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 | 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

作者简介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师从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Oliver Hart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3年第2期，收入《经济学家茶座》精华本。发表本文时，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杨小凯先生不幸于2004年去世。

全文6021字，阅读约需13分钟

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

纪念杨小凯逝世14周年

【按】2004年7月7日，杨小凯先生不幸逝世，时年56岁。杨小凯先生是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学者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追寻真理，这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知识分子精神在当下尤其宝贵。为此，再次转发聂辉华写于2003年的文章《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一文，是为纪念。

——聂辉华 2018年7月8日（故标题为14周年，今日重发）

年轻时意气风发，结果不幸入狱十年；出狱后自学成才，考取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后创立超边际学派，两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最终因病去世，可谓天妒英才。杨小凯，这是怎样的一个灵魂？

题记

   性格决定命运。

——培根

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做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者，更是稀缺得如凤毛麟角。杨小凯，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华裔经济学家，却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杨小凯现任澳大利亚莫纳什（Monash）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展经济学杂志》（JDE）、《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等国际一流的学报，已出版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原理》等多部中英文专著。

锋芒毕露论时政两度陷囹圄

磐石不移苦自学十年悟真经

杨小凯学名杨曦光，小凯为乳名，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1962年，由于当时刘少奇反对考“父母”不考学生的阶级路线，录取标准不看学生的家庭成份，因而杨小凯和当时很多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同学考入名闻遐迩的长沙一中初中。

1965年，录取标准唯成份论后杨小凯又与许多高干子弟一起考入长沙一中高中。不过与大多数骄横跋扈的纨绔子弟相反，杨小凯朴素得像一个平民的儿子，只是在他文静的外表下潜藏着思想的滚滚波涛。

没多久，“文革”开始了，像暴风雨席卷了整个大陆，杨小凯这些正需要阳光雨露的小草们就被突然卷进了这场浩劫。跟当时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杨小凯忠贞地投入其中，甚至不惜以自己柔弱之驱捍卫天真的信念。

1967年2月，因不满省军区抓捕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的工人群众，杨小凯挺身而出，散发传单、写大字报，结果被军队抓去，在公安局监禁两个月。在狱中，他高唱革命歌曲，用绝食来为自己争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机会。

监禁没有消灭他的勇气，反而促使他开始深入地思考“文革”的实质以及中国的前途问题，写下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等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有见地的文章。

这些闪烁着思想之光的文章被广为传颂，结果令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羞恼成怒，竟亲自下令将杨小凯再次投进监狱。从1968到1978年，年仅20岁的杨小凯在黑暗的牢狱中被关了整整十年！直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过问，1983年他的沉冤才得以昭雪。

进去时尚是弱冠少年，出来时已到而立之年。20岁，正是黄金般的美好年华！本应坐在明净的教室里自由地汲取知识的营养，为自己的明天憧憬着各种梦想，在广阔天地间纵横驰骋任意挥洒。

如果一个人最灿烂的年华是在最黑暗的监狱度过，结局可能有千万种；但是我敢肯定，恐怕很少人日后还能成为一代宗师！面对绝境，杨小凯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暴自弃。在艰苦的劳改之余，他拜当时也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学习数学、英语和材料力学、机械学。尽管他的肉体饱受折磨，但在精神上却是那么的固若磐石、坚不可摧。

在狱中，能接触到的经济学读物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杨小凯以其天才般的智识反复研读，发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三大致命缺陷，他甚至自己用拉格朗日方法推出Gossen第二定理。

这些在绝境中的体悟，日后竟成为他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滥觞。进去时杨小凯只是一个中学生，而出来时他在学力上已经完成了大学水平的学习。

恢复高考后的次年（1979年），杨小凯曾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数学课，于第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所，担任实习研究员。1982年，未上过大学的他到武汉大学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被聘为助教、讲师。

从1984年到1986年连续三年，他每年出版了一部这方面的著作。我相信，即便是没有进过监狱的“老三届”也不一定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怪不得一位崇拜杨小凯的网友深深感叹：“即便杨小凯没能有今天的成就，仅凭他这一点，他就有资格进入我们这一代中的优秀者行列。”

先哲曾云：“痛苦之时，正是磨练造就阅历人情世故之候。一生本领，多在此处得来。不可困而委顿，如无根小草，不耐风霜。看遍二十四史，古来有大功业者，孰非从艰难困苦中来？”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的，杨小凯这棵昔日的小草饱经风霜，已经长成一棵大树，乃至日后成为全球华人经济学界的一棵“骄杨”。

