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Dr. Sunil Bhatia去殖民化心理学这本书。
《去殖民化心理学：全球化，社会公正，和印度青年身份》本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叙事疗法如何可以应用在打破殖民主义叙事，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周在读书小组里读了弗朗西斯·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的“论暴力”这一章，再加上跟来自不同领域的伙伴们的交流分享，结合着在工作中的一些思考，还是想继续夯实一下理论基础，再讨论方法论。
上次跟大家聊到当代主流心理学（比如：跨文化心理学）是如何服务于殖民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两大boss的。这次想要从心理学发展史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当下心理学有关于“自我”的概念，并不是“普世真理”，而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
如果不去批判这一点，形成在地的自我认知，就会打着“解放”个体的旗号，继续压迫个体。现代心理学及其对自我和身份的探讨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产物。继福柯（1988）之后，Rose（1996）认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通过特定的“技术和心理学”和词汇，“发明”了自我、身份和人格的新制度。他认为，“在当代西欧和北美如此普遍的自我观念……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地理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它的存在本身就需要被视为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关于人格的解释是为了回应19世纪末北美和欧洲关于国家、政府、公共服务和福利的论述而产生的。“心理学科”的出现，是专业地塑造和规范关于家庭、工厂、童年、劳资关系、学校教育、军队等的话语。当心理科学逐渐成为一门全球性的“心理学科”，其伴随而来的文化、身份、培训、人格测试、积极心理学、幸福感和正念词汇已经跨越国界。随着企业的全球化和国际化，欧美跨文化心理学尤其在全球范围内出现，通过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以及相互依存与独立自我的简单词汇，赋予历史、文化、权力、身份和冲突等复杂问题以意义。用人话来说，就是心理学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化成为“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的矛盾。给大家句几个例子：东亚人有“竹子天花板”？不可能，那是因为东亚人不会社交，不善沟通。东亚女性面临性别不公？才不是，那是因为东亚女性内向且控制欲强，不会理性思考。有伙伴可能会说，很多国家不都独立了么，为什么还在老生常谈什么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跟我有啥关系？当代殖民主义对人的剥削形式更隐性，更难察觉。殖民已经不再是船坚炮利这种“硬暴力”，而是一种“软暴力”——通过科学、全球化、多元文化多样性的良性含义、跨国联系和新自由主义企业权力的力量，被特许经营、本地化、普遍化和跨境合法化。前“宗主国”以及后发帝国主义国家进而可以对第三世界国家国家金融、经济上的控制不断加深，本地精英（所谓的“专家”“专业人士”，心理咨询师也包括在内）也在间接剥削更弱势的群体。全球就是一个社达金字塔，个人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在乎自身或者本阶层的利益，对他人的死活不管不顾。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会让一个人总是怀疑自己不够“努力”，继续卷下去，依然觉得自己不够好。更遗憾的是，这会造成被压迫者内部的分裂，压迫更弱势的群体（比如：把已婚女性称为“婚驴”；觉得中国人天生就欺负中国人），难以团结起来，反抗不公不义。欧美主流心理学就是这种“软暴力”的形式之一。欧美关于自我和身份的特殊观念，以及这些自我找到意义的故事，只能代表一小部分人，但它们现在代表了理想化的“全球自我”或“最佳全球实践”。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可能就会内化殖民主义，觉得不是结构性的压迫，而是民族的“劣根性”。如果不挑战殖民视角下对于“自我”的定义，心理学不会让人通向自信自爱，活出真我这条路，反而会让人成为中产白人异性恋男性殖民者。今天我还在tt上看了一个亚裔女性提到自己为什么不会跟亚裔男性交往，因为亚裔男性受儒家文化熏陶，言行令人感到不适，所以拒绝跟亚裔男性交往，打破被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循环。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共鸣。我自己在海外生活的时候看到周围很多亚裔二代移民，因为痛恨原生家庭，所以拒绝跟亚裔交往，甚至否定自己亚裔的身份。对这些伙伴的经历感到很遗憾，我觉得值得批判的不是婚恋/交友选择，也不是个人经历感受，而是归因问题。“原生家庭论”“东亚父母论”把矛头从种族主义，转移到被压迫群体之间的内斗，这是内化的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被殖民者企图讨好殖民者和贬低被殖民者从而获得优越感，看似脱离了“劣根性”，其实在殖民者眼中从来不是完整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亚洲人被视为“模范少数族裔”，仿佛只要努力就可以获得回报。面对不公不义，不会像非裔联合起来反抗，争取更多的权益，反而窝里炸，甚至歧视非裔或者拉丁裔，觉得他们“太懒”“好吃懒做”。