停滞简单归结为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产，这实际上包含者诸多理论误识。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先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说起。为什么中国这30年的经济改革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一句话说完，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渐进性地引入了市场机制。一旦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中走了出来，并渐进性地生成了市场竞争体制，就蕴生出了一个在低发展程度上的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事实上，无论是世界近代史，还是现代史，无论是西方世界的兴起，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都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目前人们所能发现的一种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符合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今天，恐怕已经很少有经济学人再怀疑市场经济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了，也很少有人再怀疑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有效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一旦启动，在具有任何文化背景的任何社会制度中，均会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上蕴生出一定的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但是，市场要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从而经济要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就需要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那就是确保市场运行的良序的法律制度。确保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如何才能形成？从理论上来说，良序的法律制度能得以建立和得以运作，首先要政府及其官员本身有效地受一定的法律制度的约束。西方发达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也充分证明，要建立确保市场运行的良序的法律制度，关键是要把政府有效约束在以宪法为基本构架和一些基本行政法规为具体体现的宪政民主政制之下。否则，如果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无限扩张，且实际上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在引进市场机制之后，他们自然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也往往会在一些现存的法律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内为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敛财聚富创造各种机会和便利条件，从而使他们占据市场体制中财富创造机会中的先机。这种社会安排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在从某种自然经济或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会迅速造成一批与政治权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富人阶层，从而造成社会财富和社会收入分配极度不均和不公，并不断恶化，最终会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明白了这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拉美经济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拉美国家的经济的长期停滞和增长乏力，并不纯粹是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的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而根本原因在于它们20世纪70年代前盛行军政府下的国家干预主义体制向民主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由于文化、历史、传统原因和种种社会机遇问题，而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有效约束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了一种财富高度集中和垄断从而社会收入分配极度不均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从历史上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拉美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较普遍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体制和战略，在对外贸易上，则主要采取进口替代的贸易政策。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体制已经危机四伏，其中包括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严重亏损，政府负有沉重的外债，加上通货膨胀，此时经济增长已经趋于停滞，且危机四伏。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启动的拉美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在90年代之后，拉美国家大力推行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贸易的自由化，并相应地开放了资本市场，减少政府干预，等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由于拉美各国政府只是注意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市场化改革，而在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需的法制建设方面则步履维艰，结果导致支配和调节人们市场交易的主要是人情关系，或用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的说法，拉美国家的市场交易到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情关系化的（personal

作者简介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5期（总第37辑）。当今中国收入分配中平等与效率的两难困境不久前，号称“香江（港）第一健笔”的著名专栏作家林行止先生在谈到最近世界粮价上涨的原因时，曾偶然说道，过去数十年来，他自己一直是个自由市场体制的信奉者和弘扬者，然而，当看到现今世界上一些市场垄断者运用太多不公平手段来进行欺诈性活动来抬控粮价的现象时，他希望中国大陆不要彻底走向“资本主义”，并相信“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维系社会公平”。此言一出，立即在香港业界和大陆媒体引发了不小的震动。此言论曾被香港和国内一些媒体炒作为林行止的“改宗”。事实果真是如此？许多学者马上对此表示怀疑。譬如，著名学者甘阳就认为，尽管在当今金融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投机性越发明显，资本主义正变得更加‘劣质’”，但是他仍然不认为林行止已经改了宗。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则认为，林行止的“改宗”，只是表面，而实质则是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公平愈发失衡给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思想冲击。由于近些年来中国大陆的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且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林行止和香港媒体以及学界的这些言论，自然也会在大陆学界和媒体中引起一定的反响。譬如，国内著名中青年学者秋风就认为，应该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格局中深入讨论公平与效率问题。他还认为，只有建立法治国家，让每个人在法律上实现平等的自由和权利，才能使人们感觉到社会更加公平。大陆媒体以及学界对林行止的一点偶然议论就有如此大的反响，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当今中国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今天是到了认真思考当今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与政治体制安排之间关系的时候了。当今中国人们感到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在哪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可比价格来计算，中国自1978年以来已保持了一个年平均9.8%的GDP增长速率；中国的人均GDP在2007年也已接近2400多美元，在30年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高达8.2%。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拉大。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分配差距在急剧拉大。这是一个从国家统计局和一些国际组织的各种经济指标中都显示出来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个人们的感觉问题。譬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3，到1990年，就增加到0.35；到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攀升到0.42。自2005年以来，来自国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数据均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在0.47以上，超过美国、俄罗斯，更超过印度的0.36，已经接近拉美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的一项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

<u>Teahou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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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轨，特别是最近非常强调的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很多人关心和讨论。这里比较一下，从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理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有什么不一样。

作者简介郑联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9年第4期（总第42辑）。全文5010字，阅读约需11分钟学生到股民：游走于投资与投机之间当上证综指重返3000点大关的时候，我和大部分投资者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心里充满了艰辛之后的那种释然。就像我们的父辈一样，经历过了很多之后，终于迎来了幸福的日子。回顾这两三年来的际遇，发现其实自己的所谓快乐与幸福并非那么的单纯，也感觉自己从一个学生已经成长为一个股民，但至于是否是一个合格的投资者，自己都在质疑。金属学与金融学本科的时候，我学的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庸俗一点的名称就是金属学。刚刚上大学，来到大城市，莫名兴奋，发现大学真是丰富多彩。可惜，大一上学期，就大红灯笼高高挂，搞得自己紧张兮兮。经过发奋图强，研究、探索和实践之后，才发觉考试的发挥比努力学习更加重要，考个及格其实也不那么困难。而且，后来证明金属学还是挺有意思的，我的毕业设计是氧化锌晶须强化的铝基复合材料的物理特性分析，学到了很多很好玩的概念，见识了物质的微观组成，还得了优秀毕业设计，得了一小笔奖金。学会了考试之后，发现时间多了起来。由于那个时候还不懂得谈恋爱，体育又没有特长，所以就开始去泡图书馆了。学校有一个阅览室，放的是最新的书。大家可能都知道，最新的书一般是紧跟时代步伐的经济、时尚之类的书籍，我当然主要看经济类的书籍杂志。不知道出于什么感觉，我开始对经济学有莫名的兴趣，但总是觉得貌似有点不务正业。开始旁听一些与之相关的课程，其中就包括证券投资学。那时候的课本基本是用复旦大学的，我到现在都留着宋承先教授的那套绿皮书，还有那本《证券投资学》。上课的老师是一个非常搞笑的老师，搞得投资就像享受一下，他也推荐一些暴涨的股票。不过这些曾经暴涨的股票，我们也在怀疑这是不是他自己研究出来，抑或是举例说明财富神话。不管如何，自己还是把经济学学习了一遍，看懂了K线图。在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世纪之交，那个股市并不是太好。周围有一些学友，就有买股票的。那个时候手机很少，但是BB机比较流行，还能订股市新闻，每当看着学友上课的时候都在关心股市，感觉还是蛮好玩的。不过我是山沟沟出来的，吃饭都成问题，更不用说买股票了。毕业的时候，去了一个科研机构，专门研究飞机适用的金属材料。工作轻松得一塌糊涂，但也是无聊得一塌糊涂，连上网都被限制。平时看一些财经报纸，也在了解股票市场的行情。不过，当时在科研机构，收入低，房租贵，半死不活的，又不能上网，就没有入市。后来，才发现我错过了中国股市历史上最好的建仓机会。工作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复旦大学边上，有些晚上也去听听课，兴奋的是见了很多位以前只在书本封面见过的人，算是补偿了自己考不上复旦的遗憾。混了两年日子，就考了研究生，当时决心不是很大，所以不是报很大希望，幸运的是真考上了。来到北京之后，算是开始了从金属学到金融学的转变过程。宏观与微观等我上了研究生才发现，我的金融学和股票投资相差太远。金融学下面有很多方向，我的方向却是国际金融。本来觉得国际金融应该是投资香港、新加坡、美国等股票市场的股票，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严重的概念错误。由于之前没有什么专业基础，上了学之后才看了点书，尤其是接触了很多国外的教材。慢慢地，开始对经济学和国际金融有一些迷迷糊糊的感觉。在我周围，有很多很好的老师，尤其在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学领域内。正好赶上中国的汇率改革，在导师的带领下，做了一些全球经济失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篮子货币、外汇储备等相关的题目。对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比如认识了投资储蓄缺口与贸易项目失衡的关系，还了解了中国双顺差、美国双赤字的由来与关系等等。但是，我发现上述这些热点问题在周围的同学中并不是那么流行，同志们热烈讨论的股票市场。我是典型的群居动物，为了参与热烈的讨论，我就开始关注股票了。由于这个时候，做课题、做兼职赚了点小钱，貌似没有地方花，就开了账户，开始了股民生涯。说得客观一点，我对股票是不了解的。开户之后，就懂得怎么买卖，买什么主要看各个门户网站的介绍，或者是报纸的相关推荐。估计是赶上好时光，股票账户的银子呼呼地往上涨。虽然总数很小，但是那个感觉棒极了。这个时期，估计是我至今感觉最富有的阶段。渐渐地，觉得光看报纸和网站是不靠谱的。其是上证综指上了3000点之后，市场开始有看空的观点了。当市场存在分歧的时候，这正是考验一个股民的时候。这个时候，自己看了一些专业的报告，我也陷入了迷茫的阶段。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金融学学生（虽然是学习宏观的），作为一个“专业型”选手，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观点。至此，我就将选股的参考从报纸、网站向报告转移，同时又一次奋发图强，开始学习金融学基础、证券投资等专业知识。慢慢地，开始以净资产、资产负债率、资产收益率率、市盈率等财务指标和资金流入流出、缺口、MACD、KSI、K线分时图等比较专业的技术工具来进行个股分析。可能是自己运气好，经过我分析之后选定的股票，涨势真是不错，同学们开始有人称呼我股仙。虽然，觉得同志们是在忽悠我，但是还是觉得很高兴。在股市里面，这也算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需要被赞扬。所以，在讨论股票的时候，总是有两种情况发生。其一，每次都有选股高手。讨论的时候，一定会有哪位同志说，你看我选的股票，昨天买的，今天就涨停了。同志们一致热烈赞扬。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是，这位高手只买了1手这个股票。其二，每次都有遗憾高手。某位同志经常会说，我关注哪个股票好长时间了，昨天干啥去了，所以没有买，NND今天涨停了。其实，我也有这种思想在里面，推荐了很多股票，但是自己买得不是很多，而且往往没有等到涨停的那一天。天堂与地狱2006年入市的我，经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渐渐有些感觉了。同学朋友开始被财富效应所感染，纷纷投入股市。没有时间的兄弟姐妹纷纷掏出腰包里面的银子，投入到我的账户之中。几个月之间，我从一个学生演变为一个私募基金经理。我掌握的“资本”从我自己的四位数涨到五位数，再到六位数。看着资金池越来越大，自我感觉真是很好。2007年的春节，真是过了一个好年。本来坐惯火车硬座的我，这次坐大飞机飞来飞去。俨然一个商务人士的样子，抑或说是暴发户。实际上，从2006年年初入市，到2007年春节，我的平均收益率就只有60％多，比基金都要差很多，因为我是所谓的“短线王”。不过，这些收益已经足够一个学生“挥霍”一把了，而我的股东们也觉得不错了。春节减了一点仓位，分点银子给大家过年，大家幸福极了，争先恐后要请我吃饭喝酒。遗憾的是，我的好日子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2007年5月底，股市疯狂上涨至4000点。在石油价格猛涨、大宗商品屡创天价、粮食价格更是遭遇历史上少见的疯狂的条件下，股市疯狂、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势态让人日益担忧。政府决心要给大家降降温。这就有了“530惨案”，财政部宣布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从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三，当日股市重创6％多。幸运的是，我以我以前所学到的货币方面的知识，也觉得股市太疯狂，可能滋生了一定的泡沫，我在4月25日全部清仓，认为必须回调至少10％下才算是比较安全的边界。但是，不幸的是，我在5月31日又进场了，我当时认为，股指下挫10％多了，已经差不多了。有趣的是，我当时正在财政部实习，不过我澄清我是不知道内幕的，我当时的领导们估计也不知道。5月31日那天，实习的那个处特别特别忙。可我觉得应该下跌差不多了，我应该坚决入场。因此，在股市快要闭市的时候，找个机会去洗手间蹲着打电话下单。殊不知，全部成交了。后面的行情大家都历历在目，我账户的钱少了近30％，亏损近10％。对我而言，打击最为沉重的事情发生了。我的一个最大的股东要买房子，打电话给我急需银子，第二天就要，我只好含泪卖出几近跌停的股票。那两天的行情大家也很熟悉，可谓是惊天大逆转，早上还在跌停板趴着，下午就急速翻红了。大股东的银子给出之后，剩余账户的亏损额度已经超过20％。我以惨痛的经历得出一个教训：炒股应该用自己的钱，而且应该是闲钱。即使经过一番苦心经营，账户的银子此后也没有再次回到530之前。因为，530之后的行情变得复杂了，以前买什么什么涨，现在买啥就跌啥。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我并不是一个成熟且成功的投资者，此前能赚点钱，虽然有些专业成分，但是主要靠“百年一遇”的牛市行情。尤其到了5000点之后，大象起舞的年代，我还傻傻地在二线和小盘股那里静候大跌。之后的股市，可能和大多数散户一样，从6100点上方的喜马拉雅山到1664点的马里亚纳海沟。在这轮“百年一遇”的熊市中，我甚至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斩仓出场。甚至，我在4000点的时候还将微薄的奖金拿去补仓，当然是补出一个大窟窿。当时，有一个短信描绘出了类似我这样天真的股民的无奈与无知，我是深有体会啊。“人人都以为股票价格都跌到地板价了，没成想地板下面有地下室，地下室下面有地狱，地狱竟然还有十八层”。这个时候，似乎显示了一个逆境中的人性特点：虽然现在很艰难，但是好日子一定会到来，我需要的时间和等待。投资与投机我们知道，2007年夏天开始，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问题逐步演化为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应声下挫。新型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了遭殃的“池鱼”。其中，中国遭遇了全球金融历史上最严重的“股灾”之一。我当然是这场股灾的严重受害者。大家都知道，股市疯狂上涨和急剧下跌是一种财富创造和缩水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过程。在学习了经济学和金融学之后，我坚信自己应该是一个投资者，一个稳健的长期投资者，像巴菲特那样。因此，在股市下跌的过程中，我坚决不也舍不得割肉，股票这个时候简直成为我的身体一部分。但是，股市的疯狂上涨和下跌之后，我发现实际情况并非那样，因为巴菲特也卖股票。在这个过程中，我亏了很多钱，但是巴菲特赚了很多钱。因此，我发现投资并不一定需要长期持有，而且这个长期的概念非常含糊，一年也可以算长期。我是本科是学金属的，我对它有特别的偏好，到后来我就养成了对金属、资源类股票的钟爱。回顾一下我的“投资”经历，有色金属（包括黄金）、资源和房地产三类是我的最爱。这个过程中，我倒真是应用了我最基本的经济学知识和国际金融的知识。其一是需求供给的基本原理，三类股票都是这个情况，这个经济学常识大家都懂；其二是商品的定价机制，这个主要和金属与资源相关，因为金属和资源都是用美元计价，而我觉得美元应该要走向疲势，因此这两类产品的价格应该是上行格局。这些是基本的理论，大部分投资者都有认识并实践，这也算是我坚持的“价值投资”理论吧。但是，现实与理论总归是不一样的。我在价值投资的指导下，其实做得是短线投机。我最为经典的投机例子是盐湖集团和盐湖钾肥。2008年6月底，经历一番急速下跌之后，在媒体的吵闹中，我发现这两个股票应该是不错的，而且是重大的重组题材。可以说，我在比较低的价位重仓了两个股票。经历过半年的平静，我迎来了最为猛烈的暴风雨，账户的银子在2009年新年年初又缩水一半。即使不是投机重组，我也在平时的操作中希望买低卖高。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一直看好山东黄金和江西铜业，但是在我频繁的短线操作中，我的收益率比基金还差，即使是在强劲反弹的2009年。因为短线操作过程中，经常是没有享受到最疯狂的上涨阶段，却遭遇了比较严重的下跌。做了大半年，收益率仅仅是两个股票上涨幅度的一个零头，才发现自己在操作中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投机。现在，股市又回到3000点以上了，我的神经又敏感起来。想起上一次3000点，高歌猛进，而这一次又将如何？市场做多情绪一度高涨，“满街尽是看多的人”。大部分分析机构和分析师都比较明确地认为，3000点以上仍然是可以狂欢的盛宴，股市继续上扬是大概率事件，这无疑又给市场注入了新的兴奋剂。而我则安静地把我的山东黄金和江西铜业卖了（还是没有享受到最疯狂的上涨阶段），全部还给我的投资者，并向他们致以最为诚挚的歉意，他们的钱经历了两年才回本，比存银行差多了。并且告诉他们，我觉得这次股市的上涨主要是流动性推动的，而我在过去两年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跟踪中，我最大的感悟是：流动性是易变的，流动性是会骗人的。或许，我是错误的，但是我已经深深地感觉到：游走于投资和投机之间是不明智的。郑联盛：文献资料收集整理小窍门郑联盛：卖方研究员与买方研究员郑联盛：会虫郑联盛：他国办卡记郑联盛：汉堡包与人民币升值以经济散文传播经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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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艰难多舛的求学路许多人的人生，往往在一瞬间就会走上岔路，命运就此发生改变。王争，中国第一位无臂经济学博士，1991年，9岁时去母亲的工厂里玩耍，捡一根旧灯管时不小心碰触到厂区的高压电线，被强大的电流烧毁双臂的全部神经。为了保住生命，他不得不截去双肢。身体的残疾，没有让王争沉沦，而是更加激发出上进的动力，从练习身体平衡，到用嘴咬住毛笔写，一点一点克服普通人不曾经历的艰辛。最初的时候，王争的口腔常会被笔磨出血，口水会濡湿作业本。但无论怎样艰苦，王争都会坚持每天用嘴写200个字，用脚趾写100个字。笔杆上留下了他的牙印，视力变成了200度近视。笔越写越流畅，无数次临写《多宝塔碑》、《兰亭序》后，王争竟然练出一手漂亮的书法，学会用脚下脚趾每分钟在电脑里敲出120个字，高中阶段，王争是在北仑中学度过的，每天除了努力，还是努力，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异，为了能找到日后接受自己的大学，整整三年，王争除了学习，就是准备资料与国内稍有名气的大学联络。记不清寄走多少希望，记不清收到多少拒绝，即使在自述材料中“承诺只要能上大学，不会要求任何特殊照顾”，但是，因为体检不过关，直到2001年高考那天，仍旧没有一所大学肯为王争敞开大门。极度的压力和失望，让走进考场的王争感受到紧张，甚至一度出现腹泻症状，影响考试发挥，文科考出651分。回忆起高中时代的求学，王争感慨地说过，当时“压力很大，有很多顾虑。不能开车，也不能从事体育运动，我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唯有在学习上超过别人，才有可能为日后的人生道路搏出生机。“支撑自己走下去的信念是，将自己唯一能做好的那部分做到最好。“二、浙江大学带来王争人生第一次飞跃虽然体检不合格，但是历经波折，浙江大学终于为王争打开大门，破格录取他到经济系继续求学。如同在黑暗中行走突然见到了光，进入大学的王争如鱼得水，找准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开始人生第一次飞跃。2006年9月，王争又以优异成绩被保送攻读浙大经济学研究生，多篇论文在国内权威刊物上发表，并在第六、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获奖。成绩光环的背后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辛苦：2006年8月，在研究中国地区工业生产绩效的课题时，设计模型、修改模型，数值分析，各省有关的经济数据瀚繁，最后用脚趾敲完所有数据用去2个多月的时间。2007年，王争提前一年硕士毕业，进入浙江大学继续攻读博士，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无臂博士，同时成为第一位获得浙江大学最高级别“竺可桢奖学金”的人文社科专业研究生，同时荣获“浙江大学优秀毕业生”的荣誉称号。成功没有让王争忘记对朋友的感激，他在“竺可桢奖学金”获奖感言中写道：“理论之树常青，生命之河亦不息奔流。做一个勤奋的水手，等待下一个起锚的港口。怀着感恩的心，真诚对待身边每一位朋友。探索真理与未知，经邦济世当是至高追求。”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后，2009年3月，王争独自远赴英国，进入诺丁汉大学攻读西方经济学，成为有史以来中国第一位无臂残疾人留洋博士后。王争在又一次付出数倍于常人的辛勤之后，2012年获得诺丁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学校的最高荣誉——“校长成就奖”，并且会每年为王争提供一套60平方米的单人公寓和2.2万英镑的奖学金。王争的事迹迅速在英国传播，一位伦敦大学的学生给王争留言，佩服地说：比起你，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怨生活？生活确实如此，有人只会一昧地感叹命运不公正，有人在失败后苦闷沉沦，有人因为一点点挫折咒骂生活，却不肯花一点时间反省，乐观坚强地面对眼前的困难。哪怕生活有一万个理由让你哭，你也应该用一万零一个理由让自己笑。三、你若努力，命运也会让路如今的王争在英国德蒙福特大学执教，担任国际贸易课程的教学工作。生活虽不富足，但王争感觉自己的努力终是有所回报。每次谈及高考，王争都是深有感触：“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给了我一个崭新的平台，丰富多元的学习资源，言传身教的老师，热心友善的同学，这些都是通过啃书本自学不可能拥有的珍贵东西。”岁月的磨难，让更多人明白高考的意义与价值：高考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知识改变命运。倘或没有高考，王争不会实现做“一名大学教师”的梦想。对多数普通人而言，或许眼下的你不够优秀，但与其抱怨，不如用抱怨的时间去努力。王争的事例告诉我们：“困难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若努力，世界也会给你让路，”命运也是如此，“你若努力，命运也会给你让路。”来源：观海松说教育高新军：我所认识的在美中国非法移民高新军：如何面对失败国家是我国实现和平崛起面临的挑战——以美墨关系为例聂辉华：不以数量论英雄——基于美国五所顶尖大学经济系的升职数据悦茶丨周勤：美国为什么要搞《战略竞争法》？悦茶丨李井奎：《在哈佛看美国》后记许斌：在美国感受“歧视”以经济散文传播经济学思想

