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旭：清华园里访二老
作者简介
常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9年第4期（总第86辑）。
全文6003字，阅读约需14分钟
李伯重、陈争平两位先生是经济史学界的知名学者。两位先生虽然出生环境不同，性格特点也不同，但却有着长期相近的生活、工作经历，都曾“上山下乡”，都曾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都曾到清华大学经济所、历史系工作，退休后都受聘到其他高校。
两位先生在经济史领域始终笔耕不辍、诲人不倦，为学科发展鞠躬尽瘁，他们是新世纪清华经济史学科的开拓者，也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的两位顾问。
因缘如此奇妙！诚如该中心主任龙登高先生所言：经济史学在清华具有深厚的传统，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奠基人张荫麟、梁方仲、严中平、吴承明、何炳棣等先生，都是从清华园走出去的。
新中国成立后，严中平、吴承明等先生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任研究员，而清华经济史一度中断。改革开放后，严老、吴老以耄耋之年弦歌不辍，以中西贯通之学启发后辈，使学术之脉跨代传承。清华大学在“振兴文科”的战略下，又引进了李伯重、陈争平等教授，重建了经济史学科。
经济史学术是怎样一代代薪火相传呢？除了知识、方法外，老一辈学者更重要地是将学术精神传递给新一代，这是理解学术传承因缘的关键之处。作为庆祝2019年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成立9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8年6月，经济所筹划了对曾在所里工作过的老先生的口述史访谈，希望他们回忆在所里的工作和同事。
以此机缘，我以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的在职研究人员的身份，分别采访了陈争平、李伯重两位先生。虽然我在清华读书时就学修两位先生的经济史课程，对经济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于2006年考取了陈争平先生的硕士研究生，自此进入经济史领域，屡蒙两位先生启发提携；但是，对两位先生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师友渊源与深厚情谊，此前却没有如此真切的体会。特将访谈内容的相关片段，择要整理和润色，以飨读者，也以此表达对特定时空环境中师生情谊的敬意。
陈争平先生访谈纪要
（2018年7月11日）
（ 陈争平先生 摄于2017年8月5日）
我是1992年7月正式到经济所工作的，2002年离开经济所到清华大学工作。但我与经济所的渊源却很早。1992年之前，我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系经济史专业的博士生，但我的硕士阶段实际上也跟经济所有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看了吴承明等所里老先生的文章，1982年我决定报考吴承明先生的硕士研究生。
后来1983年我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硕士生，我的指导老师聂宝璋先生又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员，在南开大学做兼职教授。在南开读硕士生期间，聂宝璋老师一再让我们读严中平、吴承明、汪敬虞等先生的文章，还要求我们每周都要来北京听吴承明老师的课程。
吴老讲课内容很启发人思考。特别是吴老讲“广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空间上的广义”与“时间上的广义”，一下子就把人镇住了。在读硕士期间，我还见到过严中平老师，也听过他讲课。我曾向严老提出，《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有些错误之处。
严老说：这些错误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三十年来我们在不断地修改补充。但是可惜得很，严老后来所做的修改补充，恐怕已经散失了。
我读博士阶段时，社科院研究生院有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的制度。我当时的博士生导师是张国辉先生，他邀请吴承明、汪敬虞组成我的博士生指导小组。当时，研究生院有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
专业基础课由三位老师指导，他们选一些经典著作要我自己去读，过一个月以后再来到他们家谈心得，交换意见。吴承明老师让我读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汪敬虞老师让我读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的三个不同版本，然后比较异同，并阐述之所以作如此修订的原因；张国辉老师让我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专业课也是三位老师来教，上课都像师傅带徒弟，我跟他们电话约好以后，骑车到他们家听他们讲课。吴承明老师主要是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几个统计表，是什么含义，代表了什么，如何分析。他特别强调结构研究，提出要注意相对价格研究，比如地租和地价比例，棉纱、棉布、棉花价格的比例。
懂经济学的经济史学者才会关注相对价格，从相对价格里看生产力。汪敬虞老师则强调要读近代期刊，经济类的期刊，如近代的银行周报、工商半月刊等等，他介绍了一批期刊，还拿了一些期刊目录来讲课。
