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斌：“结构性短缺”的经济机会
作者简介
邱斌，东南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6年第2期（总第72辑）。
全文4132字，阅读约需10分钟
为 接 朝 霞 顾 夕 阳
——《薛暮桥回忆录》写作出版记事
记得是1996年4月下旬的一天，天津人民出版社负责父亲回忆录的编辑专程来到北京，带来美编设计的两个封面。
两个封面上都镶嵌了父亲的一张笑容可掬的黑白照片，一个以淡驼色作底，一个以大红色为衬。父亲一生清静淡泊，自然选中了第一个。就这样《薛暮桥回忆录》不但内容定稿，装帧也确认，只盼着早日出版了。
5个月后，当我们从天津取回一本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薛暮桥回忆录》并放到父亲手中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却人生一大宿愿的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为父亲能在耄耋之年战胜病痛，完成这本回忆录而感到无比欣喜。
如果是在15年前，甚至10年前，著书写文章，对父亲来说是轻车熟路，而这本回忆录却是他在85岁那年开始亲自动笔，87岁身患帕金森病后开始在别人的帮助下修改的，前前后后历经7年时间。这期间，父亲克服了多少由衰老和病痛带来的障碍，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
其实，并不只7年时间。早在1986年，父亲当时的秘书李克穆在与父亲的闲谈中了解到，父亲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又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从起步、发展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李克穆第一个向父亲提出要把这段历程记录下来，以飨后人。父亲当时十分繁忙，尚在第一线工作，并未把写回忆录列入议事日程。于是，李克穆就手持一台录音机，一有空就请父亲讲。
父亲在旅途中讲，在会议间隙时讲，在公园散步时讲。不知讲了多久，录了多久，二十几盘录音带录满了。这些磁带由我们做女儿的协助克穆整理成稿，这可以说是回忆录的第一稿，尽管后来并没有采用它们。
到1989年下半年，父亲的精力大不如以前，外出开会、做调查已感吃力，加上当时改革的形势出现了曲折，再加入理论界的争论，重申那些说过多次的观点，父亲感没有必要。做些什么呢？
一天中午，在他应该午睡的时间，我看见他站在窗前沉思。我走过去对他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我看见他坐在桌前，摊开一本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我心中顿时感到十分轻松。几年来，父亲身边的同志，吴敬琏、吴凯泰、李克穆都多次劝他写回忆录，这下他总算同意了。
父亲很少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经历，但他那大脑像一个缩微资料室，尤其是多年来的工作性质使他对数字格外青睐，他能把诸如“一五”“二五”时期的各项经济指标长存心中，鲜活如昨，所以写回忆录时他全凭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而一笔直下。
就这样，他一直写到1991年春天，完成了一个约20万字的初稿。其间，他也外出开会、讲话，但更多的时间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1991年春天，父亲因脑供血不足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休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夏天，又因吸入性肺炎再次入院。这次，大夫查出他患有帕金森病。在此之前，我们已发现他做各种动作都比常人吃力，原以为是衰老，不知是疾病。
对一位学者来说，帕金森病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能力，使他眼睛看不清，下笔手发抖。所幸的是他头脑依然清晰，思维依然敏捷。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治疗休养，父亲的病情总算稳定，药物对病情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
大概是在1992年下半年的一个什么时间，父亲感到他有精力重新修改回忆录了。此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已不能动手亲自修改了，二是初稿因全凭记忆所写，需要核实、补充，尤其是最后改革开放一段，本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却写得非常简单。怎么办呢？只能请熟识他的同志们帮忙。
回忆录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父亲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分请朱庭光同志帮助核实事实、补充背景材料，朱庭光的父亲朱镜我烈士是父亲在新四军的同事，朱庭光是父亲在新四军教导队的学生，后又研究历史，所以他是做这部分核实、补充工作最为合适的人选。
第二部分是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部分请吴俊扬同志修改，吴俊扬同志亲身参加了这17年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了解很多政策的决策过程，做事非常认真严谨，不但对第二部分，而且对全书的内容、文字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
第三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期父亲不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政策咨询、影响决策方面，都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但他自己在写这部分内容时，因精力不支，简而又简，完全没有反映出他的全部经历。
吴凯泰同志从1978年就跟随父亲做调查研究、著书写文章、搞政策咨询，了解父亲的经历、观点甚至文风，自然是第三部分修改以致重写的最佳人选。吴凯泰同志把这一段内容从一章扩展到五章，从父亲的经历中折射出改革开放既辉煌又曲折的历程。
还有一章是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所以多半内容反映了个人遭遇，由母亲对这章做了修改、补充。
