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把这个系列的文章写成干巴巴的理论介绍，让人读起来味如嚼蜡。左思右想，我想把每周读的内容罗列出来，结合着个人的感悟，希望有兴趣的伙伴可以自行阅读这些文献，形成自己的批判工具和知识体系。
上周开篇文章跟大家聊到，心理问题不只是心理学问题。这个系列文章的用意是如何更好地批判和反思内化的压迫系统，不以“他者”的视角审视自己和ta人？如何更好地把心理学问题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和更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国家、民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等）去理解？如何在多极化世界中更好地整合和发展自己的身份认同？
过去的一周继续读左翼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可能很多伙伴听起来觉得莫名其妙，你一个心理咨询师读这些有的没的干啥？我一个有心理困惑的人问什么要了解这些枯燥无聊的历史？
这些问题如果搁一年前，我也会满脸黑人问号，直到在工作中遇到很多来自各个国家的伙伴，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们聊的很多心理问题已经超越了心理学解决的范畴，跟国际政治、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有关。那一刻我意识到，我需要学习的还很多。当开始深入了解这个世界在发生了什么，我一直以来坚信的自由派价值观被一点点打碎。
由于主修学科的关系，我有幸在海外学习工作的过程中目睹资本主义的铁拳（比如，在温哥华市中心东区做有关贫困儿童、流浪者、瘾君子、移民、难民的调研），这是很多留学生（因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只需要读书就好）没有接触过的折叠世界。因为阶级固化和媒体霸权，很多在高福利国家生活的人都接触不到受新自由主义政策长期影响下，惊人增长的贫困率背后的社会现实。
特朗普的上台和疫情的爆发已经动摇了我一直以来被教育的“min选制度有自我修正的能力”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直到俄乌、以色列轰炸巴勒斯坦事件发生之后，当我看到欧美主流媒体都一边倒地站队，封杀另一方言论的时候；当我人生中第一次目睹战争的残酷性，在tt和yt上看到还没有“被下架”的巴勒斯坦老弱妇孺的尸体残肢在被轰炸的家园中挖掘出来的时候，我几乎崩溃。
让我崩溃的不只是战争的残酷性，而是这些事件的发生极大挑战，甚至是威胁了我所受的西方自由派精英主义教育的根基。我一下子意识到我所受的教育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出现了偏差，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
几乎在所有欧美主流媒体、政界、学界都在一边倒地站队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人不分国籍、种族、宗教、政治理念站了出来，批判精英政客的虚伪。在这些人中，一直以来保持抵抗和批判的反而不是我之前尊崇的提倡“皿煮甴曱”的学界大佬们，而是左翼人士。
我所受到的人文社科的训练继承了后冷战思想的影响（皿煮vs.wei权），缺少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对全球南方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充满鄙夷。直到看到精英的虚伪和双标的那一刻，我才开始认真阅读左翼政治经济历史发展史，意识到西方自由派思想虽然打着“左”/“进步”的旗号，缺少对政治经济结构的批判，更多关注的是文化领域，把身份政治视作为新马克思式的文化，成为了资本和殖民霸权的拥趸。
上周我看了去年12月份在多伦多公共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谈，嘉宾是Norman Finkelstein和Christian Parenti。本来想听Finkelstein的发言，听到Parenti有关wokeism（“觉醒主义”）和身份政治的批判很受益。
他提到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促使欧洲左派远离苏联，远离gc主义。CIA通过其计划和协调办公室，开始对各种公民团体进行大量秘密投资，包括：学生组织、妇女团体、非裔美国人组织、左翼宗教团体。著名的女权领袖Gloria Steinem就参与了CIA秘密投资的学生组织中，扰乱国际左翼学生集会。觉醒的左派会将阶级政治描述为简化甚至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但觉醒政治经常忽视的事实是，工人阶级所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对整个阶级来说都是共同的。只有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并进行斗争时，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改善或解决。如果大多数无产阶级走到一起去影响民众，这威胁大财团的利益。避免多数派系形成的解决方案就是创建尽可能多的派系，来瓦解人民的团结。这就是分而治之的逻辑。当人成为了一个个小团体，就无力齐心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霸权。