作者简介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本文原载于《大公报》。全文1456字，阅读约需3分钟内银股的“鹤岗现象”图：工行近期在港股跌到3.4港元，约为人民币

作者简介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5期（第49辑）。全文2901字，阅读约需7分钟“无为”也是个宏观政策选项201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及其前景扑溯迷离。一方面，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月份数据，经济学家们和财经人士较多倾向于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已经见顶，增速下行趋势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在增加，M2已经是中国GDP总量的两倍，在此格局下，CPI抬头，又引发了业界对决策层宏观调控政策的种种猜测：央行是否加息？决策层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又会掉头？

作者简介皮建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第1期（总第67辑）。全文3306字，阅读约需6分钟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四大陷阱我国已经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个核心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就是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都属于治理手段，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都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从本质上来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实就是不同治理手段之间的关系，哪一种治理手段的成本低就采用哪一种治理手段进行治理，通过降低治理成本来提高治理能力，通过完善治理手段来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鉴于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从经济学原理和逻辑上弄清楚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存在的四大陷阱，并对这四大陷阱加以防范。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需要防范陷阱，防范陷阱需要清楚陷阱的形式和成因，只有防范好陷阱才能更好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降低改革的成本。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存在的四大陷阱是指功能陷阱、边界陷阱、利益陷阱和阶段陷阱。这些陷阱往往属于认识上的误区，这些误区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加以厘清、在实践中加以防范，不要让思想上的误区变成实践中的“雷区”。第一，我们来看功能陷阱。政府和市场都属于组织的范畴，市场是外部组织，而政府则是内部组织。具有组织属性的政府和市场都属于经济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本质上是分立的结构，这些分立的结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但是在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上则是功能替代的。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而传统计划经济的流行模式就是用政府替代市场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所以现阶段还有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学者和官员）总是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替代的，政府可以做市场做的事，靠政府就不用靠市场，靠市场就不用靠政府，从而陷入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功能陷阱。功能陷阱实际上是把边界上的替代放到了边界内部，犯了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的错误。在边界内部，政府和市场功能上是互补的，政府发挥作用离不开市场的帮助，市场发挥作用也离不开政府的帮助，政府和市场是如影随形的，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手和脚的关系，手和脚都健全才能做得更好。政府要发挥政府的功能，市场要发挥市场的功能，就如同手要发挥手的功能，脚要发挥脚的功能。用手做的事非得用脚去做，用脚做的事非得用手去做，都是越俎代庖的行为；越俎代庖的结果就是肯定存在效率损失，并且越俎代庖的程度越大，效率损失的程度也会越大。现实生活中，在功能陷阱的惯性思维下，很多政府官员总是想着依靠政府的行政调节，总是试图用政府的行政调节来代替市场的自发调节，所以李克强总理讲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第二，我们来看边界陷阱。政府和市场之间是存在一个边界的，在边界上不管是让政府发挥功能还是让市场发挥功能都是无差异的，在政府的边界范围内应该让政府发挥作用，在市场的边界范围内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所以，国内很多学者一直呼吁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要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这种呼吁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一些学者似乎认为，只要把边界划分清楚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而实际上，这种一劳永逸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本身就陷入了所谓的边界陷阱，没有认识到这条边界是动态变化和不断演进的。这条边界并不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熟知的分界线那样清晰和明确，凡是想找到确切边界的努力都属于我行我素的极端自负行为，试图在动态变化的边界上钉入橛子只会像“刻舟求剑”一样“费力不讨好”。边界陷阱可能会导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实际上可能都没有理，因为他们可能都选择了错误的参照点。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只能由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只能由经济发展过程中效率损失的程度来检验，只要效率损失的程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划分就是合理的。第三，我们来看利益陷阱。政府和市场里的行为主体在政府和市场关系演进的过程中可能会起到人为的阻碍作用，阻碍政府和市场边界的界定。由于利益关系，政府的部门和官员可能迟迟不退出自己本来应该退出的领域，从而产生了“政府越位”的问题，政府做了该由市场来做的事。市场中的企业和从业人员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游说政府不要进入其本来应该进入的领域，从而产生了“政府缺位”的问题，市场做了该由政府来做的事。按照经济学里的“俘获”理论，前一种情况属于政府“俘获”市场，后一种情况属于市场“俘获”政府，在“俘获”的过程中，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可能会有利益争夺，不同企业之间也可能会有利益争夺。这样一来，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就会存在利益陷阱，边界不能很好界定的原因在于很多人像对待“雾中花水中月”一样对待利益陷阱。举个例子，美国这次发生的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没有注意到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存在的利益陷阱，在金融监管上做得非常不到位，政府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潮下被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俘获”了。尽管我国的情况跟美国不一样，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利益陷阱的存在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破坏作用。第四，我们来看阶段陷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跟经济发展的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很多人总是喜欢拿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来说事，还美其名曰“国际标准”，实际是这些人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阶段陷阱。发展经济学有一句非常著名和深邃的话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今天不是发达国家的昨天。”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前面并没有领先者，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前面有领先者发达国家。约束条件的不同，会导致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选择的不同。在我国经济的赶超阶段，我们的政府发挥了比发达国家的政府更大更强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跟中国式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分不开的。中央政府通过设计合适的政治锦标赛来激励地方政府官员付出发展性努力，惟GDP马首是瞻的政治晋升机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处于赶超阶段的地方政府容易对哪些产业具有发展前景达成共识，在不确定性低的情况下犯错误的可能性也会非常低。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经济的阶段，如果我们继续沿袭以前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惯性思维处理我们当前的问题，我们就会陷入阶段陷阱。处于创新阶段的地方政府很难对哪些产业具有发展前景达成共识，在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犯错误的可能性也会大大提高。这个时候，政府原本承担的一些功能要交由市场来完成，市场在风险配置和风险分担上有着自身无可比拟的优势。最后，我们来谈一谈如何防范四大陷阱。就功能陷阱来说，一方面，我们需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建设服务型政府；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市场制度和秩序建设，建立和完善社会中介组织，加大对社会中介组织的政策扶持力度。就边界陷阱来说，政府的职能和市场的职能需要像五年规划那样进行阶段性的调整，调整可大可小，以期做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和相匹配，调整的原则就是“以变应变”，以“不变应不变”。就利益陷阱来说，我们需要进一步打击和抑制腐败现象，进一步打破政府的部门利益，进一步发挥媒体和舆论的监督作用。就阶段陷阱来说，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官员政治晋升考核机制，用合适的指标进行正确的引导，用合理的机制进行恰当的考评。从经济学里的一般均衡的角度来看，这四大陷阱实际上是联系和交织在一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防范的时候需要重视全面性和综合性，否则很容易“按下葫芦起了瓢”、“顾了这头丢那头”。总之，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我们既要围绕“有为的政府”做文章，也要围绕“有效的市场”做文章，把“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寻找最优结合来把我国治理得更好、发展得更好。皮建才：“新瓶”如何装“旧酒”皮建才：经济学里的“解读困境”皮建才：经济学里的“西蒙现象”皮建才：经济学里的“梯若尔现象”皮建才：经济学里的“萨缪尔森现象”皮建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什么长寿？皮建才丨经济学中的思想：首创性还是影响力？以经济散文传播经济学思想

sense。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我认为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面临这种挑战，有一些学院，包括国外的学院，就不断地跟商界抢地盘。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在这个知识的价值链条（value

