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 | 转益多师 从实求知——学术生涯的回顾与感悟
何明教授
云南大学特聘教授，民族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民族教育教材与管理政策研究基地主任，兼任第八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民族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担任《民族研究》《开放时代》《思想战线》《西北民族研究》《广西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Mountains and Humanities等学术期刊编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理论与实践研究”首席专家，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研究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项目《人类学概论》首席专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边疆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西南部分”首席专家。迄今在《哲学研究》《民族研究》《文学评论》《文史哲》《开放时代》《学术月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80多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近期代表性论文有《城市族群流动与族群边界的建构——以昆明市布依巷为例》（《民族研究》，2013年第5期）、《民族研究的危机及其破解——学科认同、学者信任和学术体制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全球化及其人类学论题》（《思想战线》，2016年第4期）等。撰写学术著作《论重建民族学：认识论、研究议题和方法创新》《中国竹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变迁的符号表征：以云南为例》等，编著有Ethnicity and Religion in Southwest China，主编有《新民族志实验丛书》《艺术人类学丛书》《中国西南民族志丛书》《东南亚民族志丛书》《中国边境民族的迁徙流动与文化动态》、Review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in Southwest China、《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图像》等，担任《民间手工艺影像民族志系列》总制片人。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二届中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六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成果奖、宝钢优秀教师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云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学术奖励。
一、四处漂泊的少年生活
我父亲响应建设北大荒的号召申请转业，携母亲离开北京去黑龙江开荒，在那东北边疆生下了我。父亲的工作频繁调动，家就随之不断搬迁，从东北到江南再到西南，我的少年时光就在这漂泊中度过。我记不清自己读过几个小学，但几次令我眩晕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我上的第一个学校是离家不远的朝鲜族村小。该村养有很多鹅，大鹅差不多和我的个头一样高，成群聚集在村口，遇到陌生人就会群起围攻。每天上学快到村口时，我就把外衣脱下来，甩舞衣服抵挡鹅的进攻。摆脱鹅口进入学校，遭遇的是另一番窘境：同学们都说朝鲜语，老师讲课时朝鲜语和普通话并用。我父母都是义乌人，在家里说家乡话，在外说普通话，所以我一句也听不懂朝鲜语，上学对我来说完全是折磨。父母感觉到如此下去对我成长不利，几个月后给我转学到另一所离家比较远的学校。
不久后，我父亲再次响应“三线建设”的号召调到云南工作。当时的“三线建设”具有战备性质，不准带家属，我母亲被安置到家乡义乌工作，我和弟妹也被带回到义乌。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听不懂我说的普通话，当然更不会说普通话，和他们的交流开始只能用肢体语言，实在沟通不了的只有请我母亲翻译。日常生活的交流勉强应付，可到学校听课就麻烦了：全校师生课上课下说的都是义乌话，而且连语文老师居然都不会说普通话！我不知道听了多长时间的天书，也记不清怎么就学会了义乌话。差不多一年后，允许“三线建设”的人员接家属来西南的政策颁布，我父亲回义乌接我们，他和我说普通话，我居然一句也没听懂！
来到云南后不久，我父亲的单位搬迁到大理白族自治州下关市的郊区，单位的职工宿舍尚未建成，我们家租住附近的白族农村人家的房子，我就只有去村小上学。上面所述的情景再次出现：全校师生课上课下都说白族语言，让我再次感受到文化震撼！
述说这些非学术的故事，是想解释我后来走上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之路，是不是幼时不断体验异文化的经历埋下的种子？
二、辗转坎坷的求学之路
回顾我的求学之路，坎坷多于平坦，波折多于顺利。
我16岁高中毕业就当了知青，从事体力劳动。我工作非常努力，想表现好一点，有朝一日能够被招工当上工人。我在休息时间找当时能找到的书来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小说、革命回忆录，实在找不到可看的书，就反复看《新华字典》。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一片迷茫。
高考制度的恢复点燃我和许多知青们的奋斗激情。第一届高考，我通过初选入围，但体检不合格，被淘汰出局。但我并没有气馁，一方面给各级领导写信表达我求学的强烈诉求，另一方面坚持备考，终于在第二届高考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获得来之不易的上大学机会，犹如久旱逢甘霖，我争分夺秒地读书学习。四年的大学生活，我基本上是教室、图书馆、食堂、宿舍四点一线，差不多每天晚上都12点以后才回宿舍睡觉，没有休息日。寒暑假都背着一大包书回家，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晚上12点以后才休息。当时的自我评估是：没有才气，不善交往，不适合当作家、文学评论者，只能选择与书本打交道，自我的人生规划是从事古代文献研究。除了熟读先秦诸子、《春秋》《左传》《诗经》《楚辞》之外，我在音韵学、文字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套用古人的句式，可以说：吾十有九而志于学。
