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利华 王倩 刘雨晴：数字普惠金融、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财产性收入

数字普惠金融、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财产性收入

郭利华 王倩 刘雨晴

作者简介：郭利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倩、刘雨晴，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郭利华，王倩，刘雨晴. 数字普惠金融、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与财产性收入[J]．农村金融研究，2022（4）：13-23．

「摘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低收入人群收入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助推家庭合理配置金融资产从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论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家庭金融市场参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以及分散程度的正向影响要大于农村家庭。其原因可能是以“工具排斥”“自我排斥”以及“营销排斥”为表现的“数字鸿沟”和“知识鸿沟”抑制了农村居民合理配置金融资产的可行性。根据以上结果，论文从金融素养、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供给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数字鸿沟

一、引言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是指家庭根据自身禀赋以及现实金融环境对家庭金融资产进行选择搭配，以实现风险与收益最优化的家庭理财目标的过程，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家庭的财富规模逐年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达32189元，增长2.1%，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增长6.9%。从总体上看，居民家庭进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所需的物质条件己经具备。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很多，例如：家庭财富（Campbell，2006）、教育水平（孟亦佳，2014）、金融素养（尹志超等，2014）、风险偏好（李凤等，2016）等等。城乡家庭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风险偏好、社会保障体系参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存在差异使得城乡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差异（卢亚娟、Calum G T，2014）。

关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互联网金融会通过盘活资产存量、提供有效的金融产品和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利用高效、便捷的优势缓解“长尾客户”的金融排斥现象，来优化中低资产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显著促进风险金融市场、金融理财产品市场的参与度和参与深度（李楚文，2016；宋晓玲，2017；朱卫国等，2020；周雨晴、何广文，2020），但存在城乡异质性（周天芸等，2019）。已有研究并没有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差距产生何种影响以及通过何种路径产生影响，也未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风险分散化进行讨论。那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否缓解农村金融排斥，提高农户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率、增加风险金融资产比例以及促进风险金融资产的多样化投资呢？本文将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合并的数据库来进行实证分析，为如何缩小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差距、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提供学理依据。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一）数字普惠金融会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数字普惠金融是信息技术赋能下普惠金融的转型升级，能够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提高居民对金融资产配置的感知度，有利于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增加财产性收入。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云计算、深度学习、区块链技术打破时空的限制，无论在何时何地，只需手机在手就可以获得金融服务（任碧云、李柳颍，2019）。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的全方位升级，持牌金融机构将降低边际、劳动和信息成本，进而降低金融服务价格。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增强金融供需互动性，家庭对于金融产品的接受意愿就越强，资产配置多元化程度提高。第四，数字普惠金融实现金融业务场景化，金融供给方能够收集数据并雕刻用户画像，引导群众在各种熟悉的场景中使用移动支付、实时转账、消费信贷等服务，增强金融活动与生活场景粘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说：总的来说，数字普惠金融优化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正向影响要小于城市家庭

理论上，科技赋能的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可以缩小城乡之间金融发展的差距。然而利用数字普惠技术的前提是家庭知识禀赋具备优势，否则就会产生“数字鸿沟”和“知识鸿沟”，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不利影响。

首先，大多数农村居民只运用手机客户端进行转账支付，没有掌握股票、基金、债券等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知识且风险识别能力低，存在“自我排斥”现象。而城市居民整体的金融素养和投资能力以及风险识别能力相对较高，会理性看待各种金融投资决策，并能够用专业知识进行风险资产分散化投资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其次，农村居民互联网普及率、电子设备拥有率以及与之相关的费用承受能力都低于城市居民，存在“工具排斥”，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效果在农村地区的充分发挥（吴本健等，2017）。第4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79.8%，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5.9%。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不及城市的一半。由于城乡居民智能设备和互联网技术使用差异的存在，农村地区“工具排斥”的现象客观存在，无法像城市家庭一样享受“数字红利”。

第三，相较于城市，农村存在金融机构少、金融产品供给不足、提供的金融产品单一等劣势，不能满足农民“个性化”的金融需求，存在“营销排斥”现象，从而弱化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效果。

正是由于城乡家庭的先天禀赋不同，城市家庭的受教育程度、数字化设备拥有率、收入水平、风险偏好等因素相较于农村具有极大的优势（杨文珂、曹斌，2018）。因此，在应用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型的金融业态时，城市家庭更占优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说：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正向影响要小于城市家庭。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使用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截面数据库，样本包括了家庭及个人特征、资产与负债、股票基金投资等多方面的信息。同时，使用2017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总指数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分项指标进行实证研究。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风险金融资产占比、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程度。本文将股票、债券、基金、金融衍生品、非人民币资产、黄金和非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划分为风险金融资产，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划分为无风险金融资产。定义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为持有7种风险资产中的任意一种或以上则取值为1，否则为0。风险金融资产占比是指家庭持有的风险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重。本文通过构造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指数来度量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程度。计算方法见（1）式：