负笈西域从名师五载得正果

漂落澳洲创学派仗剑闯江湖

杨小凯是不幸的，一个才华卓绝的人竟遭遇天妒其才的命运；杨小凯又是幸运的，至少他没有像张志新、遇罗克等同时代的英雄们那般英才早逝，而且以后多次获得大师的提携。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G. Chow）对杨小凯在经济计量学的经验研究方面的天赋颇为赏识，遂推荐他于1983年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

在普林斯顿大学，这所以“美丽心灵”容纳了天才、诺奖得主纳什（Nash）的世界名校，杨小凯如鱼得水。他有幸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高手迪克西特（Dixit）、格罗斯曼（Grossman），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

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Reader）。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四年时间！

需要说明的是，在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师要评讲师必须在国际排名前50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至少2篇论文，高级讲师要5篇，而副教授要10篇，教授则必须在本研究领域内能在国际上排进前5名。

因此，直到目前为止，该系只有2位教授（另一位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若干年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界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像杨小凯，坐了10年牢，出来后还有今天的成就，我们是想不到的。你说杨怎么跟我比？我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他却在坐牢，假如他有我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赢不过他。”

杨小凯何以如此能耐？皆因他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又称“超边际经济学”（Inframarginal Economics）。

且让我简单地对其中的背景做些交代吧。按照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发的意蕴，“劳动分工”对实现递增报酬的推动作用和“市场竞争”对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然而，自1776年以来经济学发展了一百多年后，能同时处理“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的数学工具（如处理角点解的“库恩—塔克定理”）仍没有发现。

为避开这个难题，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大师们就把全社会的人分成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两部分，用效用函数和无递增报酬的生产函数来描述“市场竞争”。

但是生产函数只反映了各种投入产出的关系，而未反映专业化水平、组织结构、递增报酬，这显然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相悖。

在这种情况下，以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利用现代经济学和数学工具逐步复苏了斯密的思想，通过构建一个超边际的分析框架，成功地同时处理了以“资源配置”为形式的边际决策和以“劳动分工”为形式的超边际决策。

打个比方，学生在填报大学志愿时选择读什么专业就是一种超边际决策，它是跳跃式的、非连续的；而一旦确定了专业后，如何在一个学年内分配学习时间就是一种边际决策，它是连续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解释后一种决策，它无法解释前一种决策，但是从实践上看前一种决策更为重要。

杨小凯等人所创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缺陷的同时，提出了对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城市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几乎当代所有重要主题的全新解释，并试图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这条线将它们全部贯通，声称要消除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界限，将新古典经济学包纳其中。不可否认，杨小凯的野心实在是太大了！

在新古典经济学牢牢占据西方经济学界主流地位的今天，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一开始即遭到了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四面围攻，但是这一学派经过战火的洗礼，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正日益得到好评。

诺奖得主布坎南教授于2002年3月访问莫纳什大学时，在一次有副校长和院长参加的午餐会上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就在贵校，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

在布坎南的支持下，杨小凯和他的同事成功地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专门向美国一流名校的研究生讲授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半个多世纪前，一位姓杨的中国人首次为我们摘取了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谁又敢说姓杨的中国人不会再为我们赢得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呢？

杨小凯创立新学派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其过人的天赋，但是他一步一个脚印，遵循国际学术秩序并最终成功突围的做法更值得中国经济学者学习。首先，创新的思想必须体现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因为一流名校的博士论文得以通过本身就说明它经得起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批评，这是第一关。杨小凯在普林斯顿的博士论文，就成功地提出了一个建基于递增报酬的劳动分工的微观模型。接下来的第二关，要能在一流的匿名评审的学报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这些论文要有一定的引用率。杨小凯和他的同事、学生以及其他经济学家，针对新古典的所有主要命题写出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在一流学报发表后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三关，要把自己的成果编成教科书，使教师爱教，学生爱学，并且有研究生愿意做这方面的学位论文。

1998年和2000年，杨小凯与人合作共出版了三本中英文教材，吸引了欧美和中国一批研究生做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论文。当一个学派的理论进入一流大学的课堂教材时，一个学派才算真正取得了成功。当然，除了上述三关外，还需要一些支持性条件，包括较强的数学功底，能将本学派的思想模型化，拥有自己的刊物和网站，并得到基金资助。

杨小凯本人的强项就是数学，如今他们已经成立了“超边际经济学会”（InframarginalEconomics Society）以及一个交互式的“超边际经济学网站”（www.inframarginal.com）。

其门下弟子史鹤凌、孙广振、刘孟奇和李克等人，分别把守澳洲、澳门、台湾、北美等地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门户。当初之所以选择澳洲莫纳什大学而不是美国一流大学，杨小凯的解释是，因为“革命总是在边缘地带发起，好比英国的工业革命”。

