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坦：凯恩斯为哪位中国人的书写过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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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5期（总第49辑）。

全文4786字，阅读约需11分钟

凯恩斯为哪位中国人的书

写过书评？

一、 凯恩斯“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朋友”

提起凯恩斯(J.M.Keynes 1883-1946)，学经济的何人不晓？可要问他与中国有何关系甚至为哪位中国人的书撰写过书评，能够回答出来的可能就不多了。

首先，看看凯恩斯那个年代，那时的中国有啥自己的经济学？竟然还有值得凯恩斯为之作评介的书？再有，估计凯恩斯是看不了中文的，那他所评论的应该是非中文书，而能用外文写经济学研究著作的中国人别说那时就是现在又有多少？

还有，凯恩斯与中国没有什么直接接触，他对印度有研究。出生在中国的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积三十年功力写出《凯恩斯传》，使之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并被英国女王封为勋爵。

他告诉我们凯恩斯对中国金融的了解来源于他的朋友汇丰洋行的董事查尔斯·艾迪斯爵士，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了解则通过另一个朋友，曾在中国服务过的英国领事官员阿吉·罗斯。

凯恩斯设计的第一个货币计划是1910年中国的“金汇兑本位”计划，不赞成在中国发行纸币，因为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表明，纸币“将无可避免地带来经济不稳与最终的灾难。

而且它将阻挠农村地区从实物贸易到货币贸易的过渡”，建议采用“一种以白银为流通的货币，但以黄金为本位货币”，可惜这个计划直到凯恩斯逝世之后才在其抽屉中被发现。

1918年，中国又一次进入凯恩斯的视野，他反对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援引强加于中国的“庚子赔款”为先例；1937年，他敦促英国和美国在日本不愿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时与之中断全部贸易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与了对中国发放贷款的讨论。——“

总体而言，他确实是中国的一个朋友”这是传记作家的概括，他也谈到了本文要说的凯恩斯“撰文评一位中国学者的著作”之事，强调其在这篇书评中指出中国学者很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 和“货币数量说”，特别指出凯恩斯是作为一个货币经济学家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因而只有涉及中国的货币问题才让他感兴趣！

这让我联想到马克思《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一位中国人——王茂荫，同样是因其在货币问题上的作为与建树而受到关注，有兴趣的可看拙文《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学术界》2004年第5期）。

二、 从翰林到博士的陈焕章其人其书

到底是谁的什么书引起了凯恩斯的兴致？距今整整一百个年头的1911年，28岁的凯恩斯出任名刊《经济学杂志》主编。同年，先后获得中西双重“最高学位”——从清代进士到美国博士的陈焕章,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博士论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自译《孔门理财学》），这是迄今所知国人在美国正式刊行的首部经济学系统研究专著，凯恩斯就是为陈焕章此书撰写的书评。

陈焕章（1880—1933），字重远，广东高要人。八岁始“谒圣”习国学，后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力主倡明孔学，支持变法维新。1903年中举人，翌年联捷进士，朝考点内阁中书，入进士馆。

他1905年奉派留美，1907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1年获哥大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就是英文版《孔门理财学》，当年即收入该校“历史、经济和公法研究”丛书出版，精装两册共756页。

次年，陈焕章归国，在上海创“孔教会”任总干事，与严复、梁启超等请定孔教为国教，并创孔教会。后出任过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和国会参议员等，撰《孔教经世法》，译成外文广为流传。他还在京发起建“孔教总会”会堂，后创立“孔教大学”自任校长；1930年在香港设“孔教学院”任院长，1933年在港病逝。

作为康有为门生的陈焕章，其人以倡孔教、兴儒学为己任，其学新旧交汇中西贯通，其著《孔教论》影响很大；《孔门理财学》则是“儒学与经济”有机结合的典案，旨在“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共九篇三十六章——“通论”部分：第一篇 孔子及其门派、第二篇　经济学与各科学之关系、第三篇　一般经济原理；“消费”部分：第四篇　消费；“生产”部分：第五篇　生产要素、第六篇　生产部门、第七篇　分配、第八篇　社会主义性政策；“公共财政”部分：第九篇　公共财政；最后是“结论”部分。

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孔子及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分配、公共财政等方面的思想，并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史实与其他学派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梳理出中国古代经济学说的大致脉络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方法。

哥大破格资助留学生的著作出版是很特别的。此书前有中文教授夏德（Friedrich  Hirth）和政治经济学教授施格（Henry R.Seager）的序言，高度评价作者采用西方经济学框架对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所作的研究，施格指出作者熟知英文经济学文献，故能比较东西方文明；认为读过此书的人将确信，儒学既是伟大的经济学体系也是伟大的道德和宗教体系，其中包括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解决今日中国严重问题的必要因素。

作者自序阐明其“首次尝试系统地介绍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比较研究了管子、老子、墨子、商鞅等的相关思想，提出经济理论研究最好结合经济史，注重理论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强调其研究是对“独立于西方而发展的中国思想和制度的考察”，尽量“避免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视点解读中国古代文献”。

1912年5月13日，陈焕章在讲演《<孔门理财学>之旨趣》中再度详论此书宗旨，称理财学即“以义理财之科学”，其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又可名为《中国生计史》 。

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W. K.Heisenberg）有段名言：“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中，最富成果的发展几乎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思维方法的交汇点上。”《孔门理财学》正是如此，这部蕴涵中西文明的著作有其特殊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引起学界的高度注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首任会长胡寄窗先生指出，这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

