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想：经济学的德性

作者简介：陈心想，发表此文时供职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现在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5期（总第49辑）。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宗教百科全书》里占有一章。有人说，新古典经济学也应占一席之地。那么，要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宗教，经济学家是传道士，你会同意吗？数学在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科学”中起什么作用呢？数学又是如何从服务于反自由市场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演变为今天的服务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呢？让我们结合克里斯托巴·杨（Cristobal Young）的一篇评论文章，《政治、数学和经济学的德性：评罗伯特·尼尔森〈作为宗教的经济学〉》（Socio-Economic Review, 2005(3)），试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的反思论著已经不少。经济学家罗伯特·尼尔森(Robert Nelson)2001年由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为宗教的经济学：从萨缪尔森到芝加哥及其它》就是这一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你说经济学是科学还是神学？这是个问题。尼尔森认为，经济学家是牧师阶层，他们颁布关于市场权威的（科学的）教义，传布信仰自由市场的福音；而他们的大主教是数学家，正是数学家借助抽象的数学，化神学意识形态为科学。市场已经被人们神圣化了，从而变成了一个宗教信仰问题。与尼尔森不同，杨先生认为，数学在经济学里的重要地位的原因主要的是经济学家之间内部的竞争造成的，而不是经济学与政治和宗教的竞争的结果。那么，如今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关键地位，或者说经济学的数学化是如何形成的呢？还是让我们从经济学的老祖宗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开始吧。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就是我们想象的资源分配的市场，通过价格波动来调节供求双方的关系。当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时候，就带来了均衡状态。一般均衡理论，也即作为整体的市场经济的数学分析，我们可以追根溯源到19世纪后期的瓦尔拉斯（Leon Walras）和帕雷托（Vilfredo Pareto）。瓦尔拉斯提出了一种数学模式的竞争经济模型，也就是一般经济均衡模型，用来表达经济人通过商品交换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均衡；而帕雷托则提出了“福利标准（welfare criteria）”,以此来决定理性的，或者叫做效率的生产水平。这些工作本质上就是形式化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并在数学上证明其有效性。可是这种做法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而是后来美国的经济大萧条让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这一理论传统峰回路转。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正“热火朝天”搞建设，美国经济大萧条让一帮虔诚的社会主义分子埋头于寻找市场均衡的美妙所在，这帮人的领头人，比如奥斯卡·兰格、阿巴·勒纳和艾布拉姆·伯格森，都是前沿的数学经济学家，同时又是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的真正信奉者。

这些人认为，通过计算，可以实现效率的中央计划经济，因为经济就是一个供求方程系统。在一般均衡/福利体系里，只要实现价格等于生产边际成本，就可以实现效率（efficiency）。这需要一个理想形态的竞争市场，可是这理论体系并不是要通过市场获得效率，而是通过中央计划的行政命令，这就是另一只手，“看得见的手”。这一“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干预思想，就是帕雷托本人提出的，对社会主义的计算工程甚是看好。作为“无形的手”的市场，可以由“有形的手”的中央计划取代。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找出这个一般均衡的最优解。这样我们就无需资本主义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可以实现效率。

于是这一帮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家们就开始用数学来求这些最优解。这正和当时的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反计划经济思想相抗衡。兰格学派与奥地利学派辩论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解出那么多的方程组，也就是有这样的计算能力。哈耶克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民众有个人的个性化选择等等，而且哈耶克论证了中央计划会走向奴役之路。兰格作了让步，提出了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助的社会主义双轨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一争论依然没有止息。兰格本人后来担任美国《计量经济学》的编辑，而这一杂志现在正是以经济学数学化的技术上的最高级的经济学杂志。这一帮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家先驱们，就是要为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一本经济运作的指南。这一流派的兴起的另一个原因也可以从帕雷托那里找到，就是要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进行精确化，明白哪些限制，哪些假设条件需要给定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理论传统在计划经济之外也受到欢迎。

