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寿：应急学应该成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

【作者简介】刘福寿，河北经贸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3期（总第35辑）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一场突如其来8.0级地震，把四川汶川周围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抛进了灾难的深渊。举国上下，以及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悲悼、呼喊、捐助、救援，整个世界都伸出了友谊之手，大家都为挽救濒危的生命而奉献出了爱心，包括钱财、鲜血、体力、智力、乃至生命。国家总理温家宝于灾难发生后的 6个小时就抵达灾区都江堰市，肩负起了抗震救灾总指挥的任务。接着，人民解放军、武警、公安干警以及各路救援大军火速从陆、海、空等不同途径进入灾区，全面展开施救工作。其实在震后不久，地方政府的幸存者就开始动员、召集了自救人员，组织了一批急救物资，开始了自救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人们普遍感到，这次抗震救灾动员之快、人心之齐、参与之广、力度之大、组织之严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创造了不少挽救生命的奇迹。

在搜救生命基本结束，保护幸存者和重建家园全面展开之际，我们有了思考的时间。回顾一下震灾的前前后后，一些人觉得我们的救援还有不少缺憾。其中最大的缺憾是应急不得力。

比如，在地震发生后，中央有关部委、人民解放军都实施了应急预案，但省、市、县、乡镇有什么预案？再比如，人们早就知道汶川在断裂带上，有发生强震的可能，但事先有什么准备？在通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震灾发生后汶川却有30多个小时竟然没有信息传出，使受灾乡镇成了无援的“孤岛”；在受灾严重的映秀镇，直到5月15日才成为各路救援大军进入的高潮，这时已迫近抢救生命的“黄金时间”。种种现象表明，我们的地方政府和各单位，我们的许多干部，我们的各级管理人员，我们的群众，还没有防灾和应急的意识，还没有防灾救灾的应急预案，还没有灾害发生后有效组织和自救互救的训练。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建立和普及一门新学问：应急学。

应急也是一门学问？我觉得不但是学问，而且是大学问，是关乎人的生命之学。在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应急学实在应该应运而生。

这有点像行政管理学的诞生。行政管理与人类同来，起码是与国家同来。但是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人们并没有把它当作一门独立的学问。直到1887年，美国当时的著名学者、后来当了8年总统的威尔逊（1856-1924）发表了一篇《行政学之研究》，才开始确立行政管理作为一门学问的地位。

今天也到了应急学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的时候。

人类面临各种灾害是必然的。地震、海啸、飓风、狂潮、洪水、冰雪、大火、疫情、虫情以及恶劣天气等等，都可能对人以及与人气息相关的农作物、动物造成危害。当然这些灾害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构成多大的危害，可能具有偶然性。偶然性使人难以预测，或者难以抵挡。那么有什么办法减少损失呢？就只有靠应急学这门学问了。

应急学包括应急意识的确立和应急理论的研究，应急预案的制定，应急教育和应急知识的普及，应急措施的培训，应急方案的鉴定和评估等等。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应急教育。在这方面我国和国外有较大的差距。

  讲个例子吧。我的一位大学的同事曾到澳大利亚进修经济管理，校方给他们开出的一门课就叫做《悉尼的一天》，内容是为悉尼的某一天制定一个应急方案。给出的假设条件是：在悉尼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各国政府官员、记者、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拉拉队员等，从四面八方汇集在悉尼，但就在这时突然发现，悉尼的饮用水水源，被恐怖分子投了毒，五百多万人饮水成了问题，形势十分危急。如果是你是悉尼市长，如何应对？你给定一个应急方案。有人问，就这么一件事还值得开一门课？不但值得，而且课时少了还不行。在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间内，临时解决一个五百多万人的城市用水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目标是：既要使市民知道形势严峻，求得大家的理解，又不能因此造成社会恐慌、动荡，要保证奥运会如期正常进行。你应作出两套以上可供选择的方案。为此，你就必须对悉尼的自然、地理、历史、水源、人口分布、社会组织、市政建设、运输工具等等进行充分的调查，掌握有关数据。甚至连社会媒体都要全面掌控。取得了第一手材料后，进行科学分析，合理调度，统筹安排，形成方案。其实，这个过程的重要成果不仅在于形成一个方案，更重要的是使学员树立了应急意识和掌握了应急处理的方法。

相比之下，不但我们的人民缺乏这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就连高等学校，甚至高等学校的经济管理类专业都不开设此类课程。我查看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北京自考委、山东自考委等高校或教育机构为行政管理学专业（或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本科自考生、普通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开设的课程，都未发现类似课程。我问过几位学行政管理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对此没有印象，只有一位说在选修课里学过《灾害学》。据我知道的情况是，有些管理类专业特别是行政管理学专业是开设诸如《灾害学》或《灾害经济学》的，但偏重理论分析，不重应对实践训练。像《悉尼的一天》那样设课的，好像还没有听说过。高等学校特别是其中的经济管理类专业是培养社会管理者的。如果连他们都没有防灾、减灾、抗灾、救助等方面的思想准备和应急的技术准备，那么我们的社会将来怎么可能比较有效地抗灾、抗大灾呢？

这种教育的缺失，现在已经给社会造成了某种危害。最大的危害莫过于人们的防灾、减灾、抗灾、自救、救助的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其次是缺乏面对灾害而训练有素的管理人才。第三是地方政府和各级各类社会组织缺乏经过充分论证的应急方案。不同类型的灾难、不同的灾难级别、不同的应对条件，应该有不同的方案，甚至同一类别、同一级别的灾难，考虑到不同的时空变数，也应该有不同的方案。所以光是应急方案就构成一个集合。现在有的系统，比如消防系统，对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提出了预案要求，但由于整个社会关照不够，预案往往是应付上级检查的，并不适用；上级检查时，只要有预案，就算过关了，也并不较真。其结果是在每年发生的大火灾中，那一次是因为预案较好而减少了损失，未见明确报道。第三是对群众的自救、互救训练，基本上是空白。因为职业上的关系，本人曾参加过一次救护训练，观摩过两次消防训练。但我不认为那是训练，不过是“玩玩”、应付应付而已，甚至连“作秀”都不够格，因为它不“秀”。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我们警醒。在为5.12汶川地震遇难者祈福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为生者设计一个在灾难中减少伤亡的对策。因此，集合一批各方面的专家和有识之士共同研究应急学，并使它逐步成为经济管理类高等教育的必修课，然后向大众普及，也许会成为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的一个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