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茶丨张明：北方弱南方兴：千年雄安的历史意义
作者简介
张明，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本文为《经济学家茶座》悦茶项目系列文章，出自《五大增长极》（张明 魏伟 陈骁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
全文5001字，阅读约需11分钟
为 接 朝 霞 顾 夕 阳
——《薛暮桥回忆录》写作出版记事
记得是1996年4月下旬的一天，天津人民出版社负责父亲回忆录的编辑专程来到北京，带来美编设计的两个封面。
两个封面上都镶嵌了父亲的一张笑容可掬的黑白照片，一个以淡驼色作底，一个以大红色为衬。父亲一生清静淡泊，自然选中了第一个。就这样《薛暮桥回忆录》不但内容定稿，装帧也确认，只盼着早日出版了。
5个月后，当我们从天津取回一本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薛暮桥回忆录》并放到父亲手中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却人生一大宿愿的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为父亲能在耄耋之年战胜病痛，完成这本回忆录而感到无比欣喜。
如果是在15年前，甚至10年前，著书写文章，对父亲来说是轻车熟路，而这本回忆录却是他在85岁那年开始亲自动笔，87岁身患帕金森病后开始在别人的帮助下修改的，前前后后历经7年时间。这期间，父亲克服了多少由衰老和病痛带来的障碍，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
其实，并不只7年时间。早在1986年，父亲当时的秘书李克穆在与父亲的闲谈中了解到，父亲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又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从起步、发展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李克穆第一个向父亲提出要把这段历程记录下来，以飨后人。父亲当时十分繁忙，尚在第一线工作，并未把写回忆录列入议事日程。于是，李克穆就手持一台录音机，一有空就请父亲讲。
父亲在旅途中讲，在会议间隙时讲，在公园散步时讲。不知讲了多久，录了多久，二十几盘录音带录满了。这些磁带由我们做女儿的协助克穆整理成稿，这可以说是回忆录的第一稿，尽管后来并没有采用它们。
到1989年下半年，父亲的精力大不如以前，外出开会、做调查已感吃力，加上当时改革的形势出现了曲折，再加入理论界的争论，重申那些说过多次的观点，父亲感没有必要。做些什么呢？
一天中午，在他应该午睡的时间，我看见他站在窗前沉思。我走过去对他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我看见他坐在桌前，摊开一本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我心中顿时感到十分轻松。几年来，父亲身边的同志，吴敬琏、吴凯泰、李克穆都多次劝他写回忆录，这下他总算同意了。
父亲很少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经历，但他那大脑像一个缩微资料室，尤其是多年来的工作性质使他对数字格外青睐，他能把诸如“一五”“二五”时期的各项经济指标长存心中，鲜活如昨，所以写回忆录时他全凭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而一笔直下。
就这样，他一直写到1991年春天，完成了一个约20万字的初稿。其间，他也外出开会、讲话，但更多的时间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1991年春天，父亲因脑供血不足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休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夏天，又因吸入性肺炎再次入院。这次，大夫查出他患有帕金森病。在此之前，我们已发现他做各种动作都比常人吃力，原以为是衰老，不知是疾病。
对一位学者来说，帕金森病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能力，使他眼睛看不清，下笔手发抖。所幸的是他头脑依然清晰，思维依然敏捷。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治疗休养，父亲的病情总算稳定，药物对病情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
大概是在1992年下半年的一个什么时间，父亲感到他有精力重新修改回忆录了。此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已不能动手亲自修改了，二是初稿因全凭记忆所写，需要核实、补充，尤其是最后改革开放一段，本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却写得非常简单。怎么办呢？只能请熟识他的同志们帮忙。
回忆录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父亲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分请朱庭光同志帮助核实事实、补充背景材料，朱庭光的父亲朱镜我烈士是父亲在新四军的同事，朱庭光是父亲在新四军教导队的学生，后又研究历史，所以他是做这部分核实、补充工作最为合适的人选。
第二部分是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部分请吴俊扬同志修改，吴俊扬同志亲身参加了这17年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了解很多政策的决策过程，做事非常认真严谨，不但对第二部分，而且对全书的内容、文字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
第三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期父亲不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政策咨询、影响决策方面，都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但他自己在写这部分内容时，因精力不支，简而又简，完全没有反映出他的全部经历。
吴凯泰同志从1978年就跟随父亲做调查研究、著书写文章、搞政策咨询，了解父亲的经历、观点甚至文风，自然是第三部分修改以致重写的最佳人选。吴凯泰同志把这一段内容从一章扩展到五章，从父亲的经历中折射出改革开放既辉煌又曲折的历程。
还有一章是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所以多半内容反映了个人遭遇，由母亲对这章做了修改、补充。
这几位同志完全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为了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自觉、自愿、无偿地来帮忙。他们各自手头都有一份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们又没有条件向他们提供稍好一点的工作环境，完全靠他们“自力更生”。
修改过程经常是这样，先由父亲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会根据初稿提出各种意见，经父亲同意后，他们去做修改。改稿送回后，由父亲当时的秘书潘德发同志，还有我们做女儿、女婿的一遍一遍念给父亲听，父亲边听边提出意见，再返回去修改。一生亲自动笔习惯了的父亲对这种看不见又不能写的工作方式极不适应，他在无奈中顺从了命运。
就这样经过了几次反复，其间又请徐雪寒、陈先、吴敬琏、李剑阁、李克穆等同志提出宝贵意见，最后终于由父亲亲自敲定了书稿。
应该说，父亲对这个定稿还有不满意之处，对其中的几个章节还想修改，但从1995年夏天到1996年春天，他三次因病住院，身体状况使他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作出了交稿的决定。
在这本《薛暮桥回忆录》中，父亲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对什么内容进行回忆的呢？
