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康宁：润笔与经济学家的酬劳

     【作者简介】徐康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9年第2期（总第40辑）。

这两年承蒙“店主”小洪先生的热情和鼓励，陆续在《茶座》上写了一些文章，虽不是每期都写，倒也是常看常写。对这些文章，有读者来信（Email）称好的，也有同行认为我的文章写得有些沉重（我院的周勤教授就是这种评价。一笑）。虽然我一直认为《茶座》的文章可以轻松活泼，但不能流于鸡毛蒜皮，是茶就应该有茶的味道，这个“味道”就是用一种新的形式表达某种经济学的思考，所以我喜欢在文章中讨论一些不那么轻巧的话题，下笔时则尽可能随意自然，不过，本篇文章的话题倒是十分很轻松：谈谈经济学家的润笔与收入。

润笔就是稿费。中国古代文人羞于开口要自己作品的酬劳，明明想着那一部分钱，却不直接说，就说“笔干了”，要有东西润润笔（有典故），润笔就成了稿费的代称。

   古人润笔没有固定章法，润笔几何没有体制可循。司马相如千金作一赋可能是有记载的最高的润笔了。西汉时期“千金”是多少钱？没法准确说得清，但反正是一大笔钱。听说上个世纪50年代有作家写一部书的稿费就可以买三大间房的，但也记得看过一位比较有名的散文作家在文章中说到，他买的一套房子是靠爬了十几本书的格子换来的，那是几年前的事情。现在的稿费不如50年前是肯定的。

本人有稿费的历史已有20多年，况且是写专业方面的稿子，有润笔今不如前的亲身体验。

我的第一笔稿费来自一篇学术论文。那时我刚大学毕业不到一年，写了一篇关于“恩格尔定律”的论文（每人都会对自己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记忆如新），投给《南京大学学报》，很快就接到该学报主编的一份热情洋溢的来信。信中除了告诉我文章已经决定录用，不要再投他刊外，还有不少鼓励的话。（这位令人尊敬的主编早已作古，且属英年早逝。主编在世，我与他同城居住，并未谋面，也无缘致谢请教，也算是一份遗憾。）

几乎是在收到样刊的同时，也收到了稿费通知单：人民币70元。1983年的70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45元，属于大学毕业未满一年的见习期工资标准，满一年后的工资是54元。这篇文章的稿费在当时可以买300斤大米或70斤猪肉，支付两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绰绰有余（我有一本《南京价格志》，可以补充我的记忆）。不用多说，这笔稿费对我写文章发表也是一个不小的激励，从此就开始了写稿投稿的20多年的历程。上个世纪80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好几篇论文发表，稿费还是每篇几十块钱。但是，1989年的70元已经不好和1983年的70元相同并论了。

上世纪80年代拿到的最大一笔稿费是3200元，那是我1985年翻译一本书的酬劳。当时我正在南开大学经济系念研究生，有机会接触到图书馆的一些外文原版书（直到今天都对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感觉非常好，可以接触到大学生看不到的外文原版书和港台书籍），产生翻译一本书出版的冲动。挑了一本不厚不薄自认为选题不错的外文书，翻译了其中的两章就联系好了出版社。记得当时为了让出版社相信我翻译的水平，没敢告诉编辑我的年龄和研究生的身份，与编辑通信用的是南开大学有号码的信箱。这位编辑也从未见过，后来她遇到我的一位熟人，才知道我的年龄与身份，而在此前一直以为我是南开大学的老师，年龄有50岁以上（一笑）。3200元是我当时3年的工资（拿到稿费时我已毕业工作），可以算一小笔巨款了。这笔钱不是从邮局寄的，因为对邮局而言这笔钱过大，而是从银行汇的。记得我是在南京最大的银行拿到这笔钱（实际到手略少一些，因为扣除了个人所得税），这也是平生第一次到银行领取稿费。

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内媒体开始活跃，时评性的文章见多，我的稿费收入进入了一个小高峰。那时我在《经济日报》上经常写一些经济时评文章，稿费不低，一篇2000字左右的文章可以收到100元的稿酬。除此之外，我还经常给一些刊物写文章，都有稿费。那时兴趣广泛，年轻热血，看到一种现象就想写稿表达自己，给《新民晚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写过不少篇随笔杂文，对稿费还比较满意。在《新民晚报》发表一篇千字文可以有60元到80元的稿费，这在当时还是能换一些东西的。记得一年年终盘算，全年拿到的稿费超过了我的职业收入。

