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与转换：一种学术感悟

     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新疆艺术学院天池学者、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东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特聘专家。中共中央人才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直接联系专家，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首批唯一的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曾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宝钢优秀教师奖等奖励和称号。现任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体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民间文化研究专委会、民族节庆专委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项目编号：16ZD09）首席专家。代表作有《中国民族学史》（上、下卷，其中下卷合著，1997、1998年）、《艺术人类学新论》（2008年）、《西藏唐卡的传承与保护》（合著，第一作者，2018年）、《中国跨界民族》（合著，1994年）等，担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编译，第一主编，2018年）、《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2004年）、《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第一译者， 2008年）等，发表100余篇学术论文。

       在研究和写作时，应当经常回望专业学习和研究经历，从不断地自反性小结中悟出些道理来。我在基础教育阶段经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荡涤，学科重建初期进入大学读书，又因为专业发展和理论范式变化而转换了专业及研究方向。比起从学术训练一开始就选定了自己专业方向和研究领域的积淀更深厚的先辈和更富有朝气的后浪来说，捋清楚线索似乎又不是那么容易。就着这种经历，我说说转换，由此找找焦点。

          一、从地方史到民族学

　  1978年，我从新疆乌鲁木齐县红旗公社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跨入了专业之门，憧憬着一个专业学者的诞生。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不少在全国学术界都很有影响，比如史念海、斯维至、朱本源、牛致功、黄永年、何清谷、孙达人、杨德泉等。他们在历史学的不同领域中各有建树。进大学不久，我每天除了在课堂上认真学习和研读各门功课及在宿舍里为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之外，也就开始想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研究的史学领域，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大学二年级初，通过同班同学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当编剧的朋友，我结识了在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维吾尔语部做编辑的刘志霄老师（后来他调到新疆社会科学院工作并曾担任该院副院长）。他写了一个阿曼尼莎汗的电影文学剧本，西安电影制片厂想要筹划拍片，来“咨询”我们这些历史学专业的人是否符合史实。我们发现其中有许多课堂上并没有提到的历史事件，又去翻检史料，发现作者相当专业地勾连了历史发展线索。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1957级的毕业生，一直在研究维吾尔族历史。于是，我们邀请刘老师来和我们历史系当时在读的、从新疆来的同学搞了个座谈。刘老师问有没有人在研究新疆史，当时在座的同学还没有选择这个研究方向的。在这种刺激下，我开始将新疆地方史作为学术主攻方向。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是西北地区最丰富的，我没课就泡在图书馆里，因为多数文献都是馆藏线装孤本，只能在管理员看管的古籍阅览室里一册册阅读和摘抄。到毕业前，我已经仔细地读过一遍图书馆馆藏新疆方志，摘抄了近千张文献资料卡片。因为清代新疆地方志文献种类较多且记载细致，我根据搜集的史料，写成了学士学位论文《清乾嘉时期新疆屯田分布状况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历史地理在全国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史念海先生和复旦大学谭其骧、北京大学侯仁之可谓“三足鼎立”。我有意识地运用历史地理学视角，由在新疆工作过多年的杨礼未教授指导，写出了这篇清代新疆地方史论文。初稿在大学三年级末就已经有了雏形，暑假回家还向新疆大学历史系刘锡凎教授请教，讨论清代新疆屯田问题。虽然当时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新疆地方史并非是一个研究领域，没有老师做专门研究，更没有这方面的课程，但通过综合与交叉的路径，我完成了16000多字的论文。后来这篇论文经过压缩、删改，发表在《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上。此前在一些新疆历史著作中，有人提到过清代新疆屯田，但还没有做专题论文的。我通过这个过程开始认识到，对新的学术领域的探索首先要有积淀，通过扎实的学术积累去夯实基础，在史学来说主要是对文献史料的掌握和熟悉，能够较为自如地驾驭，形成初步的认识和理解，再发挥综合性的视角，形成自己的观点。

　　大学毕业前，我考取了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专业新疆民族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陈永龄教授和朱宁副教授。虽然当时叫作民族学专业，但专业刚刚重建，中央民族学院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受苏联的学术影响，将民族学专业视为历史学学科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历史学的路子。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哈萨克东方贸易关系——对清代哈萨克族与中原、蒙古地区及新疆其它民族间贸易联系的探讨》写了85000多字。入学不久我就开始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主阵地扎在文献堆里工作。没课就骑着自行车，从魏公村到故宫西华门里靠着围墙边的档案阅览室里查档案，从朱批奏折、军机录副，到户部红本，一卷卷地翻检，前前后后抄录了20万字的档案资料。中午休息时就在故宫职工食堂吃饭，饭后与来自不同单位的查档者在休息室里聊天。包括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老师和研究生们、美国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等，都在午饭后的聊天群里。

