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兰品：写文章与生孩子、发文章与嫁姑娘等杂谈

    【作者简介】杨兰品，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第2期，总第68辑。

       一、写文章与生孩子

      偶见从前的一个笑话，说是有个秀才，晚上做文章，吭吭哧哧憋了大半夜，就是憋不出几个字。在一旁抱着婴儿的秀才娘子替他着急，问：难道写文章比我们生孩子还要难吗？秀才生气地说：“你们女人生孩子是因为肚子里有孩子，到时候自然就生出来了，何难之有？我们是肚子里没有文章，却要写出文章来，怎么能不难？”故事虽有些不雅，倒也有趣，且说明写文章和生孩子的确有不少可比之处。

生孩子，肚子里得有货。写文章也一样，得有IDEAR。但光有IDEAR还不够，还必须得写出来。不写出来，谁知道你有没有能力写，会不会写？孕妇需要注意饮食起居，有选择性地大量吸收营养，要胎教，要定期检查,要经常和人交流甚至向过来人请教，不然生出来的孩子有可能不够出色、优秀，甚至可能营养不良或者身心不健康；孕妇在整个怀孕期间既会有新感受、新发现的惊喜又要忍耐各种煎熬和痛苦。同样，写文章也得狂吃——查阅大量资料，收集大量收据，还要时不时地论证、研讨，甚至请高人指点，以便文章不出什么毛病，甚至更漂亮一些；写文章也同样要忍受痛苦煎熬，偶尔也会有些惊喜，会有新的感受和发现。生孩子需要时间，常说十月怀胎；写文章也需要熬时间，有些学校规定博硕士毕业论文从开题到答辩不能少于8个月。尽管每个准妈妈都巴望能生出一个身心健康、聪明漂亮的孩子，甚至生个状元郎什么的，以便将来能光宗耀祖。但在孩子生出来之前，估计每一个准妈妈的期望值并不高，甚至内心非常紧张和忐忑不安，甚至觉得能生个全须全尾、身心健康、不缺胳膊少腿的孩子就很满足了；写文章也是如此，虽然暗地里也窃望能一鸣惊人，但更多的是害怕自己煎熬了很久的成果被认为是残缺或者丑陋甚至毫无价值的。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煎熬和折磨后，孩子终于生出来了，或者文章终于写出来了，那种顿时的轻松感、成就感是不言而喻且基本一样的。当然，即便有IDEAR，即便很下功夫，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写着写着流产了，虽也经历了痛苦煎熬，却没有什么结果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古代无子排在“七出”之第二。可见能不能生、生多生少是至关重要的。谁家的媳妇即使再漂亮、再能干，（无论什么原因）生不出或者拒绝生孩子，那必定是没好果子吃，至少面临被“休”的巨大危机和风险。即便现代社会，也很有可能被嫌弃、责备甚至被骂为不会下蛋的鸡。曾经有这么个真实的悲剧故事：一个漂亮能干的姑娘，婚后几年依然没有怀孕，丈夫某一天一句“养个鸡也会下蛋”的玩笑，竟然使自尊心极强的老婆一怒之下，效仿屈原老先生的壮举，悄然扑入滚滚洪流中。虽说现在社会宽容度提高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强化了，也有坚决不生的，但公公婆婆等未必支持和高兴。高校、科研机构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不写或者写不出文章也是很不被容忍的。你说自己再勤奋、再能干、课上的再好，写不出或者发不出文章那是不行的，很有可能不被待见、甚至生存都受影响。高校里有各种严格的考核指标和要求，即便你能忽悠得学生们、听众们神魂颠倒，如果坚决不写、或者写不出来，那考核、晋升就会大受影响，甚至可能考核不合格。据说某一高校青年教师和校领导对话时，校领导“如果三年内还没有……，还好意思以为自己是人才？”一句话拍打得年轻才俊们颜赧语塞、噤若寒蝉。学生也一样，没有文章、写不出毕业论文，你就是实验做得再好，考试成绩再好，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想顺利毕业都不可能。中国人长期崇尚多子多福。在古代能生是生产力。若有一群玉树临风的子女，哪怕一般般的子女，不仅面子光彩、里子也实惠。现代社会能写是生产力。有一大堆重量级的文章，也一样是多子多福，面子光彩、里子实惠。当然，当下中国，就算你想生、能生，也不能多生，多生了不仅违背政策，自己也未必负担得起。但写文章不一样，那依然是多多益善。有人调侃说，教授不光得像牛，得能耕耘、能拉车负重，更得像能下蛋的母鸡，下得越多越大越好。下得多才能活得好，有米吃。

