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宇、汪溢博：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和路径选择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和路径选择

肖宇 汪溢博

作者简介：肖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汪溢博，美国杜兰大学弗里曼商学院金融管理学硕士。

引用格式：肖宇，汪溢博.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和路径选择[J]．农村金融研究，2022（1）：35-42．

「摘要」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可以通过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切实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直接作用于再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但由于金融脱实向虚是一种全球各国的普遍现象，加之中国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尚待深入 ,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的间接融资体系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撑作用还较为有限，金融系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之间也还存在差距，影子银行野蛮扩张和部分金融乱象叠加，损害了部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是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主要短板。据此，论文提出从坚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基本方向出发，通过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有效做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开发设计直接服务于共同富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手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关键词」 共同富裕；实体经济；普惠金融；小微企业；系统性金融风险

引言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需要更好地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分配体系，并且更多地关注公平。这主要是因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陆卫明、王子宜，2021；夏杰长等，2021）。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选择（许光建，201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曾三次提到共同富裕，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关注共同富裕问题，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城乡之间差距依然明显，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离“橄榄型”结构仍有较大差距（李逸飞，2021）。除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之外，程恩富、刘伟（2012）还将我国在共同富裕或贫富差距上的现状归纳为财富差距拉大较快，我国财富分配失衡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收入分配的失衡，收入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对于这种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符的现象，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

从发展阶段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托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指引下，迅速融入全球市场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持续多年的粗放式增长，也积累了若干结构性缺陷，过度依赖国外市场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走到了不得不转型的十字路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央提出了构建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以内循环为主体，重点在于扩大内需，这需要在分配环节着力解决居民收入分配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王一鸣，2020），从而彻底打通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国内大循环体系。

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已经具备。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来看，推动新发展格局顺利成型，也需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稳步扩大国内市场需求。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毫无疑问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看，共同富裕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整个社会对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反思及行动。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在资本积累的早期阶段，为了更高水平的效率，可以牺牲一部分公平，这主要是因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西方发达国家过去的经验已证实，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追求更高效率的发展，是在生产要素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国际上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莫过于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即俗称的“羊吃人”现象，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到工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在这种经济活动中，农民显然是经济利益的受损者。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这种牺牲一个群体的利益来成就另一个群体的发展模式，也越来越难以被社会所接受。因此，扎实推进所有人的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是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有意思的是，虽然研究方法论和立场上存在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区别，但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有着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任何产出的前提。这为我们识别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

首先，从投入和产出角度来看，任何产出都需要一定水平的要素投入，共同富裕需要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是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这需要高水平的要素投入，毕竟高水平发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而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中生产要素的投入，沿着这个逻辑出发，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基本的论断，即金融是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这主要是因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一方面，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金融要素投入的支持。

沿着这一分析逻辑，我们继续从金融要素的可得性角度展开分析。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高质量的发展，而高质量的发展也需要金融的支持。在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家户或居民是生产要素市场的供给者，而企业或厂商是生产要素市场的需求者。在产品市场中，企业或厂商又反过来变成了产品市场的供给者，家户或居民成了产品市场的需求者。在这一过程中，企业生产离不开金融要素，金融投入是企业采购原料和机器设备，构建市场销售网络和支付供应链货款的必备要素。金融要素支持，对于居民来说也同样重要。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中的需求不仅是指购买意愿，还包括了购买能力。因此，金融支持也是扩大消费以及形成有效消费的润滑剂。总体来看，正是由于金融要素的投入，整个社会的生产、流通、消费体系才能有效运转，而这一体系的有效运转，是经济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基本前提。

其次，就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来看，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现在有一个基本共识，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模式。从发展理念角度给出的解释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即高质量发展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蔡昉，2018）。这主要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其主要用来衡量产出中不能被生产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那部分增长，在现有的投入产出分析体系下，全要素生产率一般被用来衡量技术进步对增长的作用。全要素生产率越高，说明该增长模式潜力越大，质量越高。因此很容易得到一个答案，即高质量发展需要依赖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所带来的资源配置重整，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

回到创新本身，众所周知的是，创新意味着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种风险主要来自于创新需要大量的生产要素投入，不管是基础科学突破还是应用领域创新，都需要科研人员长期专注地在某一领域投入大量的精力，而在此期间这些没有产出的投入在投资者眼中是短期不经济的，且这种短期的不经济还尚未考虑到研发失败的这一情况，但考虑到创新突破的内在规律，这种失败比例可能还比较高，或者说成功的周期比较长。虽然创新成功后可能会有巨大的收益，但在中国现有以银行融资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下，创新主体往往因为缺乏足够的押品，无法满足银行授信要求，从而不能得到在发展初期所需要的宝贵资金支持。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是促进本国创新增长的重要模式。实际上，考虑到风险投资的行业属性，大力发展与创新经济相适应的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市场，也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和把资金引往实体经济的重要渠道（肖宇等，2019）。从这个角度来说，采用符合创新本质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给创新经济注入资源活水，让金融成为创新创业的重要支撑继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为共同富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是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另一作用渠道。