     通过与老师和同班同学之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央民族学院本校的和外校老师们的课程讲授，我极大地扩展了知识面。两位导师和宋蜀华、苏晋仁、王辅仁、施联朱、黄淑聘、陈凤贤、马启成、陈俊谋等老师的课程讲授为我奠定了以原始社会史、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古代汉文文献解读、西北民族研究等方面广泛而扎实的民族研究基础。张广达、罗致平、耿世民都是掌握好几门外语的专家，他们讲起新疆和中亚文献及相关研究，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令人大开眼界。史树青、马汝珩、杜荣坤、马大正、陈可畏、蔡家乙、白翠琴等耕耘在边疆民族研究不同领域的老师，用专题讲座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理解角度。吴文藻、杨成志、张锡彤、闻宥、费孝通、林耀华、王钟瀚、马学良、贾敬颜等先生以报告、讲座、答辩、聊天等各种形式的教诲，给予了我学术的加持。想想在我求学时，能够有这么多杰出的老师耳提面命，真是让我一生受用的宝贵财富。他们教给我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做人、做学问的道理和原则。在这样的求知路上，我一方面在清代新疆地方史领域有了更扎实的研究积淀，另一方面也具备了知识扩展的可能性。

     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留在所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我从攻读硕士学位的第二年暑假前后由朱宁老师带队去新疆调查，到工作后参与几个项目研究，还有为了准备中央民族学院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人民政府合拍的《中国塔吉克》专题片脚本的座谈和考察，我开始接触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实地考察。不过，因为当时并没有质性研究方法及方法论的专题研讨，可以阅读参考的也只是杨堃先生的《民族学调查方法讲义初稿》打印本。这本上下两册的文稿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刊印的，后来经过修改，更名为《民族学调查方法》正式出版。我那时用的是在现在看起来很简单的调查方法。在一次暑期调查时，我竟然忘记记录调查的具体地点，也没有写调查日志，撰写论文整理资料时才发现了问题。当时我也常常沿袭开座谈会的调查方式，却全然没有意识到座谈会可能存在的“知识权威”对于信息的定调和主导。在一次次调查中，我开始慢慢地积累经验，改进调查方法，不过那时还没有提升到方法论层面去认识问题。

　   1991年，我考取了陈永龄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攻读民族学专业中国民族学史研究方向。除了个人阅读以外，我重点学习学科史专题课，包括去杨堃教授家上了一个学期课，开始了更系统的学习。我最初想要读的博士研究方向还是新疆民族研究，于是打听是否会招收这个方向的博士研究生，陈先生的回答是这个方向有硕士研究生就可以了，不用读博士研究生。

     待招生方向公布后，综合评估下来，我发现也有可能去研读这个方向。首先，我有还算扎实的历史学训练，不仅从事学科史研究应该说是比较容易上手的，还恰恰可以弥补当时中国民族学史研究文献资料搜集及历史过程叙述的全面性和细致性都有欠缺之虞。其次，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我先后参与了中外文化名人研究中心几本重要的工具书的编纂，负责《中华文化名人录》《中华文化名著大辞典》《中国全纪录》等著作的民族宗教部分，已经多多少少有了一些积累。开始读博之后，我开始结合以往学习和研究的积累，利用历史学训练所获得的文献史料搜集工夫，再加上民族学访谈作为基本研究路径，在这一新的领域开展研究。在新领域探索前，也许要考虑扩展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我从切身体会认识到，既往的知识和经验对新领域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帮助，汲取其中在学术理论与方法的积累，能在一个新领域开拓的过程中发挥出某种优势，不仅能尽快地介入其中，还可以将原来熟悉的一些知识和实践更新，产生出可能具有某种独特性的想法。与此同时，在新的探索中，还要尝试反观原来的那个研究领域，发现理论和方法论范式的不足与缺陷，在知识创新中有所贡献。

           二、从民族研究到人类学

　　1992年春季，我作为1991级博士研究生开始攻读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专业中国民族学史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通过阅读和研究，我感受到中国民族学实际上有两个传统：一个是20世纪前半期由蔡元培倡导，吴文藻、杨成志、凌纯声等人开创的、与欧洲和北美学术有更多联系的民族学传统；还有一个就是20世纪50年代经由民族识别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建立起来的中国民族学“新传统”。尽管陈永龄先生和王晓义老师曾经写过一篇长文《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陈永龄先生去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学时也把20世纪前半期作为中国民族学史的重要构成时期，但当时讨论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过程时多数人只讲中国民族学“新传统”。于是，我入学后就向陈永龄先生提出，我能否在读博期间将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作为研究主题，先生告诉我，他招收这个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一段历史搞清楚。

