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翠翠 刘柳巧 王韧：金融与科技协同集聚及其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

金融与科技协同集聚及其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基于城市群视角

闫翠翠 刘柳巧 王韧

作者简介：闫翠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副研究馆员、文献开发室主任；刘柳巧（通讯作者），重庆工商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王韧，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引用格式：闫翠翠, 刘柳巧, 王韧. 金融与科技协同集聚及其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基于城市群视角[J]．农村金融研究，2022（10）：20-31．

「摘要」金融与科技要素的空间集聚对于提升城市发展质量进而优化城市群内部循环至为关键。现有研究对金融集聚和科技集聚的影响多有论及，但缺乏城市群视角下对金融与科技集聚及其交互效应的细致梳理，更缺乏相应的异质性考察。论文以2008-2017年中国十大典型城市群162个城市的数据为样本，通过空间计量对不同城市群格局下金融和科技集聚对于城市发展的空间溢出模式及其协同效应进行了系统诊断，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城市群模式下的城市发展质量均与金融科技集聚空间正相关，但关联方式存在显著异质性；2.相对于金融集聚，科技要素的空间集聚更有利于推动不同城市群模式下的城市发展质量提升；3.金融和科技集聚的空间协同能够有效克服“虹吸效应”并加速城市群高质量协同。由此，基于不同城市群的空间形态和行政层级，打造差异化的金融集聚模式，同时加速科技要素集聚和创新体系建设，推动金融和科技集聚的空间协同，是实现城市群整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关键词」金融集聚；科技集聚；城市群；发展质量；协同效应

一、引言

城市群是城市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空间形态（Lan et al.， 2017），并依托紧凑的空间组织和紧密的经济关联而推动城市协同发展。当前背景下，城市群凭借天然的“中心-外围”结构和显著的空间辐射带动作用（赵勇、魏后凯，2015），正逐步取代传统意义的“中心城市”，成为吸引集聚金融和科技要素、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协同的重要引擎，基于城市群视角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一环。

金融和科技是区域生产力体系中的最活跃要素，其空间结构效应在金融地理学研究中备受关注。金融集聚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金融中心形成的原因（Kindleberger，1974 ；王宇等，2014）、金融集聚效应的作用边界（Helsley & Strange，1990 ；袁华锡等，2019）、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单向关联（Moll，2014 ；王仁祥、白旻，2017）等问题的探讨。而在针对科技集聚的研究中，国外学者更多强调知识共享机制和知识溢出效应（Bencivenga et al.，1995 ；Audress & Feldman，2006），认为空间集聚所提供的创新活动合作与交流平台，有助于更好地提升整体科技创新水平，激发地区创新活力（Sun et al.，2018）。国内研究则主要聚焦我国科技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魏守华、吴贵生，2005 ；王贤文、姜照华，2007）与科技集聚的实际效应探讨（修国义等，2017 ；裴玲玲，2018）。由于金融和科技构成了区域发展的核心驱动要素，推动金融与科技资源的空间集聚和空间溢出有助于解决不同形式的“城市病”问题（Tian &Sun， 2018），也是增强城市发展动能、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关键（徐顽强、段萱，2014），因此探讨金融和科技集聚对区域发展质量的影响至关重要。

