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斌：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也谈经济学的学术史梳理
作者简介
邱斌，东南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第1期（总第67辑）。
全文3529字，阅读约需7分钟
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
也谈经济学的学术史梳理
1
何谓“学术史梳理”
2015年1月22日，当韩国西江大学著名教授E.Y.Song先生完成了他在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最后一次讲座后，教室里的中外学生给了他热烈的掌声。
在近两周的访问中，E.Y.Song教授就“引力模型、产业内贸易和专业化”这一话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所讲的包括他自己的代表作在内的十数篇论文有理论、有实证，系统梳理了引力模型领域内的学术史。
我在总结性评论中不无激动地说，宋（Song ）教授不仅对引力模型的具体知识进行了详细讲解，更重要的是，他用这一话题把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串了起来，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绝非十年之功。
这位1985年便远渡重洋奔赴哈佛大学读博的韩国教授，从牛顿的万有引力模型一直讲到Melitz模型和FTA（自由贸易协定），讲到“边界之谜”，讲到出口的“二元边际”，各个时代的各种贸易理论居然完美地融入一个框架，这还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联想到去年邀请一桥大学的Taiji Furusawa教授到东南大学讲学以及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选的Donald Davis教授的国际经济学高级教程，一个直观的印象和大胆的结论已经了然于胸，那就是，西方学者以及受到系统西方教育（特别是美式教育）的学者，他们做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所有的研究都要基于前人的研究，从来不会有突然冒出来的所谓创新，也从来不会突然依据一个回归方程式就开始做实证研究。
归根结底，受到良好而系统教育的学者，其所有研究一定严格基于某个领域的学术发展史，一定要让自己的研究和前辈们的研究“衔接”起来。
无独有偶，今年的国家社科基金申请书也一改以往的请申请者写文献综述的要求，而是规定申请者必须对所选话题作“学术史梳理”并进而说明当前的研究动态，这无疑是朝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化方向又大大迈进了一步。
那么，“学术史梳理”与文献综述到底有何区别呢？
在我看来，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因为之前的文献综述暗含就要进行学术史梳理，就要针对某一领域理论演变的来龙去脉逐一说明。只可惜很多研究者做不到这一点，于是课题资助方也只能明确提出要求了。
当然，“学术史梳理”本身的含义是，除了对当前的研究动态要熟知外，研究者还要知道某一问题的最初缘起及其演变，也就是，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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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领域的“学术史梳理”举例
一个有经验的研究者一定会明白一个道理，即无论是撰写论文还是高水平课题的申请书，一定要在文献部分提及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者（通常是学术大家）的代表性文献。初学者几乎很难避免的一个尴尬就是，由于阅读量（不充足）和阅读对象（不经典）等方面的缺失，在其研究中往往提及了大量的并不经典和并不足够具有代表性的作者的观点。反过来说，论文或者课题申请书的匿名评审人很可能据此就否定了你的论文或者课题申请。其实，据我的经验教训，作为初学者几乎很难避免上述尴尬，为什么？主要原因有如下三条。
一是任何研究对象都具有时代性。因此，具有特定时代色彩的理论一定是那个时代的学者才熟知的，而后来的年轻学者如果不是孜孜以求和紧密跟踪，则很难了解和理解具有特定时代特色的话题。打个比方，让现在的85后博士生去研究我国解放后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可能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甚至他们的父母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出生。
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王诚老师一篇文章里的观点来说，假如连“简单事实”都还不知道，更谈不上知道“典型化事实”直至“规律发现”了。因此，具有某个时代性的研究对象需要传承，否则就会带来一代乃至几代人的生疏。当然，后来者可以通过大量阅读和间接经验去了解该话题，但那毕竟是较为困难的事。
二是大家或者经典作家的理论通常很难。毋庸置疑，除了早期经典作家如亚当˙斯密等人的文献大多为文字型之外，到了新古典和新古典之后，著名学者研究的数学化倾向就比较明显了。
一旦早期的某个学者的研究没有搞懂，据其理论演进和发展的学说自然也不容易搞明白。日积月累，长此以往，便始终没有越过做学问的“文献门槛”，即使引用Melitz（2003）这样的经典文献，可能也是一知半解的“伪引用”。
又如，在上述韩国宋（Song）教授所讲授的“引力模型、产业内贸易和专业化”话题中，如果你不知道Tinbergen（1962）、Helpman和Krugman（1985）、Grossman （1998）以及Feenstra（2004）这几篇文献，那么要想做好后续研究则是十分困难的事。