汪老说，过去中国的史料学没有期刊这一说，所以这是很有价值的新类型史料，一定要注意利用。张国辉老师讲得比较多，讲票号业、金融业业的发展变化，还有棉纺织业、煤矿业。专业课到老师家去里上，中间还可以不断的插话交流，这个气氛比较好，谈的问题也比较深入，令我受益比较大。
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选择了近代国际收支，这是一个空白领域。当时没有开题预答辩流程，张国辉老师让我把设想、提纲寄给吴老、汪老、聂宝璋、彭泽益等先生，然后过一段时间分别约好时间上门请教。
当时吴老不赞成我选这个题，他认为国际收支涉及面广，比较难做，他说既然硕士论文做口岸贸易，博士论文还是选贸易比较好。汪、彭、聂三位老师也不赞成这个选题。我后来跟张国辉老师商量，张老问我能不能做，我说还是可以做，于是他说你先做下来再说。所以在张老的支持下，我就开始做了。
我在做的过程中，包括贸易逆差顺差有些观点和吴老、汪老他们原来提的不一样，所以我答辩的时候很担心，怕过不了吴老、汪老他们这一关。后来答辩的时候，吴老发言说：“近代中国国际收支早就应该有人研究，但是一直没有人做，现在陈争平做了，而且做得很好。”老先生们真是虚怀若谷！
博士毕业后，张国辉老师跟我说：你不要到其他地方去，你毕业以后必须留社科院经济所，必须参加汪敬虞老师主持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这个重点项目。后来我听老师的话，就留下来了。
社科院经济所好像有这么一个制度，就是年轻研究人员给老先生当助手，这个助手制度是不成文的规定，岗位职责不明确，任期也不明确，我留下来后所里委派我协助汪老，做汪老的助手。汪老那个时候就要求我帮他找书。后来张国辉老师知道了，他也提出来叫我帮他找书。参加这个课题做汪老和张老的助手，真的是重新学习的机会。
三位老师对我都有期望。汪敬虞老师在1996年的时候主持“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的工作，他曾经提出经济社团比如近代的商会，工商同业公会的研究很重要，他本来希望增加这个内容，但是当时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汪老就曾经提出要我把经济社团的研究做下来。
现实当中还仍然存在着一些经济社团、行业协会、同业组织，还有跨行业的商会组织，它和政府的关系、和企业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政府和市场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行业组织的问题，行业组织是沟通政府和市场的桥梁，沟通政府和企业的一个桥梁。汪老当时提出来，我觉得现在必须很好的加以研究。
至于近代中国经济统计，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个项目。它是吴承明老师在1997年春节过后叫我到他家里提出来的。吴老当时的要求就是我们的近代统计要超过日本文部省主持的课题——“亚洲长期经济统计”——其中的中国部分。当时张国辉老师是希望我做货币金融方面要下功夫。所以，三位老师各自对我以后的研究方向都提出了的建议，实际上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
如果把它们部完成做好，我可能头发全部白了，但是我还会像老先生们一样，即使白发苍苍了还要把它做下去。所以好多事情还是希望后继有人吧！
我也有一些个人的见解。我认为“政治现代化主题是民主化、经济现代化主题是工业化、社会现代化主题是城市化”的提法是现代化单足结构论，有明显缺陷，我主张结合中国现代化历程和世界现代化历程研究提炼出现代化双螺旋结构理论，经济现代化应当有工业化、市场化两大主题，社会现代化应当有城市化、组织化两大主题。
我认为，“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理论天空的一大块乌云，关于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探索必须驱散此乌云，为此又要吸收人学、社会学研究成果。我打算结合中国现代化历程和世界现代化历程研究，以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组织化四大主题的交织进展为主要脉络，撰写《大转型》（暂命名）一书。
我曾经对这三位老先生的学术特点，每位老师用一个字概况：吴老求新，汪老讲透，张老忌满。张老说，一个人不要自满，话不要说满，张老写文章和讲话都比较谨慎，不说得很满、很绝对，因为有可能出现想不到的事情。
李伯重先生访谈纪要
（2018年9月7日）
（李伯重先生 摄于2017年8月5日）
我是1993年到社科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工作，1998年底离开。我虽然在经济所仅六年时间，但是和经济所的渊源有几十年，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就和经济所有关系了。
1979年我还在厦门大学读研究生，吴承明先生到厦门大学开会，那个时候就拜识了吴先生。吴先生当时就给我指教做经济史应该读些什么书，现在国内经济史哪些是长处，哪些是短处，怎么吸取长处、补足短处。
吴先生向我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Dwight Perkins的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9（《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这是一本经典性的著作；另一本是Mark Elvin的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中国过去的模式》），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后来我在研究生期间还继续得到吴承明先生和方行先生的指导。
李伯重先生回忆拜访吴老的情形
1979年暑假，我和师兄杨际平到北京去看书，为硕士论文收集资料。到北京后不久，我即去东大桥路吴先生寓所拜见他。到了吴府，只见房间狭窄，光线晦暗，家具简陋。由于空间太小，家中仅有一张书桌，堆满书刊和文稿。吴先生的许多著作，就是在这张书桌上，在昏暗的光线下写成的。那时吴师母已中风多时，生活不能自理，虽然请了保姆，但是吴师母的生活起居，都是吴先生亲手料理，不要他人插手。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如此恶劣，却不见吴先生有何不悦之色。
