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战疫：溃败的红会，进击的互联网公益
文 | 白的银 原创首发 | 金角大王Plus
1月30日晚7点42分，一架中国邮政标识的喷气式货机降落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机舱里有4.5万件从英国、日本抢购而来的医用级防护服。
当晚，实名认证为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在微博上曝出，他们医院参与了“劫机”。为了解决防护服和口罩的燃眉之急，他们除了在网络上呼吁募捐之外，还从网上得知腾讯包机直送，于是决定到机场去“抢”。
第二天，这条“劫机”的原微博很快被删除，但评论直播图片贴出“劫机”现场的照片，正是腾讯当晚的包机。
当时，全国医用级防护服总产能只有每天3万件，等于说腾讯一次全球采购包机，搞定了全国一天的产量还多。
这4.5万件从英国、日本高价买到的防护服，是马化腾出钱，联合复星郭广昌一起搞定的。
过去21年里，马化腾身后的腾讯公司早已经习惯了全球化节奏，这是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常态。对美科技公司投资份额中，腾讯公司一家顶后面第2、3、4名的总和，包机采购的思路，和当时腾讯入主特斯拉成为第五大股东，一样驾轻就熟。
这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球疫情，互联网科技公司们将他们超出想象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腾讯和复星包机送防护服的现场
“劫机”背后还有故事：早在腾讯全球采购这批4.5万医用级防护服和10万个防护口罩之前，腾讯公司的采购就在美国火速物色到了一批大货。但腾讯方面的专业采购很快就发现了美国这批防护服和口罩已过期失效，于是转而协同复星集团再往英、日扫货。
谁知道——腾讯公司原来在美国物色的那批过期口罩和防护服，最后被在美的热情中国同胞买下寄回，没有被派上用场，一度引起争论。
从黄鹤楼出发，过了长江大桥，沿着中山大道一直往东北方向走，在胜利街的一侧，就是武汉红十字会。在疫情中是舆论的一个中心，尽管这里并没有发生疫情与抢救。
离胜利街15公里的长江边上，是武汉国际博览中心，这是武汉红十字会当前的物资仓库。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协和医院物资持续紧缺，曾自己剪下布料手缝口罩，期间多次行乞式在红会的仓库讨要医疗物资。可他们在武汉红会的仓库看到的情况，让他们感到心寒不已。
仓库里捐赠来的医疗物资堆积成山。
红会仓库一角
“你就是安排两个阿里巴巴的P11去负责物资的调度，效果都比武汉和湖北这两个红会要强。”这个网上高频率传播的假设，在以往人们会觉得言过其实，但这次不会。
最新消息是武汉红会的相关责任人受到了处罚。
而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的高效与精准，在这场抗疫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发挥着让人惊叹的效用。
腾讯包机从国外采购物资运回国内，阿里巴巴自行将物资送往医院，美团饿了么为医护与环卫等人员免费供应外带饮食……这与红会的执行效率形成鲜明的对比。
可以说，每多一分优秀，就多一分讽刺。
与此同时，互联网公司也正利用自身已有业务的优势助推公益。反过来，这些公益行动甚至成为他们日后加深业务护城河的契机。
这些操作，包括后面有关部门让“九州通”来接管武汉红会仓库，协助物资分发的决定——意味着互联网公益，开始倒逼以红会为代表的传统公益慈善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
世界已经变了。
2020年1月23日前，中国人已经很久没见过封城了。
那一天，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当天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同时，机场、火车站等离汉通道直接关闭。次日，湖北境内，鄂州、黄冈、赤壁、仙桃等15地相继封城。
当全国各地的医疗队伍火速向武汉集结的时候，疫情已经明确升级到更严重的态势。
人们还在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封城行动中感到错愕，或者沉浸在春节联欢晚会的抽奖中没有醒来时，作为对信息最为敏感的互联网公司，早已开始了支援行动。
跑在最前边的，是腾讯公司。