在（1）式中，DFA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分散化指数，取值范围在［0，1）之间，该数值越大表示投资组合分散化程度越高；Fi是各类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投资比重；N为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种类数。

2.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DFI），该指数涵盖了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的二级指标。覆盖广度指标主要是通过电子账户数综合形成。使用深度指标主要根据支付、货币基金、信贷、保险、投资和信用服务等各种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来衡量。数字化程度由移动化、实惠化、信用化和便利化四个方面综合而成。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家庭、地区层面的数据。个人层面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金融素养、对他人的信任程度等等；家庭层面包括月收入水平和家庭总资产情况。为了控制地区发展差异的影响，本文借鉴傅秋子、黄益平（2018）中的地区层面变量：31个省市的金融发展程度、生产总值增长率，该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见表1）。

（三）描述性统计

本文通过省份这一变量将2017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相匹配，得到本文所需数据库。

本文对匹配后的数据库进行清洗。首先，个人特征的数据以每个家庭的户主作为家庭代表。其次，剔除了数据库中被标记为质量不高且存在明显异常值的样本。最后，对计算出 “风险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例”进行上下5%的缩尾处理，以剔除异常值。

数据描述性统计可以直观地展示出我国家庭平均参与金融市场的比例约为17.3%，风险金融资产占比为8.01%。家庭金融资产分散化指数平均值为9.86%。表明我国的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率较低，居民家庭更倾向于投资无风险金融资产，家庭资产投资组合分散化程度较低（见表2）。

控制变量中，关注到风险态度设置的回答选项包括 1 到 5，但数据显示风险态度平均值为1.2，可以看出家庭投资理财观念非常保守。金融素养变量最大值为5，但平均值接近于1.1，证明样本存在金融素养偏低的问题。受教育程度平均值接近3.6，即受教育程度平均在初高中水平。此外，统计数据显示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接近2，证明社会存在信任缺失的问题。从两个地区控制变量来看，省金融发展程度平均水平较低，省GDP的增长率平均水平略高于7%，各省生产总值呈现较为平稳地增长。

从农村和城市分样本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描述性统计来看，城市家庭无论是风险金融市场的参与率还是风险金融资产比例和分散化程度都要高于农村家庭。考虑受教育程度、金融素养和智能设备拥有率的城乡差异，城市的平均水平要高于农村的平均水平。

四、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详见原文）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总的来说，数字普惠金融会优化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数字普惠金融以金融服务为底色，以科技为支撑，以普惠为目标，在发展的过程中推动家庭资产配置结构不断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先天的科技优势使其具备低成本、广覆盖、高频互动、场景植入、综合服务等优势，为居民提供了高效便利的金融服务，同时提高了居民的金融素养，促进居民家庭理财合理化。

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的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率和参与程度以及风险金融资产分散化程度的正向影响小于城市居民，即数字普惠金融会扩大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差距。原因主要有：一是在网络覆盖不到的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居民因为欠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硬件设施而无法享受数字普惠金融的红利，存在“数字鸿沟”问题。二是农村地区征信体系和金融环境落后，平台考虑到盈利需求而不愿意提供与农村居民需求相适应的金融产品，产品缺乏多样性和针对性。三是居民因为缺乏使用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经验和知识，可能会陷入金融排斥或风险错配的困境当中，从而拉大城市和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差距。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同维度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不同，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在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率和比例方面，以及使用深度在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例和分散化程度方面，对农村家庭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城市家庭，而覆盖广度在其他两个方面对农村家庭的影响要小于城市家庭，说明农村家庭如果处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内，他们会具有更大的潜力去增加风险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如果使用程度更深，平台提供的产品更多元化和更具针对性，农村家庭会更愿意提高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比例。

（二）政策建议

一是丰富家庭的金融知识，提高居民教育水平。加强对城镇低收入、农村家庭的金融知识宣传和培训力度，让居民具备鉴别和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金融产品的能力；从根源处着手，进一步加强偏远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努力提高农村家庭受教育程度，为学习和丰富金融知识奠定基础，以便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的优势，共享数字普惠金融红利。

二是改善农村地区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信用环境。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的互联网接入率，增加农村居民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率。加强农村地区互联互通的征信体系建设，为提高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创造基础条件。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提高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对金融诈骗行为实施更严格的处罚，增强农村居民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的信心，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家庭发挥作用的效果。

三是推行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通过加大补贴、税收激励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开展和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业务，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收入阶层的农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和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特别是缓解农户就业创业、乡村特色产业的信贷约束，增强农户的财产性收入获取能力，更有效地促进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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