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坦：吴承明先生治经济史的方法论及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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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2期（总第80辑）。
全文5886字，阅读约需13分钟
今年（2018年）是吴承明先生的百年华诞。在中国经济史学晚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中，吴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一颗睿智思想明珠。
他的学术博大精深引航导向，他的理论方法、治史观念及其科研成就，不仅凝聚成为高山仰止的巍峨丰碑，而且广为后学所接受、汲取和传播。
方法论
在谈吴先生的方法论之前，需要说明“史法”大概初始于《春秋》之“书法”、“义例”，在中国史学中大抵指著史或治史的原则、方法，这里重在其方法论意义，主要指先生治经济史学的方法和方法论。
一般说来，方法论的探索离不开研究对象本身。值得重视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学者多还重生产、轻流通时，先生已开始研究市场问题了。
他首先估算市场商品量即市场大小的演变，整理出1840—1869—1894—1908—1920—1936年间五个时段的国内市场商品量估计，据此可见19世纪下半叶市场发展很慢，其扩大是在20世纪以后，抗日战争后剧减，此即多次修改后最终载入《吴承明集》的《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
为了从更长时段研究市场，1983年起他陆续发表论明代、清代、近代市场的系列论文，从人口和耕地、田价和物价、货币和白银流通、财政和商税等方面，深入研究明清和近代市场长周期性的兴衰演变，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
1984年美国名家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看了他的清代市场论文后邀其到意大利参加中国经济史研讨会；
1986年法国著名汉学家贾永吉（Michel Cartier）将上述三篇市场论文摘要写成《吴承明的国内统一市场形成观》，发表于著名的《年鉴：经济 社会 文明》（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1986年11—12月号；先生论中国近代市场的论文，则有日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会长池田诚监译的日译本（载《立命馆法学》，1984年第5、6号）。
不满足经济史实的考证复原而深入透析现象进行理论阐释，这是先生治学的鲜明特点，也是其方法论探索的重要途径，即从“史实”出发探究“史法”。
他在市场理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其《市场理论和市场史》分析马克思的分工产生市场的理论，赞赏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主张“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提出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出现多与分工无关。
《试论交换经济史》则建构交换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式，提出“交换先于生产”，在理论上做出新尝试。先生研究市场，从商路、商镇、商品运销转向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等变化，分析市场的周期性演变，并讨论其对社会结构、阶级分化的影响，其市场研究是以中国现代化（即近代化）的宏大背景为基点的。
他认为市场资料较多，数据有连续性，用市场和价格的演变来考察经济的兴衰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均有很大的优越性。这与“斯密动力”相仿，即市场促进分工、分工和专业化促进生产，经济增长与市场的深化扩展分不开。
仅从生产视角不足以认识经济发展和中国现代化，从而应注重流通，于是他努力进行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对16与17世纪、18与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市场进行系统考察，这可说是“史法”之“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
另一方面，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现代化理论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希图在理论上找出一条适应中国经济史学和现代化研究之路，这可视为“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
这些研究体现于《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等系列成果，得出中国现代化肇端于16世纪的明代“嘉（靖）万（历）说”。
客观地说，此论非其最先提出，如傅衣凌先生就有过类似论点，但吴先生将此说立论，并以坚实的实证考察和规范研究展现于世人。
他的《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一文论述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同时指出市场机制也有个转变过程，也就是经济的现代化过程，这样其市场研究便同现代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体现于其系列市场研究的集中成果——1985年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是他1949—1983年相关论文的集萃；1996年刊出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则是他1985—1995年重要贡献的汇聚。
研究可知，探讨近代经济问题绕不开现代化。先生1987年就在此下功夫并提出新见，在《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中，他针对“冲击——反应”范式和“传统——现代”对立模式，提出中国“内部能动因素”论，并予实证考察。
传统经济中的能动因素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他认为传统农业可承担现代化任务，但不否认其落后面一定程度制约工业化发展。
更重要的是，他以科学的精神和谦逊的态度在再版时指出，对于近代人口与耕地数据“我的估算已落后了”而应“改用时贤新论”。
