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回乡三日

作者简介：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1期（总第19辑）。

冬日的南方清晨，空气很好。司机小王载着我和南昌伯父出南昌城，向老家新干方向驶去。车过向塘，本该上高速公路，但小王却没有找到去高速公路的指示牌。想一想南昌离新干不过120公里，我们建议小王干脆走105国道。因为有了京九线和高速公路，105国道上的车变得很少了，但路面质量很差，车又是一辆新的爱丽舍，还在磨合期，所以走得比较慢，我们花了近三个小时才赶到新干县城。和上次回乡一样，南昌伯父坚持要买好蔬菜和肉食，说回到村子里一定没有吃的。此时我的手机恰好响了，看号码那边是手机打过来的，但说话的却是老家伯母：“洋仔，你们到哪里呢？”我说：“到新干了。买点菜回去。”伯母说：“不用买！菊秀姐姐提了只鸡来。她在做饭。你们到屋里来吃中饭。”于是我劝南昌伯父不要买菜了。伯父一边嘟囔：“不买菜，回去吃个鬼呦，”一边又说：“那就买些东西带回去给小孩子们吃。”我们因此每人买了许多桔子和小食品。桔子便宜得令人吃惊，也就三、四毛钱一斤。我告诉摊上的老太太说买十块钱的，她称了满满一大塑料袋也才够五块钱。

     离开县城往南十五公里，就到了我们该下车的地方。远远地看见两个堂侄小兵和小平坐在路边等着。车子停下，他们便来拿行李和食品。我们让小王掉头回南昌，跟着两个堂侄下了国道，向村里走。堂侄告诉我们，家乡今年大旱，沂江的水量大减，庄稼收成很坏。看看不远处的沂江，果然浅了许多，露出了大片河床。路边的油菜因为缺水，都长得既矮小，又无精打采，看样子来年开春不会有好收成。

     我们的村子湖江背离105国道其实不远；离开国道，上了沂江的河堤，就可以看见。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年沂江发大水，我们家正对面的河堤被冲开了一个大口子，洪水把湖江背和周围的几个村子淹了三天三夜，家家户户只能吃住在自家阁楼上。我那时也就四、五岁的样子，洪水留给我的印象不是可怕，而是好玩。其中一个场景是，我从阁楼上望见一位堂哥划着一块门板，到处搜罗顺水飘下来的瓜果，因此缠着伯母也要下去试试。这次大水之后的冬天，来了很多筑堤的人，一群人还住在我们家，在我们家的厅堂里支起一口大锅做饭。老堤被加固了，一些地段重新筑了新堤。自此之后，虽然沂江也发过大水，但堤再也没有决口过。

也许是因为多年不回家乡的缘故，家乡积淀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远远的在堤上望见的参天的樟树和袅袅升起的炊烟。此次回乡实际所见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樟树没有了，炊烟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几幢或白或青的楼房，突兀的伫立在村头。沂江对面也不完全是青山了。京九线在山脚下穿过，一处山头上矗立着中国电信的无线通讯转播塔。走近村子，发现村子前面的小湖因为干旱已经快干了，露出肮脏的塘底。在仅存的一泓浊水中，放养的鱼儿们正艰难地试图冲出水面呼吸新鲜空气。我们的村名“湖江背”中的“湖”就是指的这个湖，而“江”是沂江。但我无法弄清楚“背”的含义。也许是因为这层朦胧感，对于我，我们的村子就和周围那些叫这个“家”或那个“家”的村子不一样了。现在，家乡由我的梦境中走出来，变成了杂乱的现实。

     我们家的房子面对小湖，占据着村子里最好的位置。伯母看我们远远走来，返身进屋取出鞭炮放了起来。鞭炮很长，在它燃起的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的爷爷辈有三兄弟，老大务农，老二行医，老三参加革命，南昌起义之后被国民党抓住砍头。老大是我的亲爷爷，生了三个儿子。南昌伯父则是老二的唯一儿子。我父亲在家排行最末；大伯父和伯母生了三儿三女，二伯父却无儿无女。我十个月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回老家，由二伯父、二伯母抚养。他们待我比亲生儿子还亲；事实上，我叫伯母“伊呀”，在当地话里就是妈妈的意思。我八岁时，他们不得不把我送回父母身边读书，伯母柔肠寸断。大伯父去世早，大伯母在我离开之后不久也去世了。她在临终之际将二伯母叫到床前，把三个没有成年的孩子托付给了她。二伯父、伯母是远近闻名的好人，他们默默的承担起抚养三个孩子的责任，让他们体面地出嫁，体面地娶亲。几年之后我又回老家住了一年。一年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我已经懂事，对家乡的印象因此十分深刻。上大学之后，我几乎每四年回家乡一次；但自上一次回乡之后已经有十年没有再回去了。前几次返乡，伯伯还健在，每次我回去他都要领我到村子里转一转，向乡亲们问好。整个村子三十几户人家，一半以上是未出五服的亲戚。记得1983年我读大学之后第一次返乡，伯父带我去看新分的土地。他认真地给我讲解我们家的地和其他人家的地的分界，就像一个农民对待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一样。1994年我返乡的时候，伯伯已经显出了老态，但我没有料到他一年之后就去世了。那时我远在美国读书，竟不能回乡为他送葬！以往都是伯伯出来为我放鞭炮，此次只有伯母了。伯母也老了。本来就矮小的一个妇人，如今更成了一个干瘪的老太婆。她已经76岁了。我竟没有想到此次回乡要为她的晚年生活做出一个重大的改变。这是后话。