1月24日，湖北多地封城的当天，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突然宣布捐赠3亿元人民币，设立第一期新型肺炎疫情防控基金。
3亿元资金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直接出资，换言之，这是从腾讯的利润中掏出来的真金白银。
虽然腾讯确实有钱，但截至目前，一次捐出3亿现金的企业也没几家。并且在2月3日，腾讯又宣布设立2亿元资金池，发起“战疫开发者公益联盟”。相当于马化腾一伙人自掏了5亿腰包。
互联网企业纷纷跟着掏钱。
1月25日，抖音、今日头条母公司字节跳动宣布，将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2亿元人民币，成立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医务人员人道救助专项基金。
1月25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消息称，将设立10亿元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用于采购医疗物资，无偿赠送给武汉各大医疗机构。
不过阿里巴巴并未说明10亿资金的来源，换句话说，这10亿资金既可以由阿里巴巴自掏腰包，也可以联动上下游企业共同设立的方式进行。
1月26日，美团公益基金会宣布捐赠2亿元人民币，设立全国医护人员支持关怀专项基金。
1月29日，百度宣布成立总规模3亿元的疫情及公共卫生安全攻坚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包含新型冠状病毒在内的新疾病治愈药物筛选、研发等一系列抗击疫情工作。
互联网公司很有钱，而且都投了很多钱。
但你把焦点从捐赠金额上挪一挪就会发现，疫情肆虐之时，主流的互联网企业几乎都选择了自行成立专项公益基金，或者与专业公益机构成立专项基金。
成立公益基金，是互联网企业对以往传统公益模式的突破。
由此，他们开始在公益事务中寻找自己的节奏和计划，结合自己企业的优势进行推行。
在以往，对某个需要支援的对象进行捐助，基本都是通过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官方捐助机构。物资抵达红会等机构后，再由其进行分配。这种捐助方式，企业往往无法控制捐出去的钱究竟被用在哪里。最近的“给莆田医院发口罩”风波也在证明这一点。
领到1.8万个口罩的仁爱医院
一家专治不孕不育的莆田系医院，在湖北省红会此前的物资发放中，拿到了1.8万个口罩。舆论一片哗然后，捐赠方一脸懵比一无所知，还成了湖北红会口中的“定向捐赠”者。
到最后，湖北省红十字会账上还躺着这次疫情带来的几十亿捐款，根本没用出去。为什么用不出去？人力、制度、经验等都在制约着这些传统机构的发挥。
大灾面前，需求瞬间海量爆发，需要的是高效快速运转解决需求。收到的捐款用不出去，或者根本没用到实处，都相当于没有准确地解决需求。
2月1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一名医生手持介绍信赶赴红十字会临时仓库领取医用防护物资，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询问、沟通和不知所措的等待，他最终只领到了500个N95口罩，然而500个口罩应该只够一个科室用一天。
你以为这就是武汉红会离奇操作的全部了吗？
这名医生拿着介绍信去红十字会领物资的当天下午，一位从协和医院来领取物资的工作人员，对着央视的镜头伸出两根手指，说，“我们昨天领了两件防护服。”
武汉协和医院一天领了两件防护服
武汉红会的仓库，物资堆积如山。在抗击疫情的前线极度缺乏物资的情况下，一天就给一线医院两件防护服，确实就发生了。
这次互联网公司们都亲自上阵，依托成立公益基金，也就是说，强调高效和精准的互联网公司看不过去了。
同时，这意味着公益成为互联网企业的一项业务，能够与其自身的其他业务协调并进。对于公益本身来说，这些在互联网公司经过竞争激烈的商业战场洗礼，具有相当丰富经验。
当互联网企业将公益当作自己的一项业务来把控，用自身的市场化经验改造传统的公益模式，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走出了早期单一主导的阶段，在利用公司的核心能力去做慈善做公益。
2月3日12点，正午的武汉国博中心，一辆从成都出发的大货车经过长途跋涉后停在了这里。
车上装满了30吨医院急需的75%酒精，车刚停稳，就被早已等候在此的5辆转运车团团围住，30多位武汉志愿者一拥而上，不到一个半小时，350箱酒精已经被分装到5辆转运车上，火速运往各家医院。
