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改革年代里的兄弟经济学家 ——近看孙冶方与薛暮桥
作者简介：新望，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杂志主编、《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理事长。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5年第2期（总第20辑）。
孙冶方与薛暮桥是老一代经济学家中的“双子座”，他们是兄弟俩。然而，两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有些非同寻常。一个先知先觉，受尽磨难；一个后知后觉，晚年求变。这兄弟二人所走过的道路，在老一代经济学家中颇具代表性。
一、经济学家的摇篮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孙冶方是他的笔名。无锡北郊的薛家是一户大家族， 孙冶方1908年出生在玉祁镇，薛暮桥出生在稍南一点的礼社镇，比孙冶方大4岁。按辈分，两人是叔伯兄弟。
江南出状元、出文人，在新中国， 更是出了不少经济学家。除了这兄弟二人外，有马寅初、费孝通、于光远、顾准、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董辅礽、陆学艺、陈锡文，等等。还有长期领导党的经济工作，最早主张引入市场调节机制的陈云同志，都是江南人。什么原因呢？吴敬琏在评价薛老时说过一句话：对二三十年代我国江浙一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切身体验。此话当真。譬如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薛暮桥的第一篇经济论文《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都是对自己生活过的家乡做调查后写出的。
至于他们中的许多人能与共产主义思潮结缘，除了时代大背景外，还与一位留美博士有关。活跃在上海南京一带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后来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留美博士陈翰笙的领导下，也是首先从陈博士自己的家乡无锡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农村经济调查。有共产国际背景的陈翰笙对中国社会性质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托派”“亚西亚生产方式”以及“江南无封建”的观点。通过同学、同乡关系，陈博士的身边聚集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骆耕漠、吴大琨、徐雪寒、王寅生、张稼夫、姜君辰、狄超白、孙晓邨、冯和法、石西民、吴觉民、宦乡、千家驹等，这些人都成为日后新中国左派经济学家的骨干成员。
根据《薛暮桥回忆录》和《孙冶方传》记载，两人当初都没有想过日后要成为经济学家。薛暮桥的父亲是乐善好施的乡间士绅，但就在薛暮桥15岁时，父亲因生意衰落债务缠身而悬梁自尽。只在江苏第三师范学校上了一年级的薛暮桥不得不辍学，经亲戚引荐到杭州一个火车站当了小工，之后成为一名铁路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四·一二”事变之后，已是沪杭甬铁路工会领导人的薛暮桥在杭州坐了三年牢。
孙冶方的父亲一辈子在无锡荣氏家族的企业里做职员。孙冶方上的无锡公益工商学校是无锡一所有名的专科中学，1925年中学还没毕业就被党组织派到苏联中山大学留学。受党内宗派主义和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孙冶方因为一个“江浙同乡会”的莫须有罪名被给予“最后警告处分”，1930年9月他几乎是被遣送回国。
正在落魄之际，两个追求真理的青年人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薛暮桥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但坐监狱时读了不少西方现代理论书籍。在陈翰笙博士指导下，他也很快掌握了做经济研究和调查的基本方法。孙冶方则在《中国农村》杂志真正找到了理论家的感觉。他喜欢思辨、长于论战的才能，在这里得到了尽情发挥。据薛暮桥回忆：
“由于冶方同志读马列主义著作最多，在我们所写出的几十篇论战文章中，他的文章理论水平最高，而且深入浅出，最有说服力。”
二、求异存同
孙冶方认为，搞学术不应该求同存异，而应求异存同。按这个意见，薛与孙“同”的部分我们按下不表，专来比较他们二人有什么“异”的地方。
两个人做学问，一个着眼于批判，而另一个更多的时候是着眼于建设。孙冶方曾经自比牛虻，他熟悉经典理论，能及时发现现实世界的错谬之处。理论界中他第一个站出来不遗余力地批判苏联体制，第一个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系统的质疑。粉碎“四人帮”后，肃清陈伯达、张春桥的“供给制”、“资产阶级法权”等谬论，他的批判文章影响广泛。孙冶方以他的理论勇气和人格魅力，在打破迷信、解放思想方面，所起作用巨大。老经济学家赵人伟说，对传统体制弊端的分析和解剖，孙冶方的贡献甚至超过了顾准。
薛暮桥熟悉并领导实际经济工作，他做学问更着力于建设。他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1970年代末他就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鼓励长途贩运；80年代，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回忆说，1980年代之后，在极力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阵营中，薛老的声音一经出现，就像是开出了一辆重型坦克。