纵观现有研究，虽然对金融和科技集聚的空间溢出机制多有论及，且认为两者间存在一定空间协同效应，但多局限于“科技视角”的“金融科技”概念或是“产业视角”的“科技金融”概念，过多强调科技创新之于金融发展的单向效应。考虑到“集聚”属于典型的空间结构特征描述，由此与“中心-外围”式的城市群架构更加匹配，而现有文献普遍缺乏城市群特定视角下金融与科技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的专项讨论。有鉴于此，以中国典型的城市群为依托，系统梳理不同城市群发展格局下金融集聚和科技集聚在空间溢出和协同对于城市发展的异质性影响，对于进一步深化现有研究，探讨差异化的城市群金融与科技集聚模式，探索不同类型城市群架构下的城市高质量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综合以上，这里选取中国十大城市群162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基于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借鉴空间计量模型全面考察了不同城市群格局下的金融与科技集聚空间溢出模式及其协同效应，进而对优化城市群内部循环并提升内部城市发展质量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第一，不局限于在个体城市范围内讨论金融集聚与科技集聚之间的单向逻辑关联，而试图透过“城市群”特定空间视角，探索金融与科技集聚的空间溢出和协同模式对于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发展质量的综合影响，有助于增强研究的现实适用性；第二，不同于从区域划分出发对国内城市群进行简单分类的做法，而试图依据空间集聚模式（单核或双核）和行政层级特征（国家级或区域性）对国内城市群的金融和科技集聚模式及其异质性影响展开分析，有助于深化对国内城市群发展路径的比较分析；第三，不拘泥于金融集聚、科技集聚或是城市发展的单一问题讨论，而试图在时间和空间异质性的框架下，基于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分析相结合，全面探讨城市群内部金融集聚和科技集聚模式的空间溢出及其交互效应对于城市发展所产生的异质性影响，有助于探索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路径。

二、机理分析

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之间存在着双向交互影响：金融发展为科技创新提供保障，科技创新则会为金融稳健发展提供支撑。在空间结构视角下，金融集聚与科技集聚的协同既有助于加速区域范围内的要素资源集聚（King & Levine， 1993），又能够产生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Bencivenga et al， 1995），上述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不仅驱动着城市的扩张和发展，也能够借助于由此衍生的规模经济、创新激励和网络经济来实现城市发展质量的提升（见图1）：

一方面，金融与科技要素的空间集聚和空间协同有助于催生规模经济效应。金融和科技资源在金融机构及其企业间流动过程中的空间集中有助于提高整个区域的金融服务和科技创新水平，提高区域资源配置能力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Levine & Zervos，1998），进而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另外，伴随着信息系统和基础设施的网络化，金融与科技集聚的空间协同有助于促进金融机构与其他相关行业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并在特定的城市群格局下形成不同的空间溢出模式，进而促进相邻近城市和区域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交叉合作（Park & Musa，1989），引导资源跨地区和跨行业的高效配置，带动城市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质量提升。

另一方面，金融与科技的空间集聚和空间协同有助于助推金融资源和信息技术的相互融合，进而为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激励。相对而言，金融和科技要素的集聚中心不仅具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和信息保证，而且拥有更强烈的创新意愿和更有效的创新支持，因而信息流转更迅速，技术创新效率更高。在信息网络产生的空间溢出机制下带动城市和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并激发微观企业创新活力（Amore & Schneider， 2013）和技术专利创新活动（Masslmoet al.， 2015），提供创新性融资的专项支持保障创新行为长期化和稳定化（Tadesse， 2001），缓解创新信贷约束，提升城市集约发展的能力。

最后，金融与科技要素的空间集聚与协同还有助于通过信息网络的构建降低市场交易主体之间的费用，通过建立信誉机制降低区域要素资源连接的不确定性，从而增进网络成员的运行效率。理论而言，该种网络经济效应主要源自两个层面：一是金融与科技要素的空间集聚协同有助于降低企业的金融交易、信息收集、企业共享和搜索人才的成本，进而搭建区内企业之间交流合作的良好平台，推动知识共享机制形成并加速知识溢出（Bencivenga etal， 1995 ；Audress & Feldman， 2006）；二是金融信息网络可以帮助企业建立信任与合作机制，减少微观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进而有效降低金融监管成本并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见图1）。

三、指标构建与样本选择（详见原文）

四、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详见原文）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讨论