这几位同志完全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为了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自觉、自愿、无偿地来帮忙。他们各自手头都有一份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们又没有条件向他们提供稍好一点的工作环境，完全靠他们“自力更生”。
修改过程经常是这样，先由父亲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会根据初稿提出各种意见，经父亲同意后，他们去做修改。改稿送回后，由父亲当时的秘书潘德发同志，还有我们做女儿、女婿的一遍一遍念给父亲听，父亲边听边提出意见，再返回去修改。一生亲自动笔习惯了的父亲对这种看不见又不能写的工作方式极不适应，他在无奈中顺从了命运。
就这样经过了几次反复，其间又请徐雪寒、陈先、吴敬琏、李剑阁、李克穆等同志提出宝贵意见，最后终于由父亲亲自敲定了书稿。
应该说，父亲对这个定稿还有不满意之处，对其中的几个章节还想修改，但从1995年夏天到1996年春天，他三次因病住院，身体状况使他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作出了交稿的决定。
在这本《薛暮桥回忆录》中，父亲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对什么内容进行回忆的呢？
父亲是个知名人士，但对于他的身份众说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个学者，有人则说他是政府高官。我曾经问过父亲，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身份的确定决定了这本回忆录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他投身党的事业后全部历程的回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珍视自己的理想，但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分析从当下追溯至马克思的最初设想。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
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一次再一次的重新起步，重新思考。
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的界限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建国后，父亲长期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多年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他深知体制的厉害，谁在其中也逃脱不了体制的束缚，所以他把回忆和思考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上。
父亲曾主持过几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对这些部门的工作有过很多实施很成功的政策建议，但他不认为个人可以超越历史，尤其不能超越党的决定。
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十二大决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期，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一方面因为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务院现职高级干部，在公开场合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他都没能明确表示出自己的见解。
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在这本回忆录中，也有许多事情表述得相当含蓄，需要留待时间的淘洗才能慢慢显露出其含义。
就个人性格而言，父亲不是性情中人，他平时的话也很少，所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流露出来，如果是细心人，大概能看出一点痕迹来；加之他的语言非常简单朴实，他不擅长描述，更不会渲染，所以这本回忆录圈外人看可能觉得比较枯燥，尤其是后半部分。
我看了季羡林、王蒙等大家的文章，常羡慕他们的文笔，羡慕他们能用准确的语言驾御复杂事情和人物的能力，常想，若是能有他们这个能力写回忆录，可能就要好看得多。
但话又说回来了，父亲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复杂事物，与很多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有着较深的接触，但又有多少是能写出来的呢？况且父亲又不是一个对人情世故很感兴趣的人。
写完回忆录后，父亲休息了一段时间，但很快我就发现，即便他那时的工作能力很弱了，但没有工作的生活让他很寂寞。而他确实还有一个心事未了，那就是他在1989年—1992年所写的20多篇文章、信件、报告，还没有集成文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有1990年9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来年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等，这两篇文章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对他办公室留存的文件和档案进行了清理，又发现还有几十篇他在1979年—1988年写的未曾发表过的文稿，这些文稿有的是内部报告，当时不宜发表，有的是因为观点比较激进，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质疑，发表时被报纸删去。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在吴凯泰同志的主持下，我们着手对这些文稿进行编辑整理，准备编成一本新的文集。
吴敬琏同志得知后，建议由三联书店出版。我们想，父亲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他最初的两本书《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是1937年在新知书店出版的，这最后一本书如果能在三联书店出版，那将是非常圆满的。