孙冶方的性格原本就外向，在他20多岁的时候，共产国际的一位高级情报官只和他见了一面，就立即判定他不能做秘密工作。他的养女李昭这样描述孙爸爸：喜怒哀乐都要直接表现出来，像一个北方人。可能是20岁出头就遭遇一个冤案，使孙冶方终其一生都有一种叛逆和挑战性的性格，他甚至要求学术争论要点名道姓。一次会上，他写纸条给于光远：8+2=10，还缺2个。意思就是两人已经争论过8个问题，再凑2个，就是10个整数。他像一个斗士一样期盼着学术争鸣。
孙冶方是一个会生活和热爱生活的人，性格好动，爱好文学，看过不少文学名著，研究过鲁迅杂文。1937 年“孤岛”时期，孙冶方还曾担任上海市党的文委书记，领导过上海文艺界的抗日救亡工作。孙的经济论文，文采飞扬。晚年在病榻上写成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二十年翻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充满了雄辩的才情，上上下下，好评如潮。
薛暮桥性格沉稳，内敛，是一个古板的专业工作者。解放初期薛暮桥担任中财委秘书长时，由于工作劳累而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医生让他安睡18天。除了关心政治，薛对其他领域很少发言。李昭说：洪克平妈妈经常劝孙冶方少管闲事，像薛暮桥学习。薛碰上不顺心的事，宁愿绕一绕，等一等。有一次，薛暮桥的女儿薛小和发现自己上幼儿园的儿子与小朋友在操场上的独木桥相遇，儿子就站在那里一直不动，等到对方下去，他就走了过去。薛小和突然想起，这一点，孙子和爷爷像极了。可以等待，可以隐忍，以柔克刚。薛的文章充满大量的数据和平铺直书的叙述。对于理论上有风险的观点，他会放缓语气，谨慎措辞，如“部分的”、“某些”、“一定程度上”等等，他不喜欢用“完全”、“非常”、“极为”等语气激烈的词汇。
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中多采用抽象法，他是学马克思《资本论》出身，运用抽象法得心应手。但有些经济现象实在无法抽象。张卓元批评孙冶方在说明经济学研究对象时，不仅抽象掉了产品的自然属性，也抽象掉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不同所有制和人们的经济利益差别。孙冶方认为社会主义价值与价格是一致的，他也是在论述中抽象掉了社会必要劳动量的统计过程，他认为这只是技术细节问题。薛暮桥很难理解这种抽象法。薛暮桥搞田野调查出身，他更加信奉归纳法，而且以他当过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经验，被孙冶方抽象掉的价值计算的技术细节正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不但每一个比较大的企业常有几百至几千个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如何折算成简单劳动十分困难，而且许多巨大产品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常常由几十、几百个企业来提供，甚至来自几个国家。”这样的产品价值如何计算？而且，统计数据的真假又如何鉴定？
三、改革中见真情
兄弟俩晚年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1979年无锡会议，两人分别代表计委经济研究所和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自己的家乡共同主持了这次盛况空前的经济学界的解冻大会。这对兄弟以前曾有过两次亲密的合作，一次在1930年代合办《中国农村》杂志，两人既是编辑，又是写手。那是一次民主革命时期的合作；另一次是1950年代在国家统计局，一个局长，一个副局长。那次算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合作。而这次，历史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要为改革时代的到来吹响号角。开幕式上薛暮桥讲了“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接着孙冶方讲了“五不怕”：不怕受批评、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杀头。会议结束时，薛强调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孙强调还要继续提高理论水平。讲完后两个人相视而笑。
经济学界的人都清楚，他们两人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问题上一直辩论不休，甚至面红耳赤。孙想问题往往侧重在理论方面，而薛则侧重于实际工作。两个人的文章在发表之前只要可能，都相互征求意见，同时声明保留批判权，但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损害两人之间真诚的友谊。1950年代，中宣部曾给薛和孙都布置过编写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两个人各有自己的体系和写作班子，甚至形成了某种相互竞争的态势。薛暮桥最终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孙冶方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除了学术观点的不同外，双方都非常尊重对方的劳动。据薛小和回忆，孙冶方去世的时候薛悲泣不已。薛老这种悲痛之状有过三次，另两次是周总理和邓小平去世。
孙冶方去世前，由薛老、徐雪寒等55 位著名经济学家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经济学基金会。薛老提议：孙冶方搞了这个基金会，以后我们其他人就再别搞了，我自己表态，以后绝不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奖。1998 年，在纪念孙冶方90 诞辰的学术研讨会上，薛老专门送来了文章，而其中一篇就是与孙冶方观点进行商榷的文章。出于对中国改革进程的迫切关心和高度责任感，薛老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自己的兄弟。一位经济学家感慨地对李昭说：如今的经济学门派很多，有些会你出席了，他就不出席，也只有在纪念孙冶方的旗帜下，才能把这么多不同门派的经济学家聚到一起。