（一）时空演变趋势

首先对2008-2017年十大样本城市群内部的发展质量演变进行了初步评价。这里将样本区间分为2008-2012年和2013-2017年两个时间段，数据对比显示：国内城市群内部发展质量提升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扩展效应与群内扩散特征。早期只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几个国家级城市群或海峡西岸等个别经济外向型程度较高的区域性城市群整体发展质量较高，2013 年之后，长江中游、成渝、中原、辽中南、山东半岛等城市群逐步崛起，发展质量的地域扩展特征明显；多数样本城市群内部的发展质量亦呈现明显的内部空间扩散效应，高质量发展的城市个体及其覆盖范围均出现了明显扩充。这些都说明样本城市群的整体发展质量在持续提升，空间格局在不断优化。

更加细致的时空特征比较显示：1.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海峡西岸城市群内的核心城市发展质量较高且处于持续扩张状态，进而辐射带动了群内其他城市的发展质量提升。但总体上看，京津冀（0.1041）和海峡西岸（0.0785）城市群的发展质量仍相对弱于长三角（0.1207）与珠三角（0.2114）；2.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辽中南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城市发展质量在样本区间内快速提升，但其辐射带动效应仍不明显，空间特征上大致相当于长三角等高质量城市群发展的早期阶段，关中平原城市群的整体发展质量相对较低；3.区域视角看，东部城市群整体发展质量明显优于中部和西部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国家级城市群的优势尤为明显，这也印证了中国区域发展程度差距明显的现实状况；4.城市群内部看，发挥核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对于推动发展质量的空间扩散和整体提升至关重要。

依据不同城市群的空间形态和行政层级特征做进一步考察，样本区间内单核辐射型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提升幅度明显高于双核联动型城市群（2008-2017年单核和双核城市群发展质量变化分别为 0.067-0.125 及 0.066-0.117），反映出理顺城市群内部行政关系并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性。典型如成渝城市群，两大核心城市的重复建设和同质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城市群发展的空间扩散和整体质量提升，如何强化双核联动对于推动城市群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至为关键。另外，国家级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提升也显著高于区域性城市群（2008-2017年国家级和区域性城市群发展质量分别为0.075-0.136和0.057-0.100），说明国家级城市群以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有助于加速增长极的形成和区域整体发展质量提升，也说明提升自上而下的政策关注度和强化核心城市的行政资源对于城市群整体发展质量的提升同样重要。

样本城市群金融集聚空间格局演变的分阶段考察显示：样本城市群的金融集聚程度均有明显提升，空间上的集聚态势也益发突出和明显。具体而言：1.各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城市都在逐步成长为区域金融资源的高度集聚地；2.金融集聚主要依托于城市群的“核”展开，京津冀、成渝、山东半岛、辽中南和珠三角等双核联动型城市群在金融集聚上的表现更为突出；3.“一核多柱”型城市群模式更有助于金融集聚的空间扩散，并有效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4.“中心-外围”式的单核辐射型城市群发展模式容易引发金融要素层面的“虹吸效应”，并放大城市群内部在金融资源配置层面的差距。

综合以上，可从空间形态和行政层级上对不同城市群的金融集聚效应做进一步归纳：“双核联动”型的金融集聚“涓流效应”显著强于“单核辐射”型城市群。理论而言，这主要源于金融发展的“强者恒强”特征，如果城市群内部存在着行政或体量上均具有碾压优势的单一核心城市，则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驱动下，金融资源要素均会加速向该核心城市集聚，从而对周边城市产生明显的“虹吸效应”。从这一角度看，对于那些“单核辐射型”城市群，如何强化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区域服务功能，推动核心城市的金融要素资源外溢，是实现城市群整体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保障。另外，国家级城市群的金融集聚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强于区域性城市群，这说明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强化城市群内部的分工合作，打造差异化产业集群并避免同质化竞争，对于提升城市群整体发展质量而言同样重要。

进而对样本城市群内部的科技集聚形态做了分段呈现。时间视角看，不同城市群的科技集聚格局均相对恒定，这与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多汇聚于核心城市，且短期内很难大规模迁移有关。城市群内部看，科技集聚也基本以核心城市为依托，说明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相比，流动性和扩散效应相对较差。城市群比较看，京津冀的科技集聚程度最高，海峡西岸和山东半岛的科技集聚程度较低，这应与国内科教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关系密切。

