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汝岱：新经济时代的产业发展
作者简介
杨汝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8年第2期（总第8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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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时代的产业发展
传统经济中，资源禀赋、劳动等属地属性较强的生产要素，与资本结合形成生产中心，形成全球产业布局。而新经济时代，随着技术进步和交易成本下降，一般劳动和资源禀赋的可替代性不断上升，而资本、信息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快速上升，这使得产业布局与发展模式发生了本质变化。
全球生产布局由原来的禀赋依赖型向公共政策与服务依赖型转变，各经济体的竞争将会越来越趋向公共服务和创新能力的竞争，这将是一个划时代的变迁。
过去几十年，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生产制造基地。
面向新经济时代，我们将如何应对与革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引领产业发展，是我国在接下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
“新经济”属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概念范畴，说到新经济，我们就得从几百年以来的三次工业革命开始讨论。经济增长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
18世纪以前，虽然有基本的生产要素，但要素流动的成本非常高，技术进步与交流速度也非常缓慢，形成的是低水平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均衡，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人均产出基本保持不变。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均产出开始持续增长，这完全突破了原有的农业社会低水平均衡。
经过几百年的沉淀与发展，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的根源归结为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三种要素，即Y=AF(K, L)，Y表示最终产出，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A表示以技术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
这一简单的表达式对全球经济发展有着强大的解释力，一个国家要想取得很好的经济发展绩效，就必须要投入相应的生产要素。依托资源禀赋、劳动等属地属性较强的生产要素，结合资本形成生产中心，形成全球产业布局。这是全球经济过去几百年走过的历程。
两百多年来，虽然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本质上，全球生产布局还是高度依赖劳动力等资源禀赋，各国政策最重要的就是要吸引资本与本国要素相结合。这种竞争是在资源禀赋基础上的资本流动竞争。
而最近十多年新经济的迅猛发展，给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赋予了新的内涵，未来国际竞争的形式将越来越倾向于单维度的信息聚集与资本流动。由此，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理论体系做适当的拓展。
（一）交易成本下降
传统经济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企业之间、企业和个人之间存在很高的交易成本，正是由于这个交易成本的存在，结合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边界。新经济时代，信息收集、储存、传播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且规模经济作用明显，这使得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
这种现象对交易的发生产生了分配效应和福利效应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大数据降低了现有交易的成本及交易匹配的成本，促进了现有交易的发生，此为分配效应，体现交易主体之间的收益再分配。
第二个方面，大数据降低了交易发生的信息门槛，降低了搜寻成本，匹配了大量的新交易，此为福利效应，创造了大量原本没有发生的交易，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
（二）规模经济发挥作用的空间上升
根据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共同决定产业的布局与发展，这一理论判断的基本理念同样适应于新经济时代的产业发展现状。
简单而言，规模经济使产业布局更为集聚，而交易成本使产业布局更为分散，两者的相互作用和力量消长共同决定了产业发展现状。
新经济时代，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规模经济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使得大型企业会越做越强，产业链也不断延伸，成为典型的巨无霸企业。
这也是新经济的典型特点，基于平台的大型跨国、跨领域、跨产业链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平台经济越来越重要
传统经济中，家户和企业是市场中最为核心的两个主体，他们通过市场进行交易，而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
新经济时代，由于交易成本的变化，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组织成本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很大变化，从而企业边界发生变化，平台经济开始成为一类非常重要的市场参与主体。平台兼具企业属性和市场交易平台属性，是非常特殊的市场主体。
平台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传统的市场交易模式，交易由原来的“看不见的手”进行撮合到现在由平台进行撮合，平台的重要性大大上升。
这种经济模式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对于平台的定义和监管、信息披露与权责认定、反垄断问题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做深入的研究。
交易成本下降、规模经济作用上升是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点，这对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也提出了新的调整。现有理论有必要根据这些新的经济现象，做适当的扩展，以适应新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实践。
（一）轻资产要素成为主流，且要素的直接流动大大加强
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是经济增长的根源，当资源不断由低效率的地区和产业流向高效率的地区和产业，全球福利水平上升。
在传统经济中，依托资源禀赋、劳动等属地属性较强的生产要素，结合资本形成生产中心，形成全球产业布局。要素的直接流动和以国际贸易产品流动为载体的要素间接流动从全球范围内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球福利水平。
新经济时代，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传统的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而技术、信息等轻资产越来越重要。
传统经济中，以资源等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生产要素流动性较低，从而需要国际贸易以产品流动的形式体现要素流动，而新经济时代，技术、信息、资金等生产要素越来越“轻”，要素的直接流动能力也越来越强。
（二）要素的可替代性增强