四、学者与党员
薛暮桥的女儿曾经问父亲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你认为你的身份究竟是共产党员，还是学者？”父亲回答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在经济学家中，孙冶方的命运十分曲折，他为追求信仰所付出的代价极其沉重。他心口如一，屡突屡奔，乃至于宁愿坐牢也不认错。他1924年15岁入党，而他所有的不幸和挫折都来自于无休止的党内斗争。他在经济研究所有个外号：老天真。他曾对人说：我不是气象员，不会跟风。1982 年12 月16 日，在他临去世前两个月，社科院党委授予孙冶方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号召全体同志向孙冶方学习。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党员与学者就这样在孙冶方的身上实现了统一。但纵观孙冶方的一生，这两种角色更多的时候是冲突。
共产党人的党性与知识分子的特性在薛暮桥身上有时也引发矛盾，生成痛苦，但薛暮桥处理的方法与孙冶方略有不同。
30年代那批追随陈翰生搞农村调查的人，官做得最大的就是薛暮桥，但薛暮桥对官位看得比较淡。新中国成立初期，薛就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但他却做出了与众不同的举动。他向中央提出自己身体不好，患了神经衰弱症，要求辞去中财委秘书长等职务，他想集中精力进行经济理论研究。薛暮桥真心想做一个学者。
但他毕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1982 年5～9月间，按照赵紫阳总理的授意，为配合党的十二大的理论准备工作，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会同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型理论讨论会。当时正是非常敏感的“反自由化”时期，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一份材料中也把他列为第四类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当与中央保持一致，他在会上违心地对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商品经济的主张做了自我批评。
然而，薛暮桥的学者情怀，始终像是一个影子一样地挥之不去。他一生的手稿、笔记，至今仍存放在社科院的经济所图书馆，在赵人伟担任经济所所长时，他还曾为建立新图书馆积极出谋划策，筹措经费。他身上“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常常使他处在一种尴尬的压抑状态。
孙冶方是“硬骨头”、“老天真”，他可能会硬顶上去。1964 年《红旗》杂志受上面的指示召开北京经济学界座谈会，会上主要批判杨坚白、张卓元等人《生产价格论》。坐在一角的孙冶方一看是冲着自己观点来的，他站起来大声说：“不要再批他们了，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为此他被打成“张（闻天）孙反党联盟”，撤销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
究竟谁对谁错？谁的方式更加恰当？我们究竟要使中国的经济学家扮演成什么样的角色？在今天，这或许还是一个继续留待讨论的问题。
五、假如孙冶方还活着
在《中国改革》杂志召开的一次小型研讨会上，一位青年学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孙冶方还活着，他会不会站到市场取向改革的对立面？这的确是个问题。
孙冶方对隐藏在斯大林模式后面的自然经济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但他只是向前迈了一小步。他反对长官经济、命令经济，但他主张技术更加精密、计算更加精确的计划经济；孙只承认产品经济，而不承认商品经济。因此，他即使强调价值规律，也是把价值规律建立在产品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他在与薛暮桥等人争论时说：“社会主义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地方，除废除了私有制，没有了剥削之外，就在于以计划代替了市场，以计划分配代替了买卖。”“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是通过商品流通，通过市场竞争来起作用，来体现自己的，因而它带有破坏性；而在计划经济中，是应该由我们通过计算来主动地去捉摸它的。当时很多经济学家所说的价值规律，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主张通过自由市场，通过竞争来决定价格，这样的‘价值’，不仅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会有，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已经不存在了。”多数经济学家所说的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就是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运动的规律。孙冶方认为价格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由生产价格决定，而生产价格是可以被掌握和计算出来的。这就是孙冶方所指的价值规律的作用。