造化弄人。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省纺织工业公司，二次分配到了滇西纺织印染厂，开始从事职工文化的“双补”工作，讲初中程度的语文课。后来厂里办起了广播电视大学，我被安排担任电大的助教。开办理工类专业时，我负责“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公共课的助教；开办文科类专业时，又给我增加了“逻辑学”“中国通史”“古汉语”等课程。当时地州一级城市的电视转播效果极差，经常无法收看电视课程，我不得不由助教变成主讲。为了把课讲好并能尽可能准确地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我每个假期都在紧张的备课中度过，每门课都阅读过一批相关书籍，不知不觉中拓展了学术视野，夯实了基础理论。“逻辑学”这门课比较抽象，为了提高辅导教师的能力，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委托西南师范学院在1985年3月至5月举办师资培训班，我有幸参加培训班，接受金岳霖先生的关门弟子苏天辅先生的教诲，让我受益终身。恰巧那时《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刊登了南京大学一个副教授批判苏先生编写的教材的文章，年轻气盛的我就写文章进行反驳，这篇文章后来被《光明日报》哲学副刊摘登，这是我见诸报刊的第一篇文章。
文章的发表坚定了我迈向学者之路的信心。1986年年底我提出报考研究生的申请，经过一番努力，单位领导终于批准了，但加了一句：“就准你考这一次。如果考不上，就安心在这儿教书！”当我去教育局查询全国研究生招生简章时却傻了眼：我准备多年报考的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班在这一年没有招生！正在我不知如何改报专业之时，得知云南大学中文系获准文艺学硕士学位授权的信息，而且除了4位导师每人招2名硕士研究生之外，还招学制一年半、招生数十人的研究生班。这是保证我离开企业进入学术界最保险的路径！其实我很喜欢文艺美学，认真阅读过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著名学者的著作，在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美学史上也下过工夫，只是自我感觉思辨能力不强而不敢选择。我当时想：既然不能报考古典文献学，那就报考文艺学吧！
平常自然的事情到我这经常也要一波三折。自己感觉研究生招生考试考得还不错，可收到的成绩通知书上却写着：政治课只有50多分！这意味着我没有面试的资格。我连夜坐夜班车从大理赶到昆明，提交复核成绩的申请。复核结果：政治课的成绩少加了十多分。经过复试，终于被录取，成为赵仲牧老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
仲牧老师是一位造诣深厚、治学严谨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在我所接触的学者中，视野之宽广、思维之缜密，鲜有出其右者。他对黑格尔从概念到概念的思维模式持有批判态度，倡导经验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特别推崇休谟、康德、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强调学术研究需从经验事实出发。他非常关注后现代哲学，指导我们阅读与讨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利科尔的《解释学与人文科学》等。他还关注到当时的“文化热”现象，经常与我们讨论文化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论著以及中西文化比较议题。仲牧老师以经验事实为基点、以社会文化为语境的学术路径和思考方式，形塑了我的思维模式和学术取向。
读研期间，《文心雕龙》研究专家、古典文艺理论家张文勋教授应出版社之约，组织编写一套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丛书。或许因为张老师对我在课堂上的发言留下了印象，他通知我参加丛书的撰写，并嘱咐我拟出一本书的选题。综合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知识结构，我提出的研究选题是“诗性逻辑与诗化美学——中国古代美学的思维结构”，力图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思维特征进行分析概括，并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做出解释。这个题目很宏大，张老师是否会交给一个在读硕士研究生来完成？当时我心里非常忐忑。大概那个时候学术的体制化程度没有现在这么深，张老师和出版社居然同意了！这犹如给我打了鸡血，让我可以全身心投入学习与研究之中。我一方面读中国古代文论的文献和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论著，当时除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一书之外，中国古典美学的系统研究成果很少，以读古代文论、画论、乐论等方面的原典为主；另一方面学习文化人类学、思维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理论。我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泰勒、弗雷泽、摩尔根、博厄斯、列维-布留尔、萨丕尔、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著作，无意中向人类学、民族学一点点靠近。书稿因故未能出版，我就把其中的一些章节投给《思想战线》《云南社会科学》《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民族艺术研究》等刊物，大概发表了十来篇，其中还有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摘登，算是初步踏进学界。但我当时的研究都是文献分析，并无实地调查的资料和体验的支撑。