     进到屋里，两个堂侄的孩子围了上来。我虽然不到四十岁，却已经做了公公！南昌伯父和我分给他们一些桔子、饼干，大大小小的三个孩子便吃了起来。如今计划生育似乎已经深入人心。大侄子因为头胎生的是男孩，便不再生了；小侄子头胎是女孩，隔了五年又生了一个男孩。一般人家都是如此。传说从《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实施之后可以交15000元社会抚养费超生，但我们村子还没有此种情况发生。询问原因，大侄子说，大家都交不起罚款。小侄子又说：“现在也没有人愿意生。不好养。”我也在想，农村人口增长的趋缓，到底是因为计划生育措施得力，还是因为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少数个案可以回答的问题，但养育孩子机会成本已经大幅度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

     村中的其他人听说南昌伯父和我回来，三三两两的聚拢到我们家前面的空地上，拣一把椅子或一张凳子坐下来。南方正午的阳光正好，暖融融的洒在身上，正适合我们闲聊。来人里既有过去的老队长禾生，也有现在的新队长。新队长的外号叫“扯眉”，因为他的眉毛上有一条疤痕。记得八十年代两次回乡时，禾生队长都和我提及村里被乡里强占的一片山地。那是祖辈传下来的，在离村几十里的深山里。老人们说，村里之所以能拥有那么远的地方的山，完全是因为我们的祖宗有能耐，是新干县南部的显赫家族（后来在县里我才知道，我的曾祖父曾经是民国第一任新干县长）。但是，到了集体时代，这片山地被公社开辟为林场，村里暂时失去了所有权。农村改革之后，乡林场关闭了一段时间，村里的人家纷纷去栽树，而且也从县林业局获得了土地使用权证书。可是不知为什么，乡里决定把山收回去，村里因此和乡里打了近十年的官司。记得有一次我回乡时，还和村里几个识文断字、又愿意出头露面的人一起到县林业局去询问，接待的人非常同情我们，说：“这山是你们的，但我们林业局也没有办法。要解决问题必须县政府出面。”我那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学生，其他人则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哪敢去惊动县政府？所以我们无功而返。听说后来村里请了律师和乡里打官司，但这么一件十分明了的官司一直打到吉安地区法院也没有打赢，那片山就永远属于乡里了。这次回乡再也没有人提起这山的事。

     村里的境况看来是比以前改善了许多。几乎家家有了电视机和电话，年青人几乎都用上了手机，不时还有摩托车从我们身边掠过，有时后座上会坐着一位时髦的女郎。我问扯眉队长现在村里的人均收入有多少。队长说：“给上面报的是2400元，实际上低得多。”禾生接话说：“我们家不到1500元。”旁边的细宝则说：“你家劳力少。我们家一年挣个万把块钱是有的！”他家在村子正面朝大路的地方盖了一幢三层的“洋房”，青砖到顶的平顶房，不用瓦，但屋顶有一圈琉璃瓦的装饰。这是这一带标准的“洋房”的样子，和传统的房屋完全不同。传统的房屋是斜顶的，不用琉璃瓦（南方似乎很少见琉璃瓦），而是在山墙上加挑檐，正面用青砖，山墙刷成白色，屋子的框架则全是整木做成。房子里面的标准格局是前面为堂屋，两边为厢房，后面则是厨房。堂屋正面墙上供祖先的画像，角上有神龛，烧上香供菩萨。靠正面墙摆一张八仙桌，上座两把带靠背的椅子，其余则为条凳。这种条凳坐起来有一定的讲究，如果不慎，一个人站起来，凳子就会翘起来，板凳另外一头的人就会摔跤。因此，每个人起身时都会提醒同坐的人小心。这样的房屋格局和饭桌设计，体现了传统上长幼有序的秩序。新房子里虽然也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做法，如供祖先像之类，但房屋的格局却完全仿照城里的别墅的样子，不再体现秩序，而更重实用。传统房屋的一个问题是采光不好，一是因为窗子小，二是因为阁楼挡了光线。新房子的骨架是钢筋混凝土浇铸的，房屋结构有利于采光。