顺着这个思路，他也得出了许多在当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结论。如加强经济核算，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既要注重成本利润率，还要注重资金利润率，提高折旧率，加速技术进步，适当放权给企业，等等。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孙冶方的这些观点，在1980年代初就已落在了实践后面。在《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中，孙冶方不承认企业是商品生产者，不承认人们的经济利益差别，从根本上排斥市场机制。许多孙冶方的生前好友，包括薛暮桥在内，都在后来纪念孙冶方的不同的场所指出过这些理论上的重大缺陷。
该坚持的观点，孙冶方有一种硬骨头精神，譬如坚持“利润是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即使坐牢也未曾放弃过。但孙冶方也勇于改正错误，50年代他反对企业利润留成和奖金，改革开放后，他力主在企业可以留利的基础上，还可以给职工发放奖金。据赵人伟回忆，孙冶方与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在1950 年代不约而同地提出社会主义企业的“分权模式”：扩大再生产权力归国家，简单再生产权力归企业。后来两人成为好友，但布鲁斯1985年访问中国时发现，还有人在引用他的观点来论证中国经济改革，他忧虑地告诉中国同行：不要这么做，因为实践已经大大地走到前面了。理论界有一种人，只要自己作过或信过的东西决不能加以改动，赵人伟说，孙冶方不是那样的人，他会和布鲁斯一样。
六、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薛暮桥和孙冶方是不是经济学家？如果是的话，他们有没有完整的逻辑体系？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去，他们有没有独到的理论或发明？
这是一个尺子的问题。
战争年代，两人当过共产党部队的高级教官，讲授过《政治经济学》，说他们不想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假的。五、六十年代，薛暮桥就曾有过要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企图。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转而总结经验，自我批判。为他博得广泛影响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是他“退而求其次”的副产品。
孙冶方也一样。他想写《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文革中他在监狱里以腹稿的形式过了85遍。晚年动过手术之后，经济研究所又给他配备了强大的助手班子，抢写已有了7年腹稿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然而，直到去世，这部书始终没有写出来。什么原因呢？或许还有太多的问题没有想透，一些范畴还没有研究明白，或者自己也对一些观点乃至整个理论体系产生怀疑了。今天看，体系没建起来，这也并不是什么值得遗憾的事情。
按现代经济学的标准来看，薛暮桥和孙冶方都谈不上什么理论创新。但他们的一些理论观点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效果。1945年薛暮桥还在担任山东解放区工商局长时，他就提出了地方货币的“物资本位”理论、纸币流通条件下物价与货币发行同步变化的规律、纸币流通中“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以及控制纸币发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等。这些思想在山东的对敌货币斗争中取得明显效果，而且在以后建立新中国物价管理体制和物价管理实践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他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不是纯经济学家，他们在理论上无法一以贯之。作为经济学者，他们甚至要在后半生改变自己最初的经济信仰。但他们是伟大的改革经济学学家。他们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自己的国家和人民。1947年从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开始，薛暮桥就实际上开始参与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解放后，他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里辛勤工作，为建立和完善计划体制呕心沥血。但正因为如此，他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1980 年代，这个老牌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站出来批评自己过去从事的事业，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体现了他不断探索、勇于批判的精神，也更使这种批评和否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中国的经济巨变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他们参与其中了，这已经足够。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独有的幸运。他们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经济学家，他们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应该说，他们都出色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