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光 毕悦：华人经济学家与改革开放四十年
【作者简介】张亚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毕悦，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4期（总第82辑）。
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其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实践素材。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华人经济学家紧紧贴近中国现实，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众多代表性研究。华人经济学家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人数，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三四十人增加到最近8年的二百多人。这既反映了中国问题日益重要的特性，也表明华人经济学家正在越来越快速地融入到主流经济学圈当中。本文聚焦于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五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ER）、《经济学季刊》（QJE）、《政治经济秀儿杂志》（JPE）、《经济研究评论》（RES）、《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以文献述评的方式，浓缩和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华人经济学家探索和创新历程。
1978—1990：现代经济学视角下的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自建国以来讨论最为热烈、争议最大、成果最突出的领域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摆在华人经济学者面前的一系列问题便是：如何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下认识和评估此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绩效？如何预见市场化转轨对经济社会可能带来的影响？如何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
基于经济理论传承和延续的视角，学者们首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特征进行了刻画，其中以邹至庄（1985）的《中国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一文尤为引人瞩目。作者利用经典的两部门国民经济模型，为定量评估1949年后二十年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素开拓了新思路，也为此后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提供了理论参考。Dennis L. Chinn（1978,1980）则重点关注了改革之前农业部门的生产状况。在1980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中国北部的合作农业》一文中，Chinn以二十世纪战前中国安徽的两个村庄为样本，详细考察了分散化和集体化的组织形态对农业产出的影响，认为农业集体化有效促进了农业技术共享和专业化经营，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将会打击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甚至阻碍合作社形成。而在1978年同样发表于该刊的论文《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粮价限制的反应》中，Chinn再次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将研究视域从生产环节进一步延伸到流通环节，指出在垄断的粮食收购体制下，只要价格差足以弥补非法交易的额外成本，农民就有激励从事粮食黑市交易。倘使回溯我国粮食集中收购制建立之初的历史情况，此文的结论确实是极富预见性的。
除评估旧体制绩效外，许多华人学者还关注到了破除既有体制的可能影响——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即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保证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平。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费景汉（1978）首先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确实存在库兹涅茨预言的“倒U型”现象，但通过部门均衡发展战略和再分配政策能够加速转折点的到来。这一基于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证研究，对于大陆的经济改革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受到马恩经典著作“产品扣除”和列宁“国家保险”思想的影响，我国在建国后长期实行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转轨，重建社会保障体系被提上日程。在现实改革需求下，胡胜正（1978，1979）以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为蓝本，利用新古典生命周期增长模型，探讨了以社会保障税为支付手段的社保制度对个人收入和退休决策的影响，为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建立“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负担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学理参考。段乃华（1987）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国家和个人在医疗保险上的最优成本分摊方案，对建立覆盖城乡的新型医保制度起到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1991—2000：所有制改革中的城市和农村
在华人经济学家的发表论文中，如果将改革开放头十年的重点归纳为“放权让利”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调整，那么第二个十年的改革重心就是“所有制改革”。《美国经济评论》甚至在1998年第110届年会上设一分论坛，专门探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和挑战。其中林毅夫《竞争、政策性负担与国有企业改革》和李果《村干部权力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两篇会议论文分别指向了二十世纪90年代所有制改革的两大领域——城市和农村。
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本质上是市场化转轨中的微观主体再造。虽然二战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先后建立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实现了对公有资产的市场化重组，但要将体量如此庞大、占据绝对比例的国有资本纳入到统一的市场经济框架中来，无论对于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都是一个全新的命题，正如邹至庄（1997）所言：“中国的市场经济对经济理论提出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公有资产和私有资产的并存问题。”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多个视角，对这一问题建言献策。林毅夫（1998）提出，国企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既要剥离政府强加给国企的政策性负担，突出其经济职能，又要破除财政的预算软约束，激励其改进经营、提高绩效。车嘉华、钱颖一的《非稳定性产权与国有企业》（1998）提出，在产权制度尚不健全的过渡阶段，地方政府所有制介于国有制和私有制之间，同时规避了隐瞒利润和缺乏激励两种极端情况，可能更有利于效率提升；刘遵义的《没有输家的改革》（2000）则重点研究了双轨制路径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突出意义，认为双轨制的“帕累托改进”特征是经济体制顺利转轨的关键所在。
将目光转向农村的产权结构调整问题。事实上，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随着公社制度的瓦解和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得以实现。但在分税制改革和农业生产要素加速流转的背景下，农村产权结构调整又出现了一些新特征。金和辉（1998）敏锐观察到二十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崛起的现象，认为乡镇企业是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解决农业劳动力就业的又一有效途径。李果（1998）肯定了财政分权和农地流转对于盘活地方积极性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指出，村干部对农地分配和流转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可能引发权力错配甚至寻租空间。赵耀辉（1999）和王丰（1999）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上，认为农地流转制度的健全和家户规模的激增是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则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制度阻碍。