这一方面是外化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认为亚洲人只会埋头工作，不会反抗），另一方面是内化的种族主义（亚洲人的劣根性，否认自身身份，远离本族同胞，就能够不被歧视）。比如，一个女性领导不愿意雇女性员工，是因为父权制影响下，女性都很难把自己的情绪和感受表达出来，要么就选择压抑，要么就会爆发，情绪不稳定，所以她选择跟男性共事。这看似是在揭露父权制的问题，但是最后还是陷入了父权制的逻辑中。在这里，我并不是想否认原生家庭的伤害和东亚文化中的封建父权思想。我甚至觉得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很多封建思想都会有抬头的趋势（父权思想、阶级矛盾）——白人歧视亚裔男性，亚裔男性歧视亚裔女性，亚裔中产女性歧视亚裔工薪阶层女性……希望大家不仅看到人际关系的不公，同时还有更复杂的结构性的不公，否则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在咨询中，经常跟伙伴们聊到有关意义感这一话题。为什么当代人会有存在主义危机和意义感的缺失？这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自我探索（我是谁？我属于哪里？我该如何生活？），尤其是在后传统社会的背景下，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现代性也打破了小社群的紧密关系，使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变得冷漠和疏离。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虽然可以通过给出一个名字或提及自己的祖先和家谱，但是这种回答方式不能告诉我们什么赋予了我们的生活意义，也不能告诉我们身份的意义。那么，要知道我是谁，就必须知道我的立场。正如Taylor（1989）所言，“我是谁”是由承诺和身份来定义的。这些承诺和身份提供了一个框架或视野。在这个框架或视野内，我可以尝试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什么是好的、有价值的、应该做什么、我支持或反对什么。换言之，“我是谁”是表明立场的基准。了解自己或自己的身份就是将自己定位在一个道德空间中。在这个空间中，关于什么是好的和有意义的问题被审视。这些道德空间是由我们的历史、文化实践和其他自我所定义的。“一个人只有在其他自我中才是自我。如果不参考周围的人，就永远无法描述自我。”所以，主流心理学所提倡的严格的、高度个人化的和原子主义的“自我”观念是非常有问题的，等于把人硬生生地从环境中剥离出来，仿佛生活在真空中一样。这不仅不会帮助我们构建出自我的框架，反而剥夺了构建自我框架的基础，仿佛人都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忽略结构性的压迫仿佛看不到房间里的大象，会让我们成为殖民主义的奴隶和帮凶。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对少数族裔和“有色人种”儿童的观察就时个很好的例子。他的研究是基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现实。他认为，黑人儿童的身体或感官使他们具有获得奴隶身份的可塑性。因此，黑人的身份认同主要源于他们在奴隶文化中的感觉运动经历，而黑人儿童被视为缺乏白人儿童可能拥有的高级智力或认知能力。这种不发达的黑人身份是被动的、依赖的、顺从的，并使非裔美国人融入了南方的种植园文化。当“黑人”开始认同白人的主种族，而主种族反过来保护和维护自己的主导身份时，黑人的身份危机就会发生。也就是你爱奴隶主，但是奴隶主爱你么？（都不把你当人看）。将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阶段模型置于背景和情境中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对于自我的预设主要是基于美国白人男性青少年的经验、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实践的优越性，以及边境生活（frontier life）和美国个人主义的概念。大家听起来是不是不陌生？这种种族/民族决定论，把某一个非我族裔视为“被动的、依赖的、顺从的”，从而“适应种植园文化”，合理化结构性的压迫（奴隶制），是不是跟“东亚决定论”“女性有受虐倾向”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个观点在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有更深入的呈现。弗朗茨·法农是20世纪研究去殖民化和殖民主义的精神病理学的其中一个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在书中他提到，不论是在殖民时期，还是去殖民化时期，都被“原始的善恶二元论”支配（殖民者是善的vs.被殖民者是恶的）。在殖民时期，殖民者认为被殖民者是“恶的集结”，是没有道德和文化的动物。土著屈服于殖民者，忍受殖民者的暴力，将自己所遭受的痛苦宣泄在部落之间的暴力冲突。这类悲剧还不断上演。上个月在The Katie Halper Show里，听到一位以色列心理咨询师形容巴勒斯坦有“2-3万强奸犯”，大多数人“不健全”“都是后天养成的反社会性人格”（发表这类种族主义言论都不会被伦理审核委员会审查或者吊销执照，也是够“政治正确”）。巴勒斯坦卫生部负责人Dr. Samah Jabr提到，由于长期遭受定居者殖民的暴行和羞辱，巴勒斯坦人是世界上精神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5%的巴勒斯坦青少年曾试图自杀，23.2%的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难道他们天生就是“疯子”“变态”“反社会型人格”么？
心理学如果缺少去殖民化视角，就会合理化帝国主义，成为绞杀第三世界平民系统的帮凶。脱离国际环境和历史文化，架空环境去谈心理问题，就会持续性非人化他者，其根基是种族主义。这是助人行业从业者需要警惕和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