“关于中国面临人口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已有数个世纪之久的说法并不正确”。他肯定了陈著在劳动力流动、赋税史梳理等方面的论述，提出“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用”。四、

本文转载于公众号“必记本”。全文2486字，阅读约需5分钟“必记本”注：许多朋友注意到，学术界在发表论文、申请基金、学术会议等方面有欺负弱者，谄媚强者的风气。今天“必记本”推出两个美国学者讨论如何遏制谄媚这一现象。他们都认为，导师有责任提醒学生不要过分赞美老师，注意尊敬、感恩与谄媚的区别。尊敬和感恩是对合格老师的应有态度（在哲学界，我们用批评表示尊敬），但谄媚不是。谄媚学术界权贵，希望他们帮助发表论文和获得基金，更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学术谄媚是令人恶心的；放任谄媚则是教授的过错文/Justin

作者简介许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2期（总第46辑）。全文2677字，阅读约需6分钟经济学家能够影响政策吗？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作者简介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1年第3期（总第91辑）。全文4793字，阅读约需10分钟不以数量论英雄——基于美国五所顶尖大学经济系的升职数据一、复旦惨案与张五常批判今年6月7日，复旦大学数学学院海归教师姜文华，涉嫌杀害学院党委书记王永珍。发生在邯郸路上的这一惨案令学界震惊，这应该是国内学界第一次因为考核不过而动刀杀人，因此引起了广泛争议。争议的焦点是，这种“非升即走”的终身教职制度（tenure

作者简介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编者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润物细无声”。古语言“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三尺讲台之上，何炼成老师潜心治学之风骨，探究致密之精深，令人钦佩！本文共计2891字数，阅读约需要6-8分钟。1993年夏天，本文作者与何炼成老师

作者简介刘瑞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6年第3期（总第73辑）。全文4692字，阅读约需10分钟为什么经济学界的争论如此之多？在所有的学术争论当中，经济学界的争论可能是最多之一。经济学说史上，似乎没有那个经济学家是没有过争论的。及至当代，经济学界在每一个事件上都有争议，甚至是针对同一个现象得出完全相反的判断。一个戏谑的说法是，10个经济学家就会至少有11种看法。俗话讲，“真理越辩越明”。不过，在现实中，我们似乎经常会发现相反的事实，在争辩的过程中，往往越辩越混、越争越乱。为什么会有如此“悖论”呢？梳理起来，原因主要有几种。假设与逻辑是否清晰严谨和其他所有的学科一样，经济学所面对的世界太过复杂，于是，便需要通过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为人们提供一种认识世界的简便方式。理论就如地图，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一种图谱。这也就导致，任何一种理论，在进行分析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抽象，引入假设，然后在假设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理，才能得到有用的分析。应该说，在理论争论的过程中，所有的争论无非来自于两大块，假设是否合理和逻辑推理是否有漏洞。经济学中的各类经济学说其实都有假设存在，只不过，有的理论假设前提很清楚，有的理论前提假设被掩盖起来。有的理论逻辑推演层层推进、环环相扣，而有的理论逻辑漏洞频出。而假设是否合理、是否简化得当，是否清晰明了地交代，逻辑演绎是否符合推理原则、是否有漏洞，就成了经济学争论的重要来源。以经济学说史上最为经典的“计划经济体制大论战”为例，其实，论战双方的争论来自于假设的合理性。以兰格为代表的计划学派理论，如果要成立，至少有两个基本前提假设：一是所有人的偏好信息都可以搜集并准确的报告；二是存在一个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政府。然而，这样的假设在理论构建的时候并没有清楚地交代，和现实世界太遥远，所以米塞斯、哈耶克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批驳。再比如，历史学派的李斯特曾经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许多经济学者经常会以此来说明应该通过政府设置关税壁垒来保护幼稚产业。但是，这个理论如果要成立，也至少需要几个前提：一是在产业刚起步的时候政府的介入确实能够起到保护幼稚产业的作用；二是政府能够准确地知道“幼稚产业”的判断标准，并且在幼稚产业强大以后政府的干预可以适时退出；三是这样的运作过程没有其他干扰。然而，后来的经济学分析发现，这样的假设和逻辑推演太过“幼稚”：首先，大量的事实表明，信息不对称下，一旦政府干预进来了，幼稚产业会发生道德风险，反而有可能根本发展不起来；其次，政府的信息也面临着不完全，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幼稚产业”，而且，政府的干预具有内卷化的特征，一旦政府的相关部门设立，再要撤出就会涉及到各种利益集团的问题；最后，就算前两个假设成立，也可能会产生其他的途径使得上述逻辑机制难以发挥预想效果。例如，政府干预过程中的主动设租和企业寻租行为。总结经济学说史，可以发现，凡是引发巨大争论的，一定是那些不明确指出假设前提、或者假设前提简化失当、或者逻辑推理存在漏洞的学说。一定意义上讲，从这几个方面，我们也可以判断出一个经济学家的水平。经济学家的面子、门户与利益尽管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国民福利的增进，但是，具体到每一个经济学家身上，本身也面临着每一个人的具体约束条件和利益问题，而这个利益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经济学家的声誉和面子问题。任何一个人都总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任何一种理论，随着时间的推演都有可能被修正。尤其是，随着时代变迁，一些原有的假设被新的更为合理的假设所替代，修正甚至推翻原有的理论。按理来说，对于理论的修正是非常正常的，后人对于前人成果的修正是对于前人的发展，也是对于前人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也正是这样一种理性的批评和质疑，才使得经济学能够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但是，现实中，也不排除有一些情形，一旦承认自己理论的不足，很可能会影响到经济学家个人学术地位和权威，所以，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性，一部分经济学家可能并不太愿意承认不足，反而有可能会维护自己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的面子问题可能使得经济学本身的争议会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小。如果大家能够为了科学的真知原则来争论，可能对于科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一旦夹杂了个体私利，相反有可能单纯是维护某一个经济学家的提法、某一个学说的正确性而争论，那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使得争论不断的掀起。尤其是，当争论者本人影响力非常大、非常权威的时候，这种面子之争和门户之争的危害可能更大。当然，这种情况和经济学本身的发展程度有关，经济学本身越是发展的成熟，逻辑体系越完善，对于科学的认同感越强，这类情况就越少，反之，经济学越是不成熟，这类情况就越多。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经济学家的个人利益问题，这可能在转型经济时期的表现得尤其明显。理论上讲，经济学家做任何理论分析都应该保持独立性，如此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当经济学家能够保持独立性的时候，争议更多地来自于认知方面的差异，此类争论在所难免，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了探求真理，总会“越辩越明”。但是，当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经济人”，也参与到一些具体利益当中的时候，很可能会为了私利而不能保证经济学家的客观中立。例如，在前苏联的转型过程中，有的经济学家就因为在其中牟利、提供了有违学术原则的建议而受到诟病。在国内外的各类反垄断案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经济学者成为了利益相关者，这难免也会影响到经济学家的独立性判断。一旦经济学家的个体利益参与进来，再加上经济现象本身的复杂性，这类问题就带有很强的隐蔽性，很难判别。事实上，从事经济学研究和传播本身也是一个利益获取过程，尤其是传播的过程中，就会引发一些人的寻租行为。例如，市场上出现一些“伪经济学家”，并没有受过经济学的基本训练，凭借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扭曲理论的方式吸引眼球，获得曝光度和知名度来获得收益，而当大众很难判断其专业素养和水平的时候，往往会被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误导。由这类“伪经济学家”引发的争论为数不少，由于没有想着探求真知，也没有想着考究其中的假设前提的合理性、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引发的争论迟迟不能达成共识，使得争论旷日持久、危害颇深。传播中的约化效应和放大效应经济学理论是非常复杂的，为了保证逻辑的严密性、论证的严谨性，经济学家经常需要在著作中详细陈述假设前提、详细的推理论证过程和大量的事实佐证。一个不可避免地的后果就是，一部部经典都厚如砖头，甚至晦涩难懂。如果不是有着非常专业的训练，很难真正理解作者的思想、清楚地表达。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解释世界、改进人类福利的学问，其政策导向非常的明显，这又决定了经济理论不能只是停留在书斋，必须要为大众和政府所接受。经济学说史上，随便一位大家，其著作就足以等身，数百年来累积下来的著作更是难计其数，今日人们如果要看其著作，穷尽一生也不可能读完，更何况，今天的经济学和现实世界不断发展，新问题新现象不断涌现，所以，今天的经济学理论传播，必然面临着约简的问题。然而，如何在保证理论阐述的准确性上浅显易懂的传播就成为了一大难题，这就要求经济学家对某一事物必需是真懂，能够讲透，还能够为大众接受，真正做到深入浅出，这也成为了考验经济学家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深入浅出看似简单，背后凝练的却是一个经济学家数十年的专业修为，非功力老到非常者不可达。所以，能够做到深入浅出的经济学家毕竟为数不多。但是，仅仅靠少数功力深厚的经济学家来传播经济学的思想和道理又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所以，在传播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有了很多偏颇和错漏。这种偏颇和错漏一旦传播，往往会概念化、意识形态化，很难纠正，从而导致一些争论持续存在。在现实中，经济学争论之所以显得更多，可能来自于另外两个因素。一个是，经济现象、经济利益关乎每一个人，一方面，人们重视经济利益，从而让经济学成为了“显学”，另一方面，经济现象贴近每一个人，所以，每个人都能够对此发表看法，鱼龙混杂。另一个则是，人们总是对于那些争议的内容感兴趣，无限放大，而往往忽略共识。尤其是，在现代媒体如此发达、传播如此迅速的情形下，更可能发生此类现象。一些媒体为了吸引注意力，往往会断章取义，标榜极端，形成轰动效果，把一个争论的细枝末节放到了最显著位置吸引眼球，把共识忽略。如果熟悉经济学说史的人，不难发现，其实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中共识最多的学科之一，哪怕是那些被认为处于争论两端的经济学家，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都持有共同的理念和看法。最典型的，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对于经济的看法并非如后世很多人所误解的那样完全对立，如果仔细去辨别二者的种种著作，在很多基本经济问题上其实二者有共同的看法，但是，因为，争论的放大效应，二者往往被标榜为两种极端，甚至一些传播者把哈耶克等同于无政府主义，把凯恩斯等同于计划经济倡导者。再比如，国内往往被认为是两个极端的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老师，其实仔细阅读他们的著作，绝大部分有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观点是类同的，即使在竞争论和产权论的分歧方面，从现代契约理论来看，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罢了，并非大众所理解的是完全相对立的。如果如此，则可能理论争论会误导民众和政府，导致改革迟滞。无论是哪一个学派，其实在理论倡导和政策实现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一定程度上讲，都非经济学家所愿，甚至走到了他们倡导的对立面。如果从政策的推行力来看，经济学界必需讲究争论的策略和方式。例如，“莫干山会议”被认为是推动经济政策改革颇为成功的一次会议，为什么“莫干山会议”可以实现的很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莫干山会议”是一个闭门会议，集中于学界内部，大家都遵循了学界争论的寻求科学认知、实事求是的原则，内部开会的时候“吵翻了天”，但是，大家都是遵循规则在“吵”，在寻求最为妥当的解决方案，最终，“求同存异”，把共识凝聚起来，形成文件详细论证改革方案，能够顺利促进改革，书就一段历史佳话。试想一下，如果“莫干山会议”放在今天，邀请一众媒体参加，会还没有开完，新闻媒体就来一个“莫干山会议，经济学者就改革方向出现重大争议”的报道，民众生疑，政府生虑，改革势必就不可能推行的如此快速顺利了吧。未完之结语经济学界的争论颇多。理论上讲，真理越辩越明。但是，这个判断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经济学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方式依然是瞎子摸象，导致各人所认知的世界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个经济学流派的争论。争论在所难免，但是需要理论假设明确、逻辑严谨，遵循学术争论的原则。否则，争论只会持续，而不可能有共识和推进。第二，大家需要在共同的认知基准上，意图推进这种认识才可能越辩越明，如果带有意识形态和经济学家个人面子色彩、门户之见和利益之偏，则很有可能越辩越混。第三，如果争论场合、争论策略不当，则这些学术争论被媒体放大和扭曲后，往往会带来政策上的改革滞后，人民福利没有增进，反而是争论双方都不想看到的结果。如果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世界，增进人们福利，那些经济学界就应该思考：我们争论的原则是什么？经济学的争论应该限制在什么范围内？当我们争论的时候如何避免大众、媒体和政府的误解？如何才能将共识传播以更好地实现政策的推行和人民福利的改善？从1989年开始，世界无烟日改为每年的5月31日，因为第二天是国际儿童节，希望下一代免受烟草危害。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烟草危害是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吸烟和二手烟问题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刘瑞明：回归常识刘瑞明：经济学研究选题的8个“I”原则刘瑞明：为什么我们变成了“冷漠的大多数”？刘瑞明：中国的学术进步需要打破“本校偏袒主义”刘瑞明