三是没有充分意识到经典文献的“定理”性质。在自然科学中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即要研究某个问题就要引用大量公理和定理。其实，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为这是由基本的三段论逻辑所决定的。
例如，还是在上述宋（Song）教授的引力模型话题中，著名的Eaton和Kortum（2002）模型与Anderson 和Van Wincoop（2002）模型均基于DFS(1977)模型，其实DFS(1977)就是具有某种“定理”性质的模型。发展以后的上述EK（2002）模型甚至又成为包括诺奖获得者Krugman的理论来源之一，他在瑞典的获奖演说中也反复提及之。
因此，搞清楚具有“定理”性质的文献是学习中的“重中之重”！其实，很多知名学者穷其一生也不能创造一个具有“定理”性质的模型或者理论，只要大家熟读一本研究型教材就会知道这个道理（言下之意是，在一本研究型教材中出现的学者的某个模型或者观点才仅仅具有某种 “准定理”性质，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的话，还只到了“典型化事实”阶段，还远远没有实现“规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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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前沿学术文献的三个境界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经常遇到一些学生来问我：“如何能够获知较为前沿的学术文献？”其实，熟知前沿的学术文献有三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是从参考文献中寻找参考文献。这是初学者常见的做法。万事开头难，由于一开始做研究还没有太入门，因此不知道哪些文献比较前沿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于是，找自己领域内的顶尖杂志，从某篇文章的参考文献中寻找参考文献，就成了最常见和最有效的做法。
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大体知道本领域的基本参考文献。但是这种做法的一个最大风险是，如果你找到的文章恰巧不是很前沿，那么很可能其参考文献中的参考文献也就不一定那么前沿或经典，这就会导致自己做文献综述时会发生文献的“选择性谬误”，有点找到什么是什么之嫌。
第二个境界是从代表性作家（经济学家）的著述中寻找参考文献。这时候，研究者已经超越了第一个境界，开始知道了为数不少的本领域内的大家（guru）和代表性人物，于是就不断跟踪这些大家和代表性人物的学术作品。
比如，如果你是研究世界经济的，你最好能够知道中国社科院的余永定先生，这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前所长、前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对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有着系统而独到的见解。余永定先生的硕士论文《两个剑桥之争——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再认识》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是一篇颇有影响力的好文。
再如，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我们常说的“三man”，即Krugman，Grossman和Helpman三位教授的作品对于研究国际贸易和区域经济的同学们而言，就应该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但是，到底如何知道谁是代表性作家呢？我的经验（也是教训）是，从一本研究型教材出发往往较为奏效。
比如，克鲁格曼或者萨尔瓦多的《国际经济学》教材就属于典型的研究型教材（不一定很难才叫研究型教材），一定要通读之。又如，中欧国际商学院许斌教授北大出版社的《国际贸易》教材，虽然是针对初学者的，但我个人倾向于把它归为研究型教材，因为看看该教材每章的附录就会知道，国际贸易领域的“学术史梳理”已经做的相当好了。
第三个境界是已经进入了经济学的某个圈子，你能够面对面地和对方交流最近都在做些什么研究话题。一个比较好的渠道是借助高水平学术活动来结识那些知名的圈内人士并聆听其学术观点，并建立和维持与他们的学术友谊。比如，参加一级国家学会和本领域的顶尖国际学术会议，也是交流的大好时机。
如果受预算和机会的约束暂时不能到国外交流，创造条件在国内多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也不失为好的办法（比如到名校参加他们的seminar）。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不能不交流。经济学诺奖获得者格兰杰教授有时为了一个很小的技术性问题就会从美国飞到英国（特别是去LSE）和国际同行交流，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此，对于广大的青年学子而言，在做学问的初级阶段千万不要着急，慢慢来。只要能够做到真正热爱学问，就会不断提高境界。熟知前沿学术文献(进而做好“学术史梳理”)的三个境界，其实是学问功力渐长的三个境界。等到这三个境界一一经历过后，一定会有“重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喜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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