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钦：钱为什么多了？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性过剩或者通俗地说“钱多了”可以说是大家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它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表现，也影响到微观经济的结构，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也息息相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所谓流动性过剩无非是相对于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太多了。这里的货币是广义的，即各种增加实际购买力的金融工具和机制，而未必是有形的货币。为什么流动性突然在中国和整个世界范围内增多了？为什么出现在最近这几年？
很多宏观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由于近年来很多国家的货币当局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导致的。但是，为什么在上个世纪大萧条后直到七十年代，西方世界的各国普遍采取宽松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时候，没有出现这个现象？因此，单纯将流动性过剩看作是一个货币层面的问题，会有点同义反复，无助于我们理解流动性过剩的实质。我们不妨换一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将流动性理解成实际购买力，那么短期来看，购买力的上升可能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由于人们有货币幻觉和适应成本）造成；但长期来看，由于人们的货币幻觉会消失，购买力的上升一定是由于实际经济中的成本下降所致。
那么有哪些因素导致实际成本下降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不仅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资源可以更便利地在全球进行配置，标志性的现象是大规模外包（outsourcing）的出现，这提高了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率。全球化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日益密切的互动，这和我国国内城乡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相似，我把它称为全球范围内的“二元经济”。这种互动有两个结果：一方面，（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组织形式，也可以充分地利用它们的市场，这样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总供给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向发达国家输出了大量的廉价的商品（近期还有资本和移民等生产要素），这降低了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成本和物价。作为一个总的结果，就出现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全球的实际利率走低。
中国国内出现的流动性过剩既与全球出现的流动性过剩有关，又有中国自身的结构性原因。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很低。但中国的二元经济还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中国的劳动力多，特别是农村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二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农民工与雇主的劳动合约基本上是短期合约（农民工多为短工），而非长期合约，这样就使得农民工的谈判能力更低。这两者合起来使得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偏低。而农民工的存在实际上对城市居民工人的工资也造成了向下的压力，使得他们的实际工资也不会上涨太快。工人的实际工资在很长的时间内可能会保持不变或者增幅甚小。其实，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1954年那篇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于二元经济的文章中就观察到，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大约有半个世纪工人的实际工资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要大得多，农民工的劳动合约又以短期为主，给定这种经济结构和生产率继续提高的事实，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国内流动性过剩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
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既提供了很多机遇，也提出了很多挑战。
从企业的层面来看，流动性过剩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国内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缓解企业的信贷约束。因为中国的非国有企业在融资方面受到了正规金融体系（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制度性歧视，而实际工资率低却给它们创造了大量的可以用于再投资的剩余和内部留利，这样就降低了它们对外部正规金融的依赖，所以，通过观察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非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我们能够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很多企业内部储备了大量的流动性。另外，由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市场化步伐大大加快，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原来城市部门的“单位制”，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居民承受的风险大大增加，增加储蓄便成了应对风险的手段。此外，在1994年分税制后，增值税（VAT）在中国的实施大大加强了政府的征税能力，政府的税收近年来迅速增加，也增加了公共部门的储蓄，从而也增加了公共部门的流动性。
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由于实际利率比较低（甚至为负），企业会降低投资项目的标准，很多差的项目也可能上马。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好的项目和差的项目都可以生存，但在经济衰退的时候，一切会“水落石出”，差项目将变得难以为继，这样就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和波动，甚至会出现经济和金融危机。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理解流动性过剩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理解企业微观行为的宏观基础，即企业的行为是如何内生于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的。
全球流动性过剩给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新的挑战。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流动性过剩，全球性的通货膨胀现象上基本消失了（只是直到最近两年由于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上涨才引起了一定的通货膨胀）；但另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却又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资产价格上升，因此可谓“按住葫芦起了瓢”，这是因为由于购买力过剩以及资本可以更容易地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大量资金流向了资产市场（如房地产市场）。这不由让我们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的资产价格泡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老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格兰·哈伯德在其《宏观经济学》一书中讲到，资产价格泡沫的调整方式有两种：一是中央银行主动去戳破，二是等待其自行破灭。日本1980年代的做法可以算作前者，对经济的破坏较大；美国1990年代的高科技泡沫算是后者，当时格林斯潘采取的措施就是“无为而治”——等着纳斯达克泡沫自然破灭，对经济的破坏较小。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政府不要轻易干预总量性价格变量，因为它们带来的效应比较大，而且是全局性的，不适合用来解决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必须通过结构性政策来解决。
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和耦合。在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畅通、生产率持续提高这样基本面情况好的时候，流动性过剩会将过剩的购买力导入到资产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较小。但是，由于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和耦合，如果生产率下降或者国际产业链的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则很有可能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风险。例如，近两年，由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这些经济体人们和厂商对肉类、粮食与能源的需求，引发了这类商品价格的上升，这样过剩的流动性会使全球经济从通货紧缩状态进入通货膨胀。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之间的政策协调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问题既有结构性的成因，也有总量性的成因，所以政策制定者首先是要分清宏观经济问题中哪些是结构性的问题，哪些是总量性的问题。但正如前文所析，这两者之间由于相互影响，往往是难以区分的，宏观调控的难度和艺术也正在于此。
对于总量性问题，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中国是一个正处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正发生迅速和深刻的变化，相对价格也在发生改变，所以要允许一定范围内的通货膨胀来为这种相对价格的变化提供调整的空间。其他的结构性问题则必须通过结构性政策来解决。特别地，放松政府垄断产业尤其是那些上游（要素）市场的进入管制，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是一举两得之策：既促进了就业（经济增长），又通过降低要素的价格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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