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斌 曾彦博：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偶然与必然
作者简介
邱斌，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曾彦博，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0年第1期（总第8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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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偶然与必然
自从亚当·斯密创立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以来，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一座巍峨大厦。在这座大厦当中，有很多楼层和房间，它们分别代表着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种流派和分支。
经济学领域的涉足者都十分清楚这座大厦的力量，无数学者耕耘一生，也只为给主流理论体系留下一个微小注脚，或者说为经济学大厦增添一块砖瓦，仿佛这座大厦已经有人先天地设计好了建设的美好框架与蓝图。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如果我们回到各种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之初，通过阅读经济学家的传记，特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记（尤其是自传），就不难发现，经济学家们个人的求学经历、工作经历甚至知识的传播过程与路径都会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大厦并非一开始就被设计成现在的模样，而是在各种机缘巧合中不断发展、完善才逐渐成型。那么，我们能不能够因此就下结论，认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呢？
毋庸置疑，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偶然性往往体现出学者相识的机缘、继承者的发掘和伟大头脑的灵光一闪。许多学派的出现都可以追溯到偶然的思想碰撞。
以201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泰勒为例，如果理查德·泰勒不是和卡尼曼教授合作，如果不是他们恰好具备条件并开展了一系列行为经济学实验，这一学派能否发展兴旺至今？
在另外一些情形下，经济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依赖于后人的发掘，比如刚刚去世的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奥利弗·威廉姆森教授。
如果威廉姆森教授没有深入挖掘交易成本理论的内涵并因此受到贝恩教授（产业组织理论创始人之一）的邀请进入伯克利任教，交易成本理论是否还能结合产业组织理论并在当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大放异彩则殊难预料。
在另外一些特殊情况中，学者则经过数十年的精心打磨才使得自己的观点学说“文成法立”，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教授。
加里·贝克尔由对生育率的关注进入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领域，也由此开辟了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式的交叉领域研究。
假如加里·贝克尔教授不是在50年代对婚姻市场的规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而是固守于狭隘的“正宗”经济学研究话题，那么这个学派是否还有机会发展到现在并被人们高度关注和津津乐道？
上述三个例子似乎说明了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学流派的形成掺杂着较大的偶然性因素。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地考察，就会发现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
以我所在的国际贸易领域为例，关注企业异质性的梅立兹模型的产生和其后的迅速发展就和垄断竞争模型的成熟、微观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计量技术快速而巨大的进步有着紧密的联系。
该领域内的学者都知道，在梅立兹模型发表的同时，赫尔普曼教授也开发出了类似的模型，两种模型的交相辉映恰恰说明一个经济学原理的产生具有某种必然性。
因此，经济学大厦的修葺过程充满着偶然性却又不止于偶然性。如果我们深入考察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就会发现经济学作为众多社会科学当中的一支，也是建立在一定的语言、逻辑、历史、文化、工具、方法和手段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理论体系构建的。
如果读过罗素的《西方哲学简史》，就不难发现，西方几乎所有现代的科学门类都是建立在古希腊的逻辑、数学和各种前续理论框架之上的。
这些成熟的理论框架形成了各种具体学科的思辨与方法论基础，并在初始框架中暗含了理论体系赖以持续发展和完善的必然方向。
即使在看似已经相对成熟的当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我们依然能够发现很多不成熟之处，也能看到这种不成熟所引发的各种争论，比如说科学与技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著名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的作品《技术的本质》就阐述了技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在阿瑟看来，并不像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声称的那样，科学是技术的基础，恰恰相反，技术是科学的基础。
他在自己的这本著名著作中进行了很多论证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在阿瑟教授看来，技术的发展和演化类似于一个生物体系，所有的现存技术都是过去各种技术的组合，因此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就是技术及其后科学体系形成和演化中的必然规律。
同时，在阿瑟教授看来，经济是技术的反映，是技术运用于生产后社会属性的综合体现。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既有技术，而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又是源于对经济现象的总结和归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根植于既往所有技术、科学与经济社会现象的演化，因此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不仅经济学，作为学科之母的哲学，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充满着必然性和偶然性。
一方面，后世的哲学研究与古希腊学者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存在着明确的继承关系，怀海特甚至夸张地表示整个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理想国》）的注脚。
另一方面，往往由于一位哲学家的出现，就形成了哲学中的一种流派。比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出现就是一种另类的存在。
由于叔本华独特的人生经历和颇具戏剧性的思想形成过程，他的”要么孤独，要么庸俗”的哲学观点广为流传并使他声名鹊起。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的哲学观点是非常个性化和与众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叔本华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按照哲学原理中的描述，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一对辩证关系。一方面，历史中的必然性会产生一系列看似偶然却又互相联系的事件与后果，而我们所知的必然性也往往由这些偶然事件所呈现和揭示；另一方面，偶然性经过一定的积累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和一系列不可逆转的必然要发生的事件之后，就会成为必然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上文中所提及的那些经济学家的成长环境、求学过程和人生经验的积累似乎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因此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正如古代中国哲学所说的那样，”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任何个体的身上都记录和折射着他所在时代的全部信息与特征。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能够敏锐感知时代的发展，并且勤奋努力地探索和钻研的话，他的经济学理论、观点和方法，就可能反映出经济现象中的某种必然性。