作者简介高新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1年第2期（总第90辑）。全文4056字，阅读约需9分钟如何面对失败国家是我国实现和平崛起面临的挑战——以美墨关系为例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但是今天的世界给予我国和平崛起的条件，也越来越苛刻。不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对我国进行围堵，而且世界上众多的失败国家也对我国和平发展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实践证明，成功国家面对有边界相邻的失败国家，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定位。如果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看，失败国家对世界的最大威胁是它会成为宗教极端势力，恐怖分裂势力的滋生地，也会成为制毒贩毒和世界性难民的源泉。任何一个与失败国家有陆地或者海洋边界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失败国家渗透和影响，从而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之一。在这个问题上，考察一下美国和墨西哥的双边关系，或许可以从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墨西哥是不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呢？如果从政府治理的角度看，墨西哥很失败，不仅官员与毒品贩子勾结的贩毒问题解决不了，贫富差距巨大，而且官员腐败深入体制骨髓，无法遏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墨西哥政局长期基本稳定，经济还在缓慢发展，尤其是靠近美墨边界的几个州，得益于美国的产业转移，靠着对美国的出口，还是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当地的经济。这是不是因为墨西哥距离美国太近，距离上帝太远的缘故呢？靠近美国，与美国有漫长的陆地边界，显然是墨西哥的地缘优势。因为两国互补性强，墨西哥不仅有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能源，还有非常便利的出口交通优势。墨西哥普通民众就是在当地生活不下去，也还有偷渡美国和加入贩毒集团从事贩毒两条路可以走。所以靠近美国对于墨西哥来说，有利有弊。利在可以接受产业转移，发展经济，解决一定的就业问题，同时墨西哥的旅游业也得益于美国游客的来访。墨西哥的毒品贩卖是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大量的毒品利润也会带来对墨西哥当地社会状况改善的某些效果。每年成群结队的非法移民穿过美墨边界进入美国，去谋求更好的生活，给墨西哥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墨西哥的就业问题，缓解了墨西哥国内的社会矛盾和贫富差距，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墨西哥的社会稳定。弊在墨西哥将永远在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成为美国的附庸，成为美国转移过剩生产能力，攫取廉价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转嫁美国社会危机，成为美国社会矛盾缓冲器的角色。更不要说在高科技方面，墨西哥完全没有权利对美国构成任何程度的威胁，而只能诚服在美国的控制下。所以任何挑战美墨关系底线的尝试，都将被美国粉碎。如果真的出现了墨西哥政府无法控制的局面，美国会毫不犹豫地亲自出面，到墨西哥去摆平一切。对于美国执法部门而言，到墨西哥执法如同在美国执法一样，因为这就是美国的后院。对美国来说，有墨西哥这样一个“附庸国”和后院是上帝赐给的礼物。美国自从凭借美元在世界的霸权和高科技，发展虚拟经济以来，产业空心化程度日益严重，但是美国人还是要吃、要喝、要消费农副产品，这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农副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工作。长期以来，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非法移民填补了这个空白，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农副产品的加工业、餐饮业、低端服务业领域，墨西哥非法移民是劳动力的主力大军，缺少了这批人，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稳定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些工作是没有美国本土的人愿意去做的，包括黑人。笔者在美国，看到那些从事安装、送货、搬家、垃圾清运等工作的人，清一色的都是拉丁裔的人在做。美国产业工人常常抱怨非法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把非法移民都赶走了，美国的产业工人也不会愿意从事这些又脏又累的工作。更何况这些非法移民拿不到美国的福利，由于打的是黑工，不少人得到的报酬也低于正常水平，这些人没有工会来保护他们，任劳任怨，很听话，好管理，缺少了他们，美国还真的是玩不转。对于美国的企业来说，有墨西哥这样一个后院的另一个巨大好处，是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更多的利润。在墨西哥北部几个州，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在那里安营扎寨，从事汽车零部件、电冰箱、空调机、洗衣机、烘干机、微波炉、各类家用灶具、厨房橱柜、建筑材料等部件和整机的生产和出口。这类企业如果在美国国内生产比在墨西哥生产，成本相差很大。一个美国产业工人的年工资，以前可以在墨西哥雇佣六七个员工，生产效率还相差不多。墨西哥还有廉价的能源，听话和吃苦耐劳的员工，这对美国产业资本的吸引力是不可抗拒的。尽管现在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墨西哥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不得低于16美元，但是相比于美国产业工人的工资待遇和福利，医疗保险，强势工会的势力，墨西哥对于美国企业来说魅力仍在。墨西哥还是美国高科技产品的市场，是美国剩余产品倾销地，是美国国内毒品需求的供应地，更是美国输出国内社会矛盾的缓冲器。每当美国社会矛盾处于激烈和尖锐状态，墨西哥的毒品输出和非法移民问题就会被美国社会精英拿来轮番批判一番，好像问题都是由此产生的一样。在美国眼里，墨西哥可以贩毒，可以腐败，可以贫富不均，但是不能政局动荡，从而威胁到美国的社会稳定。在美墨关系里我们看到，尽管墨西哥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一个失败国家，但是美国通过时紧时松的对墨西哥的控制，最大化了美墨关系中有利于美国的方面，抑制了对美不利的方面，墨西哥也在与美国的交往中，有所受益。在一定程度上，美墨实现了各取所需。以打击毒品贩卖为例，美国肯定不乐见墨西哥的大量毒品或者通过墨西哥的毒品进入美国，因为与这些毒品相伴而来的不仅有毒品，还有贩卖毒品的黑帮分子，他们会在美国为非作歹，这对美国的社会稳定不利，也违背了美国一贯倡导的人权原则。所以美国会要求墨西哥政府打击制毒贩毒。但是墨西哥的毒品生产和交易已经是官商勾结的腐败利益共同体，要根除是不可能的。所以所谓打击也就是做做样子而已。如果美国认为墨西哥政府打击毒贩不得力，就会自己亲自动手，出动执法部门越界打击，墨西哥政府此时也只能睁眼闭眼，不加干预。但是美国的打击不可能根除毒贩，因为在墨西哥贩毒是官商一体的利益共同体，而且美国国内也有大量的毒品需求，所以这种打击也只能是点到为止，最后的结果是毒品贩卖得到了一定的遏制，贩毒黑帮也被打得转入低调，但是毒品仍旧在泛滥，只是在美国可以容忍的程度上而已。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墨关系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寻找经济发展上的对接点，意义重大。美墨关系中，美国与墨西哥在经济上互补性强，为美墨两国的相互合作奠定了基础。这种合作是从私人企业开始的，国家在其中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给定了两国经济合作的基本框架。虽然由于毒品犯罪泛滥，墨西哥社会稳定受到一定的威胁，会影响到美国私人企业的投资和生产兴趣，但是由于有两国政府和军队在为企业撑腰，美国企业的投资也确实带来了当地就业机会，所以在经过早期的艰难岁月后，现在已基本步入正轨，至少这些投资与当地的黑恶势力能够做到和平相处，并获得发展。相信假以时日，整个社会生态会发生某种变化的。其次，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支持，至关重要。失败国家的黑恶势力是只认实力的，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队实力做后盾，任何道德说教在失败国家都如同空气一样，无人理睬。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墨西哥说一不二，是与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国家机器实力密切相关。在墨西哥确实也有对美国人和美国企业的恐怖勒索案件发生，但是其结果都是这些恐怖勒索势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使他们知道得罪美国人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样做就是在为黑恶势力的活动划定边界，越界就要受到严厉的惩处。也只有这样，成功国家的私人企业才能在失败国家的市场上闯出一片天地，逐步改善失败国家对成功国家的负面影响。再次，不要提出和试图实现不切实际的目标。美墨关系中，美国可以施加压力，让墨西哥政府去打击贩毒，也可以自己亲自出面来惩治毒贩。但是要根除官商勾结的毒品贩卖势力，不论墨西哥政府还是美国政府都不具备这个能力。对墨西哥来说，这是刮骨疗毒，割自己的肉，做不到的。对美国来说，别国的事你一个外人也搞不清楚。所以两国合作将贩毒势力打压到可以容忍的程度，才是共识。实际上，作为美国后院的墨西哥，尽管是后院，也是另一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程度和美国差别巨大，美国的很多做法在墨西哥并不适用，所以，懂得适可而止是处理成功和失败国家关系的关键。最后，要重视情报工作和援助工作。美国对墨西哥的情报工作很上心，这是美国打击墨西哥贩毒集团的前提。这包括收买与发展情报线人和派出的情报人员。美国由此也清楚，什么是自己能够做到的，什么是自己无法做到的。因此美国就把自己能够做到的做到位。成功国家对失败国家的援助也是建立合作关系的有效渠道。千万不要认为这些钱打了水漂，没有这些援助，成功国家受到失败国家负面影响所遭受的损失，将大大高于这些援助。这些援助不仅可以帮助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寻找到彼此的共同点，也可以带动成功国家国内产业的转移和输出，增加成功国家对失败国家的话语权力量。总之，失败国家内滋生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分裂势力，和毒品生产贩卖一样，是一股社会的邪恶势力。这些势力利用了失败国家政府治理的短板，与一些无良政客和国际上的邪恶势力相勾结，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来攫取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并将这些势力沁润到周边的国家和社会，我国西部边疆地区近些年就饱受这种沁润的影响。成功国家为了保障自己的社会稳定，肯定不能坐视这些邪恶势力在失败国家坐大，从而反过来影响和渗透自己的国家。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国完全可以主动作为，通过各种渠道和影响力来帮助失败国家，在实现双赢的基础上，逐步获得在失败国家一定的话语权，来引导失败国家往有利于两国双赢的方向发展，以遏制这些极端势力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美国和墨西哥双边关系的发展轨迹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高新军：我所认识的在美中国非法移民吴崇伯：中国高铁走向东南亚的优势与挑战悦茶丨周勤：美国为什么要搞《战略竞争法》？悦茶丨李井奎：《在哈佛看美国》后记以经济散文传播经济学思想

作者简介吴克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1年第3期（总第91期）。全文5297字，阅读约需12分钟经济学的幸福效应——兼评赖德胜教授《美好生活经济学》幸福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古往今来，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是人们共同的愿望，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在致力于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从各自的角度提供独特的智慧，做出应有的贡献，经济学也不例外。最近读到赖德胜教授的新著《美好生活经济学》（Economics

作者简介许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9年第5期（总第43辑）。全文3335字，阅读约需8分钟在美国感受“歧视”