2001—2010：金融制度变迁的机遇与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要素市场化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瓶颈任务，首当其冲的是金融部门的市场化转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在此背景下，有关金融制度变迁与创新的论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金融制度变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货币的最优供给量是多少？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家是近乎唯一的投资和储蓄主体，中央政府对信用扩张具有较强的把控力；但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银行信贷代替财政拨款成为企业投融资的主要来源，这使人们不免对货币的均衡供给表示担忧。炎宏军（2010）认为，货币供给政策的变动可能通过货币幻觉效应对投资者决策带来重大影响，进而引发产出波动；查涛（2006）则提出，货币供给政策的变动是否会引起物价和产出波动，源于货币当局的认识时滞；周瑞琳的《随机匹配机制下的货币动态均衡》（2002）、朱涛的《货币面额结构模型构建》（2005）、胡台威的《阻止合谋交易与拉各斯—莱特模型中的弗里德曼法则》（2009）等文也从货币经济学的多种经典理论出发，探讨了市场化条件下的货币供求均衡，为此后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有了货币，才有了谈论价格的前提，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如何建立公开透明的资产定价机制？刘晓蕾（2009）指出，以股票为代表的股权资产价格取决于公司的投资收益，而后者则受制于公司经营基本面。这一观点重申了资本市场价值发现的本质功能，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回归理性化和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黄明（2001, 2008）和陈晖（2010）分别探讨了收益率偏度和投资者的异质性信念对资产定价带来的影响，增强了对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高均值、高波动性的解释力度。彭琳（2008）则重点考察了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对股价的影响，指出由于管理者和投资者、内部人和外部人的信息不对称，往往扭曲股市的价值发现功能。这一结论对尚处于不平衡发展阶段、政策干预比较严重的中国资本市场而言，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稳定货币供给、规范定价机制，最终目的是加强金融部门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在本世纪初十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10.6%，2007年甚至高达14.2%，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的高投资、高储蓄增长模式是密切相关的，也符合学界对“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普遍解读。王能（2009）从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出发，提出资产重新配置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拉动作用，因此提高资产流动性是保证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陈凯迹（2006）则基于日本的案例分析指出，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源于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改变了家庭的储蓄动机。上述文献都强调了储蓄和资本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乃至要素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11—2017：新常态下以人为本的发展追求
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改革的评判标准也逐渐从数量型指标向质量、效益型指标转变，增强人民获得感、寻求包容性增长愈发成为破题的关键，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民生问题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教育不仅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源头活水，更是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机制。白营、贾瑞雪（2016）通过实证分析晚清时期科举存废的影响，指出了科学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对促进社会流动、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意义，是较早从经济史的视角研究教育经济问题的典例。陈岩（2017）和付超（2015）则都聚焦于高等教育招考制度的变迁，但前者重点关注中国高考制度中的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机制，认为平行志愿更有利于招考结果的稳定性和公平性；后者则着眼于大学的专业招生政策，认为延迟考生选择专业的时点、增强其对专业学科的了解程度能够显著提高考生福利。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面，陈玉宇（2017）认为近年来我国高校课程改革显著增强了学生的民主参与意识和批判精神。上述研究均为我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完善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提供了镜鉴。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新常态下的人口红利递减问题和老龄化问题，并对改善老年人口的福利状况建言献策。Hanjiang Zhang（2015）认为，退休金制度不仅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更影响其储蓄和投资决策，甚至已经成为美国共同基金的重要投资来源；李宏斌（2015）则在中国背景下探讨了“退休消费之谜”问题，认为中国正式部门的退休职工已为退休做了充分的准备，因而能够平滑退休前后的消费水平。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许多学者也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表现出了高度关注。樊茂勇（2015）指出，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但却没有带来人口健康福利和预期寿命的同比改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污染问题。田园（2015）基于经济史的视角，实证检验了19世纪英国工业污染对人口死亡率的显著影响，并以英国实践为例提出了行之有效的环保政策。Jian Chen的《工业化前的冰岛对气候变化的适应》（2012）、Chiyu Niu的《中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高温与青年移民现象》（2017）、Bo Feng的《美国气候变化与移民问题的模型改进》（2017）等文则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全球气候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与我国未来高效率、低能耗的绿色发展道路高度契合。
结语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以来，现代经济学从格格不入的舶来品，到与中国传统思想碰撞交融，再到构建起具有本土化风格的理论框架，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华人经济学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通过引进西方著述、介绍西方经济思想的方式，加快了现代经济学“请进来”的步伐；更凭借自身对中国改革实践的深切感知与敏锐洞见，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同中国的发展现实紧密结合，推动了经济学的本土化创新与国际化沟通，对壮大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人才队伍、提升中国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回首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创新和体系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过程中，华人经济学者经历了从模仿跟从、到探索延伸再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也正是前人筚路蓝缕的努力，使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学者具备了足够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得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向着更为高远的平台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