吊诡的是正是这一形式上的精确化更好地暴露了自由市场理论的弱点。正如杨所说：“给定充分的数学复杂性，一般均衡框架实际上是关于完美市场均衡的脆弱性和不可能性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因为，通过精美模型，必须要有一大堆的条件不可能满足：比如，完全理性、同一的消费者、零交易成本、非均衡价格下无交易发生等等等等。市场的效率极为依赖于这些假设的条件的成立。正像Arrow 和Debreu所说：“一个经济体系要满足假设1-3，4，5和6，才存在竞争均衡”。这样，就需要“有形的手”的政府干预。从而，一般均衡理论对市场提出了一担子的批评。

可是当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第二代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家们就不是那样地激烈地批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了。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不再是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而是通过数学重新打造了市场理论。 

“知我？罪我？”数学化与萨缪尔森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曾这样自言自语。2009年12月13日，以94岁高龄仙逝的伟大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是否也可以像孔子一样问一个“知我？罪我”的问题？因为持有数学为经济学的神学本质披上了“科学的”外衣，而萨缪尔森的作品正是这一数学化的奠基人并影响了数代经济学家，尼尔森的书里，萨缪尔森自然就成了一个关键人物，从副标题也可以看出来这一点：从萨缪尔森到芝加哥及其它。

萨缪尔森的影响我们有目共睹、有耳共听。他是20世纪最富生产的经济学写手，战后经济学数学革命的核心。1948年《经济学》课本出版，成为畅销书，一版再版，把无数英才吸引到经济学领域，影响着全球几代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在授予他诺贝尔奖的缘由里就称赞其经济分析的严格形式化，以及他为数代经济学家定下的风格。萨缪尔森的第一本书《经济分析的基础》（1947年），是其最重要的著作。在此书的标题页，就写下了“数学是一种语言”，从而为用数学语言来分析经济定下了基调。这本书在实质性经济问题上并没有新鲜的东西，重要的是用数学的语言，把分析精致化了，或者叫做神秘化了。正是这一神秘化，让他的事业一开始就轻易地取得了成功。尔后，他的信徒们也都挤向了这一成功之道。

确实是萨缪尔森，尤其是他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使得经济学的数学化发生了关键性的突破。据统计，1930年代，主要的经济学刊物上的文章，大约10%多点的有某种形式的数学。而到了1980年代，几乎每篇文章的第二页都点缀着几个数学方程。虽然萨缪尔森在政治上是左派，喜欢大政府，但是数学化的原因并不是政治的或者宗教的。萨缪尔森继《经济分析的基础》之后的第二年（1948）写出了经典的课本《经济学》，而这本书和前一本书相比让你不敢相信出于同一个作者之手，而且出版时间上仅仅相隔一年。这本书非数学化，语言水平、它的宽度以及与现实经济问题的相关性都不是上一本书可比的。它的简化的分析是建立在关乎实践的历史的、政治的和经验的环境的基础上的，比如苏联的革命和政治事件对苏联共产主义经济体系的影响。正像杨所说，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是分析的精密性和现实的相关性之间的取舍。数学模型固然分析精致，但是却远离了社会经济现实。在这一过程中，数学经历了从服务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到社会民主制、最后到了捍卫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那么，经济学的数学化真的罪在萨缪尔森吗？杨先生给出的原因我们很好理解：萨缪尔森不应负起责任，真正的原因在于经济学家内部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数学化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因为，新鲜出炉青涩的年轻经济学家们要想进入功成名就的老一代经济学家的法眼，就要弄出那些老一代经济学家不占优势的分析技术上的东西来，理论上都简直竭泽而渔了，不可能弄出来很高明的东西来。于是同辈之间也在比分析技术，看谁可以从中脱颖而出。主流经济学从而就不可阻挡地数学化了。虽然数学语言在经济学家中的使用是经济学家们的内部语言，但是因为技术性的快速发展使得年龄大些的经济学家跟不上这种发展，从而也存在“神秘化”的成分，让新手们更容易获得提升。其实这一现象在其他学科比如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也在呈现这种趋势。这一趋势中间，除了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内部之间的竞争，以贝克尔为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大概是有所贡献的。 