作者简介李文溥，厦门大学特聘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3期（总第81辑）。全文4975字，阅读约需11分钟服务业的观念史将近年一些相关研究文字归拢，申请将承担的国家社科课题结项。结题报告写完，心中不禁咯噔一声：人说六十年一个甲子，怎么还不到四十年就又转回到这里来了？职业生涯最后承担的一个国家社科课题与服务业有关。无独有偶，在下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也是服务业。以服务业研究开始职业生涯。没想到，最后告别自己职业生涯的课题研究，又回到了服务业！真是四十年一轮回。在熟悉的学界同行中，李江帆教授大概如此。江帆以《第三产业经济学》始其学术生涯，退休之际又出版了《加快我国生产服务业研究》。江帆兄几十年咬定青山不放松，如此亦属情理中事。在下这几十年，说好，是兴趣广泛，见异思迁，涉猎面甚广；说坏，是居无定所，漂泊流浪，到处找饭辙。做了大大小小几十个课题，研究问题颇多。可自服务业始，至服务业终，绕一大圈回到起点，却是始料未及，莫非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不成？职业生涯自研究服务业始，可谓形势使然，不得不尔。因为大三时，系里征询：是否愿意留校做罗季荣先生的助教。我觉得不坏，一口答应。如此，毕业论文也就只能选题社会再生产理论了。然而，这却是严峻挑战：在王亚南先生长校19年的厦门大学，经济系有多少熟读马恩，能将《资本论》倒背如流的硕学鸿儒！罗先生自己就是50年代初王亚南先生的助教，国内有数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专家，以《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一书，荣获首届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在他们面前做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论文，岂非班门弄斧？思来想去，只能铤而走险，做此前似少人涉猎的服务业社会再生产。然而，既要论服务业的再生产，当然必须先论证它是生产的。服务若非生产劳动，岂不出门就踏了一个空？然而，教师教书、医生看病、演员演戏，客运送信开旅馆，理发修脚看孩子，劳动则劳动矣，但却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产品，劳动如何物化、凝结为价值？那时做研究，也还是要讲究说法有出处，结论有证据的。只是不像今天，大小前提成立，逻辑推理正确，有实证研究、数据支持就可以，而是经典作家有没有说法！至于今天已去马恩生活的年代百年之遥，社会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那先不管。马恩著作中，关于服务业，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论述，相当部分集中在考茨基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整理出版的三卷本《剩余价值学说史》里。可是，《剩余价值学说史》与其说是未完成的著作，不如说更像是马克思研究经济学说史的读书笔记。在“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各种学说”这一章中，马克思几乎把从重商主义到他之前的各经济学流派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观点一一做了评述，直看得人眼花缭乱。然而，印象深刻的是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并不是绝对的概念，而是一种关系范畴。“这种关于生产劳动的见解，自然而然，会由亚当·斯密关于剩余价值起源、关于资本本质的见解推出。”因此，即使对于同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在重商学派、重农学派以及亚当·斯密看来，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都是不同的，“在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中，它变现为货币，在重农主义者看来，它表现为土地的产品，为农产品，最后在亚当·斯密手里，它是表现为商品一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只有能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一个著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不是因为他生产观念，而是因为他使那个发行他的著作的出版商人赚了钱，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资本家的工资雇佣劳动者。”但是，不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只是为其收入消费服务的劳动，哪怕它创造了实物产品，也是非生产劳动。“劳动的物质性质，从而劳动产品的物质性质，就它本身说，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个区别无关。例如一个向公众开放的旅店的厨师和招待员是生产劳动者，只要他们的劳动会转化为旅店老板的资本，但同样一些人，当我不会由他们服务生出资本，而是把收入用在他们的服务上时，他就和伺仆一样是非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定义的。亚当·斯密中肯地打中了这个问题的要害，并且他的最大的科学成就之一（像马尔萨斯已经指出的一样，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间这个批判性质的划分，仍然是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就是，他把生产劳动当作直接与资本交换的劳动来定义；”当然，即使是亚当·斯密，说着说着也会犯糊涂。他有时也认为，“不会固定或实现在任何耐久的物品或可卖品中”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因此，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关于生产劳动所发挥的第二种见解”是“错误的见解”。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亚当·斯密也或多或少，再陷入到了重商主义的‘耐久性’观念，事实上也就是不可消费性的观念中去。”然而，难以理解的是，这样一种如此辩证灵活地分析社会经济关系的思想范畴，怎么到了斯大林这位前神学院学生手上就转变成为绝对静止的物化概念：只有生产实物产品的农业、工业、建筑业及为之服务的交通运输邮电、物资商业部门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在苏联制定的物质产品生产体系（MPS)中，五大物质生产部门之外的所有服务业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部门。这个价值判断很严重。要知道，前苏联可不是古希腊啊。你既然不能创造价值，那就只能通过再分配分享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当然就必须限制，不能乱发展。就必须限制在最小必要范围内，多了就是浪费。你既然靠再分配而生存，自然也就低人一等，必须听话！动不动就被人吆喝：你们吃着农民种的粮，穿着工人织的衣，还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国家白养你们了！臭老九之说，由来有自，原不必等到那个惊心动魄的十年浩劫。如此观念指导下，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服务业无一例外地长期落后。且不说科学研究、教育、文学艺术、医疗卫生部门始终投资不足，发展缓慢。大学难进，医院人满为患。八十年代初，我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连洗澡都得发票！每周一票，过时不候。大家进了澡堂，非得细吹细打地通体泡足搓遍冲得透透不肯出来：再来得等下一周了啊。八十年代初，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思想解放年代。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也一度成为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对象。以于光远、肖灼基、夏兴园为代表的“宽派”经济学家主张科学研究、教育、文学艺术、医疗卫生部门以及一切服务行业的劳动同生产钢、铁、粮食、棉、麻、纱、布等等的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一样，都是生产劳动。批评当时的统计指标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方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的，至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不应以是否生产物质资料为标志，而应以是否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标志。一切能够满足社会消费需要的劳动（例如：理发、按摩医疗等活动，从事科研教学和文学艺术创作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都应该计算产值。要求统计上有所突破，用SNA的国民生产总值取代MPS的国民收入指标。“宽派”思想，于公，有推动统计体系与国际接轨的意思，于私，未尝没有一点为己正名的心。但是，孙冶方先生不赞成，认为“生产劳动宽派论者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第一，它混淆了物质和精神，混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第二，混淆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混淆了生产和消费；第三，混淆了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劳动者）和客体（产品）；第四，混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淆了费用和效用，混淆了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而建立在这四种混淆观点之上的经济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则是一个有重复计算的，有很大虚假性的指标。”讨论当然没有结论。但此后的故事却似乎是前者的观点占了上风——八十年代是一个大踏步对外开放，推进市场化的时代！1984年1月，国务院正式下文要建立统一的、科学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1985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MPS转向SNA。1993年，彻底取消MPS的国民收入核算，中国从此只计算GDP。所有的服务部门都计算增加值了。当然，说句公道话，孙冶方先生强调必须重视“我们生产的物质生活资料能够养活多少人去从事‘精神生产’问题！”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同是物质生产，不也有农业对工业的优先性问题吗？难道我们能因此回到重农学派的立场上去？然而，从MPS转向SNA，解决了服务业产值计算问题，犹如黑户上了户口，但是，仍让人觉得出身不正。正如赫伯特·G·格鲁格和迈克尔·A·沃克在《服务业的增长：原因与影响》一书里所感叹的：“服务业在经济分析史上的名声是不好的。亚当·斯密认为服务业属于非生产性的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美国经济学家争辩说，服务业的增长导致‘美国非工业化’，而对本国的生活水平、国际收支与收入分配带来不良的后果。就计划经济来说，在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下，许多服务业的产出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从而在国民收入统计中略而不计。关于服务业的同样学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计划偏向与建立工厂和商品生产。”看来，如何看待服务业，不仅在计划经济，而且在市场经济中也曾是个问题。在中国，近十年来，服务业已经成为增长最快，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最大（2013年起）的产业。但是，仍有记者问国家统计局长：服务业增长最快是否与振兴实体经济存在矛盾？显然，这位记者看来，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不应当比第一二产业发展得更快。笑眯眯的统计局长只好提醒记者：服务业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啊。此外，鲍莫尔1967年提出的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更难以提高的“鲍莫尔成本病”

作者简介刘瑞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3期（总第81辑）。全文924字，阅读约需2分钟回归常识如果有人问，中国当前最缺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最缺常识。做研究做的久了，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的研究和政策执行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尤其是，如果我们对身边的经济政策做一些稍微的了解，不难会发现，有那么多的经济政策都在与常识背道而驰。现实中的例子比比皆是。房地产价格的不断高企恐怕是当前中国最令人揪心的话题，在累积了巨额风险后，俨然成为了我们身边的“灰犀牛”，是国家三令五申要防止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然而，如果观察数据，人们却能够惊讶地发现，很多城市在需求不断高企的情形下，新增供地却不断下降，“房价越调越高”也就成为了最自然而然的结果。看病难、看病贵是困扰老百姓的一大难题，然而你不可想象的是，一方面，有那么多的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另一方面，每年有那么多的资本想进入医疗行业却进不来、有那么多的优秀医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有需求、有供给，却偏偏不让供需见面来解决问题。可悲的是，一个市场化高度不足、通过管制不让供需见面的政策，在很多人看来却是维护老百姓利益的。一个好心人扶起了一个老太太，反而被诬陷是撞人者，被要求赔偿。当被证实是“诬陷”以后，仅仅是一句“一时糊涂”就完事，没有任何的惩罚。一个老赖，欠3000万，通过整容和转移资产来逃避责任，但是事实上生活极度奢侈，仅仅通过微信绑定的银行卡一年就花了388万，最终法院的判决却只有一年三个月。可以想象，如此荒唐的法律体系和判决下，哪一个老太太不愿意“试着讹一把”，哪个好心人还敢扶别人？而又有哪一个人不是想着“借了就从没打算还”……因为背离了常识，背离了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这些政策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且往往搞的民怨沸腾，使得社会福利不断受到侵蚀。如此情形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有那么多的“乱象”和“困难”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常识的普及和推广，是如此的重要，而又如此的任重道远！刘瑞明：经济学研究选题的8个“I”原则刘瑞明：中国的学术进步需要打破“本校偏袒主义”刘瑞明：为什么我们变成了“冷漠的大多数”？刘瑞明

作者简介赖德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1年第4期（总第54辑）。全文2125字，阅读约需5分钟University大学的文化在中国，Clemson

作者简介吴克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全文4197字，阅读约需10分钟精神贿赂的经济学分析有一则妇孺皆知的笑话：从前，有个爱拍马屁的人，皇帝、百官都被他拍得团团转。阎王听说后，派小鬼把他捉拿到阎王殿，准备判他下油锅。这人两眼骨碌碌一转，马上“扑通”一声跪下，说：“阎王老爷，不是小人愿意低三下四，而是那些人喜欢让我吹捧、奉承。如果他们都能像您一样铁面无私、执法如山，那么我再怎样拍马，也没有用啊！”阎王听了这话句句入耳，龙颜大悦，就判他无罪，并派小鬼送他回了人间。这虽然只是一则笑话，却生动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溜须拍马现象。一些人为了谋取个人私利，不将精力用于勤奋工作以取得出色的成绩，而将精力用于研究如何揣摩领导心思，讨领导欢心，这种人热衷于给领导戴高帽子，为领导歌功颂德，极尽吹捧、恭维之能事。人们不难察觉，这种人恭维、奉承、吹捧领导，和领导套近乎，无非是想博得领导的宠爱，进而获取更多的私人利益，其动机与贿赂领导并无本质不同。如果说将那种为了达到个人某种目的而给领导送钱财、金银珠宝或贵重物品的行为称做物质贿赂，那么不妨将出于同样目的而恭维、谄媚、吹捧领导的行为称做精神贿赂。需要指出的是，精神贿赂与表扬、欣赏、赞许等在表现形式上似乎并不泾渭分明，实质上却有本质区别，前者是一种曲意、违心的行为，含有明显的功利性动机，期望从对方那里获得回报，《现代汉语词典》对“奉承“的定义是：“用好听的话恭维人，向人讨好。”后者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精神褒奖，不带有任何功利性动机。从词性上，恭维、谄媚、吹捧、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等精神贿赂都是贬义词，为人们所唾弃和不齿，按理会遭到人们的抛弃，不会有多大的生存空间。但是历史和现实却恰恰相反，精神贿赂不仅古已有之，今天也不少见，种子绵绵不绝，事例不胜枚举。那么，精神贿赂为何一直长盛不衰？又该如何消除这种现象？且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一番。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人们都期望从自己的一切活动中获得最大化的效用，效用是指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受。众所周知，人们在消费商品、接受服务时会产生心理满足感，也就是说，商品和服务能够给人们带来效用，推而广之，一切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都会给人们带来效用。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对于尊重需要，俗话说得好，“人要脸，树要皮。”无论是地位显赫的高官要员，还是普普通通的黎民百姓，甚至是贫困潦倒、衣衫褴褛的乞丐，也都需要尊重，都非常珍惜自己的尊严，古代一个乞丐宁可饿死也不接受嗟来之食的故事足以证明这一点。正是由于人们对于尊重的需要如此强烈，当人们的尊重需要得到满足时，人们就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如沐春风，浑身舒坦，产生愉悦、自信等心理效用；相反，如果剥夺一个人的尊严，会使人产生愤怒、怨恨乃至仇视等强烈的负效用，以至于“一个人往往原谅他看不起的人，却不会原谅看不起他的人。”

作者简介李增刚，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6年第3期（总第73辑）。全文3142字，阅读约需7分钟

作者简介邱斌，东南大学特聘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第1期（总第67辑）。全文3529字，阅读约需7分钟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也谈经济学的学术史梳理

作者简介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全文1517字，阅读约需3分钟经济学界最缺乏的四大常识我在多年的研究和教学中发现，目前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政策制定部门也不缺建议和谋士，缺的同样是常识。他们缺少哪些常识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四个。-1-印钞票不创造价值究竟什么是财富？很多人以为钞票是财富，其实钞票只是财富的收据。印钞票是最简单的、成本几乎等于零的一项政策措施。印钞票仅仅转移价值，仅仅是价值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转移，仅仅是价值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如果说烂印钞票的货币政策能解决经济问题，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经济问题，如果印钞票就能带来经济增长，那么津巴布韦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因为认为印钞票是万能良药，是缺乏常识的表现。▲津巴布韦货币面值突破天际-2-公共支出不能靠借债财政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和个人，而财税政策仅仅是财富在父辈和子孙、政府与民间之间的重新分配。如果财政支出的增加是靠税收，那么就是当代人之间的转移支付，几乎不创造任何价值。更糟糕的是，如果财政靠借债增加支出，这就是典型的财富的代际转移支付，而债务积累的后果就是震惊世界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3-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更高尽管市场不完美，尽管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不可能比市场高。如果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高，那么苏联就不会崩溃，我们也没有必要启动经济改革。政府之所以配置资源的效率没有市场高，因为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使他们能够制定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随着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日趋复杂，经济规模的越来越大，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从理论和事实上都可以证明——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比政府规划的效果会更好。这个常识在30多年前，我们在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但今天似乎已被人们忘记了——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开始对各种规划、干预趋之若鹜。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市场与政府》一书中写道：“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没有统计规律可循，风险极高。我们没有办法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目前主导世界的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30年前人们一个也没有预测出来，今天也不可能预测出30年后的事情。产业决策是集中决策，是一场豪赌。它将每个人犯错的概率累积到一起，加大了集体出错的概率。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可能性巨大。产业政策在实行过程中成本极高。产业政策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这必然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得到政策扶植的往往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4-经济增长不依靠宏观政策因为货币政策不创造价值，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政府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低，而经济增长的定义就是价值的创造，既然政府不能创造价值，那么政府也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那么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增加资源投入或者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在增加资源投入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早就证明：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提高效率的最重要手段是创新。所以，宏观政策只会越帮越忙，以低效为代价实现所谓的经济增长。林毅夫：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官场“潜规则”悦茶丨吴敬琏：薛暮桥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拓白重恩