真正对稿费动心的是有那么几年，我给香港两家财经杂志写稿子得到的酬劳。1995年，我在香港的书店里看到几份财经杂志，翻了翻里面的内容，觉得我也能写。当时并没想到稿费，而是为刊物印刷之精美所吸引，能够在如此精美的杂志上登文章也是一件乐事（当时大陆的刊物几乎全部土头土脸）。文章投给香港最有名的一家财经杂志后，很快收到主编的一份便签，希望今后能经常给他们写稿，并问我在香港银行有没有户头，以便往户头上汇稿费。我当然没有，回信就说你们寄给我好了（有稿费当然高兴，虽然不知道多少）。后来稿费来了，是一张公司支票：3000港币。那时候的港币币值高于人民币，我一个月的工资加奖金不过500多元。更高兴的是，这篇6000字左右的文章，是我用了3天时间写出的，“投入产出比”是相当高的。这个激励效应是显著的，后来每隔三个月左右就给这家刊物投稿，同时又给香港另外一家财经半月刊投稿。投出的稿子几乎都用了。月刊的稿子比较长，一般都是五六千字或更长一些，半月刊的稿子较短，一般在三千字以内。月刊的稿费在3000港币左右，半月刊的稿费在1200港币左右。

每次收到的都是公司支票，照例要到中国银行办“托收”。经常去银行办这种业务，银行的柜台人员见我也脸熟了。时常办这种业务也有一个好处：对国际金融有了感性的认识，对在大学里教“国际经济学”这样的课还是有帮助的。这些稿费积少成多，一直存在中国银行，而且是现汇收入，随时可以汇出境外或携带出境。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种收入了，但经常在出国时还用这笔钱，不久前因私事去新加坡，还在这笔钱上提取若干用于花费。

虽然润笔不错，但我后来还是停写了。不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是由于后来工作比以前忙了，写文章也更加关注真正学术性的论文，在财经杂志上写稿子毕竟不是纯学术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随自己收入的增加，稿酬的激励作用在下降。那厚厚一摞印刷精美的杂志躺在我的书橱里，虽然已经很少看它，但成全了我一份轻松愉快的记忆。

时过境迁，现在的稿费状况是所有经济学人都知道的。绝大多数学术期刊已经取消了稿费，包括《经济研究》在内。还有一些刊物给作者发放稿费，但也是一种象征和姿态而已了。一篇论文二、三百块钱稿费，恐怕没有哪个作者会对这笔钱在意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稿费高一些，写一篇一万多字的稿子，可以得到大约1000块钱的稿费，但对于万余言长文而言，这点酬劳实在算不上什么。

现在也有润笔较丰的一些报刊，但都不属纯学术之物。本《茶座》的稿酬不算很高，但足以“润笔”有余了。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稿酬不错，在评论版上写一篇稍长一些的文章（3000字左右），也能收到近千元的稿酬。如果下笔顺利，3000字的时评文章一晚就能写好，能有近千元的酬劳，也不算太辛苦自己。原来以为南方报刊的稿酬很高，但实际未必如此。南方日报报系的一家蛮有名的刊物曾约我写过一篇几千字的稿子，印象中收到的稿费也只有五百元。

在当代人的眼中，现在的经济学家是高收入的人群，这也是事实。不过，经济学家的工资收入并不高，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拿的工资和历史学教授是一样的，高收入主要来自他们的高酬劳。

经济学家的酬劳不外乎来自于以下几种渠道。

第一种渠道是写文章而得稿酬。我在上文中已经说到，现在的稿酬不会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至少在大陆是如此。据说北京有一位经济学家专门给香港的报刊写稿，而且写得很勤，每年有百万收入，不知真假。我想即便是真的，也算另类。根据我多年前的经验，那差不多要一年写几百篇文章才能凑到这个数字。若真的是这样，那就成了写稿匠了，已经不是经济学家的思想性之作了。

第二种渠道是科研经费提成。不少经济学家每年有多个科研项目，一年的经费达数十万甚至百万元以上，大多数学术机构有经费提成政策，10万元的经费可以提成2万元或更多，那些项目多的经济学家一年从经费提成中得到的酬劳可以达十几万元。不过，比较正规的机构只允许在横向项目中提成。若是为了获得经费提成，一年做很多的横向项目，经济学家也就成了咨询公司的经理，不再受人尊敬了。