我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未能如愿进入高校或科研机构从事学术研究，而是被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接收，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入职不久，我就被派去呈贡修改《呈贡县志》稿。当时的交通状况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每天返回昆明城区，我被安排住进县委招待所。《呈贡县志》是昆明市当时所辖四区八县最早完成的县（区）志，领导相当重视，指示我逐字逐句把一百多万字的县志稿全面修改一遍。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睡觉之外的休息方式就是晚饭后独自一人散步一个小时左右，而散步的方向大都选择志书所提及并步行可到的县城及其周边的名胜古迹和名人旧居。冰心和吴文藻故居“默庐”、费孝通及云南大学社会调查工作站曾经工作的地方魁星阁属于必到之处。我作为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毕业生，肯定阅读过冰心的作品，也了解她的生平和创作特点，而对于吴文藻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则所知有限，仅翻阅过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云南三村》等著作，对其学术脉络知之甚少，但出于对著名学者的仰慕，数次步行到“默庐”和“魁阁”拜谒。也许是学术圣地的开示，从那时起我开始进一步学习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尝试着进行实地调查。
三、体制之外的学术追求
从1990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到1998年7月调入云南大学之前的八年间，我的身份非常尴尬：在学界看来，我不在学术体制内，是“业余学者”；在官员看来，我不务正业，是“书呆子”。我当时的调查研究得不到单位的支持，更没有经费资助，所有图书资料的购买和复印、调查的差旅费都得依靠自己的工资支付，甚至到图书馆查阅资料都要“偷鸡摸狗”般编个理由悄悄地去、匆匆赶回。那时我所在的单位不评职称，更没有科研奖励，大部分论文发表、著作出版等所产出的科研成果与个人的利益和声誉没有关联，当然偶尔会得到稿费。但正是这种基本上属于“无目的的目的性”学术激情，催生出我的学术丰产期。当时涉及的领域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继续美学、哲学研究。我发表了中国古典美学、审美文化和思维学等方面的一批论文，其中让我引以为傲的是与我的硕士导师合作完成的《论思维的类型》一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哲学研究》1992年第10期发表。
二是地方史和城市社会学研究。我参与了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近代昆明城市发展史”，撰写了课题成果《近代昆明城市发展史》一书的两章，发表了几篇文章；参与云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滇中城市群建设与发展研究”，撰写课题总报告，完成课题成果《滇中城市群研究》一书的统稿；发表了若干篇城市社会学、小城镇建设、城市管理及城市群的研究论文，后来编成《昆明城市研究》一书出版。
三是编写《云南边境口岸贸易指南》。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国家实施了沿边开放政策。大学时候与我住在同一宿舍的李成鼎很敏锐地意识到边境地区的信息将迎来的旺盛需求，约我合作编写与自费出版介绍云南边境口岸的书。我们俩自己拼钱支付出版社出版费和印刷厂印刷费，用自行车拉着书跑书店和联系书商销售。这本书居然成了当年昆明最畅销的两本书之一。当时根本就没想到后来我会做起了边疆研究。诚如林耀华先生在其名著《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最后说的那句话：埋下的种子，总会发芽的。
四是撰写《中国竹文化》。我和廖国强是同届硕士研究生同学，他学中国经济史，我学美学。毕业后，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曾同住一间宿舍。大概在199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说起唐代江南的竹产业，我说起唐宋时代的墨竹画。在香烟缭绕之下催生出一个灵感：合作写一本研究中国竹文化的书。当我与在云南教育出版社任副总编辑的同学周鸣琦说起此计划时，她表示支持并争取由出版社全额出资出版。这对我们两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机会！白天要上班，晚上图书馆不开门，怎么办？只有中午吃饭和午休时间去。单位不给田野调查时间，怎么办？借到西双版纳参加地方志会议的机会，到傣族寨子住上几天。除了完成工作任务，两人全力以赴投入研究与写作之中，那种持续两年左右的全神贯注、激情澎湃的状态以后似乎再也没出现过。出版社对这本书高度重视，当作精品著作出版，在编辑校对和装帧设计上下了很大功夫，1994年以清新优雅的面貌面世，我们还获得了一笔在当时来说非常丰厚的稿酬。没想到的是，1998年这本书获得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组织的胡绳优秀成果奖暨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青年优秀成果奖。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当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颁奖仪式并颁奖。受奖者中有好几位现已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大伽——石硕、麻国庆、高丙中等，许多年后成为学术挚友。更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出版26年后， 2021年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外译项目，获基金资助翻译成外文出版。
五是民族文化研究。大概是1991年，张文勋老师组织《滇文化与民族审美》一书的编写，约我参加，安排我写铜鼓与审美一章。尽管我不懂考古学，但受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一书的启发，有把该模式移到铜鼓一试的冲动，于是就欣然接受。从云南省博物馆和图书馆找来一大堆考古学方面的书刊学习，想尽一切办法收集云南青铜文化资料，反复研读闻宥、汪宁生、童恩正、王大道、李昆声、张增祺等先生的论著，特别着迷汪宁生先生的《民族考古学论集》，其中旁征博引太平洋岛屿民族的猎头习俗、生殖崇拜仪式等大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资料解释出土器物，让我脑洞大开。这项研究让我增加了许多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知识。之后，我与廖国强、吴明泽分别合作写作与出版了《竹与云南民族文化》和《中国少数民族酒文化》。1997年，我与廖国强、袁国友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三人当中只有廖国强有副高级职称，就由他作为项目负责人牵头申报，而且居然获准立项，按期顺利结项，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一书。