《美国历史评论》称作者“做出了破天荒的成绩”，据说哥大后来的博士论文答辩也有以此书观点提问的。1912年威斯康星大学著名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博士罗斯(E.A.Ross)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书评，认为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来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而得以相互补充，使得此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

熊彼特（J.A. Schumpeter）在《经济分析史》中提出中国“没有留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但在注释中以转折口吻请读者参考陈著。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儒教与道教》开篇文献中也有《孔门理财学》。此书出版后许多刊物如《中国维新报》、《独立报》、《美人历史评论报》、《东方评论报》、《字林西报》等都有评介。

三、  凯恩斯的书评

作为《经济学杂志》主编的凯恩斯在陈著出版后不久就在该刊撰发评论也是顺理成章的（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 Economic Journal, December, 1912, vol. 22, No.88, pp.584-588）。不过更深一层的缘由是凯恩斯本人职业生涯中对货币问题的兴致与敏感！

他指出孔子在贸易征税上是一位极端的自由贸易论者，这就是《孔门理财学》的特色，但不构成陈著最有趣的基本内容而仅是此作的由头；其基本内容部分是中国经济史，部分是在更广义的经济学视域下考察历代诗篇格言，并以“生产要素”、“分配”、“公共财政”等命名章节标题，其人为建构的框架中不乏许多迷人而有教益的内容。

凯恩斯注意到陈焕章叙述孔子以后的思想家和经济史时，采用的方法更像现代经济学家，有关井田制的详尽记述，值得所有研究村社土地所有制的学生关注。

凯恩斯的重心在陈著的“货币与银行业”部分，评述其讲中国在货币使用的许多方面确实领先于其他国家，但到当时却最为落后了。据说从公元前2900年起，中国就已使用货币，直至当前依然沿用以铜币为基础的三金属货币体制，这是从远古时代沿袭下来的（不过金的使用越来越少）。

与现今一样，铜币很早已是货币制度的基础，而在纸币的使用上，中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接下来，凯恩斯深入到陈著对中国古人考证 “抱布贸丝”的交易情形，从卒于公元83年的东汉经学家郑众诠释早期货币“里布”开始，谈到南宋的货币与物价学说、明代的子母相权论等等——中国纸币的产生与使用过程及其理论使之倾注热情。

唐中叶已出现介于纸币与汇票之间的“飞钱”，凯恩斯不仅关注唐政府的相关政策，还饶有兴致地评介宋代金融特别是纸币的发展，宋初政府为了经营飞钱建立的“便钱务”是“真正的政府银行”。他对有关中国历代货币问题的论述都很在意，还包括陈“不准备讨论私人银行系统”即“标会”一类的民间金融信用组织。

凯恩斯对中国货币思想相当看重，明确提出“中国学者早就懂得格雷欣法则和货币数量理论”，他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以下证据：公元前175年的西汉人贾谊所论的“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钱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

1223年南宋袁燮的“往时楮币多故铜钱少，而又益之以铁钱，不愈少乎？往时楮币多故物价贵，今又益以铁钱，不愈贵乎？”1378年元末明初的叶子奇的“以钱为母，以引为子，子母相权，以制天下百货。出之于货轻之时，收之于货重之日，权衡轻重，与时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

当然，凯恩斯对陈著的其他内容尤其是人口问题也着墨不少，他提出中国的人口统计很早就开始但很不准确，认为“显而易见的是，现代增长造成了目前中国庞大的人口，近期人口的高密度类似英国”。

他还列举了许多数字，并参考一些统计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考辨，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如 “关于中国面临人口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已有数个世纪之久的说法并不正确”。他肯定了陈著在劳动力流动、赋税史梳理等方面的论述，提出“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用”。

四、 经济学也是各国学者的共同创造

的确，许多西方人正是通过此书了解中国及中国经济思想，并影响西方经济与政策制定。如罗斯福政府的农业部长华莱士（H.A.Wallace，后任美国副总统）力主参考陈论的中国常平仓制思想制定美国1938年“农业调整法”，奠定了美国当代农业立法的基本框架。

此书出版百年来直到近年在西方都连续再版，2002年英国托马斯出版社版前有摩根•威策尔（Morgen Witzel）的导读，说是从此书“我们不仅能获得以中国为基础的经济理论的强有力的陈述，而且指出中国经济在未来可能如何进步的富有吸引力的暗示。”可惜此书的中文版去年才面世。

此书能够产生这样大的影响，是作者探本溯源援古证今,力图汇通中西学理，以西方经济学的框架来阐释儒家经济思想，以英语世界能够接受和理解的方式，沿着思想发展与制度演化的历史脉络诠释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

如果说，研讨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或是探索“看不见的手”与司马迁“善因论”的关联，都是提示中国古代思想对西方经济学术的影响；那么近现代国人陆续远渡重洋步入西方经济学坛留下的深深足迹，则印证了经济学也是各国学者共同创造的史实。

然而，现今即便人们热衷于称颂张培刚等先生对于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却很少注意距今百年就有中国人在西方经济学坛崭露头角，而且对西方学界产生影响最大的竟然是“冷门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其不仅颇具本国经济学术特色和科研历史传承，也涵蕴未来发展的强劲生命力。

不过，作为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百年始步的陈著也不应被过分夸大，其与严格意义的现代经济学专著还有距离，一些论点如“井田制类似于现代的社会主义”很难立住，鲁迅就笑话陈焕章能获博士学位。

另外，陈也并非最早到西方学经济学并获博士学位者。如师从名家费雪的陈锦涛, 190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社会流通的测算》；留德学生周毅卿，1909年以博士论文《宁波工商业经营方式研究》获得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

正是一代代学人的不断努力，推动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学术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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