传统经济中，要素的地域属性非常强，这使得特定产品只能在特定地区组织生产，从而出现特定的全球生产布局。随着信息和技术的越来越重要，要素的替代性不断增强，这将使得生产行为将不再依赖于特定要素和特定区域，这将使得全球生产布局发生巨大的变化。
首先，信息不对称程度下降使得资源的利用效率上升，特定要素的稀缺性大幅度下降，可替代性上升。
其次，技术进步会使得要素的可替代性上升，尤其是对劳动的替代。
传统经济中全球产业布局从根本上依赖于各国的劳动力状况和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而言，人口是流动性最低的生产要素，而“机器替代人”现象的兴起，使得这一依赖程度大大下降，从根本上提高了要素的可替代性。
（三）以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为基础的全要素生产率越来越重要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A、K、L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随着资本K和劳动L的可替代性上升，全要素生产率A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在基本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黑盒子”，是除资本和劳动之外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所有要素的贡献，比如制度、技术、公共服务等。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区域属性越来越弱化，一个地区要发展本地经济，不能再只是依赖本地的资源优势。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竞争将过度到以公共服务为基础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竞争。如果能提供足够好的公共服务，制定一系列良好的制度，有很好的公共政策，就能够吸引足够的资源和企业在本地组织生产，并辐射其他地区。
这种基于公共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各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将越来越成为常态，主导全球经济新格局。
（四）国家企业化和企业国家化现象开始出现
新经济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以要素的可替代性增强和交易成本下降为基础的规模经济日益突出，随着这种经济业态的持续发展，大型跨国企业在组织生产和产品销售方面将会越来越具有突出优势，企业规模会越来越大。
经济效率的改善和技术的传播很容易突破国家概念的限制，大型跨国企业的规模将会不断扩大，不断超越大部分国家的经济规模。
国家企业化和企业国家化的新现象将改变现有理论研究的一些基本范式，呼唤新的理论体系的整合与发展。
大战略、大视野，对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面对新经济时代，我们将如何应对才有可能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占得先机呢？
（一）发挥大国大数据优势，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源能够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组织者，而传统经济中，资源流动面临很大的信息壁垒，新经济时代，丰富的信息能够大大降低市场的不确定程度，使得资源以更快的速度流向正确的地方，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大数据的新经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规模经济，而这对于中国这样市场规模巨大的国家尤其有利，这是中国发挥本土市场效应，在新的全球化模式中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新经济时代，应更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人才储备，加强理论创新，培育市场环境，发挥大国大数据优势，促进经济发展。
（二）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要使新经济能够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我们需要相应的制度建设。一旦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必然具有资产的诸多属性，比如产权界定、资产定价等，这都是现阶段政策制定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产权界定是其他所有资产属性的前提，平台、企业、个人如何对个体信息及个体信息集合进行收集、加工、交换等，这些都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支撑体系。
这个问题对世界各国均是新问题，中国应该利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强和完善立法体系，促进新经济更快更好发展，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占得先机。
此外，传统经济中，企业和个人是最为核心的市场主体，而这种模式在新经济中很可能要发生变化。以共享为基础的平台经济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平台、企业和个人成为核心的市场主体。由此将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
例如，平台、企业和个人之间市场力量的非对称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权益分配；共享资源的大规模增加直接冲击关于企业边界的思考，这会催生一系列法律问题和经济问题。
面对这些新现象，需要有产业组织理论的创新，更需要有相关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
（三）新经济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
整体而言，大数据信息显然能够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福利。但是也应该看到，大数据福利效应背后有着非常强的分配效应。
交易成本下降和规模经济上升越来越容易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而且随着分工的细化，产业内的产品替代弹性上升，使得自然垄断程度不断提高，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面对这一局面，中国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要完善关于产业规制的制度，尽量发挥大数据促进经济发展的福利效应，而在尽量不损失效率的同时，不断解决相关的分配问题。
中国现阶段与垄断有关的产业规制还非常不完善，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都非常缺乏，今后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传统经济中，基于独有产权的生产要素生产独有产权的产品，通过产品的流动来实现要素流动，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在这一模式中，资本和劳动是最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基于特定的资本和劳动，组织生产，并通过产品流动来实现的。
而新经济时代，一般劳动的可替代性不断上升，技术进步和扩散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这会使得全球生产布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可以预期，基于特定要素生产的产品流动将不再是全球化的核心，而金融资本流动将成为新经济时代的关键。
这将是一个划时代的变迁，物质资本不再那么重要，劳动力资本也不再那么重要，大数据和金融资本将越来越重要。
与大数据和金融资本相关的数据产权、货币主权、思想创造等将重构现有的经济体系。各经济体的竞争将会越来越趋向服务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竞争。
面对新经济时代，我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