四、行政事务中“再学术化”
为了摆脱“业余学者”的身份，我于1998年报考了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就启动了调动工作的程序，当时云南大学马列教研室加挂了社会学系的牌子，负责人陈国新教授想发展社会学，就接收了我。当大学教师读书教书写书这一上本科时立下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人生就像漂浮在大江大河上的木板，漂到何处并不由自己做主。从“游击队”变成“正规军”，本想可以专心做学问了，结果却深陷于更加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之中。
调到云南大学的第一年，我专心致志学习博士研究生课程。我的导师朱惠荣教授是历史地理学家、徐霞客研究专家，在导师的指导之下我确定的研究选题是历史时期滇池流域的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我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昆明市工作的时间长达八年，比较熟悉昆明的情况，在市志办工作时积累了不少昆明地方史的资料，并且负责农业、林业、水利等部分的编纂，实地踏勘过许多水利工程和河道，加之做过生态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自我感觉完成的难度不大。但好景不长，到1999年7月学校进行院系调整，马列部暨社会学系与政治系合并成立公共管理学院，之下设置社会学系，我正好破格晋升正高，学校就让我当系主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创系主任是吴文藻先生，之后担任主任的是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杨堃。当时我感觉非常荣耀，满怀热情地规划与组织学科和系的发展。我才当了几个月系主任，一天有一同事打电话告诉我，学校公开选拔一批处级干部，他说他已给学校组织部写了推荐信，推荐我参与《思想战线》主编的选拔。附带说了一句，如我当了主编，关照一下他的文章发表。经过面试、考查等程序，学校竟然选中了我。当时《思想战线》编辑部由时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高发元教授分管，我需向他汇报编辑部的工作。其时，他正在组织学校“211工程”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和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故在交流《思想战线》工作之外，经常会谈到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和村寨调查，我就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这时学校成立了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领导小组，高书记亲任组长，下设办公室，我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从此卷入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之中，尽管所承担的工作与学科、学术相关，但却不是学术研究本身，主要属于学术行政事务。
从1999年12月到2005年1月的5年时间里，我完全陷入行政事务之中。2000年全年，我除了从事《思想战线》编辑部工作之外，主要精力全部用于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的准备、调查报告的写作指导和审定修改，直到25本《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交到出版社才算暂时解脱。2001年我又陷入紧张的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国家级重点学科申报、撰写“211工程”“九五”民族学建设验收报告和“十五”建设方案等之中。其间忙里偷闲做了一件个人的事：征得学校领导同意，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作博士论文，半个月没有下过楼，每天只睡3—4个小时，最后的两天基本没睡，终于把毕业论文提交了，顺利通过了答辩。进入2002年，学校先任命我为社科处处长，继而任命我为云南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而《思想战线》主编却没有被免。身兼三职的结果是疲于奔命，常规行为轨迹是早上7点到附中，8点半左右学校正常开课后赶到编辑部、社科处处理事务或参加学校的会议，下午返回附中。加班是常事，头脑和时间全被行政事务塞得密不透风，根本无暇顾及个人的学术研究。
这个阶段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行政组织能力上：2004年《思想战线》入选教育部首批“名刊工程”，成为11种入选期刊中唯一的地方院校主办的期刊；制定科研奖励办法，采取多种措施激励教师开展学术研究，实现云南大学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连年翻番，从2项到4项到8项再到16项，并实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零”的突破；我在附中倡导以兴趣为动力，推崇有“灵魂”的教育理念，推进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抑制“疲劳战”的加课、补课、加作业的发展模式，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当然，在广义的学术上也有所收获。一方面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全省少数民族农村建立起10个调查研究基地，为学生的田野调查训练和学者的长期跟踪研究奠定了基础，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是通过《思想战线》组织稿件和审稿、参加学术会议等活动，与国内大师和名家们有了互动，两次拜访费孝通先生，拜见宋蜀华先生，与诸多同辈学者建立起莫逆之交等等。
