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需要关注什么类型的现实？
【作者简介】皮建才，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9年第2期（总第84辑）。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有很多重量级学者提出经济学研究需要从现实出发。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提出经济学研究需要跟中国的现实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提出经济学要研究真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就提出经济学研究要关照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金碚教授提出经济学研究要把脉现实。在这里，笔者想要回答的问题是：经济学需要从什么类型的现实出发？换句话说，经济学需要关注什么类型的现实呢？经济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正是因为经济学过分关注了某些类型的现实，而忽视了其他类型的现实。换句话说，即使是直面现实，也不一定能解决经济学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关键是要看直面什么类型的现实。笔者斗胆把现实分成了三种类型，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经济学需要关注什么类型的现实。
第一，经济学需要关注“大西瓜”型现实。笔者用“大西瓜”型现实来比喻重大现实，我个人觉得找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很重要，所以选用了“大西瓜”这个词。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经常讲，“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大西瓜”型现实就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所讲的研究中的“金矿”。刘守英教授就指出好的经济研究要关注我国的重大问题。林毅夫教授在很多年前就多次指出经济学关注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所谓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发生在最重要国家的重要经济现象。“大西瓜”型现实最大特点是时代性强和全局性强，大家都能看到它是一个“大西瓜”，但是“大西瓜”型现实处理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切好大西瓜”、“分好大西瓜”、“吃好大西瓜”。一般来讲，学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狐狸”型，一类是“刺猬”型，“狐狸”型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型只知道一件大事情。很明显，“刺猬”型学者更容易对付“大西瓜”型现实。通过对“大西瓜”型现实进行研究得到的理论，不一定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前瞻性。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这种理论只是对过去重大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并不是针对将来发生的现实进行的研究，一旦约束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种理论对新出现的情况可能“束手无策”，2008年金融危机就反映出了这种“无可奈何”的状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是因为这种理论本身不行，也不是因为这种理论的研究方法不行，而是因为这种理论所研究的现实并不是新形势下的现实（也就是笔者后面将要讲的“小苗头”型现实）。现实已变，而理论未变，无异于“刻舟求剑”，通过“刻舟”是“求不到剑”的。
第二，经济学需要关注“小苗头”型现实。这些“小苗头”现实极有可能引发重大现实。毛泽东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根据百度百科，这句话通常用来比喻开始时微小，但有远大发展前途的新事物。老百姓经常说，“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其实，经济学也需要这种类型的“小中见大”。金碚教授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热议，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对许多现实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真正能做出准确判断和预测的把握也不是很大，重大经济危机的发生大都出乎经济学家的预料之外，甚至被认为，恰恰是实行了一些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经济政策才诱发了经济危机。”[1]正如笔者前面所讲，用研究“大西瓜”型现实得到的理论来指导“小苗头”型现实，必然会出现大问题。很显然，“小苗头”型现实需要用研究“小苗头”型现实得到的理论来指导。但是，主流经济学圈子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认为经济学要解释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特别是要解释“大西瓜”型现实。而且，这个圈子往往根据这一点来判断一个学者研究品位的好坏。“小苗头”型现实因为只是有一点点“苗头”，所以很容易被主流圈子认为是不重要。一方面，关于“小苗头”型现实的数据比较少，进行高质量经验研究的可行性不是很强。另一方面，基于“小苗头”型现实进行的理论研究很容易因为通不过代表学术共同体的审稿人这一关而被扼杀在“摇篮”里。一旦预期到上面这两个方面，很多学者可能会对这样的研究“避而远之”，正所谓“惹不起，躲得起”。“小苗头”型现实的最大特点是预测性强，所以笔者在2009年就呼吁经济学需要基于不符合当前实际的约束条件来构造模型，需要进行前瞻性的理论模型研究。[2]如果想要解决经济学中出现的问题，经济学界就需要有一个重视“小苗头”型现实的全新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出路决定预测的准确性和政策的契合性。
第三，经济学需要关注“球门前”型现实。经济学就如同足球，如果把“大西瓜”型现实比作“世界波”远射，那么“球门前”型现实就是“近在咫尺”的射门。“近在咫尺”的射门看起来很容易，但是真正做起来却特别难，因为机会并不是那么好捕捉到的。你想想呀，“近在咫尺”就意味着“防守比较严密”，“防守比较严密”就意味着“射门很难射进”。“防守比较严密”可是多少代经济学家苦苦努力的结果呀，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会让你轻易破掉他们的“防守”吗？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体系和理论模型可不是“吃素”的。聂辉华教授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与现有理论相悖的现象[3]就属于“球门前”型现实的代表。举个例子，行为经济学可以说是捕捉“球门前”型现实的典型代表。行为经济学特别喜欢分析异常事件，而这些异常事件就属于“球门前”型现实的范畴。行为经济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经济学家已经有多人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包括2002年度的丹尼尔·卡内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2013年度的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以及2017年度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后面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该领域学者（比如戴维·莱布森（DavidLaibson）和恩斯特·费尔（ErnstFehr））获奖。“球门前”型现实的最大特点是学术性强，只要“能进球”，基本上都是“好球”。因为我国经济的规模特别大，情况特别复杂，新现象层出不穷，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我国会出现很多不同类别的“球门前”型现实，这会为我国学者的理论突破提供良好的素材支撑。
国内很多重量级学者都在强调经济学要关注现实，但是他们并没有讲要经济学关注什么类型的现实。在这里，笔者对现实的类型进行了比较粗略的划分，可能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类型的现实被笔者无意间忽略掉了。经济学研究者有不同的类型，现实也有不同的类型，经济学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现实类型或者选择跟自己匹配的现实类型，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只有匹配的才是最好的，因为只有适合和匹配才能把自己的学术潜力转变为真正的学术实力，才能做出来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笔者相信，只要从不同类型的现实出发，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最后，笔者以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写的散文《问大钧赋》中的一句话结束全文，“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
尾注：
[1]金碚，《试论经济学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管理世界》2019年第2期，第7页。
[2]皮建才，《金融危机反思下的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家茶座》2009年第3辑（总第41辑）。
[3]聂辉华，《如何创作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4辑（总第1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