父亲是个知名人士，但对于他的身份众说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个学者，有人则说他是政府高官。我曾经问过父亲，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身份的确定决定了这本回忆录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他投身党的事业后全部历程的回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珍视自己的理想，但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分析从当下追溯至马克思的最初设想。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
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一次再一次的重新起步，重新思考。
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的界限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建国后，父亲长期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多年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他深知体制的厉害，谁在其中也逃脱不了体制的束缚，所以他把回忆和思考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上。
父亲曾主持过几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对这些部门的工作有过很多实施很成功的政策建议，但他不认为个人可以超越历史，尤其不能超越党的决定。
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十二大决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期，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一方面因为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务院现职高级干部，在公开场合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他都没能明确表示出自己的见解。
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在这本回忆录中，也有许多事情表述得相当含蓄，需要留待时间的淘洗才能慢慢显露出其含义。
就个人性格而言，父亲不是性情中人，他平时的话也很少，所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流露出来，如果是细心人，大概能看出一点痕迹来；加之他的语言非常简单朴实，他不擅长描述，更不会渲染，所以这本回忆录圈外人看可能觉得比较枯燥，尤其是后半部分。
我看了季羡林、王蒙等大家的文章，常羡慕他们的文笔，羡慕他们能用准确的语言驾御复杂事情和人物的能力，常想，若是能有他们这个能力写回忆录，可能就要好看得多。
但话又说回来了，父亲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复杂事物，与很多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有着较深的接触，但又有多少是能写出来的呢？况且父亲又不是一个对人情世故很感兴趣的人。
写完回忆录后，父亲休息了一段时间，但很快我就发现，即便他那时的工作能力很弱了，但没有工作的生活让他很寂寞。而他确实还有一个心事未了，那就是他在1989年—1992年所写的20多篇文章、信件、报告，还没有集成文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有1990年9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来年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等，这两篇文章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对他办公室留存的文件和档案进行了清理，又发现还有几十篇他在1979年—1988年写的未曾发表过的文稿，这些文稿有的是内部报告，当时不宜发表，有的是因为观点比较激进，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质疑，发表时被报纸删去。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在吴凯泰同志的主持下，我们着手对这些文稿进行编辑整理，准备编成一本新的文集。
吴敬琏同志得知后，建议由三联书店出版。我们想，父亲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他最初的两本书《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是1937年在新知书店出版的，这最后一本书如果能在三联书店出版，那将是非常圆满的。
在吴老师的促成下，三联欣然同意，父亲亲自为这本书定了书名——《薛暮桥晚年文稿》。1999年上半年，这本装祯淡雅的三联版《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了，父亲自然是非常高兴。我们向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各经济所等经济界人士赠送了近200本样书，为父亲一生的经济思想画上了一个句号。
真要感谢上苍，让父亲完成了他所有的心愿。因为就在《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后不久，1999年7月22日，他因帕金森病加重而住院调药，一个月后因感染院内细菌患肺炎，经过了20多天的抢救之后，在1999年“十一”前脱离了危险，但他的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成了北京医院的长期病人，卧床不起。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父亲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
写于2003年
北方弱南方兴：千年雄安的历史意义
在1127年的“靖康之变”中，北宋为金国所灭，宋朝偏安于南方。从北宋到南宋的交替，实则是北方经济相对于南方经济衰落的开始。
在此后的数百年间，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超过了黄河流域与其他北方区域。中国经济呈现出典型的“南强北弱”之格局。
我们认为，“雄安新区”之所以被称为“千年大计”，其背后实则有重振北方经济，使得中国经济的南北发展更趋均衡之意。
从华北地区来看，过去呈现出典型的区域内部发展不均衡。北京、天津是增长的两极，而河北、山西等省份的发展则明显滞后，京津冀的均衡发展水平远低于珠三角与长三角。
因此，雄安新区开发的长远意义或可概括为“北方兴、华北均”。
疏解
雄安新区的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重点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转移。
在中国区域市场分割的大环境下，北京作为首都，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人口涌入。
2004年，北京曾规划到2020年人口控制在1 800万以内，但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 961万；截止到2016年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为 2 173 万。
人口规模过大引发了北京交通拥堵、环境质量持续恶化、居住成本高居不下、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不足等“大城市病”。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北京作为首都却聚集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北京是中央政府和国家各部委所在地，也是众多企业总部集聚地，教育、医疗资源密集，是我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国有经济中心，从而吸引了大量人口和产业。