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中，他分析利用手工业的功效及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结合，或许本有一条立足本土、工农结合、土洋结合进而现代化的道路，但终败于以洋行、租界为背景的大口岸经济之路。
正由于传统经济有其内部的积极能动因素，“中国的工业化应当走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不能一举而代之。”
继而，他写了《论二元经济》，从理论方法上探讨不发达经济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认为将传统农业的作用局限于为现代化产业提供廉价劳力不确，关键是低估了传统农业的剩余。
二元经济现象长期延续，小农经济是多元的，有自行调节资源配置的功能。他构建出一个小农经济生产模型，但说明无法计量。
研究现代化最为关键的是现代化的标志问题。20世纪90年代国家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先生采用希克斯（J.R. Hicks）《经济史理论》的观点，把实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
他论证从马克思到诺斯（D.C. North）都将工业化归之于“专业商人”的兴起和市场的扩大，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
具体到中国，他把明代嘉、万时期的徽商、晋商等大商帮的兴起和工场手工业、散工制的发展，以及财政、货币的白银化，租佃、雇工制度的变革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与17世纪的启蒙思潮等综合考察，视为明清之际的现代化因素。
在1997年《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之后， 1998年又有《现代化与中国16、17世纪的现代化因素》、1999年写的《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等系列成果问世，他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就“史法”而言，先生的治学方法在经济史学界独树一帜，公认其方法论独到，且历史观新颖，理论追求伴随始终。
回眸20世纪80年代初他发表《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主要讲两个问题：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入侵的后果，如何评价封建主义的作用。对于前者，后继有《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对于后者，则有《谈封建主义二题》深入讨论。
“二题”指古代封建主义和近代封建主义，他论证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有别于西方的若干特点，分析中国步入近代社会的不同道路；“近代封建主义”是新概念，意指1840年以后封建主义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地主制经济发生质变，吸收较发达的商品经济来自我调节，成为能够与资本主义共存的近代封建主义，确属新论。
同时，先生予古代封建主义新的研究价值，这与其“广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究相关，尽管他自认这方面“没做出什么成绩”，其实不然。
他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目标的王亚南、许涤新等人的努力是可取的，但重点应放在前资本主义、特别是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尚不成熟，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已有定论，而封建经济在中国产生最早历史最长，颇具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典型意义，这恰是研究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学者共同的理论困惑。
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封建经济史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等文中，他阐述其论点并提倡研究“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创新引航导向。
总的看来，上世纪末二十余年中吴先生在商业资本、市场和交换理论、中国现代化理论以及广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学方法论等方面着力甚多，也逐步形成颇有见地且自成体系的历史观，即基于“史法”形成“史观”。
他非常关注西方学术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与动态，并运用其中适应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方法，成为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结合的典范。
他的结合与运用绝非“照搬”，而是能动而理性的，突出于有选择与做修正。例如，先生有“计量经济学”的深厚功力，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离不开计量方法，能够计量的应当计量，但明中叶以前不太适用，此后可以用，但数据必须核实可靠。
再如，改革开放后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影响中国，先生认为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制度变迁等概念可用于研究中国，但应注意具体的研究对象与实际数据，这些都是治经济史学重要的方法论见解，也是酿就其最终的巅峰之作的必由过程。
历史观
“史观”也可以表述为“历史观”，不仅与方法论紧密相联，而且一般讲史观问题当以治较长时段的“通史”为基础，即所谓“通古今之变”。
先生的研究重心在近代，但他做到了“史通古今”并涵融中外，而且是在专精基础之上的贯通。他治史之“今”不仅仅在于关注当今世界学术理论思潮及其发展，更具体落实到当代经济史研究之中。
1996年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49—1952》立项，请先生作学术带头人，由他和董志凯任主编。
该书独具一手档案资料优势，研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加强新中国初期社会经济状况的评估和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分析，有关恢复国民经济的措施和成就也是以专题研究为基础的，突出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中国全面建立、实施和运行的历程与成就。
该书2001年出版，并获奖和再版。先生自称对此“并无实际贡献”，其实他参与拟定大纲、研究撰写，还承担第二章“旧中国经济遗产”的部分写作。历次书稿讨论会也都参加，还审阅全部成稿，此书中亦可见他的思想轨迹。