当众多的经济学家彼此学习和交相呼应的时候，就可能形成一个经济学流派及其理论体系。这种流派和体系如果能够被继承和传递的非常顺利，则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与社会影响。
与本话题非常相似的一个命题是，在科学与技术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有没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分野呢？当我们谈论牛顿在剑桥大学的一棵苹果树下沉思的时候，下坠的苹果属于偶然性，当时牛顿所思考的自然哲学原理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再以汉字的输入法为例，传统的拼音和五笔输入法以及科大讯飞的语音输入法依托于完全不同的两套人机交互模式，不同输入法的出现看似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两种汉字输入法又出现在计算机技术日益发展和进步的背景下，服务于人们对于快速输入汉字的超常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各种汉字输入法的产生均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正如十七世纪时各种科学仪器的发明挑战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理论一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既往的经济学原理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比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一大批类似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平台型企业相继出现，平台经济方兴未艾，建立在传统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之上的经济学原理也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说，平台经济改变了市场结构，使得垄断行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得到了加强，the-winners-take-all（胜者通吃）的社会现象比比皆是。面对新兴经济现象的层出不穷，经济学家、立法者和普罗大众都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这种措手不及也给新的经济学原理的产生和发展带来一定的机遇。
又如，在这次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人们很多过往的行为都由线下变成了线上。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社会自一战后的大流感以来，第一次突然发现互联互通是那么地重要。
当物理距离的阻隔不能够由互联网来打破的话，人类之前很多的经济社会活动都不复存在。互联网对社会组织的一个潜在影响在于，许多人类活动，特别是大企业的活动的计划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甚至包括像马云在内的企业家都公开宣称，经济社会组织中的计划特征会得到加强。
当然，这一论断已经被众多经济学家的观点所打脸。马云所犯的错误可能在于没有很好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因此混淆了微观个体计划性加强的经济现实与作为社会属性的计划性制度不应该再走回头路这一发展趋势和社会共识。
因为，在这个案例中，特定技术的应用属于偶然性，社会发展的趋势则属于必然性。假如马云同时也是一位经济学家的话，他的论断极有可能在经济学界掀起轩然大波。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正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以往经济学理论当中的很多概念、定义和原理等都可能发生改变。
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在偶然的技术创新中悄然变化，这种偶然性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质的变化，从而影响生产、销售和利益分配等众多经济活动环节。
技术变革推动社会变革，进而改写经济活动规则，在这种条件下，经济学原理也不能独善其身，以往的经济学原理可能会被彻底改写。
当今社会的复杂之处在于，鉴于技术、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条件高度融合，我们目前还不能够清晰地捕捉偶然现象中的必然性规律。
经济学家何帆先生在他准备连续写30年的《变量》系列书籍当中，敏锐地观察到了中国经济社会当中正在发生的很多小趋势和微变量。
正所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看似偶然的小趋势和微变量中其实蕴藏着很多必然性。大量的所谓的偶然性因素汇聚在一起，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就可能变成滔滔江河而不可阻挡。
从我个人经验看来，这些微变量背后的真实原因，正是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内在需求日益融合，组织变革呼唤效率提升并渐呈扁平化趋势，世界变得愈发平坦而交互。
作为个体，如果不能够捕捉到这些看似偶然的必然因素，就会影响自己的职场发展和前途命运。
作为各类组织，同样地，如果不能够看到这种包含必然性的偶然因素，就可能变得日益保守和筑墙排外，最终阻挡自己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老祖宗是非常智慧的，以易经为代表的辩证思想说明，我们的祖先老早就认识到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变化具有某种必然性这一规律。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技术变革速度如此之快，已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在拉开历史间距之前，对于当今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经济现象我们还无法一下认清其本质。
所幸的是，现有经济学理论经过200多年的构架已经成为较为逻辑自洽的一套完整体系，对现有的经济生活依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起到指导作用。
其实，技术只是对宏观经济中起到推动作用的众多因素之一，除了技术之外，政策制度和人们的预期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对这三个具体因素的捕捉我们可以预见经济拐点的到来，上述观点在许斌老师的《活用宏观经济学》一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释。
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往的经济学大厦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和持久性，这也是经济学体系必然性的体现。从这个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互动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必然性能够转化为偶然性，偶然性也能够转化为必然性，上述转化都是一个量变质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罗纳德·科斯，布莱恩·亚瑟，理查德·泰勒和加里·贝克尔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捕捉人类社会当中看似偶然的因素，并把它归纳总结为具有必然性的经济学规律。
因此，在哲学语境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具有非常有趣的辩证关系。
考虑到具体学科的独特性，我们对经济学原理形成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还应进行更加深入而细致的探索。
所幸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无论是从技术发展还是社会演化的视角来看，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挑战都伴随有巨大的机遇。
假如能够坦然地应对挑战和积极地寻求机遇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在事物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有着过多的纠结，也会在寻求和构建经济学一般规律的同时保有大量鲜活的案例和证据，从而不再固步自封，争取早日进入认识的自由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