北京的核心功能定位是“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这四个核心功能之外的都是“非首都功能”。
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京津冀区域本质上是中国的“首都城市圈”。
都市圈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城市间的合理分工，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带动人口向周边城市扩散，缓解城市基础设施负荷和公共服务压力，有助于解决 “大城市病”问题；
另一方面，通过不同城市之间的合作，大城市发挥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实现大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均衡协调发展。
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要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城市区域分工是必经之路——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疏解需求决定了雄安新区的设立成为必然选择。
在京津冀区域内打造一个新城，将部分非首都功能进行转移，有助于北京“瘦身健体”，使整个城市群的空间、交通、生态、人口和经济资源均匀合理分布。
雄安新区包括河北省雄县、容城和安新三个县，地理位置恰好在北京、天津以及保定的腹地，与京津的距离都在105公里左右，三者形成“正三角形”。这样的位置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疏解地恰到好处：
既能与北京相隔一定的距离独立发展，避免了与北京、天津过近导致“摊大饼”的困境，达不到疏解的目的；也能够在相关交通设施完善之后与北京保持紧密联系，避免了距离过远，降低新城的吸引力。
发展
北京的发展具有典型的“虹吸效应”。所谓“虹吸效应”是指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优质的公共资源会从周边城市不断吸引人才、投资等资源，这会进一步强化该城市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并持续地吸引周边城市的生产要素；这虽然有助于该城市的发展，但会恶化周边城市的发展环境，导致“大树底下不长草”。
也即是说，北京的发展不仅没有给周边的城市带来辐射效应，还进一步加剧了京津冀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河北省所受影响尤为突出，甚至出现了“环京津贫困带”。
根据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经验，京津冀要真正实现协同发展，必须缩小人均GDP差距，充分发挥各个区域的比较优势，实现核心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同步发展，由此整个区域的发展才能够形成协同效益。
河北省需要加大力气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区域发展现状的大背景出发，设立雄安新区将有利于提振河北经济发展，形成一个新的增长极。
在当前经济背景下，在冀中南腹地打造一个新城,一方面能发挥新区的经济集聚效应，带动相关产业链条的发展，提高周边区域的分工水平，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特区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调控空间和制度优势。
作为京津冀政策试点的试验田，雄安新区能够在区域内释放巨大的示范作用，带动全省经济协调发展。
雄安新区将与张北地区建设形成河北两翼（张北地区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契机）补齐区域发展短板，形成区域经济互动，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构成河北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因此，雄安新区在确保发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基础作用的同时，还有助于促进京津冀的协同发展。
平衡
过去十多年，我国一直致力于解决东西部城市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有效地缩小了东西部的差距，但南北经济的失衡一直被忽视。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在东北和华北地区，主要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下，南北地区经济失衡开始加剧；尤其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北方众多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经济下滑压力倍增。
南北区域经济的失衡不利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不利于北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在这种背景下设立雄安新区，旨在通过谋求京津冀城市群的崛起来带动整个北方经济发展，从而有助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促进南北经济平衡发展。
“区域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在所有的行业和空间均匀分布，而是首先出现和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这些行业集聚在经济空间的某些点上形成增长极，然后通过极化与扩散效应对区域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区域增长极在自身不断扩大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向外扩散，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北京和天津已经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具备形成世界城市群的基础；但河北省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发展相对滞后，而且缺乏一个参与京津冀协调发展的核心城市，致使整个区域难以形成协同效应。
雄安新区位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轴线上，无疑将成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第三极。
不容忽视的另一点是，雄安新区未来也将承载起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重要作用。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多局限在华东沿海地区的“一路”与西北各省的“一带”，秉承开放发展的雄安新区未来将是京津冀地区与“一带一路”的连接点，有助于京津冀形成世界级的城市群。
南北平衡是我国未来深层次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战略支点。雄安新区作为我国总体区域战略布局中的新枢纽城市，其功能不仅仅局限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还应该立足于全国范围的区域经济协调：
沿着“雄安新区→京津冀都市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环渤海经济圈→中国北方→东北亚”的发展逻辑，承担起维持中国南北平衡、促进中国深度改革与转型发展等重大国家任务。