     村里有两、三幢这样的新房子，在破旧的老屋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抢眼。南昌伯父问细宝家里有几口人，对方说有三口人。伯父问他三口人怎么需要这么大的一幢房子。细宝笑一笑，说：“就这么住呗！”建一幢楼房需要五、六万元，是一户中等人家十来年的积蓄。和全国各地农村一样，家乡的农民有了钱就盖房，哪怕老屋仍然可以住。我们村子尚好一些，新房子不多，在属于同一行政村的我母亲的村子里，问题要严重得多。

     在我们边晒太阳边闲聊的时候，伯母和菊秀姐姐已经把中饭做好了。伯父和我请几位聊天的乡亲一起吃饭。家乡的规矩是，当别人家请吃饭的时候，一定不能爽快地答应，要等主人来扯。禾生、扯眉和细宝还好，扯了几下也就顺水推舟地进了屋，只有原先的会计，怎么扯都不进屋。我试了好几次，他一个劲地往后躲；我本想放弃，但看他站在那里也没有想要走掉的意思，就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把他扯进屋里。大家都是吃了中饭的，因此只喝酒。伯父感叹起家乡人口的飞速增长。五十多年前他离开家乡时，村里只有七户人家，而现在已经有三十五、六户人家，一百多人。老会计说，现在参加分地的人口有107人，每人平均一亩地左右。土地每五年调整一次，全部打乱重分。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央精神，也和新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相抵触。村里人的收入大抵不是依靠本村这点儿土地来的，除了养猪这样的副业外，主要是到邻近的峡江县租土地，种经济作物。因此，本村的土地更具福利性质，而不是主要收入来源。这大概是土地定期重分的原因。到沿海打工的人不多，但村里这些年来总共有三十多个年青人通过升学离开了村子，有两户人家的所有儿子都上了大学。对于一个小村子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像家乡这样的中部农村，上学仍然是年青人离开农村的最好出路。

     吃完饭我一个人到村子里走了走。以往，村子明显地分成两部分。东边是我们家这一支，伯父说早先只有四户人家；西边是另外一支，早先只有三户人家。在东边，正中是议事厅，村边还有一座祠堂。议事厅前是一条宽敞的巷子，巷子两边是我们这一支的几户人家。我在家乡时，虽然房子较伯父离开时多了一些，但基本格局没有变。那时正是文革的尾声，祠堂是生产队的牛圈和猪圈，议事厅是仓库。后来祠堂和议事厅都重修了一次，资金是各家凑的；我虽然远在国外，家里人也代我捐了一百元。因此我想看看议事厅。然而，还没有进到厅里，外边巷子的景象就令人失望。原本干净整洁的巷子，现在流出了一道污水沟，淌着猪圈里流出来的浊水，弯弯曲曲横过村前的空地，直抵村前的小湖。原来，堂弟将我们家正屋旁边的一间屋子改成了猪圈，而这间屋子正好挨着巷子，污水就是从那里流出来的。这条污水沟就像一道伤疤，把村子弄得面目全非，而村里人对此熟视无睹，听之任之。议事厅里正墙上镶着三块石碑，上面刻着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数额。我的名字也在其中。两边侧墙上挂着几张匾，是重修时其它村送来的。匾上的画不但粗糙，而且离题万里，不是帆船就是国外风景，有一张还被小孩掷石头打碎了。看来，议事厅虽然修缮了，但它已经失去了过去的作用。出议事厅后门，就看到原先的那口井，但井周围同样是污水横流。跟我走过来的堂弟媳妇告诉我，这井水已经不能喝了，因为污水流进去了。整个村庄弥漫着一股猪圈的臭味。在这样的气味下走下去实在不是一种享受，我匆匆看了一下祠堂便返回我们家屋子前的空地。