最后，从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直接作用路径来看，金融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取向影响价格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进而对收入分配体系产生影响。《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努力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具体到金融体系来说，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价格渠道影响居民收入和企业生产，从而直接作用于整个社会的财富再分配，比如盲目扩张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通货膨胀，从而导致居民实际持有的财富缩水。而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又可以引导整个社会信贷资源流向，决定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并继而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也可以通过金融安全和居民财富效应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就金融安全而言，这方面首要目标是本国的金融安全，通过制定与本国国情相适应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本账户管控手段，可以构建有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货币体系，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保驾护航。而监管部门对金融乱象的有效管理，又有利于营造健康有序的金融环境，从而保护好投资者的利益。从近些年金融乱象来看，大量打着互联网旗号的P2P平台等各种非法金融活动，损害了部分居民的财富，对金融秩序的维护本身即是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保护。因此，整体来看，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路上，金融体系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主要短板

金融体系作为资金这一生产要素流通的重要载体，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考虑到资本的逐利性，金融不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一直都是一种世界现象（李扬，2017）。具体到中国而言，直接融资比例偏低、影子银行过度扩张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偏弱是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尤其是规避监管的影子银行业务更多地以通道及产品嵌套的高杠杆形式进行扩张，实际形成了资金在同业间的“空转”，最终促使系统性风险在体系内快速积聚（胡利琴等，2021）。因此，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就显得尤为重要。2021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实体经济运行中生产、消费和流通这一过程的重要媒介，金融体系自身的短板，会对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一）间接融资体系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撑作用还较为有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发挥好创新的作用。创新需要金融要素投入，但在我国目前的融资体系下，银行融资占据了绝对体量。如表1所示，人民币贷款在2002年的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高达91.9%，2008年为70.3%，到了2020年，人民币贷款在新增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仍然超过了50%。

众所周知，受制于《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和银行资产投放商业模式的限制，银行授信需要有足值的押品，而承担了大量创新创业经济活动的中小微企业，要么处于种子期，要么处于初创期或成长期，通常具有轻资产的属性。在间接融资体系下，银行出于风险防控的规避措施，使得这些企业无法及时得到银行授信的足够支持。导致了大量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和融资慢的问题（刘满凤、赵珑，2019）。调查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5年，很多中小企业无法逃脱成长过程中的这一“三年魔咒”现象。相比之下，美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却可以高达8.2年。

而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又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是，在当前中国以银行融资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下，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大方向下，依靠行政手段，引导商业银行支持中小微企业，只会带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结果。中国银保监会联合6部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2020年05月25日）就曾明确指出，“信贷环节，取消部分涉企收费，细化严禁贷存挂钩和严禁强制捆绑销售等现有规定。”这充分说明，在现有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小企业在与银行合作过程中所普遍存在的贷存挂钩和强制捆绑搭售等问题还较为严重。金融在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渠道尚待健全。

（二）金融系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之间存在差距

考虑到金融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提升供给质量，毫无疑问是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必须要下大力气重视的问题。

首先，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润差距。这种差距首先体现在企业的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以制造业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利润与银行业形成了较大反差。虽然GDP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银行业的高利润，但银行业的高利润主要来源于行政垄断造成的行业系统性市场势力，而非因改革带来的效率提高（姜琪、李占一，2012）。针对这一问题，谭德波（2012）认为银行蚕食实体部门利润，挤压其他金融形式的生长空间，导致金融体系“畸形”发育。某一行业利润率过高，显然与共同富裕的目标南辕北辙。

其次，较低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给宏观调控和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阻力。一方面，在企业缺少直接融资方式的情况下，经营风险越小的企业能够从银行获得越多的信贷支持，进而将多余的资金投向影子银行体系，造成企业金融化（彭俞超、黄志刚，2018），这造成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并积累了风险隐患。另一方面，影子银行规模的积累，抬高的整个经济的宏观杠杆率，不利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肖宇、田侃，2020），不利于整个产业转型升级目标的实现。此外，在房地产业高速发展时期，信贷资金由银行向房地产过度集中，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低效率，而金融资源向更优质个人倾斜，即“金融歧视”，收入高、有稳定工作的个人更容易获得贷款进行投机行为（姜杨、朱显平，2021），这加剧了新的贫富差距。而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虽然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但乡村数字金融发展仍然不充分，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发展数字金融的风控成本依然较高（董志勇等，2021），这种城乡之间结构性的差异，显然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最后，是不同所有制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融资歧视和货币政策执行效果问题。考虑到金融资源的稀缺性和风险防控，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在融资市场往往面临着一些结构性的差异。一般来说，在当前中国的融资体系下，考虑到风险规避，国有背景的融资主体可能更容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融资支持。但是，这种由民营企业融资受阻所反映出的信贷资源错配问题，使得我国信贷投放的使用效率低下，影子银行尽管部分缓解了这一问题，但却加剧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同时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卢盛荣等，2019）。