　　我把很多时间花在资料搜集上，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文津街总馆和柏林寺古籍馆都是我常去查阅资料的地方。1993年10月至1994年1月，我去南方搜集文献和进行学术访谈。第一站是南京，以第二历史档案馆为主，也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东南大学图书馆查阅民国档案及文献资料。接着又去了上海、杭州、福州、厦门和广州。在上海图书馆南京路总馆和徐家汇藏书楼、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省档案馆、福建省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处进行资料查阅。在这次考察中，我也先后拜访了厉天予、章复、黄淑娉、容观夐、张寿褀、陈国强、陈树德、林嘉煌、陈元熙、叶文程、夏元敏、吴融酉、沈关宝等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并进行学科史专题访谈。1993年12月下旬，当我到达原定行程的最后一站广州时，在当时乱得出名的广州火车站大行李包被近乎抢劫式地偷走，丢掉了大约20万字的手抄资料、一些无法弥补的珍贵照片连带拍照的相机、访谈笔记本和一大沓复印资料。就在心情绝望甚至想要放弃研究之时，我在中央民族学院读硕士研究生和参加工作初期的老师和领导、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时任系主任黄淑娉教授给了我慷慨帮助，在广州的朋友陈延超、盘小梅、林滨也给予我全力支持。在朋友们的鼓励之下，我又由原路返回重新查起。其间又得到很多朋友的帮助，使我重新拥有了非常重要的20多万字资料。

　　1995年5月，我进行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杨堃、林耀华、罗致平、陈永龄、王晓义五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认真地审阅了我的论文，并提出了细致的修改意见。答辩委员会决议中评价我的论文：“加强了中国民族学领域中的薄弱环节，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发展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建设中国民族学理论作了基础性的工作，对现今往后的民族学工作者了解中国民族学的这一段历史，借鉴前人的经验更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宋蜀华教授旁听了答辩会。老师们积极鼓励和支持我在略加修改后尽早正式出版。1997年，由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民族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史（1903-1949）》修改而成的《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正式出版时，又得到先生们的厚爱，吴文藻教授的遗孀97岁的冰心先生题写了书名，95岁的杨堃教授热情鼓励并亲自作序，导师陈永龄教授写了第二篇序。在上卷交稿后，又应出版社的要求，紧接着开始了下卷的写作。1998年，《中国民族学史·下卷》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继续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队伍加上了我的两位硕士研究生同学，张海洋撰写了有关台湾民族学发展状况的两章，胡鸿保执笔撰写“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的民族学生存与发展这一章。

　　后来，我借着到一些地方出差的机会，抽时间去当地的档案馆、图书馆查阅资料。先后去过云南省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云南大学档案馆、云南省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也利用两次去台湾进行各一个月学术访问的机会，查阅了台湾大学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图书馆的相关文献资料。也专程或者顺便访谈了李亦园、乔健、田汝康、黎国彬、马曜、王叔武、汪宁生、黄惠焜、王树五、宋恩常、蔡家麒等一批学者。1998-1999年我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期间及在此前后我又访谈了50多位做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美国学者和学生，其中包括葛伯纳（Benard Gallin）、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武雅士（Arthur P. Wolf）、孔迈隆（Myron L. Cohen）、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华琛（James L. Watson）、杨江（John Young）、王保华（Bernard Wong）、郝瑞（Steven Harrell）、安德训（Ann Anagnost）、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顾定国（Gregory E. Guldin）、杜磊（Dru C. Gladney）、利普曼（Jonathan N. Lipman）等知名的人类学家。当时在美国任教的景军、阎云翔、宝力格也在我的访谈对象名单中。