相形之下，国内的一些学者出版了一两部未经匿名评审的著作或论文便宣称某某学派创立的做法，显得何其浅薄！

诲人不倦传学问睿智点中国

詈患肺癌信基督天公降奇迹

在很多人看来，像杨小凯那样少年时便锋芒毕露，动辄对新古典理论大开杀戒的名人，要么高傲冷峻，要么性格乖戾，总应该显得高不可攀才是。但是，杨小凯给人的印象却是非常的和蔼、平易近人，对于后学总是谆谆教导、勉力提携。

2000年我还在人大读本科，适逢杨小凯教授到人大演讲，在热烈的演讲延长了一个小时后，他竟然留下了自己的电子邮件。我按照他提供的邮件发给他一篇冗长的论文，请他指点一下。

本来没有想过他这样的名人会给我回复，但是一周后居然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他指出了我论文的几个模型有一些问题，还将与这些模型有关的几篇文章的电子版给我发了过来。

读了研究生之后，我又向他提了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作答，并且将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群发给他的几个学生看并要求他们给予解答。

虽然贵为教授，但是杨小凯依然是朴素本色，在莫纳什大学坚持每周上六天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风雨无阻。对于一个敢于用最宝贵的生命来捍卫心中之真理的人，还没有什么名利不能看开呢？

正是杨小凯伟岸的人格，感召了一大批弟子投入门下，他们亦师亦友。尽管在学术观点上有时也难免争执，但是对于杨小凯的人格却是赞美之词是溢于言表，几乎言必称“小凯”。

作为一个华人，杨小凯始终热心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他针对中国情况提出的许多观点，例如给予国有企业老板剩余索取权，放开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以成立企业的自动注册制取代批准制，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如今部分已经被中国政府所采纳。

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迅速发展，当大多数学者对此赞誉有加时，杨小凯却当头泼来一盆冷水。他提出了“后发劣势”的假说，认为中国的发展靠的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但却没有建立起成功的制度。

由此可能导致经济改革的快速发展而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在短时期内也可能是成功的，但却可能对中国的长远发展不利。与杨小凯的思想导师哈耶克一样，杨小凯在中年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从经济、历史、宗教和政治的多个角度来分析中国问题。

一次在北大演讲时，他曾半开玩笑地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以前提倡民主和科学，我看今后要提倡自由和宪政了。”

正当杨小凯处于事业的颠峰时，不幸再一次降临于他。早年的炼狱对他身体的摧残，再加上他废寝忘食的研究工作，2001年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真是天妒奇才！然而和年青时面对绝境一样，杨小凯再一次显示出他坚强的人格。

他开始笃信基督教，每日祷告，并接受了科学的治疗。难以想象的是，像他这样理性的经济学家居然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的祷告居然真的令病瘤消失了！

2001年9月份时，他的整个右肺都僵硬了，讲话都很困难。而现在杨小凯不仅讲话正常，还开始游泳、打网球，甚至玩帆船！

2002年7月15日，杨小凯在上海出席了由复旦大学和澳门大学联合主办的“超边际分析与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上午，他给我们这些后学们语重心长地谈了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感受，之后和大家合了影，紧接着就去做手术了。

下午，在我们即将开始研讨会时，负责会议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教授就兴奋地告诉大家：“奇迹总是发生在小凯身上。小凯的手术非常成功，他还吃了两碗米饭！”大家一片欢呼。

总有一些事让我们无比感动，总有一些人让我们无比折服。关于杨小凯的故事，也许很多人并不陌生。我写下上面的话，不是想以此为杨小凯建碑立传，而是希望带给更多的人以鼓舞和激励。

特别是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时常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受到良好的经济学教育，还要直面社会的各种世俗压力。

可是，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些，跟杨小凯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绝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注定成不了像杨小凯那么宏大的事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杨小凯作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榜样，在小有所成时不要沾沾自喜，在遭遇困顿时不要萎靡不振。

为 接 朝 霞 顾 夕 阳

——《薛暮桥回忆录》写作出版记事

记得是1996年4月下旬的一天，天津人民出版社负责父亲回忆录的编辑专程来到北京，带来美编设计的两个封面。

两个封面上都镶嵌了父亲的一张笑容可掬的黑白照片，一个以淡驼色作底，一个以大红色为衬。父亲一生清静淡泊，自然选中了第一个。就这样《薛暮桥回忆录》不但内容定稿，装帧也确认，只盼着早日出版了。