在吴老师的促成下，三联欣然同意，父亲亲自为这本书定了书名——《薛暮桥晚年文稿》。1999年上半年，这本装祯淡雅的三联版《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了，父亲自然是非常高兴。我们向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各经济所等经济界人士赠送了近200本样书，为父亲一生的经济思想画上了一个句号。
真要感谢上苍，让父亲完成了他所有的心愿。因为就在《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后不久，1999年7月22日，他因帕金森病加重而住院调药，一个月后因感染院内细菌患肺炎，经过了20多天的抢救之后，在1999年“十一”前脱离了危险，但他的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成了北京医院的长期病人，卧床不起。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父亲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
写于2003年
“结构性短缺”的经济机会
1
引言
“结构性短缺”之所以给它打上双引号，是因为这是一个在逻辑上很难严谨定义的概念。道理很简单，相比于“变化多端”的需求而言，供给总是结构性“短缺”的。
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市场上，的确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标志性现象，小到婴儿奶粉，大到住房；从有形物质产品到教育、金融与娱乐等无形的服务类产品；从传统的衣食住行到各种跨界的消费组合等领域，消费者的需求似乎都没有被满足。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和眼花缭乱的时代。相比于结构性短缺，相对应的必然是结构性过剩。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因为西方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国际管理领域著名的Paul Beamish教授认为由于跨国企业在全球扩散生产设施并由此导致了相对过剩，因此，他判断说自1990年代之后全球的企业就开始经历了一场战略性转变，即由原先追求价格和数量转而追求质量和可靠性。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历经短缺的国家而言，一下子进入相对过剩与结构性短缺的状态确实给人们带来了异常之大的心理冲击，尤其是提供产品与服务的企业，始终处于焦虑状态，因为勤勤勉勉的各类企业只要运气不佳，就会被他人取代。
例如，六、七年前还在智能手机市场上独领风骚的诺基亚，到了两年前就只有黯然神伤地被微软兼并的份，而且诺基亚老总一句伤感的话传遍了全世界：“我们什么也没做错，但我们失败了”（We did nothing wrong but we failed，大意如此）。其实，诺基亚所遭遇的危机背后的原因是，它很不幸地遇到了一个叫做苹果的竞争对手，而这个竞争对手几近“无所不能”。
然而，这个世界向来是给有心人和有备而来的企业乃至一个城市而准备的。当中国这样一个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转型时，国内和国际上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可能都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学界在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时亦未做好学术准备，因为上述经济现象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套用以往任何理论（不管是宏观还是微观）可能都不适用。在系统性的理论形成之前，以“茶友”这种身份对“结构性短缺”作准学术思考，倒不失为一种乐趣。
2
“结构性短缺”中的错配与错位
其实，导致结构性短缺的原因并不只在于“短缺”本身，而在于这种短缺是“结构性”的，也不是之前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那种情形。
简单说来，就是有钱而买不到，在特定的地方（如国内）买不到，在特定的时间买不到（如节假日），或者由于观念的阻滞而不去买。因此，上述三种情形代表了“结构性短缺”中的三种错配（或错位），即空间错配、时间错配和观念错位。
首先是空间错配。这一点国人体会的比较深刻。从国人到澳洲买光当地奶粉到国人赴日本购买马桶盖和药品这种日常用品，到跑至全世界购买房产（特别是欧美），到送子女到国外上中小学，这些统统都是空间错配的结果，而且其中的确体现了消费者的某种理性。
第一种购买日用品的情形，体现了高质量放心产品在地理空间上的错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人对国内环境和产品质量是心存顾虑的，而国外高质量产品在国内的顺畅供销还有待时日。
既然出国旅行已经付出机票和住宿等沉没成本了，为何不趁机大肆采购一番呢？国人到国外买房也是抱有种种动机，本文只探讨国内消费者合法与正常的动机。
其实，只要条件允许，国人把国外的房子（house）和国内的房子（大多数情况下是公寓）只需简单对比，往往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国外的房子买下。
原因很简单，价格相对便宜。以我2015年11月去美国田纳西州访问途中的见闻为例，在其二线城市的郊区，只需花费70万美元即可买到数百平方米带游泳池的景观独栋别墅，而这个价格即使在南京这样的“一线半”城市，也只能在市中心买到一小套公寓。
因此，如果不是国内消费者的购房需求与国外房产供给的空间错配的话，估计美国的房价会有一个较大的上升空间，因为在现阶段有条件到国外购房的人群在绝对数字上是相当可观的。教育这种空间错配是最特殊的，因为送子女到国外上学必须包含自然人的物理移动，因此这种选择成就了为数相当可观的教育服务贸易总量。
近年来，国人不仅热衷于送子女到国外读大学，而且逐渐热衷于把子女送出去读中小学，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天价学区房的存在以及以往择校中的巨大交易成本导致国内家长忍受着与子女分离的痛苦也要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这在全世界都是较为罕见的。
在上述三种空间错配的举例中，第一种即产品的空间错配问题最容易解决，只需要加大进口和引入更多的商业存在即可。例如，在南京连续开张两家官方的“苹果店”之后，那种一定要到国外购买电子产品的愿望会大大降低。但是在后两种空间错配中，由于房地产作为不动产的独特性质和教育的提供与消费的同时性，使得这一问题在短时间内不易解决。