这一阶段可以称为“混迹于学术界”，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产生了一些变化，有点“再学术化”的意味。
五、千回路转后终归学林
2004年夏天，高发元教授不再担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民族学学科顿时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之后，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被撤销，民族学本科停止了招生。云南大学民族学顿时从活跃热闹、势头强劲的巅峰跌入悄无声息、萎靡不振的谷底。学界戏称云南大学民族学进入“后高发元时代”。
在即将迎来2005年新年钟声的时刻，我被免除附中校长职务；在告别2005年之时，社科处被撤销。我的人生绕了一个大圈，回到五年前的起点——《思想战线》主编。“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奉行古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准则，摆脱了俗务，解放了精神，回到心心念念的学术研究的归属感，创造了我的第二个学术丰产期。
从2015年到2017年上半年为此期学术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完成的主要学术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关于村民日志的整理与研究。我组织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基地建设团队，整理村民所写的村民日志，编辑成《新民族志实验丛书》出版，并对其进行学术意义和方法论的梳理概括，撰写《文化特有者的“单音位”文化撰写模式——“村民日志”的民族志实验意义》等论文在《民族研究》等期刊上发表。
另一方面关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我发挥了兼跨美学和人类学两个领域的思维模式优势，带领学生研究艺术人类学，开展了少数民族农村、旅游景区、宗教场所、都市公共空间、以民族艺术资源为基础创作的艺术演出团体等调查，从研究对象的场域出发提出日常生活中的艺术、仪式中的艺术和面向他者的艺术（当时用的概念是“作为表演的艺术”）的人类学艺术分类方法，探讨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定位、民族志特征及研究方法，在《文学评论》《文史哲》《学术月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期刊发表了一批论文。我和学生们这一阶段的成果后来被编辑成《艺术人类学丛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我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受到学界的关注，其中有的文章还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也被不少相关研究成果所引用。复旦大学一位教授对前去拜访的云南大学教师说：“何明团队来势汹汹”，中国艺术人类学会曾把我推选为副会长。如果我继续在编辑部工作，会坚持研究艺术人类学，或许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不久，我的人生轨迹再次改变。2007年6月中旬，学校决定让我到民族研究院任院长，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我又被戴上三顶“帽子”。三个机构的职能有差别，但其主要业务都是以民族学人类学为中心的科研教学工作，相互之间存在相当部分的交叉重复，与曾经同时戴过的主编、处长、校长“帽子”的情况大不相同，手中没有多少可控的权力和资源，但主要工作属于学术性质，这是我更喜欢做的事。更重要的是，这里集中了全校民族学的主要力量，学校给我的这一新角色，或许可以发挥推动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走出低谷的作用，激情再次被点燃，我的学术生涯步入一个新阶段，并一直持续了13年，至2020年中期结束。
我到民族研究院任职时恰逢“211工程”三期建设即将启动。在高发元教授的带领下，云南大学民族学经过“211工程”一期和二期建设实现了快速发展，获得了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国家级重点学科、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和博士后流动站等当时国内高端学科所需的所有资源，一跃成为中国民族学的重镇。学科建设的“接力棒”现在传到我的手里，迫使我不得不深入思考云南大学民族学如何在既有的基础之上持续发展问题。我重新梳理了国内外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特别是吴文藻、费孝通在云南大学创造“魁阁时代”的做法和经验，参照国内外民族学人类学发展趋势，做出如下分析和判断：
首先是学科属性定位。没有哪一个学科像民族学和人类学这样，学科的性质定位或类型归属存在巨大差异。从国外看，自放弃“摇椅上的玄想”，走出书斋迈向田野后，民族学人类学就一直秉持经验研究的学科特性，无论社会条件和调查手段发生怎样的变化，都没有放弃田野调查，没有走上从概念到概念、从命题推导命题的“智力游戏”道路，并不断反思与剥离学者在书斋里的“他者的想象”或“远方的幻想”的成分，拒绝基于外在的概念进行判断和推导，始终把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形成的民族志作为学术生产的核心产品。时至今日，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仍然是国外大多数高校民族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训练必不可少的内容：进入某一个群体或社区中开展连续12月的调查并撰写民族志被称为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的“成年礼”。从国内特别是云南大学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看，吴文藻先生设计的社会科学中国化的路径是“一面介绍健全的理论和方法，一面提供正确的实地调查报告”，“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费孝通先生更明确提出“从实求知”的理念，指出：“直接的知识是一切理论的基础。在自然科学中，这是已经不成问题，而在社会科学中还有很多人梦想着真理会从天外飞来。”七八十年过去了，否认田野调查的价值、“梦想着真理会从天上飞来”的情况仍然存在。魁阁时代开展了大量的调查，产出一批受到国内外学界高度评价的“直接的知识”为基础的经典作品，创造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高峰。民族学恢复重建以后，“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和“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调查”两次调查，推动云南大学民族研究从读文献向读社会转型，并获得学界认可。不做田野调查的民族研究、社会文化研究可以被称为民族某某学，但不是民族学。坚持费孝通先生“从实求知”的理念，遵守学科基本规则，传承优良学术传统，才是云南大学民族学建设的守正创新之道。