芝加哥学派的两朵花 

大名鼎鼎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实际上开了两朵花：一朵是以米尔顿·佛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为首的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辩护派，把市场从一般均衡理论的批判中拯救出来；另一朵则是以加里·贝克尔和理查德·波斯纳为代表的以古典经济框架侵入到传统的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领地的帝国主义派。

芝加哥学派没有参与到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派思想的发展，也没有参与其数学形式化。芝加哥学派认为好的理论要为非专业人士也可以理解，因此其关键标志之一就是相对简单和非形式（informal）的分析工具。以佛里德曼为首的一派，很显眼的特征就是“如果这样（asif）”假设。我们都知道佛里德曼关于方法论的著名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认为假设的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些假设为前提能否得出可以准确预测的理论。所以，原来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的形式化对自由市场的批评在这里就以“无招胜有招”的招数给化解了。他又以《资本主义与自由》来捍卫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尽管市场有其缺陷，但是危害比政府干预“有形的手”要小得多，政府侵入到个人自由是危险的。所以有人说他皈依了“基督教原教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捍卫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就是捍卫个人的自由。这样，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理论，而是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效率的工具。数学的应用在芝加哥学派这一支得到了转化，完成了从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到捍卫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变。

芝加哥学派的第二朵花则更有意思，这一派被认为违反了“摩西十诫”，因为他们研究的问题进入到了“道德领域”。这一派的课题涉及到了犯罪、离婚、一夫一妻制、守诺、卖淫等等领域。不管经济学是否“道德”，只要它涉及到了研究道德问题，这个“道德问题”不可避免。武侠小说里常常有人练功走道不正，以致结果走火入魔。他们把社会生活都看作生意交换，到了极端，我们是否也可以说这派经济学家们有些“走火入魔”了呢？举个例子，听说过“效率强奸（efficient rape）”吗？这是波斯纳使用的术语（参见RichardPosn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the Criminal Law, Columbia Law Review,1985，及其后来的有关论述），逻辑上提出假设，即强奸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从受害者到施暴者的效用再分配（a redistribution of utility）。他们认为，这一再分配与政府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经济再分配没有什么差别。在“潜在帕雷托”标准下，注意，不是“帕雷托最优”，只要施暴者获得的效用大于受害者的损失，就是效率的。因此我们的司法体系就不要对施暴者的惩罚太高。当然，波斯纳本人也怀疑这种“效率强奸”的存在，比如效率的测量问题就是个难题，所以他也提出了一些假设条件作为基础。

以所谓的“效用”标准来判断社会道德价值，显然与人们常识性的道德判断—比如“摩西十诫”这样的道德标准不同。这个派别怎么不考虑（佛里德曼捍卫的）个人自由问题？如果考虑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效用”标准显然是“自相矛盾”。 

经济学：“科学”还是“神学”？   

遥想当年马克斯·韦伯关于经济行为和宗教信仰的关系，《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所持的论调就是，加尔文主义者经济学都不是追求现世的享乐的，而是节俭、禁欲、拒绝现世的享乐、以此来荣耀他们的上帝。这就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基本前提假设，即人是追求当世享乐的。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早就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对这个资本主义原来的节俭禁欲精神与其本质上的鼓励消费享乐这一矛盾现象作了分析。关于数学问题，友人田方萌向笔者指出，现代数学的应用，也不纯粹是为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服务，而且也是可以用来攻击自由市场的，信息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就运用数学修正了新古典理论。数学只是一种工具，为经济学家拿来所用，他们并不是数学家，还具有经济学家的共同的某种属性。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对自由市场的捍卫，在本质上是在捍卫一种信仰吗？尼尔森专门一章“上帝保佑市场”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即经济学是宗教，经济学家就是传道士，数学家是“大教主”。是不是这样呢？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回答吧。（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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