     空地上还有一些人在晒太阳，我也加入其中，拣了一条板凳坐下来。我问周围的人，为什么不能修一些暗沟，把猪圈里的脏水引到村外去。堂哥金宝回答：“那要钱呢！谁出得起钱呢？”“可这需要多少钱呢？五、六千元总够吧？”“买材料是够了。”村里有三十几户人家，每家只需摊上一百五、六十元左右就可以把钱凑齐了。以村里人家的收入，出这点钱应该不是大的问题。之所以无法做起来，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没有多少人关心居住环境，用环境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对好的环境的支付意愿不高。如果是这样，这委实是一种悲哀－是人性在经济利益驱使下自甘堕落的那种悲哀。我情愿不相信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在我的记忆中，家乡父老虽然吃苦耐劳，但对于清洁的基本需求还是有的；至少那时的污水渠是畅通的，而村前打谷场是平整的；池塘里的水亦可用来洗衣、洗脚。现在，打谷场中央那条蚯蚓般的污水沟恰好在池塘码头边流入塘中，还有谁敢在那里洗衣了呢？也许，另外的一个理由更合理一些，这就是乡村的无组织化。在过去，乡村的公共事务由宗族来协调，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村子而言，这种治理方式已经足够了。人民公社时期，宗族关系损失殆尽，但是，强有力的生产队体制起到了替代作用。在那时，虽然没有人喜欢生产队长禾生的指挥，但村里秩序井然。生产队每年养几头猪，虽然到头来每只也超不过一百斤，但每年照例要聚餐一次，邻里关系似乎也因此融洽了许多。在过去二十年里，我回去过四次，每次都感到村里的人情淡了一层。也许这是因为我儿时的玩伴都离开了村子的缘故，但我心里总有一种不甘，隐隐地为村里社会网络的瓦解而忧伤。因为失去了赖以附着的地方性组织，村庄的公共精神丧失了。这是村里无法修排污渠的主要原因。修渠不但要集资，而且要每家分摊劳力（其实，劳力比集资更重要）。如果把今天放在公社时期，这不会是难事，因为村里有积累，钱不成问题；劳力也是统一调配，更没有问题。可是现在却成了大问题。新队长扯眉要想做这件事，就必须说服全村所有三十几户人家，而这其中总会有人不愿意出钱或出力；比如，那些不养猪的人家就会说：“让养猪的人家多出一些唦。”

     村庄的无组织化的后果不仅仅是公共工程无法进行，而且，明显的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也无法得到制止。一户人家不仅在湖边空地上建了一幢三层楼房，而且又在旁边建了一座沼气池，它的基座已经伸到湖里去了。湖是村里的公共财产，怎么会允许个人私自侵占呢？我问旁边的人，这个沼气池是否得到了村里的批准。禾生回答说：“这有什么批准不批准的？他建就建了呗！”旁边的新队长扯眉跟着笑了笑。这和我记忆中的禾生队长大不相同。记得1977年春天，队里泡在湖里的种谷少了一包，禾生就领着几个干部挨家挨户地查，最后在村里唯一一户外姓人家的猪槽里找到了证据。这户人家在解放前流浪到我们村，一开始只住在祠堂里的一间偏房里。因为根正苗红，这家的男人当过一段队长。后来有了积蓄，他们就在村西头盖了一幢蛮像样的屋子。这家的女人力大过人，可以和男人比拼，因此得了个外号“壮婆”。没想到，这壮婆流浪性格不改，竟偷了队里的种谷，而此事发生在她家新屋刚刚盖好不久。他的男人认为这是极丢面子的事，把她臭骂了一通，队里也罚了她的工分。今天，有人明目张胆的侵占村里的池塘，竟然也就做就做了。这户人家大概是村里最富的，因为他们的儿子开了一家饲料厂。他们家还有两兄弟。三兄弟很团结，因此在村里的势力很大。我小时候在村里时就看出了这点。可那时因为有生产队，他们家的势力再大也不敢和生产队叫板。现在就不同了，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有了先例，必有效法者。有户人家已经在我们家和湖中间的空地上堆上了石头，湖码头边的一棵老皂角树也已经被砍掉了，显然是想盖房子。伯母私下里对我说：“伯伯在世的时候说过，谁要敢在我们家门前盖房，他就要和他拼命。”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想盖房的人家就作罢了。但石料还堆在那里，而伯父已经去世，说不一定哪一天房子就盖起来了。村子的布局已经因为村前的两幢楼房而变了形，如果湖码头边再矗立起一栋楼房，则村子就完全没有了样子。当人的欲望挣脱了组织的遏制之后，它就成了任何我们可以称其为文明的东西的敌人。