5个月后，当我们从天津取回一本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薛暮桥回忆录》并放到父亲手中时，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却人生一大宿愿的欣慰的笑容，全家人也为父亲能在耄耋之年战胜病痛，完成这本回忆录而感到无比欣喜。

如果是在15年前，甚至10年前，著书写文章，对父亲来说是轻车熟路，而这本回忆录却是他在85岁那年开始亲自动笔，87岁身患帕金森病后开始在别人的帮助下修改的，前前后后历经7年时间。这期间，父亲克服了多少由衰老和病痛带来的障碍，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

其实，并不只7年时间。早在1986年，父亲当时的秘书李克穆在与父亲的闲谈中了解到，父亲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党，后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又亲身参与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从起步、发展到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李克穆第一个向父亲提出要把这段历程记录下来，以飨后人。父亲当时十分繁忙，尚在第一线工作，并未把写回忆录列入议事日程。于是，李克穆就手持一台录音机，一有空就请父亲讲。

父亲在旅途中讲，在会议间隙时讲，在公园散步时讲。不知讲了多久，录了多久，二十几盘录音带录满了。这些磁带由我们做女儿的协助克穆整理成稿，这可以说是回忆录的第一稿，尽管后来并没有采用它们。

到1989年下半年，父亲的精力大不如以前，外出开会、做调查已感吃力，加上当时改革的形势出现了曲折，再加入理论界的争论，重申那些说过多次的观点，父亲感没有必要。做些什么呢？

一天中午，在他应该午睡的时间，我看见他站在窗前沉思。我走过去对他说：“爸爸，你写回忆录吧！”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过了几天，我看见他坐在桌前，摊开一本稿纸，写上了回忆录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走出破落的地主家庭”。我心中顿时感到十分轻松。几年来，父亲身边的同志，吴敬琏、吴凯泰、李克穆都多次劝他写回忆录，这下他总算同意了。

父亲很少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经历，但他那大脑像一个缩微资料室，尤其是多年来的工作性质使他对数字格外青睐，他能把诸如“一五”“二五”时期的各项经济指标长存心中，鲜活如昨，所以写回忆录时他全凭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而一笔直下。

就这样，他一直写到1991年春天，完成了一个约20万字的初稿。其间，他也外出开会、讲话，但更多的时间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1991年春天，父亲因脑供血不足住进北京医院。治疗休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夏天，又因吸入性肺炎再次入院。这次，大夫查出他患有帕金森病。在此之前，我们已发现他做各种动作都比常人吃力，原以为是衰老，不知是疾病。

对一位学者来说，帕金森病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能力，使他眼睛看不清，下笔手发抖。所幸的是他头脑依然清晰，思维依然敏捷。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治疗休养，父亲的病情总算稳定，药物对病情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控制作用。

大概是在1992年下半年的一个什么时间，父亲感到他有精力重新修改回忆录了。此时，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他自己已不能动手亲自修改了，二是初稿因全凭记忆所写，需要核实、补充，尤其是最后改革开放一段，本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却写得非常简单。怎么办呢？只能请熟识他的同志们帮忙。

回忆录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父亲出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部分请朱庭光同志帮助核实事实、补充背景材料，朱庭光的父亲朱镜我烈士是父亲在新四军的同事，朱庭光是父亲在新四军教导队的学生，后又研究历史，所以他是做这部分核实、补充工作最为合适的人选。

第二部分是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这部分请吴俊扬同志修改，吴俊扬同志亲身参加了这17年经济建设的领导工作，了解很多政策的决策过程，做事非常认真严谨，不但对第二部分，而且对全书的内容、文字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

第三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段时期父亲不论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政策咨询、影响决策方面，都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但他自己在写这部分内容时，因精力不支，简而又简，完全没有反映出他的全部经历。

吴凯泰同志从1978年就跟随父亲做调查研究、著书写文章、搞政策咨询，了解父亲的经历、观点甚至文风，自然是第三部分修改以致重写的最佳人选。吴凯泰同志把这一段内容从一章扩展到五章，从父亲的经历中折射出改革开放既辉煌又曲折的历程。

还有一章是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父亲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所以多半内容反映了个人遭遇，由母亲对这章做了修改、补充。

这几位同志完全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为了把这段历史留给后人，自觉、自愿、无偿地来帮忙。他们各自手头都有一份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我们又没有条件向他们提供稍好一点的工作环境，完全靠他们“自力更生”。

修改过程经常是这样，先由父亲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意见，他们也会根据初稿提出各种意见，经父亲同意后，他们去做修改。改稿送回后，由父亲当时的秘书潘德发同志，还有我们做女儿、女婿的一遍一遍念给父亲听，父亲边听边提出意见，再返回去修改。一生亲自动笔习惯了的父亲对这种看不见又不能写的工作方式极不适应，他在无奈中顺从了命运。