作者简介李井奎，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法律经济学项目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员，现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在哈佛看美国》·后记2020年暑期，正值新冠疫情肆虐之际，当腾讯新闻的编辑老友得知我正在哈佛大学访问，于是邀请我写一个观察美国的专栏时，说实话，连我自己都觉得不靠谱。我读过不少关于美国社会与政治观察的书，其中最著名的当然要属林达、刘瑜等几位老师的著作，与这些曾旅居美国多年的前辈老师相比，我才来美国几天呀。同时，毕竟长期生活在中国大陆，我对美国的许多认识也都停留在纸面和想象上。即便来到美国之后，在疫情到来之前，我也不是非常关心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这种不关心不是因为我没有兴趣，而是因为我认为我早已经了解了它。然而，随着新冠疫情、中美冲突、美国大选等事件的发展，我开始对我原来的美国印象充满着困惑，感觉美国对于我越发的陌生。老友似乎早知道我会有这样的反应，她继续说：“我们这边写专栏的，有不少是移居美国多年的，也有不少是在大陆这边隔岸观察的，但我们就是少了这样一位，常年居住在中国大陆，刚刚到美国，同时又幸运或不幸地遭遇到了2020年这么多事儿。我觉得你来写最合适不过了。”坦率地说，老友的这番话是说动了我的。美国是一头大象，我们每个人都在试图从自己的这一面理解它。在理解它的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知识存量、人生体验、利益立场，都会影响到他对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的认知。我也一样。为什么我不能把我的一些困惑和认知展现出来，供大家一起来思考和批评呢？于是，在哈佛课业之余，我开启了自己的美国观察之旅。每周两篇，把自己认识到的美国社会，以及自己感到困惑的问题，一一呈现出来，一直写到隔离结束回到家里。我挺感谢能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这次写作的确让我对美国的认知加深了许多。这些专栏文章在腾讯新闻和财新网专栏上推出后，我都会转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朋友圈有不少在美国留学的朋友，纷纷发微信消息告诉我，读了我的文章很有启发，也多有来讨论的。此外，也有一些寓居美国多年的朋友，对有些文章提出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我从来都不躲避，也都一一晒在朋友圈里，让大家有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我所提供的思考的角度。正是这样开放的态度，既让我收获了友谊，也让我学会了从不同的人、不同的立场以及不同的人生体验去理解美国社会。真正认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都常常难倒我们，更何况是偌大一个美国。美国社会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我对它的所有想象，所以，我在整个专栏写作过程中，尽可能地做到冷静观察，认真思考，多方学习，在落笔时也常常提醒自己，你或许不能做到上帝视角下的一览无遗，但一定要对自己真诚，确保每一个字都是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于是，就有了这本历时近五个月写出的《2020，一位经济学家在哈佛亲历美国》。正如我在9月初正式落笔时写的那句话：“它或许不一定是完美的，但一定是真诚的。”谨以此书送给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朋友！希望这些思考，能够为你认识美国提供一些新的角度，以及一些新的认知。李井奎2021年3月31日写于浙江大学之江校区人文高等研究院2号别墅李井奎：亚当·斯密与“看不见的手”李井奎：斯密主义的劳动分工经济学李井奎：台湾访学悦茶丨

作者简介徐康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6年第3期（总第73辑）。全文4979字，阅读约需11分钟闲话“工匠精神”《经济学家茶座》是闲谈之地，可以围绕经济议题三言两语。看着眼下“工匠精神”成为热门话题，有所感触，不妨闲话一番。关于家具的一段“私家故事”每个家庭都有使用家具的经验和感受，我家也不例外。由于年轻时光一段特殊的经历，我对木制品尤其是家具常常会投去不一样的眼光。自我成家以来，一共使用过三套家具。第一套家具就是为成家准备的。自己买的木料（当时木材是紧俏物资，好不容易托人买到的），自己拖回家的（很费了一把劲），自己找木工师傅来家加工制作的（本地俗称“打家具”）。由于木材紧俏且贵重（以我当时的收入为标准），为防止木工师傅大材小用甚至“掉包”，同时要保证加工环节的质量，家中应有“监工”。这个监工自然就是我了。记得当时正忙于复习考研，寒冬腊月，一边搓手取暖读书做题，一边时不时用眼“监控”家具从木材到成品的过程。应该说，木工师傅的手艺是不错的，也是比较认真负责的（可能与事先设计的好的交易机制有关），算得上一个称职的“工匠”。一套家具用了十几年，完好如初，毕竟是真材实料、全部榫卯结构。两次搬入新家，用的都是这一套家具。但是，毕竟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加工物品，质量尚可，但用材可称简陋。木材是水曲柳的，30多年前算得上是家具好的用材，今天看就极其普通了；为节省用材，背板和侧板都是用纤维板替代木材的，搬家时碰到尖锐物留下两三个小洞。当时环保意识不强，上的漆就是普通的漆。所以，当我第三次搬家时，决定不再带走原有的家具。第二套家具是在家具市场上买的成品。成品要比请木工师傅制作的家具好看得多，当然费用也高出很多。当时（2000年），市场上全实木的家具还很少，有的都很贵，占主流的是板式家具，即主材是用集成材（经过加工的木材板，但不是原木），家具表面一般是用装饰性强的木皮贴饰而成。对木材和家具没有经验的人，一般都比较容易被这种板式家具所吸引，表面光鲜，造型新颖（由于不是对原木进行加工，所以克服了原木在成型方面的一些限制）。但这种家具也有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原木自然的美丽花纹，当然也不会散发出原木特有的清香，二是不经用，难以像原木那样经历长久仍可完好如初。果然，用了几年之后，首先是桌面的装饰贴面局部脱落，接着就是其他问题开始出现。这种家具作为一时之用可以，但不可作为家居欣赏，更无法家传了。五年前再次搬家时，想都没想，自然用新家具替代旧家具。购买第三套家具费了些心思，看了不少地方。有事先的标准。第一，必须是全实木的，即每一块材料都是用原木加工的，而且材质要有一定讲究；第二，做工必须要好，全榫卯结构，油漆要环保；第三，要美观大气，长久耐看。最终选择了一套（其实是多套组合的）全榆木材质、器型美观的新中式家具。本人在中学毕业后曾有一段特殊经历，学木求匠两年，刨、锯、开榫、打眼样样都会，独自一人制作的五斗橱像模像样，虽不敢讲木工手艺已经很精，但看门道已经八九不离十了，评价家具的做工和品质有一定的发言权。现在市场上好的家具确实做工精良，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相结合，若用材再讲究，可以达到可以被欣赏的程度。榆木材质紧密，花纹铺张，富有动感，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家具的上好用材，现代工艺又可以做到板与板之间无缝连接，一个桌面如同一块整板，同时不失全榫全卯的工艺，看上去确实赏心悦目。朋友新来我家，见到家具及其他木制物品都要赞赏一番，笔者免不了要自谦，但心中还是高兴的。说了一段家具的私人故事，其实想说明两点。第一，从消费者效用原理出发，若财力允许，买家具这类常用且长期用物品，一定要买好的。第二，中国的家具的确可以做出精致的东西，拿到世界上去比也不会差。因个人兴趣，笔者也有多次在国外考察家具市场的经历，得出这番经验是有依据的，其实美国市场上卖的很多高大上的家具原本就是中国生产的。不信，你可以拿好的中国家具和宜家卖的进口家具比一比。遗憾的是，中国制造所代表的产品，依旧离精致优良很远，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低质低档乃至粗制滥造的代名词。正因为此，社会呼唤好的“中国制造”问世，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力提倡“工匠精神”。人类有追求美好的愿望和权利。美的产品、好的产品，也是一种文明的象征，是人类达到不同文明阶段的一种标志。人的生活是不是美好，不是取决于你有多少钞票，而是取决于你拥有多少美好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即便你很有钱，不停地换住所、家什用品，但住所逢雨就漏，家什用品粗制滥造，甚至有毒有害，你的生活绝不能算美好。人家一辈子就住一处，家什用品也是一件用了多年，但住的和用的都是高质量的，能够用来欣赏的，人家的生活肯定比你美好。所以，产品做的好不好，不仅关乎生活品质，而且关乎文明程度。具备“工匠精神”的前提是要有工匠把产品做好，当然要有工匠精神，而是否具备工匠精神，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折射。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大胆承认民族文化的某种缺失，承认国人的某种劣根性。鲁迅先生写过很多批判国人丑陋一面的文章，可谓一段文字一把匕首，一篇杂文一支投枪。与他同时代的傅斯年，也写过不少批判性很强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中国狗和中国人》，大有鲁迅的风格。作者在文章中首先借用专业养狗人士的话说，“中国狗也很聪明，他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叫他探一件事，他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挣食物的时候，就把他的使命丢开了，所以养不成材。”接着，这位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论道：“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中国人‘小时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沉沦。留学生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胡适之先生说，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其次便是中国学生，至于美国人，远不如这两个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了一群狗打架，或者挣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如果今日有人看到这段文字不舒服的话，不妨去一趟上海的鲁迅纪念馆，最初发表这篇文章的《新青年》杂志，现在已经成了馆藏的一个文物。胡适当年也写过一篇寓言式的文章，语气平和，但寓意相同，针砭国人的不认真和不负责任，做事马马虎虎，那就是《差不多先生传》——中国人的最大特性就是做任何事（当然包括做东西）都是差不多就行了，从来不精益求精；“差不多”的哲学通行天下，把“差不多”发扬光大的反而被捧为“圆通大师”。几十年前如此，如今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去。所以，中国制作的产品与外国制作的产品放在一起，立马分出三六九等来，价格也是如此。连医生都会和心脏病人这样说：你的心脏要做支架，外国支架四万一个，国产支架便宜，只要两万一个。至于国人蜂拥到国外购物，从德国的汤锅到日本的马桶盖，再到澳大利亚的奶粉蜂蜜，以至于中国旅游团所到之处，便是外国商场断货之时。这些已经不再是新闻，国人早已见怪不怪。问题是，倘若没有工匠，何来工匠精神？今天我们有工匠吗？提这个问题似乎更为沉重。有两种途径可以产生工匠。第一种途径是学徒制，手艺精良的师傅把技术传给徒弟。那个给我打制第一套家具的木匠，算得上那个时代的工匠。若没有当年恢复正常高考制度，也许笔者也可以成为一个说得过去的工匠（不算诳语）。这种途径现在自然消失了。第二种途径是职业技术教育。发达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可以产生大量高水平的工匠，就像德国、日本那样。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工厂流水线上基本都是刚刚从农田里走出的民工，经过简单培训就开始生产了。虽然也有职业技术学校及其毕业生，但人数偏少，更关键的是水平不高，既有投入问题，又有生源问题，因为现在去读职业技术学校的几乎都是被高中淘汰的。除少数国家重金投入的行业，中国的工业文明，基本上还是“差不多文化”通行。操作手册上明明写着螺丝要拧5圈，中国的操作工常常只拧3圈——只要不掉下来就行了。所以，同样的技术，同样的工艺，就是因为做的人不同，品质就会有差异。我曾经在东京的商场里见过两款外形一样、品牌相同（都是索尼牌）的八波段半导体收音机（那还是半导体收音机有市场的年份），价格却相差一倍。好奇之下，问其缘由，被告知，那个贵的是Made

作者简介于光远，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本文为于光远1997车5月2日写的祝贺董辅礽70寿辰的文章。全文3721字，阅读约需9分钟董辅礽是一位年轻的老经济学家老董今年也70岁了。他早已是我国一个有成就、有见解、有影响、资深的经济学家。大概自己太老了，我常常把他视作属于中青年经济学家中的一员，从今天起我改变这个看法。“人生七十古来稀”这话虽早已过时，但上了这个岁数，再把他看成中青年，显然是太不合适了。我想称他做“年轻的老经济学家”。说他“老”，因为毕竟到了70，而且从事经济学研究已经有近半个世纪；说他是年轻的老经济学家，因为他毕竟只有70，身体极好，而且在思想上、创造能力上非常年轻。写老董，很自然地会想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它在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我和老董相识及很长一段时间内友谊的发展，就是他在这个研究所工作期间。我同经济研究所有很深远的渊源。1949年，把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改造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件事，就是组织上派我做的。在狄超白时代，我就同这个所经常联系。到了孙冶方时代，关系就更加密切。我们之间，不仅是中宣部这样的领导机关和它所管的单位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作为经济学家的我和当时中国地位最高的一个经济研究所之间的关系。孙冶方同我性格相投，他也特别看重年轻人，鼓励年轻人充分地自由创造，因而所内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涌现出不少青年经济学家。老董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他的专长、他的文章已引起我的注意。文革中，我和经济所间只剩下同孙冶方等一起挨斗受批的关系。没有想到文革后期，作为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之一，我又分管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这时候孙冶方不在，老董成了当时我主要的联系对象。我分配给他编写一部《国民经济统计辞典》的任务。不多久，又来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给他也带来了一些麻烦，有人要他批我，他拒绝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6年底或1977年初，我得知“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已写好，尚未出版。这本书从经济理论上论证“四人帮”的反动路线。我带了董辅礽到上海，弄到了几本，并让老董组织系统批判。1977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吴亮平同志在经济所组织了一次不提候选人的选举，结果老董以最高票当选为经济所的业务行政领导小组组长，在1978年许涤新同志到经济所任所长前实际上主持经济所的工作。他一方面整顿和恢复停顿了许多年的经济所的工作，一方面组织所内外力量从经济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其中重要的工作就是系统地批判上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每两周开一次批判会，批判了二年多，在全国思想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名义带团出访日本，老董是这个团的成员，在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中，我和他在一起，交流了不少想法。这年的8月，我又和他一起到墨西哥出席第七届世界经济学家大会。在这年的10月，我和他商量开了一次由他主持的座谈会，会上我提出要展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座谈会的消息在《人民日报》上报道后，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自己又写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后的几年内，在中财委“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方法组”的工作中、在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工作中、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座谈会和双月经济学活动周的工作中、在许许多多我发起或主持的工作中，老董就代替孙冶方的位置，运用经济所的力量和我密切合作……大概正因如此，在1987年召开的一个“批判”我的“生活会”上，有人通知他到会，明显地带有让他“受教育”的性质。这一次他在会上的表现，再一次使我感到他是个能够坚持原则立场的人。他在工作中和在政治生活中一贯正道直行。历史上是如此，在这些年对待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态度也是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对经济问题发表了许多看法，提出了许多主张，都是以一个正直、勇敢的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根据他所掌握的实际资料和经济科学理论，实事求是地提出的。而且只要他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就不顾中伤和攻击，坚持自己的看法，从不见风使舵，不随声附和，更不在某种压力下屈服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近十年来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常委会委员和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作为经济专家，代表人民的利益，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对他近十多年的贡献写起来就太长了，但是对他在国家所有制问题上的立场，还是应该写几句的。他是最早提出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国家所有制的经济学家之一。在我们的国家中，这样一种观点影响很深。本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可以有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选择，但是斯大林却把他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视作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接受这个模式就说成不搞社会主义。铁托另搞一套，就被诬为社会主义的叛徒。斯大林的这个观点，早已证明是错误的。斯大林这一错误的核心，就是把国家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所有制两个概念之间划等号，而不把它视作只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形式，从而要求国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必须占据很高的比重，而且认为这个比重越高越好，不允许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对待。董辅礽的观点就同这相反，提出在考虑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对原有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可以采用不同的方针。他指出，应该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考虑国有企业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应起主导作用，这就是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为保证社会的公平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为此，不必在一切经济部门使国有企业占绝对比重，而只须在下述一些部门保留国有企业，或在企业中保留国有股份的控股地位。他列举了一些部门，如为政府调控经济提供物质条件的部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部门、某些需要大量投资而非国有企业无力或不愿投资的基础设施部门、非国有企业无力或不愿投资的高风险和高科技部门、涉及国家和社会安全的部门、不宜由非国有企业经营的自然垄断部门等等。他认为，只要在这些部门保留国有企业或保留国有股份在企业中的控股地位，国有企业就能起主导作用。这样来介绍老董的见解，是我在多次会议上听他发言所记住的他的意思概括出来的，不是他的原话。我写这篇文章没有去查证他的著作，有可能未能表达得很准确，但我想会符合他的本意。这几年我在许多会上听到别人讲了许许多多类似老董发表过的意见。这说明老董说过的这些意见越来越多地成为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因此可以说，老董的主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当然还有待在更大范围内取得科学验证。其实老董的观点，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发现，许多人都有这种看法。但是老董提得早，观点一开始就很明确，讲出了充分的根据，讲得很有系统，而且在许多场合反复地论述。他的贡献应该得到高度评价。当然，像这样一个大问题，在理论上需要提高和深入，在实际解决问题时又一定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我有一个30年的说法：1919-1948年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30年。1949-1978年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最后觉悟到必须改革的30年。我希望1979年后的30年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基本完成，在2008年制定第一部改革开放后的新宪法(再过30年，完成政治和文化及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制定第二部新宪法)。这第三个30年的目标，今天还只是人们的希望，尚未成为现实。在这30年的前14年，即到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肯定了我国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体制。在这之后，我认为还有两大问题要在后16年内完成，那就是明确我国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原则。老董提出的问题就是属于所有制结构方面的。我曾提出：(1)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性质是社会所有制即现行宪法中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非一般的公有制；(2)在我国应该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允许各地区在所有制结构上可以有所不同，实行一制多式；(3)在我国实行的社会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应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其中又有中央、地方两种)、合作社所有制、社区所有制、社团所有制、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等等。而以能够容纳多种基本形式一一即多种所有制基本形式的混合物的股份公司，作为我们社会所有制的主要形式。这样的主张也是属于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的问题中，当前实际工作中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老董提出的对国家所有制的看法和改革中如何对待原有的国有企业的问题。我相信老董在未来的十多年中，再经过一番努力，对我国改革中的这个重大问题——所有制结构问题，将能作出新的巨大的贡献。我自己如果健康条件允许，也愿意和老董这样的“年轻的老经济学家”以及年轻而不老的经济学家们一起，并肩奋斗。当然我恐怕只能敲敲边鼓、讲点抽象的原则，参加不了主力军的队伍。在结束这篇文章时，我还想讲一点，那就是这些年老董在掌握国情做调查研究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而且颇有成效。我认为这方面的工作还应该继续下去。搞经济研究当然离不开调查研究，离不开对实际状况进行细致的科学分析。悦茶丨梁小民：启蒙未竟人已去——纪念于光远先生悦茶丨吴敬琏：薛暮桥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拓新望：改革年代里的兄弟经济学家