表3进一步汇总了十大样本城市群在发展质量、金融集聚与科技集聚方面的空间相关性情况。结果显示：不同城市群的整体发展质量、金融集聚和科技集聚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特征，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该种空间正相关性亦在不断增强，这一结果也进一步印证了依据空间效应视角全面梳理金融集聚、科技集聚对于城市群整体发展质量影响的重要性（见表3）。

（二）空间溢出比较

空间计量方法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等，为选取最佳的空间计量模型，这里首先进行了Wald检验和LR检验。Wald检验和LR检验结果分别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单纯使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对本研究而言都可能存在明显的偏误现象，选择空间杜宾模型相对而言更为合适（见表4）。

鉴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系数并不能直接反映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实际影响程度，因此这里进一步借助偏微分方程对不同类型城市群相关变量的空间效应做了分解。

表5汇总了同时纳入金融集聚或科技集聚因素时不同空间效应的考察。总体看，金融集聚对不同形态城市群内部发展质量的三种效应均不显著，如前所述，这与金融业的空间集聚同时存在着“ 涓流效应”和“虹吸效应”有关，也契合于现有关于金融集聚空间效应的诸多争论。而科技集聚的三种效应显著为正，说明科技资源和要素的空间集聚不仅有助于提升本地经济的发展质量，也能对周边城市产生显著的辐射带动效应，且总体上科技集聚的间接效应更强于直接效应，说明推动科技集聚对于城市群内部发展质量提升具有更有力的促进作用。该结果验证了推动科技资源集聚是推动城市整体发展质量提升、强化区域联动效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见表5）。

从城市群的空间形态区分看，科技集聚对于单核辐射型和双核联动型城市群内部发展质量的正向提振作用都很显著。对于国家级城市群而言，三种效应也显著为正。但是，对于区域性城市群，科技集聚仅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则不显著甚至存在一定负向影响，这主要源于相对于国家级城市群，区域性城市群在科技资源存量层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一方面会限制核心城市向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另一方面还可能引发科技资源层面的虹吸效应，进而对周边城市发展质量形成负向拖累。这一角度看，对于国家级城市群，进一步加速科技集聚，通过科技集聚推动城市群整体发展质量提升，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一环。而对于区域性城市群，则应当进一步强化科教文化体系建设，增强区域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科技要素和资源的合理空间集聚来推动发展质量提升。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方向基本与现有理论机制和预期相符，这里不再赘述。

（三）协同效应诊断

表6进一步汇总了同时考虑金融集聚与科技集聚的协同效应时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显示：在纳入金融集聚与科技集聚协同效应的模型中，对于不同空间形态或行政级别的城市群，金融集聚与科技集聚交互项的三种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集聚与科技集聚的空间协同会显著促进不同类型的城市群内部发展质量提升，印证了推动“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的融合发展对于实现国内城市群整体发展质量的提升至关重要。和前面的理论和实证相结合，该结果说明金融集聚对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提振作用发挥需要和科技创新扶持相配合，构建相互配套和相互促进的金融集聚和科技集聚空间模式，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见表6）。