第三种渠道是给人讲课拿讲课费。有的经济学家热衷于到处讲课或作报告，一场讲课费拿个三、四千元。坊间最近有个说法：金融危机把大家都害惨了，但却“肥”了经济学家，因为到处有人请经济学家讲金融危机是怎么回事。当年“知识经济”火爆时，我校一位教授各地有人请作报告，一口气讲了100场，报纸还作了报道。这种酬劳虽是经济学家的“专利”（别的什么“家”气得痒痒的），但都是机械性的重复工作，讲的多了，自己也觉得没趣的，除非真的是把它当作“生财之道”了。其实，除了那些已经经过“包装”的“大师”，靠讲课费是发不了财的。

第四种渠道是参加各种评审会、论证会、咨询会，获取劳务报酬。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种酬劳来得最轻松惬意。坐在会议桌上，好茶喝着，好烟抽着，天南海北地侃上一阵，又有听众，临走时又有一笔不错的酬劳。有的经济学家赶场子，迟来早走，抢着发言，讲完就走，为的是赶下一个会议，但这种“品相”不好。

第五种渠道是参加论坛而得的演讲费或出场费。这种酬劳是最高的，也是一些经济学家最不愿放弃的。有些名气的经济学家，在论坛上讲个20分钟或半小时，可以得到三、五千元的演讲费。那些国内大红大紫的经济学家，演讲费常常在2万元以上。国际上的大师们演讲费就更高了。读者一定看到有那么一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老是呆在中国，到处讲演，在中国的时间超过了在本国的时间。时常有人建议我请某位诺奖经济学家来我院演讲，明码标价演讲费是多少，我一概回绝。因为这些人的思想和学术我早在他们的著作中看到了，也曾听过他们在一些论坛上的演讲，水平比他们的文章差多了，花这个钱绝对是冤枉。

相比而下，我觉得“润笔”这种激励机制产生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外部性最大，经济学家拿到这种酬劳也最心安理得，甚至有一份荣耀。第一，公开登出来的文章受益面最大，可以让成千上万的读者看到，超过任何一场规模甚大的演讲会。第二，经济学家写文章时应该是用心的，即便不是深思熟虑，也是精心准备的，其质量应该超过会议上的随意发言。第三，文章可以启发新知，可以对新的思想观点出现起到帮助作用。第四，写文章一般不会出现学界圈子里的那种“潜规则”，即不会有人要对某人送钱而约他写稿子的，请人评审、讲课或演讲就不同了，有的时候是换种方式给具有投票权的专家送钱。

为什么稿酬机制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好于其他酬劳制度，却远远达不到其他酬劳制度的标准？换句话讲，为什么稿酬这么低？主要原因在于稿酬制度缺乏一个固定的市场。经济学家的其他酬劳机制产生于一个市场：有人需求，就有人供给；是什么样的供给，供给多少，取决于咨询费、讲演费等酬劳的标准。在一定的标准下，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而稿酬背后没有固定的市场，文章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即使没有稿酬甚至倒过来收版面费，也有大量文章的供给，稿酬标准根本起不到调节文章供求关系的均衡作用。当然还有一点，报纸杂志是不好排他的，文章登出来谁都可以看到，而举办论坛是具有排他性的，请到一个大师，就可以卖门票，举办者还有钱可赚。所以，一些报刊给的稿费不高，却经常举办论坛，给经济学家开出的出场费比稿费高了很多。

其实，好的稿酬机制还是有市场的，同样的情况下，高稿酬一定会引来大作。谁都愿意给稿酬高的刊物写稿，这是人的本性。当年鲁迅先生写了那么多的文章，也是视刊物的稿酬而决定往哪里投稿。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投稿的地方，先定为《幸福月报》社，因为润笔似乎比较的丰。”

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播放一个专题，记录莫理循（曾经担任过民国时期总统顾问的一位澳大利亚人）的一生。莫先生早年在中国穷困潦倒，后来给《泰晤士报》写稿子，被该报看中，聘他为驻中国记者，一月薪水50英镑（在当时是一大笔钱）。这位卖文换钱的落魄鬼佬立刻成了上等人，不仅在王府井附近置起一大房产，而且雇了五六个佣人。《泰晤士报》是走精英的路钱，用文章和付稿费也是如此，所以延续了200年。中国目前的稿费制度，真的是只能起到“润润笔”而已，难出世界级的大报大刊，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写这篇小文是周末，内人出差在外，小女在家等饭，只得自己去菜市场买一天的食物。一圈转下来，荤菜蔬菜买了一些，差不多正好花去了70元。20多年前的第一笔稿费，可以应付两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今天一天就花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