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宗来：漫谈中国足球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4期（总第58辑）。
花开花落，伦敦奥运会已在一片喧嚣声中渐渐远去。此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金牌榜和奖牌榜都位列第二，与中国GDP在世界上的位次恰好一致。尽管中国没有能够像北京奥运会一样超越美国而独占鳌头，但官方仍然很高兴，因为中国代表团在海外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单论金牌和奖牌数量，这的确是可喜可贺的。
道贺的事情，自然有很多人去做，轮不着我们吆喝。这里我就谈一些美中不足的事情。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发现，我们的奖牌大都集中在一些冷门项目上，而且往往具有单兵作战的性质。或许有人说，我们在重剑、体操等项目不也获得了集体项目的金牌吗？但实际上，这种集体项目的成绩都不过是个人成绩加总而已，算不上真正的集体项目。
据我的观察，在本次奥运会中，中国代表团获得金牌的最大协作单位是两个人，如双人跳水、乒乓球或羽毛球双打等。但凡需要两人以上协作的竞赛项目，不管是篮球还是排球，我们的成绩都比较差。
对于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的国家而言，集体项目的集体陨落，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尴尬而令人深思的现象。
集体项目差，在中国是一个老问题了，而这个话题又与中国足球紧密联系在一起。说篮球排球不好，那还是在奥运赛场上表现不好，足球之差，则是连奥运或十强赛的参赛资格都没有的。所以，要考察中国集体项目的深层次问题，中国足球自然是最好的分析对象。不过，分析来分析去，你最终就会发现，中国足球的问题最终就是中国社会的问题。这也正是我为什么还讨人嫌谈论中国足球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足球不行？中国足球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说老实话，作为一名伪球迷，我对此也疑惑了好长时间。人们不禁纳闷，偌大一个中国，十三亿人口，怎么就挑不出那么十一个人呢？
多年来，“砖家”们提了很多解释，但都被事实一一否定。日韩能赢，说明人种不是问题；朝鲜能赢，说明体制不是问题；西亚能赢，说明天热不是问题；俄罗斯能赢，说明天冷不是问题；非洲能赢，说明贫穷不是问题；美国能赢，说明富裕自然也不是问题。由此看来，中国足球的不行，就像中国乒乓球、羽毛球和女举的行，都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沿着上述思路一考虑，你会惊奇地发现，这样一个困扰了国人多年的问题，答案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俗话说，十分诗功夫，七分在诗外；同样的道理，中国足球不行，除了足球本身的因素，有很多是足球之外的中国特色的东西。
首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生子女政策。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起飞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计划生育和独身子女政策，因为这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人口红利。笔者对此深表认同。但任何政策，有利必有失。足球作为一个集体项目，或许就是一个不幸的无意受害者。
人与动物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于其复杂的社会性。每个人，每天都要跟不同关系的人交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老师同学，如此等等。通过与不同的人交往，我们就懂得了与人交往的规则，不但有竞争，还要合作。不管是谁，在性格塑造的初期，与家人的交往都是最多的。即便是亲人，交往过程中也无时不充满着微妙的博弈色彩。
与传统社会的家庭相比，独身子女政策非常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家庭内部的博弈结构。所谓独身子女，就是只有长辈而没有兄弟姐妹的小孩。在独身子女的家庭博弈中，小孩处于一对多的“垄断”地位。有小孩的家长都知道，小孩子是非常善于利用这种垄断地位的。他很清楚，长辈是喜欢他的，因而对他的许多威胁往往都是不可置信的。
比如他要一个玩具，如果父母不愿买，他就可以央求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来施加压力，借助此法往往都可以如愿以偿。但是，如果一个家庭有多个小孩，博弈结构就完全变化了。此时，家长就反过来可以利用“分而治之”的方法对付小孩子。如果一个小孩不乖，家长就可以故意不理他，而对其他小孩宠爱有加。这样一来，那个不乖的小孩子就只好就范了。
更有意思的是，即便小孩子知道家长对他的威胁是不可置信的，但兄弟姐妹之间的处罚却是可以置信的。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很流行的电视剧叫《成长的烦恼》，其中很多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爸爸可以收拾哥哥，哥哥可以收拾弟弟，而弟弟又可以收拾爸爸。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博弈结构中，谁都没有绝对的权力，都必须在满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谋取自己的利益。
反观现在的中国，独身子女由于缺乏与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和合作，自然就养成了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特征，而这对他们将来与他人合作构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与乒乓球等相比，现代足球是一个讲求集体效率的运动，而集体效率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有效合作。中国集体项目搞不好，部分的原因就是“独行侠”们不知道如何合作是好。