     我想去舅舅家。舅舅所在的村子叫廖家，离湖江背很近。不知为什么，家乡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无论什么都比现在所看到的要高大，要开阔。在我的印象中，老家的屋子很高大，家门口的湖很大；而现在我发现，老家的屋子其实很低矮，湖也不过是一个小池塘而已。就连到廖家的路，我的感觉也变了。小时候我上学的小学在廖家，每天上学、下学感觉要走蛮远的路。可现在，大约五分钟就走到了。我知道舅舅家在村外的大路旁盖了新房，因此径直往那里去。到了村边，发现这里比原来热闹多了。这里原来是几个自然村之间的农田，除了大路旁的小学外，没有其他房子。现在，这一片全都盖起了楼房，几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中心是一个丁字路口，开着几家小店。我走进其中一家买了一瓶酒，又要去买猪肉。这时，舅舅走过来了，可能是有人已经给他报了信。舅舅只比我大十岁，可头发已经花白了。我一阵心酸。舅舅曾经风流潇洒过。我上小学的时候，外公、外婆还健在，舅舅也没有结婚。他吹笛子，好听。有一次，我缠着跟他去山里打柴。吃过午饭，我们上路了。过了沂江上的摆渡，我们往山里走。因为兴奋，我一直没有觉得上山的路远。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舅舅说到了砍柴的地方。说是“砍”，其实不用花多少力气，那时山上的枯树多，我们尽拣那些比较干燥的树枝，很快两担柴就凑齐了。我的那担当然少许多，不到舅舅的三分之一的份量。我高兴的挑起那担柴，可没走几步就走不动了。舅舅把我的柴减少了一些，插进他的柴担中。继续走，我又不行了。就这样，到家的时候我干脆背了一小捆干树枝。这一次经历虽然打击了我干活的积极性，但沿路所遇的风景，现在想起来仍然心旷神怡。记得我们在一个山头上歇脚，放眼望去，山下的农田屋舍尽收眼底，远处赣江似白练般飘过。即使是在当时，我也陶醉了一番，暂时忘掉了挑柴的辛苦。后来舅舅结婚了。舅母很漂亮，对我也很好。此次再见到她，发现她也有了白发。舅舅家的新房子在几户人家的后面，也是三层的，但现在只使用了第一层。表弟正在装修二楼，三楼干脆就不管了。一会儿，两个表妹也回来了。她们继承了父母的优点，都很漂亮。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回老家时，她们还是五、六岁的小孩子，我牵着她们到河边去玩。如今她们已经出嫁，有了孩子。

     本打算在舅舅家吃晚饭，此时手机响了，原来是根庭姑姑的儿子建辉弄了一辆车来接我和南昌伯父去水边镇。水边是峡江的新县城，离我们那一带有十里路。因为要经过廖家村，建辉的车子已经在丁字路口等着了。我只好和舅舅说好，第二天晚上再过来吃饭，然后便到丁字路口上车了。伯母和南昌伯父都在车上。由此到105国道是一条石子土路，坑洼不平，甚是难走。好在路不长，很快就上了国道。伯母指着路边不远处对我说：“洋仔，那是伯伯的墓。”现在要找一块墓地已经不容易了。伯母告诉我，伯伯的墓地是南头村给的。南头人也姓姚，照顾我们这个姚姓的小村。国道上基本没有车，十来分钟我们便到了水边镇。根庭姑姑的丈夫在水边医院工作，以前他们一家就住在医院的院子里。现在他们搬进了靠国道的楼房。房子是几户人家合建的联体建筑，一层出租，二至四层住人。这种格局的房子在南方各地都比较普遍。姑姑家在楼后还建了两间平房，一间做厨房兼饭厅，另一间放杂物。他们家的房子面积已经很大了，按理不用单独建这样不方便的厨房；他们建两间房子完全是为了占一块地，以后好再建房。水边虽然是县城，但居民的想法和周围的农民别无二致。

     吃过晚饭，我们到姑姑楼上的房子里聊天。建辉在县电管局工作，因此家里用电极便宜，姑姑家从做饭到取暖，样样用电。我们就围着一个大功率的电炉子坐着。伯母心情很不好，开口就说：“我活得太长了，拖累了小辈。”她今年七十六岁，即使是在农村也不算高龄。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南昌伯伯接口道：“不是你的问题，是小辈对你不好。”原来，在我到舅舅家的时候，伯母已经对南昌伯父说了一些家里的情况。伯伯去世之后，伯母孤单一人，厨房被堂弟小三占了做猪圈，老人只好到厅里支了一个小灶做饭。伯母分的一亩地给了小三种，每年给他150元买谷吃，可小三还认为是他养了老人，要老人替他到屋顶上去晒谷。二堂哥两口子本来与老人没有利害关系，二嫂却找茬来骂她。我回到家，是伯母最盼望的事情，对我仍然是“细仔”长，“细仔”短的。南昌伯父劝导她：“小洋回来就几天时间。离了他你不一样要好好过？”伯母叹口气：“怎么过呀？”

     我一向认为，中国的老人过份依赖于他们的子女。这种依赖不一定是物质上的，更多的可能是精神上的，比如希望子女经常回家看看、生病时子女到身边照顾等等。这是缺乏理性的表现。也许时因为时代使然，这一代老人普遍没有精神寄托，因此总是把情感投射到子女身上，同时又期望子女给予相应的回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情感宣泄只是徒增了子女的负担，而且也往往演变成对自己的伤害，因为子女的回报可能达不到他们的期望。

     然而，面对伯母的述说，我无法把上面的道理跟她讲一遍。我平时能做的，只是每年给她寄一些生活费，但日常生活的料理仍然要靠几个堂兄弟。在农村，谈养老的社会化还是很不现实的一件事情。然而，我没有料到，此次回乡我要做的一件大事，恰恰是把伯母送到养老院去！