综合来看，这种金融体系内外的利润差异、影子银行和杠杆率积累问题，城乡差距以及不同个人和所有制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融资歧视等结构性问题，造成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货币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也大打折扣，这不利于整个社会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三）部分金融乱象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实现共同富裕，把蛋糕做大固然重要，但更要保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尤其是考虑到金融行业的专业性，金融知识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出现了大量的金融乱象，这不仅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还给金融系统和社会稳定带来了隐患。在企业层面，虚假注资、嵌套持股，“假私募”、“伪金交所”，以及打着财富管理幌子行金融诈骗之实的现象还没有根本杜绝。部分金融机构过度依赖批发性的同业资金，助长了资金的体内循环。依托杠杆资金，在资本市场谋求超额利益，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造成了金融风险的累积。在消费者保护层面，近年来打着互联网金融旗号的“非法集资”，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损失。一些金融机构在收取金融服务费时误导客户，不如实披露真实的利率水平，甚至以手续费形式变相收取高额利息;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在销售产品时夸大宣传，欺骗消费者和“飞单”等屡见报端。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金融环境下，部分平台与金融机构违规合作，套取客户个人信息。切实治理乱象，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取缔非法收入，是确保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发力点和主要方向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需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遵循，下大力气解决好资金脱实向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融资慢等问题，不断提高居民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创新金融工具、丰富金融产品，为创新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一是坚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基本方向。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秉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坚决打击金融乱象，严厉杜绝资金脱实向虚和体内循环，引导金融要素向实体经济聚集。其次，要发挥好金融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引导利润向实体经济聚集。最后，加强对国际国内市场的前瞻性研判，做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确保国内市场的价格稳定和经济稳定增长，为共同富裕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二是下大力气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坚持用市场化的办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首先，要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理顺金融市场的供求关系，通过推动银行体系改革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不断构建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环境。其次，要鼓励银行业不断创新金融工具和丰富金融服务手段，在商业银行法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开展业务模式创新，开发对小微企业融资更友好的产品和服务体系。最后，要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市场，在尊重市场规律基础上，为风投行业的“募、投、管、退”营造更为便利的发展条件。真正用市场化的手段和方法，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三是要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质量是金融支持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前提。首先，需要优化金融结构，不断丰富金融机构类型，建设一个体系完备、功能健全、特色明细和覆盖范围广泛的金融服务体系，满足不同融资主体之间的差异化融资需求，为实体经济提供个性化的高质量融资服务。其次，要提高金融基础设施的水平，不断推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挥好信用这一公共产品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丰富完善会计准则、信息披露规范等法律法规体系，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软实力支撑。最后，要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对未来金融发展的影响。要加强金融科技的应用推广和治理能力建设，架设安全泛在的金融网络，布局先进高效的算力体系，在夯实金融创新发展的“数字底座”基础之上，扎实做好信息安全、生态体系和人才培养等工作，为企业和居民个人提供与时代发展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四是切实有效做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首先要尽快建立持牌经营的管理模式，补齐监管短板，在金融脱媒和数字技术的冲击下，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尤其是大量互联网平台依托便利的触客资源，开始涉足金融业务。如果固守原有“事后算账”的监管理念，势必会带来监管的缺位和风险敞口扩大化。因此监管部门要与时俱进，按照业务实质，构建集中统一的持牌管理体制，做好准入管理和过程管理。其次要摆正金融创新和风险防范的关系。在金融创新浩浩荡荡的大势面前，绝不能因为畏惧风险就畏葸不前，金融创新与有效监管并不矛盾，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更要鼓励金融创新。通过设置柔性边界、划定刚性底线，建立“监管沙盒”，推动金融创新在良性道路上持续稳健发展。最后要维护好国家的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有序扩大金融开放，必须高度重视资本账户开放和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问题。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大背景下，通过管道式的开放，制定循序渐进的有序开放策略，符合当前我国金融安全的占优策略。

五是开发设计直接服务于共同富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具体到货币金融领域来说，首先就是要提升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在立足于机会公平和商业可持续原则的基础上，加大对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金融服务力度，满足他们的金融需求，如支农贷款、针对区域性商业银行的定向降准，老年人专属银行卡和养老金融产品，在城乡同步推广数字货币（黄迈、杨哲，2020），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等。其次要与时俱进，加快传统金融的数字化转型步伐，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拓展金融服务的时间和空间，通过便利化的金融服务，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最后要建立与新发展理念相适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推动完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促进产品创新，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产业聚集。最终通过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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