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打工的大多数，不是为了听话的

作者丨司马徒林
编辑丨使马之人

“建议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

2022年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张兴海的这条建议，在社交媒体激起了轩然大波——前前后后不到一周，这个话题就在微博上吸引了5.4亿的阅读量，观点对立更是回味无穷：

“明明制造业那么缺人，怎么年轻人一个个宁愿风里来雨里去跑快递，也不愿向他们的父辈学习，光荣进厂成为制造业的螺丝钉？”

一方面，父辈完全不能理解“年轻人为啥不能老老实实进厂做工端起铁饭碗”，另一方面，身为号召目标的年轻一代，面对质问，除了哂笑两句“赚得太少”，往往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是我在话题冲上热搜的第二天，跟身边一众北京外来打工人聊了聊，得到的初步反馈。

这怪不得我们。毕竟，放在现如今的社会背景下，哪怕是在北上广深，不管入职的是BAT还是创业公司，位置是前台还是地下室，职务是内勤还是外勤，“工作”乃至“事业”究竟还有多少意义，“努力”与“奋斗”到底还有多少价值，哪怕是身处职场中心的年轻一代社会人，多半也是云山雾罩，未曾仔细分辨。

虽然明白“我从哪里来”，却不知“我是谁”，更不知“要到哪里去”——这份属于时代的困惑，早已彻底浸透了我们的现代生活，最直接的明证，就是那些彻底割裂现实、荒谬到令人哑然失笑的国产电视剧集：

根据豆瓣年初的统计，去年一整年有记录开放评分的国产电视剧集，加起来在200部以上；其中，8分以上的出众佳作，总共还不到10部——而就在这大多数让人记不住名字、注定无法留在历史上的国产剧当中，一个瓦釜雷鸣的Tag出现频率之高，足以让最宽容的影视剪辑UP主当场PTSD发作：

“职场奋斗”，没错。比当年的《奋斗》就多了职场俩字，味儿全变了。怪不得石康老师上次跟网友起急，提到自己的主要作品，举例居然是《晃晃悠悠》。

无论如何，甭管出品方是网剧大户还是贺岁片老手，也甭管内容主题是创业还是电竞，但凡搭上“职场”和“奋斗”这俩Tag，成为年货水剧的概率如此之高——真不知道为什么还特别爱拍这个。

无论从各路偶像派小演员，抑或雷剧剪辑的辛辣调侃，又或者即便真的看了并打分不低的观众的自嘲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国产职场剧，其实没有摆脱校园恋爱喜剧的窠臼——更复杂的不提，2021年居然能在这种剧里看到壮年霸道总裁爱上中年玛丽苏，我真想问问是接了谁的地气。

然而现实比这更离谱。在众多热点新闻、营销号等自媒体笔下，当代职场俨然变成了过劳死泛滥的修罗场；而在数十年如一日强调“铁人意志”的宣传口径中，全然无视私生活的忘我劳作，干脆就是不变的主旋律。

作为置身其中的个体，我们孜孜不倦地打拼，到底在追求什么；理想中的朝九晚五事业生涯，距离预期中的理想生活到底还有多远？这些问题，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片答案。

“工作”可以那么简单地概括吗？

1“永远生猛”

关键字，“受锤”。就像王小波概括过的那样。

这几乎是现如今年轻一代职场人共鸣度最高的真实写照——从销售到行政，从程序员到交易员，再从产品经理到媒体公关，996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彼此心知肚明。不过，面对滚滚而来的时代车轮，到底是吃草苟活，还是粉身碎骨，两种“时代的必然”，谁才是最优解？

——或者说，除了”选择“，还可以有其它答案吗？

“其实，用王小波自己的话来说，‘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也未尝不可能是一条出路。”

——媒体人E

受锤与否，本质上是个攸关年轻与否的问题。说得更直白一点，在我们念书的时候，甭管一学期要挂科重修多少回，广阔天地和大好前途，始终都摆在我们面前——直到毕业，如果既没吃上公家饭也没端上铁饭碗，甚至连大私企都没混进去，那随着现实的坍缩，阳刻着“毕业即失业”的舆论大棒才会落下来，化作年轻人的第一次生活毒打，或曰，受锤。

但无论如何，撞上现实并不意味着未老先衰，既然“考不上就二战”的年龄特权并未失效，受过锤的职场新人当然也能试试卷土重来——起点的高度固然重要，但失败的第一次，未必昭示着这一辈子再无翻身的可能，这就是年轻的资本。

2007年，我在老家的电脑城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

按照当时印在名片上的说法，这份职务美其名曰“消费级产品售后系统工程师”，但实际的干活内容，就是骑着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跑遍大街小巷，上门解决各种PC系统故障。