     这是第二天早晨开始的事。一大早，南昌伯父就对我说，根庭姑姑昨晚告诉他，伯母的几位外甥有意要将伯母送到养老院去。伯母有三个姐姐，都过世了。但她们的儿子们都对伯母很好，知道伯母在家里过得不开心，因此商量由他们出钱送伯母去养老院，但因为怕我的堂兄弟们不同意，所以没敢提出来。根庭姑姑因为和他们之间有走动，因此知道了。但是她认为这做不得，因为外人会骂死我们家的。南昌伯父听了，反驳道：“怎么做不得？我看这是个好主意。这次我陪小洋回来，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南昌伯父自己也已经七十一岁了。他说：“我就是放心不下这个嫂嫂。哥、嫂这一辈子都是为别人活的。哥哥去世了，嫂嫂要有一个平安的晚年。”听此言，我的鼻子酸了。我的理性没有了，剩下的只有饱蘸亲情的酸楚。伯伯接着对我说：“小洋，这事你应该负担。你负担得起不？每年要近五千元呢！”我告诉他没有问题，也知道妻子会同意我的决定。能把伯母的养老问题交给社会来解决，正合我的“理性”想法。我只是担心伯母不同意，也担心堂兄弟们反对。在早餐桌上，我把想法对伯母说了，她竟然爽快地答应了。原来，她的几位外甥已经问过她了，她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剩下的事因此就只剩下如何说服堂兄弟们了，另外还要找到合适的养老院。

按计划，这天中午全家人要一起吃饭。在回湖江背之前，我们到水边的一个农贸市场去买东西。南昌伯父执意我们俩每人出一百元钱。农贸市场上的东西谈不上便宜，有些甚至比南昌和北京贵。一打听，才知道这里的大部分货是一大早从南昌拉来的。伯母对这里很熟悉，领着我们到熟人的摊点上买东西。看着她满意的样子，我开始担心她到了养老院，会不会感到寂寞。建辉又从单位搞来一辆小面包车，把我们和根庭姑姑一家载到湖江背去。车过廖家村的丁字路口，路更难走了。小面包拉了六七个人，我实在担心它会翻掉，因此提议下车走过去。菊秀姐姐、大嫂和堂弟媳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接过我们的东西便开始收拾起来。只有二嫂抱着她的外甥女，撒欢似地便走便逗孩子：“谢谢！谢谢！”她是用普通话说的。外甥女生在县城，是城里人。二嫂可能觉得自己既然在照顾这个城里人，就无需下厨做事了。

     我和伯父在门前坐下来，和围拢过来的几个乡亲说话。其中一个小伙子是养猪专业户，在山里的乡林场租了场地，养了一百多头猪。他的猪四个月就可以出栏，一年能出二百多头猪。这两年行情很好，每只猪能净赚一百来元钱。他不养母猪，每年三次租一辆卡车到河南或安徽去捉猪仔，因为那里的猪仔便宜，即使加上运费也比捉本地的猪仔划算。江西是养猪大省，本地的猪仔价格奇高。猪的主要销售地是广东。养猪的人不直接卖猪，而是先卖给中间商，后者再把猪运到广东去卖。小伙子抱怨说，钱全让中间商赚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不也去做中间商。他说：“人家上上下下都有关系。我可做不了。”看来，农村市场已经发育得非常成熟了，每个人都充分地发挥着他的比较优势。更让我惊奇的是，从猪仔的生产到最终的猪肉消费，这其间的链条竟横跨了半个中国！中国的农村经济并不像常人所想象的那样，各地之间相互孤立，而是存在广泛的联系，像工业经济一样，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江西养猪业的兴旺给远在安徽和河南的农户带来好处，如果江西的猪卖不动了，安徽和河南的农民收入也要跟着下降。

     午饭很快就做好了。除了本家的人，我们还请了本族的两位老人，一共摆了三桌。因为没有定好去哪家养老院，伯父没有宣布伯母要去养老院的事。他给每个桌子上的人敬酒。伯父是长辈，给小辈敬酒不合规矩。他的用意，只有我明白，知道他是为了事先堵住堂兄弟们的嘴，好让他们在宣布伯母的事的时候不要阻拦。