当然因这样那样的原因生不出或者不能尽快生却又急切想生或者不得不生的，那就得想这样那样办法了，有求医就诊的（各种正规不正规的治疗不孕不育的广告海了去了，各种合法的、不合法的，公的、私的治疗不孕不育的医疗机构和医生也多了去了），有烧香拜佛的，有领养的，有试管婴儿，还有哄骗拐卖幼儿的（据说有的地方买卖幼儿都成产业链了）。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写不出或者不能尽快写出却又急切想写或者不得不写或者不得不尽快写的，也是有各种办法的，比如进修深造，参加各种强化、提高学习班，参加研讨，请高人指点等，也有论文代写代发（据说这市场也相当地大），还有剽窃抄袭等。

    二、发文章与嫁姑娘

如果说写文章像生孩子，那么发文章就很像嫁姑娘。年龄小时不成熟，年龄过大就没有优势，必须在婚龄阶段找个尽可能好的人家嫁出去，不然就可能成了老姑娘或者剩女。到了一定年纪，姑娘如果还不急于找婆家，那么做父母的就难免着急上火，甚至托亲靠友，参加相亲会，到处找信息、找机会，生怕女儿找不到好婆家，剩在家里。姑娘年龄越大，剩的可能性越大，嫁到好婆家的概率越低。文章也一样，写出来的文章必须发出去，不然就算不上文章，至少算不上公开的成果。文章也有时效性，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杂志发表或者拖延的时间太长，过了最佳时机，效用、影响、价值和优势就会下降，就有可能发不出去，和女性过了最佳年龄，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婆家，甚至嫁不出去一样一样的。论文能否发表，就像嫁人一样，是惊险的一跳。

文章和姑娘一样，也有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也有层次高低之分。好的姑娘不仅心灵美，能力强，还气质好、形象美。好文章，通常也是思想独特，内容丰富，还形式规范、表达精妙。期刊杂志和婆家一样，也是有等级、层次之分的，有豪门大户，也有小门小户。发文章也讲究门当户对。高层次的杂志，像豪门一样，想嫁入的应征者趋之若鹜，但能挤入豪门的往往又屈指可数。通常豪门大户财力充足，不指望新娘能否带来或带来多少嫁妆，更在意姑娘是不是漂亮、优秀，出身如何。在有些杂志上发文章还需要交版面费，就像嫁姑娘需要陪嫁。姑娘状况如何是能否找到、找到什么样的婆家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能否找到和找到什么样婆家往往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文章也一样，质量是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和婆家的偏好、审美标准一样，不同的期刊，在偏好上也多少有些差异。一般来说，好姑娘嫁入豪门的可能性大一些，但好姑娘委屈低就的时候也很多，嫁入豪门即便皇室的也未必都是漂亮优秀姑娘。文章也一样，高层次刊物中高质量文章的比例大，但好文章未必都能进入高层次刊物，高层次刊物中也未必全都是好文章。。

中国自古有“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之说。姑娘的娘家非权即贵，即便姑娘不是那么出色，嫁入豪门的可能性也更大。文章的作者水平高、名气大、声誉好，文章不仅刊入高层次刊物的可能性大，甚至会被约稿，就像男方家求婚一样。如果是皇家女儿，那待遇更是不同寻常。毛泽东的某一首诗词里尽管有不雅字词（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年秋）》。该作品在1976年1月首发于《诗刊》杂志 ，其中有“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的著名词句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新），但那是地地道道的皇家女儿啊！当年全国的各大报刊头版头条刊登，全国人民朗朗背诵，无数人拍手叫绝，甚至还被正儿八经谱了曲公开演唱。同样的东西，出自伟大领袖和一般民众，那待遇自然是天壤之别。一旦谁家女儿嫁入帝王家，娘家就会成为皇亲国戚并鸡犬升天；平民家的姑娘一旦嫁入豪门，那娘家也是连带着就非权即贵了。一旦谁的文章在高级别刊物发表了，作者会突然间名扬学界，名利双收。做教师的可以借此评职称、得奖金，做学生的毕业、深造、就业等，就都有了更有分量的资本。   

通常，姑娘的出身好，娘家是名门望族，也能提高婆家的地位和声誉。期刊也是一样，名流达人的文章能提高杂志的影响力、知名度。姑娘嫁到婆家之后，能不能再对婆家产生好的效应，比如再生出漂亮聪明的孩子，很重要。杂志也是如此，比如被转载、被批示以及引用次数等，能使文章及其作者与期刊相宜得彰，互利互惠。

    可以类比的还很多，比如，出版市场和婚姻市场一样，行情、审美情趣和标准也是今儿环肥，明儿燕瘦，经常变化的，进而引领着人们的行为也不断地变化；学术会有点像相亲会，研讨会有点像淑女们的派对舞会，杂志社的征稿启事很像征婚广告，征稿、投稿、很像求婚，约稿像指腹为婚；婚姻市场有剩男剩女，学术市场中也有大量发布出去的文章；民间有“一家女、百家媒”的说法，发文章中有一稿多投现象；社会中有一女嫁二夫，发文章也有一稿两发或者多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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