具体方法很简单，开机报错先插拔内存条，进不去系统就重装，这两步操作至少可以解决90%的问题，至于剩下的10%，打电话给官方客服报修吧。

看似平凡，但这份工作实际的“门槛”上限以及离谱程度，远远超过了所有局外人的预期：三年的奔波，我几乎跑遍了老家太原的所有政府机关，包括但不仅限于政府办公楼、电力局、铁路局、省人民医院以及法院，甚至连监狱都不例外。

匪夷所思的是，尽管出入场所不乏事业单位核心机关，但每次上门一不用登记二不用核对，一个电话就能畅通无阻；完成维修之后也不会检查随身U盘或者其它存储设备，直接打声招呼就能大摇大摆离去——换言之，这些机关单位的保密规定，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完完全全就是一纸空文。

但这依旧不是全部。最离谱的在于，即便以2007年非一线省会城市的薪酬标准来看，这份能够轻松接触事业单位内部数据的工作，实际待遇也算低得离谱：

双休是不可能双休的，周末才是上门售后的高峰期，同理，节假日自然是不可能放假的，甚至连调休都不允许。好消息在于，至少在理论上，中午的那顿饭可以去公司食堂解决；坏消息在于，既然工作离不开四处奔波，这顿工作餐一周能吃上三顿就算走运——自己在外面解决午餐是不能报销的，更不可能有饭补。

朝九晚七一周六天，节假日全年无休，换来的最终报酬，是三年雷打不动的800元人民币/月——单位和数字你都没看错。而且这还是不签合同、不缴社保给出的酬劳，倘若签下合同成为正式员工，收入还会锐减10%到720元/月——考虑到那时候我老家的法定最低收入也就是这个标准，这轮社会毒打带来的受锤滋味，不言自明。

尽管和现如今的外卖骑手相比，那个年代的外勤售后无需担心陷入算法死循环，但只有死工资没有绩效奖金、彻底无缘“多劳多得”的困境也是不遑多让；但即便如此，相比于进厂拧螺丝，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售后依旧惬意太多——至少没那么无聊，去机关单位修电脑时不时就能蹭上饭，且相比于只有土豆白菜管够的工厂食堂，电脑城楼梯口的盒饭还是要香得多。

不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并不是职场生活的全部。

和当时电脑城里挖空心思从节衣缩食的顾客身上刮钱捞油水的售前售后不同，相比于以次充好故意抬价来赚昧良心的钱，做斜杠青年发挥专长赚第二份收入，更符合我的胃口——在收到第一笔来自副业的稿酬之后，这种看似天真的想法，彻底改变了我个人的职业信条：

“6000字，能排四页，一共是856块钱吧。”

我清楚记得，当我第一次在邮局递上汇款单（体谅一下那个没有微信转账的2007年吧），换来人生第一笔稿费的时候，薄薄的一小沓人民币，让我看清了受锤背后的现实：

一篇稿子的报酬，就抵得上一个月奔波在外的工资；一个月发表两篇，我的实际收入就比最无耻的销售老油条更高——并且在良心上完全没有过不去的坎。与之相比，开机关机插拔内存条的无聊及无意义，都显得次要多了。

这还仅仅是兼职。大城市的收入水平，的确和三线省会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尽管现实并不公平，但除了受锤，我们照样可以有其它选择。

就这样，三年后，我跳出老家的电脑城来到北京，以媒体人的身份奋斗至今。即便不敢吹嘘“永远生猛”，但没有束手受锤，也是事实。

对于许多一线大城市的外来打工人来说，“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工作机会”，无疑是促使他们留在北上广深的核心要素；不过，单凭“不在老家受锤”这种单纯的理由，真的可以支撑这些打工人背井离乡，在大城市奋斗那么多年吗？毕竟，在北京有别的锤要受，也不是什么秘密。

除了“机会更多，赚得更多”，吸引打工人留在大城市的原动力，还可以是什么？

不妨让我们听听“大多数”的看法。

2逃离家乡的“大多数”

“说到底不就是为了钱？”

如果您胆敢当面跟我这么说，我保证不打死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但，逐利并不一定是打工人生活的全部。

抛开空洞无物的“奋斗终身的理想主义”不提，对于当事人而言，朝九晚六之外的大城市打工生涯，依旧拥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毕竟，20来岁的小伙子或许还有二环大平层的梦想；而对于绝大多数迟早有一天认识到这玩意儿确实是梦的人，他们早就明白，或需要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了。