就这样经过了几次反复，其间又请徐雪寒、陈先、吴敬琏、李剑阁、李克穆等同志提出宝贵意见，最后终于由父亲亲自敲定了书稿。

应该说，父亲对这个定稿还有不满意之处，对其中的几个章节还想修改，但从1995年夏天到1996年春天，他三次因病住院，身体状况使他感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作出了交稿的决定。

在这本《薛暮桥回忆录》中，父亲是站在什么基点上对什么内容进行回忆的呢？

父亲是个知名人士，但对于他的身份众说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个学者，有人则说他是政府高官。我曾经问过父亲，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他对自己身份的确定决定了这本回忆录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他投身党的事业后全部历程的回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珍视自己的理想，但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分析从当下追溯至马克思的最初设想。父亲是一个以思考为生活方式的人，工作时思考，写文章时思考，理发、散步时也在思考，就是在被批判、住牛棚时也不放弃思考。

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他顽强的思考并未为他创造出一个思想体系，当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这个创造以后，他就自我批判，就寻求，就吸收。他不怕否定自己，当时代证明他的看法与现实相悖时他就一次再一次的重新起步，重新思考。

当然，思考的结果有变化也有执著，在变化和执著中他始终把握着分寸，这个分寸的界限就是最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

建国后，父亲长期在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多年来参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他深知体制的厉害，谁在其中也逃脱不了体制的束缚，所以他把回忆和思考的重点放在经济体制的变革上。

父亲曾主持过几个部门的领导工作，对这些部门的工作有过很多实施很成功的政策建议，但他不认为个人可以超越历史，尤其不能超越党的决定。

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在党的十二大决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期，他虽有不同意见，但一方面因为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务院现职高级干部，在公开场合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所以他都没能明确表示出自己的见解。

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在这本回忆录中，也有许多事情表述得相当含蓄，需要留待时间的淘洗才能慢慢显露出其含义。

就个人性格而言，父亲不是性情中人，他平时的话也很少，所以，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在回忆录中流露出来，如果是细心人，大概能看出一点痕迹来；加之他的语言非常简单朴实，他不擅长描述，更不会渲染，所以这本回忆录圈外人看可能觉得比较枯燥，尤其是后半部分。

我看了季羡林、王蒙等大家的文章，常羡慕他们的文笔，羡慕他们能用准确的语言驾御复杂事情和人物的能力，常想，若是能有他们这个能力写回忆录，可能就要好看得多。

但话又说回来了，父亲一生虽然经历了很多复杂事物，与很多人们感兴趣的大人物有着较深的接触，但又有多少是能写出来的呢？况且父亲又不是一个对人情世故很感兴趣的人。

写完回忆录后，父亲休息了一段时间，但很快我就发现，即便他那时的工作能力很弱了，但没有工作的生活让他很寂寞。而他确实还有一个心事未了，那就是他在1989年—1992年所写的20多篇文章、信件、报告，还没有集成文集，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有1990年9月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封信，来年1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等，这两篇文章把有关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和政策论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对他办公室留存的文件和档案进行了清理，又发现还有几十篇他在1979年—1988年写的未曾发表过的文稿，这些文稿有的是内部报告，当时不宜发表，有的是因为观点比较激进，比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质疑，发表时被报纸删去。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在吴凯泰同志的主持下，我们着手对这些文稿进行编辑整理，准备编成一本新的文集。

吴敬琏同志得知后，建议由三联书店出版。我们想，父亲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之一，他最初的两本书《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是1937年在新知书店出版的，这最后一本书如果能在三联书店出版，那将是非常圆满的。

在吴老师的促成下，三联欣然同意，父亲亲自为这本书定了书名——《薛暮桥晚年文稿》。1999年上半年，这本装祯淡雅的三联版《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了，父亲自然是非常高兴。我们向国家计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各经济所等经济界人士赠送了近200本样书，为父亲一生的经济思想画上了一个句号。

真要感谢上苍，让父亲完成了他所有的心愿。因为就在《薛暮桥晚年文稿》出版后不久，1999年7月22日，他因帕金森病加重而住院调药，一个月后因感染院内细菌患肺炎，经过了20多天的抢救之后，在1999年“十一”前脱离了危险，但他的生命质量已大大降低，成了北京医院的长期病人，卧床不起。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的时间了，父亲全身退出了世俗的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出入会议。父亲的人生定格在洁白的病床上，听任生命之河静静地流淌。

写于2003年

以经济散文传播经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