按照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理论，独身子女政策实际上是提高了子女的稀缺性。与之对应，家长对子女的安全就更加担心。在我们小时候，每家都有多个小孩，小孩出门和其他小朋友玩，整天不回家，摔伤胳膊擦破皮，家长似乎也没有什么担心的。
但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独生子女是整个家庭的希望所在，是经不起也不能经受半点风险的。所以，只要是任何有风险的事情，从家长到老师，都是极力反对的。这在现在的小学里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不知其他地方怎么样，上海许多小学中午是禁止小孩子出去打闹的。为什么，小孩子打打闹闹，难免不会出现一点损伤，一有损伤，家长与老师和学校之间的纠葛就很难搞得清楚。所以，现在即便家长们都提意见说，应该让小孩子多玩玩呐，但学校也只能置若罔闻，中午将小朋友们关在教室里复习功课，这样最安全。试想一下，连运动机会都不可得的小孩子们，指望他们去参加高对抗，搞不好还要踢断腿的足球，岂不是天方夜谭？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是近乎惨烈的高考竞争。
教育部喊着给学生减负，喊了不知多少年了。但效果怎么样，大家都一清二楚。为什么减负减不下来？因为初等教育都是围着高考的指挥棒在转。在我们这个成功标准高度一元化的社会里，如果小孩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好大学，家长和小孩都是倍感失败的。
为了不输在起点，大家都只好从小学开始就进行血拼。有人戏称，现在的小孩子都是周末“上班族”。除了分内的功课，课外还要上奥数班，上围棋班，上钢琴班，这班那班，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将来的竞争中获得加分以赢得先机。
想来也可怜，这些周末都还在“上班”的小孩子，哪儿还有时间去踢足球啊。对于考大学来说，足球不但风险很高，而且完全没用。
第三个足球以外的因素大概要数高房价了。
高房价意味着土地稀缺。与乒乓球、羽毛球相比，足球运动需要的场地比较大，因而成本也就高了许多。不妨假设有一帮小孩子想踢足球（但现在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啊！），但在城市里要找到一块可以自由踢球的地方大概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就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
在我还读本科的时候，那时候甲A还搞得风生水起，每天一帮同学还能抱个球，到校内的操场踢上一会。哪怕大热天晒得蜕皮，也有不少人在玩。现在，那块操场已经变成了巍巍耸立的双子楼，尽管双子楼前绿草如茵，但那毕竟不是踢球的地方。
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复旦南区还有一个荒草丛生的操场，尽管坑坑洼洼，但大家都可自由进入，完全没有限制，所以，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里面跑步、踢足球。现在，那块操场已经鸟枪换炮，变成了一片高级运动场，里面有一块还算不错的足球场。但非常可惜也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场地好了，学生就不好进去了。
古谚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足球场地，还指望踢好足球，岂不是缘木求鱼？在高房价面前，土地成了各单位最大的资产，将这种资产“荒”做不收费的运动场地，岂不是最大的“浪费”？
前面讲了一些足球之外的因素，这种诊断颇有点中医的味道。但话说回来，“头疼医头，脚头医脚”又何尝没有道理呢？中国足球搞不好，自有足球和中国体育体制本身的问题。很显然，请哪个主教练，排什么阵法，跟谁学什么风格，都不是我懂的事情，当然也不是我要谈的事情。
我首先要谈的是示范效应。
中国足球这么多年来成绩太差，烂事太多，已经严重影响到这个第一运动在中国的吸引力。俗话说，模范的力量是无穷的，但这么多年，中国足球呈献给中国人的除了失望，还是失望。由于成绩太差，中国足球失去了吸金能力，还因此裸奔了不短时间。
由于缺乏明星，从事足球就成了一个高风险但低收益的职业。想当年，中国足球在米卢的带领下冲出亚洲，沈阳有个地方为那些“功臣”们塑了雕像。多少年风风雨雨过去了，据说那些雕像已经破旧不堪，更有一些人或许正在监狱里面回想当日的辉煌。
我接着想谈一点体制原因。
中国足球成绩太差，说足协负责人不想搞好那是不可能的。问题恰好在于他们太想搞好足球了。当然，与地方官员要搞好GDP一样，他们要搞好的是足球政绩。何谓足球政绩，说白了就是能冲出亚洲，能进奥运会，能进世界杯。
于是乎，为了这些高尚的目标，便可以朝令夕改，不但让踢球的，也让投资足球的人，都没有了稳定预期。无恒心者无恒产，在经过了多年的折腾之后，中国足球终于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做了一个梦。有一天，中国举全国之力，再次成功举办奥运会。接东道主之利，我们将麻将改名为足球，并纳入到奥运项目。在数以亿计的“足球”爱好者中，通过海选，再经过超级淘汰赛，最终组建了实力强大的中国“足球”队。抬望眼，中国“足球”队群星灿烂，每个人都身怀绝技，既能看着上家，又能防着下家，敢吃敢碰还敢杠上开花，最终，中国“足球”以不败战绩而勇夺奥运会冠军。
梦醒了，我又想到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的经验。比较了一下，中国足球大概也正处在“红旗能打多久”的当口吧。既然大城市困难重重，何不走到农村去呢，那里天宽地阔，给每个小孩发个足球，说不定哪一天里面就能玩出来一个马拉多纳来。我想，中国足球的成功，或许也要像中国革命一样，要走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曲折道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