吃罢饭，我赶到舅舅家去。我特意从老村子里穿过去。老村子静悄悄的，除了一间闭着门的屋子传来老人的对话声之外，一点儿人烟都不曾见到。抛弃老房子，到村边建新房子，这是稍微发达一点儿的农村常见的现象。在发达地区，老房子一般租给外来打工者住；而在我们家乡，老房子就只能空着。我快步穿过老村子，看到我们以前当教室的二层小楼已经湮没在众多新老房子的中间，而那时它却是到了村边了。新村子和老村子相连。以前村边的一个池塘已经被填掉了大半，用来盖房子，而剩下的那一小半的水面也肮脏之极，岸边到处是垃圾，白色塑料袋随风飘舞。以往的生活垃圾没有化学物质，因此基本上可以用作肥料回田，现在则不同，化学垃圾无法被土壤吸收，遂成了农村一大公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的无组织化。倘若公共机构健全，断不致于让垃圾到处为害。

     舅舅家新房子的装修全是表弟一个人自己做的。他在外面做过很长时间的事，见过世面，因此装修的设计还蛮不错的。我们一起上楼到楼顶的平台，整个村子尽收眼底。由于大肆扩建，廖家已经和周围的三个小村子连成一片。我问表弟房基地是如何审批的，表弟说：“没有审批，自家就可以在自家分的地上建房子。如果自家地离村子远，可以和地离村子近的人家调换。”靠近村子的地都是好地，却被用来建房子。有人认为，这是现行农村土地制度造成的不良后果。由于农民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且土地三、五年就要重分一次，因此没有人关心土地的用途。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无恒产者无恒心嘛！但是，转念一想，难道土地私有了就不会发生占地盖房的事吗？在巨大的建房冲动的驱使下，土地私人所有未必就会起到阻止的作用。在湖江背，我的堂哥和堂弟的房子是盖在自留地上的。这些自留地原先种蔬菜，基本上是属于家庭所有的，但建房的冲动仍然把它们给毁了。如果说湖江背的房子是在人口压力下建起来的话，廖家的新房子则纯粹是因为收入水平提高的缘故。在城市，老城改造需要大量的搬迁和回迁，这样浩大的工程只有政府能够完成。农村是否也存在老村改造问题呢？以我的观察所见，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但是，在像我的家乡这样的村子里，由于没有一个拥有足够权威的组织，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在舅舅家吃过晚饭，按照计划，伯母的一个外甥五庚开车来接我和伯父到水边根庭姑姑家，商议伯母到哪家养老院去。五庚在新干县附近开了一家藤器厂，生意还可以。他的厂子对面就有一个养老院。他答应去问一下情况。根庭姑姑说水边镇有一家峡江县办的养老院，条件蛮不错，也许可以试一试。我想起伯母的另一个外甥年庚当过峡江县的领导，也许可以帮忙，因此给他的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年庚说，水边的养老院是为峡江县的居民办的，只接收本县的老人。但他答应第二天早上去县民政局问一下。第二天一大早，年庚就打来电话，说养老院现在可以接收外县的老人了，因为本县的需求没有那么大。吃过早饭，年庚的车就来接我和南昌伯父，去养老院看情况。峡江县城原来在水边对面的赣江西边，因为峡江的主要部分在江东面，河上又没有桥，九十年代初期县城开始搬迁到水边来。十几年下来，新县城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

养老院在新县城的一个靠山的角落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几栋建筑都是欧式的，颜色是这一带少有的粉红色。院子里种着草，中央有一个水池，池边有回廊和一个亭子。这两天我已经习惯了农村的肮脏环境，乍进这个院子真有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接待我们的一男一女都是很专业的年青人，男的是经理，女的是会计。他们一边带着我们楼上、楼下看房间，一边给我们介绍，这间住的是县里某位领导的母亲，那间是位退下来的领导，等等。尽管整个县城对社会化养老的接受程度还很低，但还是有一些开明的老人选择了自己进养老院。我们最终选择了一楼的一间单人房。这间房间容易见到阳光，而且离饭厅也近，只隔两个门就是。房内的布置像宾馆一样，有电视和洗浴设备。经理说：“让老人先住单间，以后她和其她老太太熟悉了，可以邀个伴一起住。”我们认为这个主意好，便准备签合同。合同上规定有三种等级的护理。一级是老人能够基本自理，养老院提供一些日常服务；二级是老人需要一些护理，但能够下床活动；三级是老人卧床不起，需要专人护理。因为伯母身体还算健康，我们就为她选择了一级护理。快要过年了，我们商议让伯母过了年，等到正月十九再住进来。经理和会计都很高兴，很客气地把我们送到院门口，直到我们的车启动才回去。

     在车上，年庚讲起往事。他母亲在伯母的四姐妹中排行老大。他小时候家里穷，无力供他读书，伯父、伯母就把他接到湖江背住，供他读完高中。他还在那里从伯父那里学会了打算盘。伯父是文盲，却打得一手好算盘，最绝的是他会打“对仗”，就是两只手从算盘的两头往中间打。年庚也学会了打“对仗”。可以说，没有两位老人当年的恩典，就没有年庚的今天。他说：“知恩图报。小洋你不养伯母，我也要养。”南昌伯父接着说：“我那哥哥就是鲁迅笔下的润土。我小时候上小学，要走很远的路，总是他给我挑铺盖卷去学堂。”他又对我说：“没有你伯伯，你父亲不可能读得起书的。你伯伯为了给你父亲挣学费，走到遂川去挑油卖。一百多里路啊！” 