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包括协和医院在内的十余家医院，已经全部完成接收，将这30吨酒精“瓜分完毕”。
时间回到1月28日，腾讯大楚网团队通过一个武汉志愿者团队辗转了解到，成都科隆化工公司具备消毒酒精生产能力，并已于大年初二复工。这种规格的酒精可以用于非手术类的环境消毒，是一线医院急需的医疗用品。
腾讯公司当即决定从成都科隆购买60吨消毒酒精，卖方也慷慨地给予成本价，当天晚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便将货款汇至。
这批极为紧缺的物资信息同步被上报给湖北省、武汉市两级防控指挥部，同时，一支来自武汉市法院、应急、交通等机构的志愿者团队，决定承担这批酒精的市内转运与送货任务，志愿者们连夜电话联系武汉市的医院，根据各家医院的需求，很快确定了送货的地点、数量、流程，并于3日顺利送达。
腾讯所购酒精正在搬运中
酒精采购和运输闪电战，背后体现了互联网高度组织能力的标本。
看着大楚网、腾讯公司、成都科隆高效沟通，政府机关人员赤膊上阵搬运的场面，我们还能说，政府机构和商业公司真的不能紧密配合？
不是不能，而是行政资源成了很多官方慈善机构唯一抓在手里的优势。
很快，我们复盘这次疫情会惊奇地发现——互联网产品变得不可或缺。不然你试下让武汉红十字会每天给医护人员配送外卖，他们会说，要不你还是来我们这边领方便面吧，记得带着市里盖章的介绍信。
随着手机等智能终端的普及，互联网早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包括疫情期间的湖北。
而互联网做公益，最大的秘诀在于，他们能够通过众多产品矩阵，获得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这种能力甚至远超传统公益组织。甚至某个公益项目，在他们那里就是一个产品。
此次疫情发生后，国内外的口罩、手套、防护服、消毒水等，快速遭到抢购。大多医院都无法采购到基本的医护物。但腾讯、复星和阿里巴巴这些互联网企业买回来了，还买了相当的数量。
1月28日，腾讯基金会从迈兰公司采购到50万只专业医用高防护口罩，加急运抵武汉，援助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2月1日下午17时40分，金鹏Y8-7405货运专机经过了十多小时的飞行，载着来自英国的13.52万套防护服抵达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这批防护服由腾讯和复星联合采购并捐赠，由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市口岸物流办、重庆外经贸集团共同组织包机运抵重庆。晚上8点多运到寸滩保税港区即由腾讯、复星工作人员接收，次日迅速送往重庆、武汉等地区医务人员的手上。
腾讯联合复星包机运输物资
这是腾讯复星联合采购的第二批物资。由于现在入境物资很多都被政府管控，很多物资都被紧急征用，想要找到合适的物资并不容易。
为什么在这个关口，腾讯这样的互联网企业可以做到？
在市场上，尤其是国外市场采购到价位合理的口罩等医疗物资，需要对市场、渠道及谈判技巧都有相当经验。这一点，腾讯等市场化的机构，显然拥有比传统慈善机构更强的优势。比如迈兰公司就是腾讯的海外合作伙伴，第二批联合的则是医药行业巨头复星。
疫情的影响也蔓延到多个行业。
2月1日，西贝餐饮董事长贾国龙就在采访中诉苦，称西贝在全国6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连锁店均已停业，只保留了100多家外卖业务，“往年春节西贝的整体营收能达到7亿元左右，2020年几乎全部归零”，目前公司账上的现金流扛不过3个月，2万多名员工将待业。
红会这样的传统机构显然无法在更大的社会层面给出解决方案，但互联网企业的能力就是创新。
2月3日晚，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马宣布，联合多家餐饮企业合作解决现阶段餐饮行业待岗人员的收入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借调其员工到盒马上班过渡。
盒马对接人的电话被打爆了。贾国龙说，将会有1000多名上海员工支援盒马工作，站上他们临时的工作岗位。
当下疫情的严峻情况，让盒马在有门店的城市，成为当地很多居民生鲜采买的重要选项。
在武汉，盒马生鲜武汉门店为中心，成立了专门的送餐团队，已经持续送餐半个月，保证了武汉医院的医护人员每天吃上热饭。