作者简介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林佳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博连读生。全文9976字，阅读约需22分钟【按】应《学术月刊》邀请，我做了一个专访，详细介绍了我走上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以及事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谨以此文，献给想做学术研究或者正在做学术研究的青年人。——聂辉华

。全文5337字，阅读约需12分钟｜熊彼特论危机中的社会转型｜1941年3月4日到28日，熊彼特在美国波士顿的罗维尔研究所（Lowell

作者简介王红曼，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1年第2期（总第90辑）。全文4712字，阅读约需10分钟熊彼特对自然法在经济分析史中的考察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作者简介徐康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2022年2月8日。全文2426字，阅读约需6分钟发展数字经济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路径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与此同时，许多地方也编制了有关数字经济发展的专项规划。可见，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国上下谋发展的一个重要热点。趋势之下，个人认为，数字经济在思想认识和发展方向上，还有一些关键问题需要理清。1数字经济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数字技术是当今科学技术发展最快、创新成果最多的领域之一，并对经济社会有极其广泛的渗透影响，其成果应用无处不在。正因如此，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发展数字经济，已经不是几个产业的事情，而是经济社会的一场大的变革和进步，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在工业经济时代，劳动、资本和技术构成了生产要素，商品的价值基本上由这三类生产要素构成。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价值构成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以一辆汽车为例，在工业经济时代，最有价值的部件是发动机、变速箱和车身。但到了数字经济发达的时代，其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以数据为基础的网络连接和智能服务。尤其当物质产品的丰富性基本得到满足后，各种新型的数字化、智慧化的服务将成为需求的主要牵引，数字经济将是21世纪经济的最显著特征。对于中国而言，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路径，必须要从战略高度上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今后几十年，我国需要重塑新型比较优势，聚力从经济大国向现代化经济强国迈进。江苏是经济大省，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水平高于全国，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有助于深入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建成一个数字经济发达、科技创新优势突出的现代化省份。2协同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一个有远见和有作为的政府是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的基本保证。正是因为我国充分发挥了体制优势，集中资源加大对信息通信产业等相关领域的投资，使得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全球领先，数字经济远远走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前面。当前，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光纤网络，5G基站数占到世界七成，移动支付广泛普及，数字产品和服务市场活跃繁荣，并涌现出一批世界级的数字平台企业。政府应坚持抓战略、抓规划、抓改革、抓服务，以鲜明的规划指南和政策引导，促进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现象，其资源配置仍然必须由市场来完成。相对而言，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容易实现，主要靠规划编制和大规模投资，而数字经济的内容建设和水平提升就不那么容易了，这需要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融入进来，需要构建一个完善高效的数据要素市场和数字产品市场。在当前各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热潮中，切记要防止数字基建的“火热”掩盖数字经济内容的简单贫乏，以及低水平的重复。3推动数字经济向“实”发展虚拟是数字经济的一大特征，看不见的“在线”是数据流动的主要形式。若要实现数字经济的真正繁荣，必须推动数字经济向“实”的方向发展。这里的“实”，并非消除数字经济的虚拟特征，而是要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突破一些关键的硬技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中科技创新的自主可控。应该看到，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虽然态势迅猛，但活跃领域仍然集中在网上购物、网约打车、社交娱乐等应用层面，大量的实体企业数字化水平仍然不高。发展中国的数字经济，一定要克服避重就轻的倾向，促进更多的创新资源向数字硬技术、关键底层技术领域集中。江苏是制造业大省，实体经济占有比重高，更要注重将发展数字经济与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加以紧密结合，加快数字产业化、实体化发展，更多地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瞄准由“江苏制造”向“江苏智造”转变提升的主攻方向，注重实效，真正让企业从中获得效益，让市场机制发挥效能。4促进创新资源向企业集中数字经济一定要坚持以企业为科技创新主体，这是创新规律使然，也是重要的补短板所在。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创新的历史上，晶体管、集成电路、微软操作系统、智能手机等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创新发明都是诞生于企业，而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最大的短板之一就是企业创新能力较弱。究其根本，是创新资源难以向企业集中。现阶段，高水平创新人才过多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由于企业讲的是“真刀真枪”，产品和技术必须被市场所接受，难度大、耗时长，很容易被冷落。对此，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把推进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建设当作一项重要工程来抓，促进创新资源向企业集中。鉴于江苏市场主体数量居全国前列，从事数字经济的企业众多，建议一是在涉及数字领域重大技术创新的规划制定方面，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二是完善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优化现有的科技奖励制度和人才计划，引导优秀创新人才向企业集中。三是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当然，对于企业自身而言，也要有大的抱负，要学习华为勇于在“无人区”开展艰苦并具有风险的重大创新。5大力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是全社会的事情，必须要有广大民众的参与。无论是作为劳动者还是消费者，乃至于数字时代的一个普通人，都要提升数字素养。可以说，数字素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学习技能、劳动技能和生活技能。提高数字素养，可以使劳动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生产的效率更高，更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提高数字素养，可以使消费者享受更为便捷高效的产品和服务，促进需求多样化和消费升级，也可以使普通人的生活更有质量。建议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促进全民提升数字素养。首先是优化完善数字资源获取渠道，给民众以更全面更高质量的数字服务供给。其次是精心打造数字交通、数字医院、数字社区等，丰富新型数字生活场景。还要倡导终身数字学习，构建相关学习体系，尤其是尽快提升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的数字学习能力和治理能力。此外，尤其要特别关注落后地区、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数字素养提升，防止因数字素养差别引起的社会分化。徐康宁：中国经济为什么有韧性徐康宁：国人为何“未富先奢”？徐康宁

主编：《改革的黄金年华——我们眼中的于光远》，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柳红：颐和园讲习班悦茶丨张维迎：经济学家如何理解经济增长张亚光

作者简介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全文4966字，阅读约需11分钟回乡三日2022年1月9-12日，我在春节前回了一趟江西老家（已回北京，别喊我喝酒）。所思所想，寥记如下。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部分细节做了技术性处理，请勿对号入座。19日上午，我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顺利通过了安检。尽管我前一天专门做了核酸检测，但是并没有人查询核酸报告。在候机室等飞机时，一个人大女生居然认出了戴口罩的我。她说她跟导师陈教授一起去江西调研电子商务。太巧了，陈教授和我是老乡，我赶紧找到他。他们一行三人，下飞机后就准备租一辆轿车，先去抚州调研。我可以搭个顺风车，省得花几个小时等机场大巴。这个女生之所以认识我，是因为我几年前应邀给他们做过一次讲座。这印证了社会网络理论的一个观点：有时“弱联系”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社会网络专家、斯坦福大学杰克逊（Matthew

“劳动力个人所有”“劳动者仍然把劳动当作自己的谋生手段”。1979年7月，他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提出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中欧工商国际学院”。我称呼吴敬琏为“吴老师”而不是“吴老”，有两个理由。首先，在我眼里，吴老师一点都不老，永远是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超过我们所有人，毫无老相。其次，我是吴老师的晚辈，而且根据我的计算，我只晚了一辈，所以我还是将“吴老”这个称呼留给我的后辈吧。当然这是玩笑话，无论长幼，大家都尊称吴敬琏教授为吴老，我采用吴老师这个称呼是有私心的，我想和大家不一样，想要表示我和吴老师的关系更亲近些哈。我比吴老师小35岁。我俩都曾在复旦大学学习经济学，尽管毕业时间相距了32年。吴老师是中欧的奠基人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欧管理中心CEMI（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的前身）成立之初，就担任学术委员会成员及教授。而我是在2004年加入中欧的，比吴老师晚了整整17年。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都是吴老师的晚辈，而且是“血缘关系”很近的晚辈。我还计算出我只比吴老师晚一辈，计算过程在未公开发表的附件（unpublished