     读费孝通的书，明白中国是一个血缘社会。费老提到血缘时，多少带着贬义。按照他的比喻，每个人的血缘关系就像池塘里一圈圈的涟漪，以每个人为中心散开，离得越远，痕迹越轻。我本人小时候在乡下生活时只知道亲戚多，把走亲戚看作一件乐事；长大了接受了费老先生的思想，对亲戚关系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此次回乡，看到四面八方的亲戚为了伯母在张罗，我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血缘社会的意义。我相信自由主义，但决不是哈耶克式的权利至上主义者。我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是积极的自由主义，就是在保全社会的基础上对人的自由的追求。“保全社会”不仅仅是维护社会的结构，而且在于给予社会的每个组成部分人道的保护。在以往的写作中，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传统人文理念以及社会结构是相通的，此次回乡则在现实的层面上对此有了新的认识。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但每个传统都未必十全十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让英国人务实，但同时也妨碍了他们进行德国式的行而上学的思考；德国的理性传统产生了伟大的哲学家，但同时也让德国人变得呆板；法国式的浪漫可以产生福柯这样蔑视世界的思想狂人，但也让法国在现实中经常变得碌碌无为；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但社会也因此变得四分五裂。也许是因为压抑太久的缘故，清王朝一倒，“五四”运动便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鲁迅更是借其笔下狂人之口，声讨中国是“吃人”的社会。胡适和傅斯年等人认识到这种激进口号的危害，因此开始“整理国故”。可惜他们所整理的只是经学，尚未触及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评价。梁漱溟先生比胡适等人前进一步，不仅在学理上为中国传统辩护，而且知道中国底层社会结构对保存传统的重要性，因此积极地投身到村治实验中去，由此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与草根社会相结合的先河。这些实验因为日本人的侵略而中止了，实为可叹。然而，它们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最重要的，是它们试图将一个个村庄从社会中割裂出来，以实现没有外在污染的传统农耕社会。设计者没有意识到，村庄必定要溶入外部的商业社会，而外部世界的行为规则往往与他们所推崇的乡土社会的理念是相冲突的。更准确地说，他们没有找到传统文化价值和现代商业文化价值之间的契合点，更没有找到承载这个契合点的社会结构。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这或许是不重要的，但今天我们却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回乡三日的所见所闻映证了这一点。一方面，在正式层面上，农村社会因为无组织化正在走向瓦解；另一方面，正式结构的瓦解却凸现了非正式结构的作用，血缘和亲缘再次成为维系社会存在的重要纽带。如果传统价值在农村基层还有所体现的话，它的载体也就只剩下血缘关系了。时下村治所面临的任务，依我所见，正是寻找一种契合传统价值和现代民主理念的新的组织形式。

尾声

     为伯母签好合同之后的那个下午，南昌伯父和我回到湖江背向全家人宣布了送伯母到养老院去的决定。伯父说：“这是一件好事。老太太可以享福了。”然而，他的眼睛已经湿润了，哽噎着说不下话，一个人出门到湖边去了。一位老人守着一群后人不能在家养老送终，对中国人老说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在农村，那更是要丢后人脸的。可是，几位堂兄弟都没有反对。我如释重负，但也像伯父一样，喉咙哽着无法说话。环顾老屋，我明白，一旦伯母进了养老院，我就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也许，再过几年，它会被堂兄弟们推倒，盖起楼房，我与家乡的联系，也会因此中断。

     回到城市，家乡就成了回忆。但是，我知道，那里有一位老人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我。这个思念，就成了联系我的梦和现实之间的一根游丝。我急切地汇去了伯母住养老院一年的费用，急切地等待她住进去的消息，等来的却是伯母说不去的电话。她说大堂哥和菊秀姐姐劝她不要去，怕花我的钱。我明白这是他们怕别人说闲话，在电话里劝了伯母好长时间，又给年庚打电话，请他去说服伯母。终于等到农历十九，我又给年庚打电话，知道他已经将伯母送进了养老院。然而，过了不到两个月，伯母就打电话来，说住在养老院不习惯，一是饭不好吃，二是身上长了圪塔。老屋没有水泥地面，比较潮湿，伯母适应了，到了比较干燥的环境里，就开始水土不服。她说她要回家。我知道，除了不适应，伯母更大的问题是寂寞，因此只好答应，让年庚把她送回去了。看来，农村养老社会化不仅需要社会的努力，而且需要老人们心理上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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