　　1995年我担任了中央民族大学国家级重点学科民族学系副主任，上任伊始，就协助时任系主任庄孔韶教授推进课程改革。苏联民族学学术体系和中国民族学“新传统”双重学术范式影响之下的民族学课程体系是以历史学为主干的。通史类课程占到本科必修课程的三分之二以上，本科三年级才开设“民族学通论”课程，还有一门“民族学调查方法”，与民族学有关的课程再加上以概括介绍为主的“中国民族志”和“世界民族志”等寥寥几门。这与学科建设的要求差距很大，更没有关照国际学术界的知识架构及其更新。所以当时就找来美英等国大学人类学专业课表，想办法搜集教科书、课程教学计划。导师陈永龄教授当时从加拿大里贾纳大学承担课程教学任务回来不久，给了我厚厚一叠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大学人类学系的教学材料。视野比较开阔的老一代民族学家此前已经在思考课程和教学改革的事了，当他们到了一所大学就会关心该校的教学体系和课程结构，把用心搜集的材料整理好积攒起来，终于派上了用场。我们组织大家讨论，商量课程体系改革的具体方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和民族学系加在一起，包括后来分出去的民族博物馆在内有近百位老师，而学生就是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20多个人。老师多、学生少，老师们课时分配不过来，于是采取了除主干课程之外大部分课程36课时的方案。虽然也受到很大的阻力，但还是坚持了下来，迈出了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一步，使得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教育能够和国际人类学界相衔接，这就有了更广泛和深入的国际学术对话的基础。

　　通过学科史研究和民族学实地研究，我开始进一步地重新审视我自己也曾经参与实践的中国民族研究的“新传统”。在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民族学研究中，由于受到苏联理论模式及苏维埃联盟制国家体制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实践的影响，也为了应对当时国家民族工作的需要，对于相关学术问题的认识打上了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尽管一些学者也在力求发现和创造中国学术特色，但对于苏联学术思想和学科体系缺乏反思。尽管20世纪50年代末有些中国民族学者也想要在批判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同时，开展对于修正主义民族学的批判，却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批判之上，并没有很好地将学理与中国国家现实状况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入的反思。

　　从那时到今天，我在不断地思考中国民族学和民族研究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学者毕生只关注一两个民族，在探究民族历史与文化并使之逐渐清晰化过程中把民族看得越来越实。民族及其文化的显著标识性和民族界限的清晰和固定，不仅是民族国家缔造过程中对待民族问题的认识与政策导向对于学术的形塑，也和遵循“新传统”学术范式的学者自身的学术身份及诉求有关，为民族历史与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冲动，使研究者形成了沉迷于其中的成见。民族研究与民族及其文化特征的塑造关联起来，一些学者甚至以“发现”或者创造所研究民族新的文化特征和更为悠久的历史为学术诉求。在“新传统”中，往往会赋予民族一些典型化的文化特征，力求说明某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与不同，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却被忽视了。一些各民族共享的文化表现形式加上不同的命名，就成了某个民族的专属。在追溯民族族源时意见不同，但却非要找出单一族源，甚至以将所研究民族的历史向前推了若干年作为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和学术荣誉。民族学“新传统”所推崇的理论和方法论是来自当年苏联那一套，对于相关理论范式、学术概念、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探索不重视，在实证主义传统下，不会去质疑理论框架的可靠性和各种文献资料的真实性，以是否研究自己所研究的民族作为学术共同体认同的基本尺度。今天，面对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的命题，更有必要进行一番更认真的学术反思。

　　1995年暑期，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在北京大学举办了首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我作为学员全程参加了学习。费孝通、中根千枝、宋蜀华、李亦园、乔健、金光亿、蒋斌等知名教授担任讲员，学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50多名中青年学者。密集开展的演讲和讨论涉及学科史、学科理论与实践、田野工作方法等不同方面，与平时的阅读相结合，我对于国际人类学学科规范有了更多的认识，离开民族研究路子，转向人类学了。

            三、从人类学到艺术人类学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调整了学科目录，中央民族大学在保留民族学专业博士点的同时申报了人类学专业博士点。这项工作得到了林耀华、陈永龄、宋蜀华三位先生的首肯，申报材料是由我执笔完成的，我也参与了申报的运作工作。中央民族大学顺利地成为全国第一家既有民族学博士点又有人类学博士点的教学机构。

　　2001年，我开始担任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最初招生的研究方向是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博士研究生进校后再根据各自兴趣选择研究领域。几年后随着招生数量增加，最多一年我招了6名博士研究生，学生们兴趣差异很大，没有讨论到自己关注的领域就不是很投入，即使想要对话，因为在其他领域的知识储备不够也难以深入。于是，我就考虑必须将研究方向聚焦。