从金融和科技集聚协同对于不同类型城市群的具体影响效应看，空间形态视角，“单核辐射型”城市群对于金融和科技空间协同的敏感度最高，且间接效应显著强于直接效应，说明金融和科技的空间协同倾向于推进城市群内部的协同发展。“双核驱动型”城市群对于金融和科技空间协同也具有较高敏感度，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稍弱于“单核辐射型”城市群，进一步说明推动城市群核心城市联动的重要性。而在行政层级视角，金融和科技空间协同对于国家级城市群发展质量的间接效应显著高于直接效应，而对于区域性城市群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强于间接效应。这说明对于国家级城市群而言，强化金融和科技集聚的空间协同更有助于发挥核心城市对于周边城市的空间溢出和辐射带动作用，进而推动城市群整体发展质量的提升；而对于区域性城市群而言，推动金融和科技的空间协同则相对更有利于增强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进而衍生出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以此推动城市群发展质量的提升。综合上述结果，推动金融与科技集聚的空间协同，不仅有助于克服金融集聚可能存在的“虹吸效应”，也有利于加速城市群内部的连片协同发展，进而推动城市群整体发展质量的提升。另外，也需要依据城市群的不同类型实行差异化金融和科技空间协同政策，以更好发挥其正向驱动作用。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方向基本与前面保持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六、结论和建议

综合前面分析与讨论，在城市群的特定视角下，通过空间形态和行政层级的进一步细分，可以对金融集聚和科技集聚的空间溢出及其协同之于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不同模式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演变呈现显著时空异质性。单核辐射型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提升幅度高于双核联动型城市群，国家级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提升幅度强于区域性城市群；而不同城市群的金融集聚模式和科技集聚模式也存在显著差异，金融集聚“强者恒强”，“双核联动”的金融集聚“涓流效应”明显强于“单核辐射”，科技集聚的空间格局相对恒定。

第二，金融和科技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现实存在。不同类型城市群的发展质量均与金融集聚、科技集聚存在着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且该种空间正相关特征伴随时间趋势在不断增强；另外，因为同时存在“涓流效应”和“虹吸效应”，单纯金融集聚对于城市群发展质量提升并不存在显著的单向影响，而科技集聚则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辐射带动效应更强。

第三，金融集聚和科技集聚的空间协同至关重要。两种集聚的空间协同和融合发展能够有效克服所谓的“虹吸效应”，进而对不同类型城市群的发展质量提升均产生显著的正向提振作用；同时空间协同也有助于实现城市群内部的“强者恒强”和空间溢出并存，其中国家级城市群的外溢效应强于本地效应，区域性城市群的极化效应强于溢出效应。

综合以上结论，从金融和科技集聚的空间溢出及其协同效应出发，可以对当前条件下推动国内城市群乃至都市圈建设，进而实践区域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通过金融和科技等要素的空间优化来强化城市群发展的空间溢出城市群内部的发展质量演变虽然会受到空间形态和行政层级等因素制约，但整体上与金融集聚与科技集聚间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且存在明显的时间强化趋势。由此，有效推动国内城市群建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应致力于从空间视角推动金融和科技要素的合理集聚：一方面依据外部约束条件选择合理的金融集聚模式，以尽可能发挥“涓流效应”并抑制 “虹吸效应”；另一方面也需以科技集聚作为突破口，通过创新体系建设加速发展质量提升。

第二，通过金融集聚与科技集聚的空间协同来助推城市群整体发展质量提升。虽然要素集聚同时存在着“涓流效应”和“虹吸效应”，但金融和科技要素的空间协同和融合发展有助于克服所谓的“虹吸效应”，促进城市群内部的连片协同发展，进而实现整体发展质量提升。因此，在推动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过程中，不应局限于金融或科技单一要素的空间集聚，而应更多关注两者间的空间协同与空间互动，致力于构建相互配套和相互促进的金融和科技空间集聚模式，在“科技金融”与“金融科技”视角下推动城市群发展。

第三，通过金融和科技发展的差异化扶持政策加速城市群的空间协同。从空间形态看，“单核辐射型”和“双核驱动型”城市群对金融和科技集聚存在不同的响应机制；行政层级看，国家级和区域性城市群的空间协同效应也具有不同的传导路径。由此，推动金融和科技集聚的有效协同依托于特定的城市群特征，完善“双核驱动型”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联动机制，强化“单核辐射型”城市群的科技集聚并适度控制金融集聚，加速国家级城市群的金融科技协同，以都市圈建设为抓手疏通区域性城市群的空间溢出。

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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