千金难买我乐意或许是句很天真的话，但现实中没有千金，一点点小钱确实买不到我和我们的乐意。在如今的年纪，我已经不会一味挑选收入丰厚的工作，因为要考虑的其他问题还有很多。

真正敢于坚持物质主张的年轻人在减少。大家嘴上都会喊着有钱真好，但具体到昂贵的餐厅，酷炫的跑车，奢华的装潢，许多人在生活中其实是敬谢不敏的——就在不久前，某家名为“头灶”的上海餐厅还被广大群众当智商税一样挂来挂去。在这个年代，会出来吼一句“你们不就是吃不起”的村夫并不多见了。

同样是唱反调，诚实与虚荣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大人物悍然以外卖不如工厂的伟论来鼓吹逆水行舟，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都是见风使舵的投机者——他们从这种投机中又得到了什么呢？

钱绝对不是全部。

“大城市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少麻烦。”

——程序员G

2016年，刚刚毕业的G在北京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外包程序员的工作；随后，经历过一连串动荡波折，2021年，这位奉行“吃饱不愁”简单生活原则的年轻打工人，在杭州顺利戴上了大厂码农的工牌。不过，尽管对于一线城市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并无向往，但说到职场环境，G直言不讳地挑明了家乡与一线大城市的差距：

“在我老家齐齐哈尔那边，程序员当然也能找到工作；但那边的老板，都不按规矩办事儿。”

按照G的描述，之前有朋友在齐齐哈尔当上了程序员，但入职后并没有签合同，社保只能自己解决；相比之下，在北京打工不仅“性价比”更高，相关手续也更齐全，“不需要复杂的人际交往”更是值得强调的优点。

“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老家，那老家也有自己的玩法和规则，适应就好——都是互相恶心嘛。不爽归不爽，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嘴上说归说，但从离家六年依旧丝毫不考虑回家发展的实际行动来看，“少麻烦”的大城市打工生涯到底值不值得，G心里有数。

并且，像G一样，只为“少麻烦”的“图一爽”留在大城市的打工人，并不在少数。

“来大城市做打工人最直接的意义，就在于清净，清净，图个纯粹的清净。”

——媒体人E

实际上，在跳出电脑城跑来北京做打工人之前，做兼职写文章赚稿费之余，E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在家乡找份更靠谱的工作；然而，经过一番曲折的考察试探，最终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出路之一，便是下矿。

和大多数矿脉尚未掘尽的资源型省份一样，只要胆子够大，想要在E的老家那边找份衣食无忧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不过，能干多久呢，能干一辈子吗？

“尘肺病都不是重头戏，这活是真干不了。理由？看看王宝强2003年主演的那部电影就知道。不细说了。”

出路之二，便是当吏。

根据当事人的说法，当时除了下井做矿工之外，确实有个进入事业单位相关机构的就职机会摆在眼前——虽然并没有正式编制，但至少看上去当得起“安定”二字。可想而知，选择这条路的话，需要背上无比沉重的灰色人情债，逢年过节送出的好礼打点必不可少，期限更是漫长得难以想象。

“其实除了这种套路，如果当时放弃‘留在省城’的执念，去地方乡镇当个村官，机会还是不少的。不过，这种到头来注定是一地鸡毛的人情买卖，值得吗？”

作为当事人，E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回答。

和庸庸碌碌无休无止的大城市生活相比，如今，在许多标榜“非虚构写作”的自媒体笔下，三线以下城市俨然已经是柏拉图和陶渊明都要羡慕的世外桃源典范——大城市拥有的一切，包括但不仅限于优秀的基建设施、完善的行政管理乃至出色的医疗教育资源，三四线城镇“理所应当”一应俱全；除此之外，悠闲的生活节奏，低廉的生活成本外加俯拾即是收入稳定的平淡工作，更是引人入胜——除了听起来不太靠谱儿，似乎也没什么缺点了。

现实在于，钱多事少的工作不是没有，但100%需要熟人引荐；从看病就医到入托上学，塞红包永远是必经手续；至于五险一金，实际上许多打工人来到北京之后才明白它和“三险一金”的差别——毕竟，这份写入《劳动合同法》的权力，在我们的家乡可是不折不扣的“特权”，至于法律？合同都没有，法什么律？

都说大城市的996反人类，但和三线城市的实际就业环境相比，月入过万的996，指不定能羡煞多少离不开老家的打工人呢。

时至今日，逃离家乡去大城市当打工人，依旧是不甘平庸的年轻一代，对自己职业生涯规划的最优解——从十年前一直到现如今，现实从未改变。

更别提，除了工作，还有些别的什么，让我们不甘心于插拔内存条以及拧螺丝。

3“大多数”的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我是受不了一眼就能看到底的生活了。”