其次是研究空间定位。如上所述，民族学的知识生产基于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只有对特写区域、特写群体的长期深入调查才能获得可靠的知识。作为地处西南边疆的高校，云南大学的学术积累，无论是“魁阁”以来的实地调查成果如《云南三村》《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还是方国瑜先生等史学家的西南民族史研究成果，都集中于中国西南地区。同时，云南具有漫长的边境线，与东南亚和南亚具有悠久的交往交流历史，加之海外研究一直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传统，并成为国内民族学人类学新兴的重要领域。兼顾学术传统与前沿态势、学术创新与社会需求、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云南大学最终把研究重点的范围划定在中国西南与东南亚这一山水相连的区域。
最后是研究议题定位。民族学人类学起源于欧洲的殖民地研究，殖民地无国家、无文字的“原始社会”或“初民社会”成为早期民族学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形成了初民社会范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纷纷推翻了殖民统治而独立建国，“原始社会”逐渐被纳入现代国家体系而消失殆尽，早期人类学的“原始社会”研究范式失去了研究对象，民族学人类学家纷纷转向现代社会研究。然而，在中国引进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的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期，民族学人类学的复杂社会研究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尚未形成为当时学界公认的理论范式，致使初民社会范式仍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学界引进的主要是古典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等以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流派。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进化论形塑了学者的思维模式和学术范式。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逐渐引介了一批结构—功能主义之后的理论流派和研究成果，但“初民社会”范式仍然深刻影响着研究者对民族、族群的预判，束缚了对研究对象的准确把握和理论创新。为此，强调“国家在场”，无论是国内少数民族还是东南亚民族或族群，都是现代国家体系内的民族或族群，必须持有国家视角和国族维度，关注国家力量对各民族和族群的作用、各民族或族群之间及其与国族之间的联系。
经过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中国西南研究不断深化，东南亚研究完成了一批开拓性的成果，边疆研究产生较大影响。云南大学民族学的师资队伍素质、学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水平、国际化程度和学科声誉等各方面都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在教育部组织几轮学科评估中一直保持在前两名的位置。
我的人生真是充满了戏剧性。2015年底，学校中层干部换届，我因至60周岁之时无法完成一届四周年的任期而没有连任，而民族学与社会学两个学科合并后成立的民族学与社会学院院长暂时空缺，学校已安排全球招聘。得到这个消息，我如释重负，告诉组织部免除我的处级干部身份，当一名普通教师即可，并开始安排自己未来的调查研究。殊不知，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云南大学民族学被评为A+，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学校领导动员我担任民族学学科特区负责人，负责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我已经刀枪入库、放马南山，却又再次出山，制定建设规划和实施方案，组织团队推进。
我组织实施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的主要思路有以下三点。
一是推进协调发展。国家规定“一流学科”建设有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和国际化六大任务，显然导向是整体发展。然而，由于“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学科建设偏重科学研究，形成了一定惯性，不少学校和学科仍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投入科研上。尽管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国际化等存在短期内难以取得显著成效和成果难以评价等问题，但我认为学科建设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较一时之短长，而在于长期可持续发展，只有强弱项、补短板，实现统筹协调发展，学科才能良性发展、长期发展，因而我殚精竭虑思考与推进每一项建设任务，特别是在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方法的探索、实验及不断完善上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最终效果还是比较明显，各方面有所突破，都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