同年，先生还应邀主编《中国企业史》的“近代卷”，他请江太新共同主编，此书2004年出版。这些都证明先生对经济所的经济史学研究发展具有独特贡献。
下探当代体现了先生的博学深进，但非其治学主向。他的研究重在近代到明清并上溯宋代，内容从生产到流通再到市场；进而超迈传统的“经济”概念，对社会结构、制度变迁、思想文化进行系统考察，最终凝聚而为“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的深层探究。
步入21世纪之后，他着重研究的就是此课题，还几度给博士生开课讲授，2001年末中国社科院老年研究基金正式立项，这时他已近85岁且罹眼疾“飞盲症”。就在这种情况下，此后整整四年多时间，他每天勤奋耕耘废寝忘食，趴在书桌上动辄数小时。
此书承载着他近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的研究志趣，更是其科研特色与学理思辨的高度凝炼与升华，他投入全部精力和心血的研究炉火纯青已臻化境——最终呈现出其巅峰之作《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
此书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2006年底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几天之后即是先生的九十寿辰。他几次说过对此书比较满意，但这是自己的最后一部研究著作。
在他身后，此书经过我们反复论证，收入商务印书馆享誉中外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于2014年出版。我应邀为此书撰写《史实﹒史法﹒史观》的导读文章，即是此序言的基础。
先生此著重点阐释经济史是研究历史上各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及其运行的机制和绩效，从而研究不能仅限于经济本身。他强调经济史首先是“史”，这是毕生治经济史学的大家在此书“结束语”中的首要提示。
治史，离不开“历史观”，故而“史观”是首位的，《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将“历史观”作为全书的“上篇”，分为四章予以阐释——引子：经济史学小史、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观、理性化时期的中西历史观、理性主义的反思和西方历史观的转变，基本上都是基于中西比较展开考察分析的。
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考察阐释历史观，即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天人关系、如何认识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如何认识思维与存在关系即认识论。
他赞赏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认为其天人相通、社会和谐、古今通变是高明的，而宋以后的启蒙思潮虽然促进思想的理性化却不能导致社会的现代化，这也是中西思想文化差异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不同影响。
我们能够在先生学贯中西古今游刃有余的畅论中，领略到的不仅是博大的知识体系的碰撞，而且可能体悟其精湛宏论的深邃寓意，进而思考：为何要从历史观层面谈经济史学？中西方的历史观主要异同何在？西方的历史观缘何而转变？
“方法论”是全书的下篇，分章深入阐述方法论和历史实证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社会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计量分析与经济史研究以及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等，最后是点睛之笔第十章“结束语”。
先生着重评介诺斯的新制度学派、法国年鉴学派和经济计量学派的方法，并特别强调实证主义是“不可须臾或离”的治史方法，而中国史学一直是实证主义的，这也就是以“史实”为根基。
他具体考证中国史学诸家以及西方从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直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尽管各家的学说主张各异，但无疑更充实了实证主义方法。
他着重指出，历史研究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事物，任何时候都有待认识的东西；随着知识的增长、特别是时代思潮的演进，原来已知的需要再认识，研究就是不断地再认识，因此研究方法应开放即“史无定法”。
最后，先生概括他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思维理路：“历史—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思想”，语重心长地阐发——“百家争鸣，学术才有进步”！
离开书本再回到先生治学的轨迹。历史观和方法论都是他数十年来研究经济史学的探索和积累并不断完善的结晶。其“史观”的特色就是凸显创新的“发展论”，并且深入落实一以贯之。
早在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撰写万余字的“中国经济史”长辞条中，就对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史进行系统总结——历史包括经济史的发展可能曲折，也会有回潮，但总趋势是进步的，不存在从唐宋“顶峰”走向明清“衰落”的阶段。
直至近年国家级大型项目多卷本《中国经济通史》请他撰写“总序”，其依然重申发展的观点。
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以古人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为志，学术追求突出一个“新”字！如果没有新东西，他不写文章、不开会发言；做研究要求有新材料、新观点或新理论，包括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不断修正。
他认为科研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时代的发展，材料的新发现和研究手段的提升以及认识的深化，以前的成果也需要不断修正才能与时俱进。
发展必然要创新，他视“创新”为学术研究的生命力——这与先师巫宝三先生十分相似，他们绝不固步自封而力主创新，而创新要建立在充分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系统研究要先作专题，专著要以论文为基础，“由小而精到大而博”。
他们都十分注重中国史学传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巫先生据此从经济思想史上研究司马迁的“法自然”思想颇多新意，而吴先生则从历史观与方法论视阈阐释其历史哲学，通过实证提出西方征服自然的斗争哲学终将回归太史公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