其次是时间错配。一种是有形的时间错配，即产品或服务不能满足特定时间内消费者的需求，例如，我国春运期间的铁路公路运输不能满足全世界这一最大的短期移民和探亲之旅的出行需求。再如，我国节假日期间的公园、景点及其住宿和餐饮服务也全面告急。
近年来，由于高铁的飞速发展，短途旅行已经逐渐成为常态，即使是最常见的周末短途出行，上述短缺也日渐显现。二是无形的时间错配，即由于产品生命周期跟不上消费者迅速提升的各种需求所导致的时间错配。
说的更明白一些，也就是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与生产是有周期的，有的产品（如新药的研发）和服务（如更高质量的教育或医疗）的培育时间还特别长，这就带来了消费者漫长的等待，这是一种殊为可惜的时间错配。
最后是观念错位。观念之错位在于要么“不买”，要么“超买”。其中“不买”是相对保守的消费理念，也有很多表现形式。
比如，愿意买有形产品而不愿意买无形的服务，愿意买物质产品而不愿意买精神产品等，这种不给创新性产品或服务投上货币选票的消费理念使得一大批社会资源被用于低质量产品的生产上从而使得市场不能出清。“超买”的消费观念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而且一旦人数众多，就会对目前的市场供求形成冲击。
不管哪种消费观念，都不存在对与不对的问题，因为消费者有选择的自由。但是，观念的错位（这里是中性词，即错配的意思）一旦被精明的厂家和商家捕捉，就会带来大大小小的市场机会。城市经营者如果能够善于利用城市稀缺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稀缺性（相比于产品而言），那么自然也就有大量吸引外来人口的可能性。
3
“结构性短缺”所蕴藏的经济机会
其实，上述由于各种错配和错位所导致的“结构性短缺”也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机会。因为市场会发挥它独特的调节机制，从而让需求和供给不再错配，并让此二者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相遇”。例如，近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新一轮的涨价潮。
但仔细观察后不难发现，此轮涨价潮更多是在一线城市和发展势头良好的二线城市出现的，而广大的三、四线城市其实正在经历着一场降价潮。从各类城市房地产市场表现的冷热不均来看，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结构性的短缺和错配——大城市由于各种供给丰富，吸引着人流大批涌入，从而是稀缺的。
小城市由于盖了太多的房子却缺乏产业与人口支撑（农民兄弟短时间内无经济实力在城里购房），从而造成大量 “鬼城”的出现。然而，这种状况并不一定会一直延续下去，会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加以调节。
例如，上海在2015年短短一年时间里就净流出人口15万人（外来常住人口），这也是上海近15年来所出现的首次大规模人口净流出。这个案例的可能启示在于，在对待一线城市房价“偏高”这个问题我们不难想见，随着超大城市人口的净流出，一线城市的房价的增幅一定会放缓。
与之同时发生在南京、杭州、苏州这些二、三线城市的，却是房价的急剧上涨，比如2016年2月份南京房价的月涨幅已经达到2.7%，甚至超过了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
其实，经济学家们早就对城市规模进行了严谨的科学研究，例如，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教授在那篇著名的城市经济学论文中就论证了城市如何在生产的规模经济与交通拥堵的规模不经济之间权衡以实现最优规模。
这篇著名论文的潜在涵义是，城市的规模并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当大到一定规模后就会由于大城市病的种种弊端（广义的拥堵）而导致城市规模（人口）趋于稳定。当然，在这个稳定的过程中，其他周边城市就可能逐渐扩大和发展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引发那些基础设施逐渐改善、产业布局逐步优化与人口净流入增加的那些城市成为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而这也是先前的城市“结构性短缺”所带来的机会。即使对于那些“鬼城”而言，从较长时间来看，也提供了三、四线城市周边农民市民化和农民进城后农业集约化经营的一种潜在可能，只不过那里的住房库存不能继续加大了。
其实，“结构性短缺”所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是远非此篇小品文所能涵盖的。理论上说，熊皮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是一个不错的解释，因为这个解释具有某种哲学意味，是能够对所有类型的“结构性短缺”提供改进思路的。
只不过，当这个解释被用于中国实际时，具体的表现形式与中国产品与服务变迁的形式、速度与方向都是要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在人均GDP达到现在的8000多美元以后，其多变性和带来的产业高度化潜在要求已经迫在眉睫了。自然，我们也可以想见当我们的人均GDP达到五年以后的12000美元后，机会和挑战会是多么的大。
在2016年3月19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经济峰会上，马云认为，在接下的十五年，中国经济会转型成为消费拉动，现在是最难受的时期，可能现在要付出点代价。
马云还认为，接下来我们会着力于消费、服务和高科技这三个发力点上。企业家的市场直觉往往是比较敏锐的，着眼于这三个发力点其实已经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德日）已经走过的道路，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上述三个着力点也是一个企业家对本文所说的“结构性短缺”在产业层面的一个诠释。这其中所蕴含的巨大经济与商业机会是不言而喻的，总理所说的大众创新与万众创业会带来多少市场机会与人生际遇！
邱斌 曾彦博：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偶然与必然
邱斌：人道文道，妙微精深——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的治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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