我们当时在读研究生，大家有一个感觉，吴先生、方先生是我们老一辈经济史学家中中学与西学、理论与史料都掌握得最好的学者，所以从他们两位身上受教很多。后来1986年（我是1985年博士毕业），经济学界的一次盛会，就是中国经济学会成立大会在廊坊召开，这是我们那一代人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史学会刚刚成立，在那个会上大家都是情绪非常高涨，我们作为年轻人去了那里之后，确实感受到了老一辈学者对我们的热切希望，也学到很多东西。
我在杭州工作期间，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资助一个项目，由美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一批比较年轻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对话，在夏威夷召开会议。这个项目的主持人请吴先生推荐一位国内的中青年学者，吴先生就推荐了我去，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当时，美国经济学家来了一大批，经济史学家也有一些，年长的如王业键先生，当时我那个年纪的如王国斌、李中青、彭慕兰等，大陆去的就是我一个人，所以那次开会对我影响很大，当时英文不好，会上听不懂，特意准备了录音机，把大家的发言录下来回来反复听。这个会第二年又在美国本土亚利桑那开。由于吴先生的指导和提携，我才能够进入国际学术潮流。
1988年，加州大学请我去教书，但是由于家庭的原因，我有点犹豫。吴先生跟我说，这个机会很难得，你应该去，如果经济上有困难，我可以先借你几百美元。那时候收入很低，虽然我没有接受吴先生的好意向他借钱，但这让我很感动。
后来只要到北京，吴先生、方行先生这两家我都是必定会去拜访请教的。我到北京，方先生就叫我到他家住。方行先生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把我当做他家人一样，跟我谈学问、谈理论、谈方法、谈重点问题。
后来我到了美国做了博士后，又在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中心做研究员，那是一个非常高等级的研究中心。期间，中国政府到美国招聘人才回国，大使馆选了五个当时都在海外的学者代表见面。
其他四位都说等等看，结果他们后来都没回来，我说我愿意回去，但是我就希望到吴先生那里去工作，因为吴先生、方先生是真正在学问上给我们引领的好先生。
我当时打电话给吴先生，吴先生非常高兴，叫我一定要坚定决心回来。所以1993年，我就到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在这期间最大的好处就是经常可以见到吴先生、方先生，还有其他的前辈学者，以及许多同辈学者，大家相处也很好。我觉得这六年对我是至关重要的。
当时，方先生做研究室主任，大家都说这是经济所经济史最昌盛的时候。这与方先生的组织能力和人格魅力很有关系。方先生对后辈非常关心，不但对我特别关心，对大家都很好，大家觉得在方先生面前如坐春风。
我们在学术上有吴承明先生，有李文治先生，有近代史组的好几位老先生。近代史方面的那几位先生，我接触不是太多，吴先生、方先生、李文治先生、经君健先生接触比较多，受惠很多。那时候总的感觉就是经济史欣欣向荣，大家都意气风发。
从我个人的研究来说，社科院经济所的图书资料并不是第一流的，因为我做的是明清江南。但是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农业方面，李文治先生可以给我提供很多指导；做整体经济方面，吴先生、方先生可以提供很多指导，特别是吴先生在市场经济理论方面，是没人超过他的；在做一些制度方面，经君健先生也可以给一些指导。
最重要的，经济所有这些前辈，用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想法启迪我们。找材料别处也可以找，最重要的是人！
这些老先生对人的希望，就是一点：希望把这个事业坚持下去！所以，吴先生、方先生经常讲到希望你们把经济史发扬光大。其他方面他们是非常宽容的，你愿意做什么题目，你有什么个人的特点，他们都是很宽容，很容忍的。大家有机会经常到吴先生家里去，一起去谈学问，谈完之后，有时候就在那里吃饭，天南海北地谈。
这种师生关系或者前辈对后辈的关系很温馨，在这种气氛中，受教也是在一种愉悦的状况下受教。方先生平时给人的感觉比吴先生好像要严肃一点，但是到方先生家里，方先生基本上除了学问之外，谈别的不是太多，但是他也会很关心我们的生活。
这些都是给人印象非常深刻，也是一辈子忘不了的！有一些自己觉得心里不舒服的问题，也可以向这些老先生讲，我们有点像一家人的气氛。这种气氛恐怕在今天的学界已经凤毛麟角找不着了。
后来清华大学要请我去，吴先生、方先生也说清华大学积极发展文科，在那边可以有些作为，同时特别好的大学学生都不错，可以培养一些更年轻的学者，让这个事业能够星火相传。我觉得他们一方面很爱惜人才，另一方面他们对经济所很有感情，但是他们看得更重的是经济史事业是不是能够发扬光大。
一点感触
整理这两份访谈资料，我重新聆听了陈、李两位先生讲他们记忆里的严中平先生、吴承明先生、汪敬虞先生、张国辉先生、方行先生、李文治先生、经君健先生等经济史的老一辈学者，但大脑里也仿佛涌现了我记忆中的陈争平先生、李伯重先生，他们的睿智与对年轻学者的关怀。
我原以为，这纯属他们个人学问宏深、修养纯粹，年弥高而德弥劭；其实并不然，他们时时处处也传承和折射着老一辈学者的精神，学术文脉正于此中绵延不绝。此或即《周易·坤》所谓：“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享。”正是在这种难以名状的情谊（而绝非名利）的感召下，学术才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番矢志不渝的事业。
（右1、2、4分别是龙登高、陈争平、李伯重先生，
右8是吴承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