作者简介吴克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3期（总第13辑），原标题为《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全文3551字，阅读约需8分钟“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经济学解释一次和朋友聊天，当谈到人际交往时，朋友感叹道：“唉，上天真是不公平。当你陷入困境落魄潦倒需要帮助时，你很难得到帮助，朋友远远地躲着你；而当你事业有成春风得意并不需要帮助时，朋友却纷至沓来对你格外关照。真是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啊！”言谈之中流露出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不满和无奈以及对人际交往中“多一份雪中送炭、少一份锦上添花”的希望和期待。很多天过去了，这一席话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引发我的深思。显而易见，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涉及三个方面。其一是需求方即接受“炭”或“花”的人，这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处境，需“炭”者往往处于逆境，贫穷潦倒，他们大都是社会弱势群体；得“花”者往往处于顺境，事业发达，前途远大，大多是社会强势群体。为了简便起见可将前者假定为逆境者，将后者假定为顺境者。其二是供给方即送出“炭”或“花”的人，他们既可能是逆境者也可能是顺境者。其三就是需求方和供给方的中介即“炭”或“花”，为了分析的方便，假定此“炭”、“花”是指物质或货币付出，代表着一定的社会资源。（事实上“炭”或“花”既可能是物质上的支援也可能是精神上的鼓励，总之都能给需求方带来收益，二者功用相同。）尽管“炭”或“花”都能给需求方带来收益，换言之，都能实现其效益，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生活中的“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现象却不符合资源效用最大化原则，不利于资源最优配置。效用是指商品（生产商品必然消耗资源，所以归根到底商品可代表资源）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商品的效用越大，则消费者从中获得的心理满足感就越强。商品效用最大化原则要求每一单位商品给不同消费者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边际效用的概念从总效用概念引申而来，所谓总效用是指消费者消费一定量商品所感觉到的满足的总和。边际效用是指增加或减少一单位商品的消费所感觉到满足的变化。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人们从消费中得到的总效用在开始的时候不断增加，逐渐达到最大值，然后又逐渐减少。但是即使在总效用增加的时候，其增量也是逐渐减少，所以边际效用趋于下降，并在总效用达到最大值后成为负数。例如，当一个人饥饿时吃肉包子，第一个肉包子所带来的满足程度最大，随着肉包子吃得越来越多，虽然总的满足感在增加，但每增加一个肉包子所增加的满足感即边际效用却在递减。假设当他吃完第四个肉包子时就已经吃饱，如果再吃第五个肉包子，此时他会感觉胀，乃至非常不舒服，这表明五个肉包子的总效用比四个少，第五个肉包子的边际效用降低为负数。这一现象被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还认为，不仅商品的边际效用递减，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也递减。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是指每增加或减少一单位货币收入所增加或减少的效用。显然，一个人在年收入为5000元时增加或减少100元，比他在年收入为50000元时增加或减少100元就更重要，或者说具有更高的边际效用。所以，如果将100元（或有价物品）从富翁手中转移给穷光蛋，那么富翁所失去的效用量小于穷光蛋得到的效用量，这100元的效用就增加。据此可知，一定价值的“炭”对于逆境者的边际效用远远大于同样价值的“花”对于顺境者的边际效用，要使这价值相同的“炭”或“花”实现效用最大化，就应该将锦上所添之“花”重新配置，从顺境者手中转移给逆境者，换言之，应该多一份雪中送炭，少一份锦上添花，才有利于实现资源效用最大化。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现实情况是“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呢？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样一个问题，观察的角度不同，结论就不一样。如果不从“炭”或“花”这个中介方的角度分析，而从供给方或需求方的角度来看，结论是：供给者更乐于送出“花”，需求者不会拒绝“花”，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其实是一种符合理性人假定的必然选择。经济学假定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分析人的行为应该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理性人假定人们在行为决策时遵循“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原则，首先考虑不同行为的成本和收益，经过仔细比较、权衡，最后选择收益率最高的行为。此外，理性人假定人们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他人利益最大化，人们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的行为同样遵循这一规则。从供给方的角度看，尽管一定价值的“炭”给逆境者带来的利益大于相同价值的“花”给顺境者带来的利益，但那是属于他人的利益，作为理性人的供给方对此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自身利益。显然，无论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他们付出的“炭”或“花”都是一种经济成本，付出成本自然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回报，换言之，人们希望“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假定“炭”或“花”成本相同，他决定“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就取决于二者的预期收益率孰高孰低，而这实际上取决于对方将来的回报能力孰强孰弱。不言而喻，需“炭”者由于大多是逆境者，或者遭受重大打击，或者贫困潦倒，往往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多大能力回报他人的帮助？即使是那些暂时处于逆境、将来前途广阔的需“炭”者，他们将来的回报能力很强，例如苏秦、范进，但人们很难准确发现、识别出这一类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逆境者，一个逆境者将来到底能否发达有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性，同时人们大都是风险厌恶者，不愿承担不可预料的巨大风险，所以不愿对即使前途广阔的逆境者送去急需之炭，苏秦、范进发达前的遭遇就是例证。得“花”者则完全相反，他们或者有权有势，或者腰缠万贯，或者事业发达如日中天，总之他们现状非常良好，回报“锦上添花”不过小菜一碟，不在话下。这意味着供给者如果“锦上添花”就能够比较稳定地得到较高回报。所以，供给方自然乐于“锦上添花”而不愿意“雪中送炭”了，苏秦、范进在以后享受的优遇便是明证，正是“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也许有人说，人们雪中送炭并不是为了获得物质回报，而是获得精神满足。诚然，人们从雪中送炭、扶危济困中可以获得患难之交的友情，获得乐于助人、慷慨大方的好声誉，可以得到别人的赞誉、敬重与感激，甚至可以像雷锋那样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总之可以获得诸如快乐、自豪、自我实现等心理收益，这也是一种莫大的满足。正因为如此，依然有些人对“雪中送炭”乐此不疲，甚至有人甘当无名英雄，匿名捐助素不相识的贫困家庭失学儿童、重病患者等，毕竟人间自有真情在啊！然而，相对于这些精神收益，经济利益是第一位的，是基础，尤其在当今市场经济浪潮下，人们的经济意识空前高涨，人们在做出行为抉择时更

作者简介刘瑞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亢延锟，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0年第1期（总第87辑）。全文3526字，阅读约需8分钟改革要充分发挥“联动效应”为什么要关注改革的联动效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各项改革都往往集中于某一个领域内部，这种改革固然能够解决内部的一些问题、改进效率，但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找不到问题的症结陷入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境地之中。事实上，如果深入考察，很多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并不是独立的，往往具有较强的关联效应，有的病症表面上是在一些领域，但是，如果追根溯源，有可能病根却在另一些领域。因此，今天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具备两种思维：一是要有全局思维，在把握整体的局面下合理进行各部分的改革，避免政策之间出现冲突；二是要有联动思维，一个部门、一个领域的改革，不仅会对自身产生改革效应，或许还会促进其他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对于前者，我们已经有相当多的讨论和呼吁，但是对于后者，仍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改革的联动效应为什么重要？一方面，目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愈加严峻，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对此，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以改革促增长，释放内在增长潜力，对冲环境恶化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不仅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进一步改革的空间也在逐步收缩。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好啃的骨头基本都已经啃完了，剩下都是难啃的骨头。在这种情况下，更好地利用改革的联动效应，来促进多个领域的改革，或许是目前成本较小、阻力也更小的改革措施。联动效应的实例：文化体制改革和旅游产业发展关于改革的联动效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文化体制改革和旅游产业的联动效应。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乍听起来隔了八丈远，可为什么文化体制改革会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呢？这就要从为什么要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说起。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化体制是与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相对应，并且延续了严格的等级管理制度。文化产业内部以公有制文化企业为主，内部分配具有严重的“平均主义”弊病，“大锅饭”的体制使文化企业的创新严重不足，文化产品的种类十分匮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改变长期以来低效的文化管理体制，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然而，文化领域管制的放松却使得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催生了文化旅游这一新型旅游业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化体制改革大幅放开了文化领域的管制，不仅使诸如华侨城、宋城集团、横店影视城等龙头企业迅速成长起来，还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文化旅游娱乐产品。这些内容多样的文化旅游产品主要由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打造文化旅游系列品牌活动，举办含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节庆活动，例如由泰山旅游圈和汶河流域为主要空间地域，打造体验“国泰民安”文化、满足祈福平安需求的文化旅游品牌——平安泰山。二是打造高品质旅游演艺产品。例如延安大型红色经典演出《延安颂》和大型实景演出《延安保卫战》，这不仅改变了红色旅游的消费模式，还延长了传统景区的生命周期。三是通过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开发旅游文化产品，例如广为人知的“天津泥人张”和“安塞腰鼓”。第二，文化体制改革促使了文化旅游产品创新、丰富景区内涵、改变了单一的游览方式，从而延长旅游产业链，使“过路客”变为“过夜客”。这一转变意味着旅游收入的大幅提升。一个过夜游游客所带来的旅游收入，是一日游游客的三到四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白天翻山头，晚上抱枕头”是人们对张家界武陵源景区传统游览模式的调侃，自从武陵源区被列为湖南省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区县之后，催生了一大批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形成“白天游山玩水钻溶洞，晚上看戏逛街品美食”的全新旅游模式。《张家界·魅力湘西》、《烟雨张家界》、《梦幻张家界》等文化旅游产品不仅登上央视春晚，扩大了景区影响力，还增加了游客的消费，实现创收，仅旅游演艺一项，就使游客人均花费增加300元。那么，文化体制改革对旅游产业的促进作用具体有多大？根据我们最新的文章估算，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城市，人均旅游收入提高了1900元，人均旅游接待人次提高了1.1人，分别提高了54%和29%，在就业方面，文化体制改革的城市平均每年多增加了将近3000个就业岗位，并且主要分布在文化、娱乐行业以及住宿餐饮业。可以发现，文化体制改革对于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分布在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行业，这对于吸收低技能劳动力就业，降低收入不平等也有重要意义。联动效应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文化体制改革能够产生这样的联动效应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体制改革大幅度放松了管制，从而使市场自身的活力得到激发，充分调动了市场的力量，这正是中国40年经济改革得以成功的核心逻辑。市场活力的激发使市场主体更富生机。文化体制改革之后，一批的民营旅游企业和外资旅游企业进入了文化市场领域。一方面，这些企业进入文化旅游这样一个新兴产业，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必不可少的多方面的资本支持；另一方面，这些新进入的企业往往具有先进的文化旅游发展理念、技术、管理水平，不仅为其他企业做出了示范，也为传统企业带来了压力，这能够对于整个行业发挥“示范效应”和“鲶鱼效应”的作用。市场活力的激发使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和整合的方式可以被更好地发挥。一些原本分散的旅游资源被市场机制很好的整合在一起，充分发掘了文化旅游的市场价值。比较常见的途径有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品牌、打造高品质旅游演艺产品、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引导开展品牌化经营、建立主题公园、旅游度假区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皇家粮仓的厅堂版《牡丹亭》的成功开发。众所周知，昆曲作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难度极高，但在市场机制的运作下，艺术家、运营公司和地方政府实现了三方的紧密协作，不仅使传统曲艺得以流传、更实现了商业运作和社会效益的完美结合，成为地方旅游业的一个响亮的名片。从中可以看出，改革的联动效应，是借助于“放松管制”和“市场活力激发”来实现的，也即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些领域放松管制、实现市场化，那么，其不仅能够促进本行业的发展，而且可能激发关联行业的发展，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政策启示上述文化体制改革和旅游产业的联动效应，至少可以带给我们如下四点政策启示：第一，中国的改革如果能够更好地利用改革的联动效应，不仅会提高未来改革的效率，还会降低改革的成本。并且，在此基础上若是能够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调动市场的力量，还能避免政策之间的相互掣肘，增加改革的全局性和整体性。第二，中国未来改革发挥联动效应的空间仍有很大。这是因为从文化体制改革的例子可以看出，越是基础的领域，所关联的范围就越大，牵扯的领域就越多，联动效应的发挥余地也就更大。而目前我国基础领域的改革推进的仍较为缓慢，例如要素市场、金融市场等领域的改革仍不深入。可以想象，未来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等基础领域的改革，所能产生的联动效应，要远大于文化体制改革。第三，发挥改革的联动效应，会更有利于中国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发展后，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淘汰落后产能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而文化体制改革的例子说明，通过放开传统管制的领域，不仅可以破除传统行业本身的壁垒，而且可以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来激发新兴产业形态，实现“一石多鸟”的效果。第四，发挥改革的联动作用，有利于区域平衡发展。事实上，如果回顾我国东中西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如果能够通过改革的联动效应的发挥使得相对落后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得以提升，那么，其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会更明显，从而更有利于实现地区平衡。以文化体制改革为例，一个事实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具有更为独特、优越的旅游资源，但是中西部地区各方面体制束缚也更为严重，这导致长期以来这些地区的优势未能得到合理利用。文化体制改革利用市场机制，很好地激发了落后地区的旅游资源禀赋的优势，真正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带动了西部地区的旅游业快速发展。刘瑞明：经济学研究选题的8个“I”原则刘瑞明：中国的学术进步需要打破“本校偏袒主义”刘瑞明：为什么我们变成了“冷漠的大多数”？以经济散文传播经济学思想

作者简介皮建才，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9年第4期（总第86辑）。全文2511字，阅读约需6分钟//经济学中的思想：首创性还是影响力？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相对自然科学而言是比较“软”的学科。自然科学特别强调首创性，诺贝尔奖中的自然科学类奖项就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以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Tanaka

作者简介邱斌，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曾彦博，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1年第1期（总第89辑）。全文4816字，阅读约需11分钟经济学中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每当提到经济学，人们往往立即联想到供给与需求曲线的交汇的图像，也就是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Theory

作者简介林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6年第2期（总第72辑）。全文4774字，阅读约需11分钟量化经济史研究三则经济学家对历史的兴趣越来越大，因为一方面，历史在很多时候可以为经济学理论检验提供好的“实验室”，特别是对于长时段的问题，另一方面，历史通过其持续性会影响到今天社会的方方面面。下面介绍三则量化历史方面的研究，这些论文均发表在经济学顶级期刊上，不仅有趣，还能启发很多思考。领袖影响经济增长吗？对跨国经济增长数据的研究发现，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在数十年间存在巨大的变动，这一特征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明显。上述变动的时间间隔常常较短，很难用那些缓慢变动的因素比如地理环境、法律制度等来进行解释，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JONES和OLKEN（2005）发表在QJE的论文“Do

作者简介李井奎，浙江大学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法律经济学项目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员，现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

作者简介李华芳，伟谷州立大学（Grand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来源：澎湃新闻。全文5651字，阅读约需14分钟中国学者可以向科尔奈学习什么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作者简介施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1年第2期（总第90辑）。全文2104字，阅读约需5分钟英国财政税收史中的几个术语溯源现代英语中的一些财政税收术语来自古代或中世纪，追溯它们的起源和演变，对我们理解现代西方财政税收史有一定的帮助。一、英语“财政”(fisc)的词源和含义英语“财政”（fisc）一词可以追溯到原始印欧语系pisk，后来演变为拉丁语fiscus，字面意思是“篮子”、“钱袋”，引申为“罗马皇帝私人金库”（装钱的篮子存放之处），与罗马帝国的公共国库（aerarium）相对。“fiscus”主要保管“帝国行省”、被没收的财产和无主土地交纳给皇帝的收入，负责为罗马军队、舰队提供开支，还要为官吏、邮驿人员提供俸禄。关于Fiscus的性质，西方学术界3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认为Fiscus是皇帝的私人资金。公元2世纪初期的罗马讽刺作家朱文诺（Juvenal）曾经写道，在亚得里亚海捕获的大比目鱼都必须送到罗马，作为皇帝图密善的fiscus的一部分。第二种认为fiscus是一种公共资金，为了维持公共秩序而委托给皇帝，且只能用于公共利益。支持这种观点的事实是，如罗马帝国元首（实质为皇帝）奥古斯都也只能把Fiscus遗留给继承皇位的人，而不能遗留给自己的后代。第三种观点认为，fiscus既不是皇帝拥有，也不是人民拥有，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法人”，皇帝只能为了公共利益才能使用它。在中世纪日耳曼语族中，拉丁语fiscus分别演变为古弗里西亚语fisk、古萨克逊语fisc、古高地德语fisc、古斯堪的纳维亚语fiskr。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古英语中fisc一词是8世纪的一副石棺上的浮雕：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统治时期的1598年，Fisc作为“国家或国王国库”的含义第一次在英语中被使用。二、英语Classic（古典、经典）的词源和含义《牛津英语辞典》和《韦氏英语词典》等都可以查到，英语“classic”这个词有两种词性及其不同含义。1、作形容词时，classic与classical基本同义，有以下几种含义：“古典的”，如“古典时代”(Class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