左派学界也深受帝国主义思想强势的入侵。在The Ideology of Late Imperialism: The Return of the Geopolitic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第二国际地缘政治的回归》） 中，作者提到1970s以来，一系列西方甴曱派和左派知识分子有意识地摧毁左翼反帝国主义的传统，美化殖民主义，为了论证：1.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落后不是政治、经济殖民的后果，而是自身的问题；2. 全球南方的反殖民反霸权和社会主义运动是发展的阻碍。这种欧美/西方为中心论在左派理念中不断蔓延。理论浓度有点高，我收一收，聊聊为什么了解当代史对于解决心理问题有关。
我大二的时候上了一门社会心理学的课程。老师为了展现个人对于微quan的反抗，放了一个纪录片，就是几十年前在广chang上发生的那个事件，但是对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闭口不谈。作为教室里唯一一个中国留学生，19岁的我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我感到羞耻不安，推崇西方皿煮理念，厌恶自身身份，自卑自恨。即便后来修了一些人类学、历史学的课程，但是理论都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主，缺少对中国现代历史（包括被殖民史和社会主义历史）的展现，没有历史沿革的眼光，将中国崛起视为一种帝国主义势力（也是西方人文学界的主流思想）。归根结底是一种西方中心视角。读了Said的Orientalism（《东方主义》）对于西方中心视角的批判，也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和关联性。直到去年开始系统性了解左翼理论，我才意识到自己深深的偏见。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些理论对我的工作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会因为某些言论感到愤怒，比如：“中国女性地位落后”“东亚文化就是卷”“东亚父母都是控制狂”“东亚子女没有童年”“社会主义就是洗脑”等等，即便在很多自由派看来都是性别/种族本质化的“政治不正确”言论。愤怒并不是针对于发言者本人，也不是在否认这些评论背后的社会现实，而是对这种现象归因感到不满。一开始我以为是触发到了留学过程中经历被性骚扰、歧视、不公平对待的经历，后来在我跟不同的mentor交流和自我梳理过程中，突然意识到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议题，也不是心理学探讨的范畴，而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背景下，帝国主义霸权对于第三世界国家个人主体性的剥夺。我的姥姥出身贫寒，幼年丧父，是她的母亲和几个哥哥一起供养她——家里唯一的一个女孩——读书。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省城一名优秀的医生，工作期间一直坚持免费为农村的老乡看病。她生前名字就被记录在县志里。姥姥临终前向我们交代她的后事要从简，等她去世后我们只通知了一些亲朋她去世的消息。守灵那几天，我们家陆续被一波又一波之前被她救治过的老乡们挤爆。他们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家：有的带着钱，有的带着自己的儿孙，有的带着自家种的小米和白面。他们来到家里，不怎么寒暄，直径走到姥姥的遗像前跪在地下就磕头，磕完了就默默离开了。他们以这种质朴的方式，表达着对这位曾救治过他们和他们亲人的感谢，送她走最后一程。很长时间以来，我认为姥姥那代人，特别是女性，辛勤工作，无私奉献是被利用的结果。她和姥爷之间关系不幸福，是因为她太强势了，不温柔不顾家。直到我看了严海蓉老师对于社会主义时期女性的记述，以及张泠老师推荐的50、60年代的样板戏和电影（比如：《红灯记》《白毛女》《五朵金花》《李双双》），我被那种劳动女性积极的精神风貌所打动，仿佛看到了我的姥姥。我一方面感到欣喜，逐渐理解了姥姥崇高的追求，另一方面对我自身的傲慢和偏见羞愧不已。写到这里我泪流满面。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全球化的资本市场，资本霸权封建父权抬头，仿佛过去的一切都被推翻了。在“微quan”“东亚”言论之下，先辈的主体性（包括我亲爱的姥姥）被剥夺了，仿佛他们牺牲自我为了让贫困的中国人更有尊严地活着，是被洗nao的结果，是边界感不清的表现，是虚无的。这种论述不仅削弱了那个年代人的主体性，同时也忽略了房间中的大象——资本主义（恶性竞争内卷）和帝国主义（霸权使发达国家把危机转向第三世界国家）。当然，这么说并不是美化那个时代，也不是要回到过去，更不是扮演受害者认为现阶段的挑战都是外界的问题。作为批判者，我们要对各方理论保持审慎的态度，以寻求一种平衡。作为咨询师，我认为代际的创伤是真实的，上一代人的苦难不是合理化对孩子忽略、打压、强控的借口。我只是衷心希望把对一个人的评价放回到更复杂的叙事中，特别是当时历史政治经济环境中，警惕殖民主义的叙述，夺回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这不仅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尊重。因为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活着本身，就是抵抗。它塑造了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身份，时刻给予我们力量，告诉我们来自于哪，扎根在哪里，要往哪里去。写到这里我想到了陈映真。终于，我不再羞耻于分享这段话对我的触动和共鸣：“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应该是包括《阿Q正传》的鲁迅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取‘皿煮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在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