二是注重内涵创新。“双一流”建设与“211工程”“985工程”的推进模式均为“项目制”，其基本特征是“在规定时间完成规定任务”，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思想，整体推进，效率较高，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容易产生注重具有显示度的量化指标而轻视难以测量的内涵发展的问题。学术的价值在于创造新思想、提出新观点、产出新知识、引领新文化，只有数量增加而缺乏内容创新的学科建设是挥霍国家资源、浪费学人生命。为了全面准确地解释民族现象和提供有效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思想方法、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我们在推进民族学的内涵发展和内容创新做了以下工作：首先，推动民族研究的认识论转向，从“初民社会”范式转向复杂社会范式，从本质论转向实践论，从实在主义转向关系主义，以相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其他项目为依托，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知识体系；其次，引进现代信息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影像技术以及量化研究等手段和方法，建设“中国民族研究信息系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社会文化数据库”“中国少数民族影像库”等，推动民族学研究方法创新；最后，规范田野调查、融合现代技术、引入多学科知识，创新人才培养的内容、方法和手段，推进“课堂革命”，建构“理论+田野+语言（少数民族语言或周边国家语言）+技术（现代影像技术、地理信息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等）”的多维立体课堂，创设融思政、专业、审美于一体的学术话剧“魁阁时代”及系列活动性课程，推动民族学“新文科”建设，培养创新拔尖人才。
三是回应重大需求。无论是建设方案和实施方案的制定，还是组织实施和项目推进，都把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地方重要发展需求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贯穿于“一流学科”建设的各项任务和全过程。为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战略，我们设置与组织实施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及宗教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等方面的一批课题，申报并获准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云南大学民族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政策研究中心，建设“中国边疆民族问题智库”；为回应“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深化跨国民族研究和东南亚国家研究，拓展南亚国家的调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志研究”，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问题智库”；为服务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需要，我们组织开展新冠肺炎疫情调查研究，关于边境地区防控疫情输入的咨询报告获中央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及时转化为国家行动；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开展促进旅游产业升级和康养产业建设研究，关于用文化线路理念建设大滇西旅游环线的咨询报告获省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指示。
“一流学科”建设可谓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我在其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既当设计师——制定建设方案、实施方案和各项规章制度，又当包工头——招募本院师生及校内外学者承担建设任务，既当监理——督促各研究方向首席专家和各工作小组组长的工作进展，又当技工——研究学科建设、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创新及重要领域关键问题的基本研究架构等并撰写论文，而且还要应对各级领导、各种形式的督促检查，不断填报各种表格、撰写总结报告。几年间，除了吃饭、睡觉等基本生存需求之外，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了进去，天天晚上熬夜，周末、节假日、寒暑假全在工作，尽量压缩亲情的互动和家庭的聚会，基本谢绝了所有非学术性和工作性的社会交往。
好在这样的时光没有持续太长。至2020年，“一流学科”第一个周期的建设进入收官之年，临时性机构“学科特区”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我再次回到“无官一身轻”的状态。
或许，在没有时间限制、没有任务压力、没有督促检查的状态下，我可能会做出更好的研究？
我的经历，在洪颖《博闻强学，启智创新——何明教授访谈录》（载于尹绍亭：《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北京：学苑出版社，2020年；赵春盛：《魁阁》，2019年第2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文已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因而本文试图采用“互文”的思路写作，尽量减少相同内容的重复叙述而达到互相补充、互相阐发，侧重于阐述个人经历中的学术性内容和反思情感、观念、意识等主体性内容，但从叙事脉络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角度考虑，保留了部分相同的内容。
原文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为阅读方便，注释从略，请以正式出版刊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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