试验
雄安新区是新常态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新经济增长动力的改革试验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从高增长向高质量转型的“新时代”，过去传统粗放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寻找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和新动力。
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排头兵创造出了“深圳速度”；40年后，新一轮改革开放再启航，雄安新区将作为试验田为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带来“雄安质量”。
在雄安新区规划出台之前，《人民日报》就撰文指出，雄安新区一是绝不搞土地财政，二是考虑百姓的长远利益，三是绝不搞形象工程。
2018年4月，《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雄安新区的发展定位：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要建设成为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把雄安新区打造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以及开放发展先行区。
具体而言，雄安新区的改革创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生态环境上，规划纲要规定新区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新区远景开发强度控制在30%，人口密度控制在1万人/平方公里；
重点产业上，新区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高端现代服务业以及绿色生态农业等；
住房制度上，新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总之，改革开放先行区所带来的更加灵活的体制机制将使得雄安新区成为新时代新经济的引领者，未来很多新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将会在雄安先试先行。
值得一提的是，雄安新区“平地起”的特点，以中央政府高能级行政力量为起点，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为核心，为我国建设全新的制度体制与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性。
雄安新区的设立和发展将促进中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促进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的有机结合，不断完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
借鉴
1．生活宜居、科技引领的新兴城市
在区域层面，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非首都功能疏解作用；
在城市层面，加强与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协同发展，明确自身定位，促进京津“做优”、河北中等城市“做强”、小城市“做大”；
在地区层面，通过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促进京津冀“多中心、网络化”的城镇空间格局形成。
正确认识雄安新区的资源优势和劣势，循序渐进，合理确定短、中、长期的建设重点。在建设的初期，明确雄安新区的历史定位：
作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区域，应当严格控制房地产开发，控制落后产业的进入；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完善交通建设，降低雄安新区到北京的交通成本，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做准备。
在建设中期，利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完善居民生活便利设施，提高生活舒适度，在政府的引导下，完成部分行政功能、部分央企以及教育医疗资源的搬迁。
在雄安新区建设的后期，利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转移，成为一座生活宜居、科技引领发展的新兴城市，成为京津冀协调发展的重要一极。
总体规划一旦确定就要坚持执行，避免短期政绩考核与城市长远利益不一致，将长远的总体规划和现实指导性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实现由“新区”向“城市”的转变。
2．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生产要素流动的过程中作用各有利弊。在雄安新区建设的不同阶段，应结合发展规律，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纽约新城的建立完全由市场主导，导致新城区郊区化、主城区影响力下降的“逆城市化”现象；
巴西利亚迁都完全由政府主导，城市设计过于理想化，将城市整体布局设计成飞机形状，从而为人们的生活带来种种不便。韩国世宗市的建设则体现了更多的政府和市场的融合。
新城规划之初和开发建设过程需要充分考虑国情、主城和周边地区的区域发展阶段，正确处理主城区与周边城市的关系，做好产业分工和功能的合理定位。
在新城建设的初期，充分发挥政府的引领和带头作用，成立专项资金，对于一些产业和企业进行优惠补贴。待新城具有一定的功能后，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未来新城产业发展的方向和人口的规模要依据城市资源的承载能力而定。
在资金来源上，要调动民营资本的积极性，多发挥社会资金的集中优势，也可以成立新的投资公司，负责新区的规划。
雄安新区的主要功能在于承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但也要看到，短期内北京可以析出的资源还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新区应该从首都获取能够提升自己核心竞争力的资源，缩短与北京的差距，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
3．避免削弱大城市核心竞争力
新城建设非一日之功，需要遵循城市发展的内生逻辑，根据定位，有序引导产业迁入。新城建设应该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与面临的情况及时调整。由于历史积累的要素基础和产业的路径依赖，大城市的吸引力较大，短期内难以有效地引导产业迁入。
但也要避免采取强制的政治手段，过快疏解北京的产业结构，导致北京城区的吸引力快速下降。北京应该通过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优化城市的空间结构，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国际竞争力，把自己打造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级大城市。
4．以“人”为本
新区的建设，要以“人”为本，既要考虑到整体设计的美观，更要充分考虑到普通居民的需要。要重视公共服务配套与发展，建设水平一流、便捷完善的教育和医疗公共服务体系。要培育优质的公共服务功能。
发展理念要由以服务“产业”为导向转变为以服务“人”为导向，由“生产、生活、生态”各自单一的功能区向统一协调的科技新城转变，提高居住的舒适度和便捷性，减少职住分离的规划设计。
尽力避免巴西利亚的城市设计模式，人为地将整个城市分割为行政、文化、居住等区域，忽视人的复杂需求以及城市未来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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