　　1995年课程调整中，我开设了“艺术人类学”课程，同时还有我在大学一年级时曾经关注过的“中国美术史”，但有位同事在课程调整后课时不足，就转让了后一门课。“艺术人类学”对于我来说是新的研究领域，当时国内学术界关注者不多。最初我打算结合教学做研究，慢慢发展成一个有特色的研究领域。这又要说到兴趣和积累了，我上小学前为了逃避去幼儿园就让爸妈把我反锁在家里，自己画画，可以算是一枚资深“宅男”。1964年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业厅子女学校住校读书，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参加了美术课外活动小组，每个星期两次活动，在美术老师的指导下画画。除画些简单的写生外，也有“想象画”的创作。老师会选择学生习作中的部分作品寄到当时全国唯一的少年儿童刊物《小朋友》杂志编辑部去。1966年，我的一幅作品发表了，在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可以说是最早“有发表作品”的人了。在中小学，我一直是班级和学校的美术骨干，读中学时还曾经担任学校“红卫兵团”（有点儿类似于现在的学生会）的宣传委员，每个星期还要组稿、编辑、用钢板刻写、用滚筒式的油印机印制红卫兵团小报。刻报头、配插图，再用不同字体刻写标题和内容，使之能够更吸引读者。出墙报、出大批判专栏也是我读中学时经常花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的一项任务。那时也和其他班级竞争，比比谁搞得好、搞得漂亮。记得有一次我们出的大批判专栏有24张纸那么大，贴满了学校最大的一面墙，报头是4张纸拼起来用广告色画的大批判宣传画。当时课程内容很简单，作业也不多，印象中我读中学期间就没有在家写过作业，也很少花时间去准备考试，不过总体来看成绩还说得过去。出于对于美术的兴趣，再加上那时候体音美已经替代了“文化大革命”前“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数理化成为热门，从初三开始，又去拜师学画。也拜访了一些老师，最后追随“文化大革命”前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到乌鲁木齐中学任教的李大用老师学习。每天吃过晚饭后，一帮学美术的学生各自背着画夹、骑着自行车到长途汽车站或者火车站会合，去画人物速写，然后去小旅馆画人物头像，模特儿就是住在那里的我们感觉“形象好”的住客，以维吾尔族老汉居多。如果能够借来石膏教具，或者摆上一组静物，就找一个伙伴的家里或者其他的空房子里画素描。有人发现当时乌鲁木齐火车站西边的“妖魔山”（雅玛里克山的俗称）山坡上有些乱坟岗子，埋葬的是一些到乌鲁木齐求生却遭遇不幸的“盲流”。本来埋葬就是草草了事，又无人祭扫修葺，尸骨都露在外面。于是，在一个周末几个人约着去那里，捡到一个完整的头骨，回来用稀释的盐酸泡一下，洗净晾干后，就成了“教具”，几个人每天晚上去画，画了一个星期。中学毕业后在乌鲁木齐县红旗公社下乡，白天有空闲时在田间地头画小幅油画风景，晚上到附近一所中学我舅舅的办公室里画静物。算起来前前后后学画用了几千个小时。中学期间，我还进了中学宣传队的说唱组，除了表演唱之外，也会客串群舞。

　　1977年初冬，我正在公社水库运土夯坝，工地的大喇叭里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眼前展现出新的曙光。那时完全不知道高考是怎么回事，也更想要在美术方面发展，于是报考了乌鲁木齐市第一师范学校美术专业。专业课成绩不错，尽管将主要力量放在准备美术考试上，但加试大专文科成绩也超出了高考录取分数线55分之多。由于录取中的不正之风，我遗憾地错过了这次机会。1978年，我再次以下乡知青的身份参加了高考，也报考了西安美术学院，并进入复试。但在全疆只招6个学生，榜上有100多人，我担心还要增加几轮考试，于是主动放弃，全力投入大学文科考试。后来在陕西师范大学读本科时也是学校美术组成员，每周也去活动室画画，读研究生时也在周末或者团支部活动到郊区时画些油画风景写生，但距离美术实践是越来越远了。

　　在将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转到艺术人类学之后，我虽然也会继续做学科史研究，承担一些带有应用性更强的人类学研究项目，但会更加有意识地聚焦于艺术人类学，力求由此从理论和方法论上重新理解人类学，寻求新的学术突破。在人类学研究中，很多学者都会逐渐形成个人更多关注的研究领域。但在一些研究区域和主题相对集中和聚焦的探讨中，又不要忘了学科整体关怀和基本的理论与方法论框架，用田野民族志个案更为深入地思考学术问题，寻求为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发展做出一些贡献。这是一种聚焦的“转”，从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一般教学与研究转到更专门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我正是在不断地转换中感悟学术，实现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从生活实践到田野工作，力求更好地领悟和了解社会与文化。

原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为阅读方便，注释从略，请以正式出版刊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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