——硬件系统设计工程师R

2015年，经历过毕业考研失利的冲击之后，R强顶着多方压力来到北京，依靠着不屈不挠的毅力，在北京一路奋斗至今。在他看来，这份曲折的经历，属于水到渠成的“平台决定视野”发展结果——“我见到了在老家那边这辈子都见不到的东西，更是觉得以前的思维太局限了；我终于明白，要改变自己的思维，不仅靠先天，还要靠之后的环境。”

“即便是在（北京）这边过得再不舒服，我也觉得挺值的。”

开阔了眼界，见证了“天外有天”，身入其境领略了什么叫“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这就是一线大城市带给那些不甘庸碌的打工人最直接的印象——不仅仅是和三四线的城市乡镇差距明显，哪怕是在来自准一线城市的打工人看来，北上广深的水准同样和自己的家乡不在一个维度上：

“一定要说的话，北京的傻×公司也不少，毕竟都是符合正态分布，（全国范围内）牛逼的公司说实话就那么几个，但确实集中在北上广比较多，最爽的那些都有——在北京你要是从牛逼的公司换成傻×公司，你都会不适应，更何况是在最爽的公司没那么集中的老家呢。”

——产品经理Y 

和跟我唠嗑的其它外来打工人相比，来自苏州的Y观点几乎是最务实的：在他看来，和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从饮食到消费，生活在北京需要面对的短板同样不在少数；但在另一方面，虽然同样不乏鱼目混珠的忽悠骗局，但要想在北京寻找心仪的优秀职位，成功率明显更胜一筹——至少，在北京可以有更充裕的选择余地。

实际上，不仅仅是选择工作职位的自由，对于天性机敏且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外来打工人来说，北上广深提供给我们的“选择的权利”，真正代表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方便讨价还价货比三家”那么简单：

“确实，在北京多少还是能有一些比较公平的竞争的，在老家就没啥活路。”

——媒体/文字工作者N

在N看来，这才是北京，以及同等于北京的一线城市，真正鹤立鸡群领先国内大多数二三四线城镇的核心优势。

即便是在工作以外的日常，大城市的生活体验，也要远远胜过那个物理距离并不遥远的家乡——以看病为例，在北京想挂专家号，基本就是提早打开App+多掏一点专家挂号费的节奏，但在很多人的故乡，想要顺顺利利挂上专家号，卖人情、托门路和走关系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差距一目了然。

“生活在北京虽然要交房租，但是有很多东西是全国统一价格的，比如手机等等；相对于赚钱少但是房租便宜，买手机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还是会比较舍得——这其实就是就是北京给人的感觉，看起来公平一点，生存起来不是那么依赖人际关系；很多事情，还是可以照章办事就能实现的。”

N的这句总结，赢得了参与本话题的所有打工人的一致认同。

说到底，背井离乡漂泊在外，起早贪黑在大城市打拼这么多年，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外地打工人追求的，无非就是一句话：

公平，公平，还是TMD公平。

不过，这份看似并不过分的追求，又能持续多久呢？

4奋斗的终点？

长年累月的打拼，最终的结局，往往依旧是“回老家结婚”。那么，时隔多年之后，“返乡”对于我们来说，到底值不值得考虑？

很难说。

“时间确实可以改变许多东西。但这种改变究竟是流于表面还是深入肌理，并无一定。”

——媒体人E

说回现实吧：我的老家拥有全国名列前茅的便利店数量，共享单车的发展也是遥遥领先，地铁等通勤手段也是俱全。

但与此同时，这些便利店其实是家庭小卖部的连锁换皮，你连牙线都买不到一根；先行一步的共享单车仅仅是公共自行车，街边随手停的小黄小蓝车照样是姗姗来迟；至于地铁，不论线路还是车型都算先进，但这不过是去年正式开通带来的后发优势而已。完善的配套商业设施，依旧差了十万八千里。

最后，虽然如今最低工资标准早已碾过了800元的底线，但“三险一金是否齐全”，在我老家依旧是“优秀”企业的“特权”；至于到底能找到什么工作，以及到底能开多少月薪——只能说，谨慎调低预期，绝对不会有错。

这是一条伊卡洛斯式的飞升之路：二十年前的高校扩招，十年之后的村官下乡，再到五年前的创业浪潮乃至今天的“少送外卖，多进工厂”……摆在许多人面前的，都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太阳；二十年过去了，蜡质的翅膀能飞多远呢？

或许，直到大多数伊卡洛斯命中注定的那一刻到来，答案才会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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