同时，高德打车替补了医护交通服务的空缺，他们联合武汉当地出行合作伙伴风韵出行，组织了公益志愿者车队，在2月1日上线“医护专车”服务。武汉市内所有医护人员均可通过高德打车，24小时免费呼叫专属且全方位安全防护的“医护专车”。
社会的运转由很多不同的模块构成。当武汉因为疫情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不少社会服务因此停摆，运转模块就会失去相应的基础支持。
这些，不是有钱就能搞定，更不是红十字会这种机构能够完成的。
当武汉成为一座封闭的城市时，最困难的首先就是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在感染风险最高的时候，武汉人前往医院看病成了难题。
在疫情初期，网络上不时流传着当地居民在医院排长队等候就诊的视频和图片，但医院的这些就诊队伍，刚好就是感染率较高的地方。
如何解决疫情高发时期人们的就诊问题？互联网企业给出的答案是，用互联网的方式去解决。
具有强大整合能力的腾讯，很快就联合微医、好大夫在线、企鹅杏仁、医联、丁香医生等五大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推出企业微信“在线问诊”功能。针对新冠肺炎，全国各地上万名由他们招募来的持证医生，通过微信向人们提供了快速响应，专业权威的图文在线咨询服务。
在当地医疗机构不堪重负的时候，起码大量的轻症患者还可以通过线上求诊的方式去获取专业医生的帮助。对于武汉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居民来说，这不只是给需要医疗帮助的人一个求助途径，更是减少了被感染的机会。
相比于就诊困难带来的不便，更令人恐惧的是未知的外界。
1月3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称，他们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当天晚上，电商平台的双黄连被买空，还有人不顾感染风险，连夜在药店门口排长队购买。但双黄连到底有多少效用？没有人能说清楚。
有记者采访上海药物所时，询问其临床试验前期有没有相关试验数据，上海药物所的回答是，“我这边没有，我不知道，我现在没办法回答您这个问题。”记者再问，“喝了双黄连就对治病有效吗？”
答：我们现在也不好说这个问题。
腾讯医典医学团队倒是好好说了：目前尚无有力的临床试验证据，证明其对新型冠状肺炎的疗效。
消息出来不过几分钟，腾讯医典就旗帜鲜明地认为这是谣言。这一消息通过腾讯的社交网络，以及媒体的关注得以广泛传播，沸沸扬扬的双黄连抢购潮渐渐消退。这是和非典时期的“板蓝根热”相比，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是互联网公益中的信息透明体现。
如果没有腾讯医典这样的平台用的专业评判改变局面，在当下对肺炎扩散严防死守，却又没有特效药的时候，以这类传言对老百姓行动的心理暗示以及行动促成的能力，极易酿成更大范围的疫情扩散。
所以，在非常时期的武汉，这些互联网公司通过整合物流、电商、采购、出行、外卖配送、医疗问诊等多方力量，为疫区解决了医疗物资到基本生活所需，以维持这个城市的运转。
在传统公益组织主导的模式下，这样的场面几乎无法想象。何止是无法想象啊，简直是处处被碾压。
让武汉市红十字会左支右绌的物资管理，在1月31日被九州通医药“抢班夺权”后，“紧急的医药物资两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从到货到分配的过程”。
同样，当微云、企业微信、腾讯文档、钉钉等线上协同办公应用早已深入人心之时，直到2020年，武汉救援物资的配给、病患信息的分类登记和管理方式仍和十年前没有两样，红十字会的物资分配甚至还停留在的纸笔记录、介绍信分配的上古时代。
武汉市第六医院等均靠介绍信提取物资
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产品提供的工具得以解决：慈善机构一分钱不用支付，开通一个在线表格，就能实时填报查看捐赠物资及去向，并自动生成报表展现给政府和中央，便于政府决策管理；公众也可随时查看慈善基金会捐赠情况，了解捐赠物品去向，这样去做的话，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信息透明度，何愁不能提高？
如果说前十年互联网公益是帮助慈善组织解决筹款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解决慈善信息化问题，第一步就是对于互联网工具的认识和运用。
在互联网公司的手中，公益不再是行政力量主导，而成为一种类似市场化的产品。
这一产品的特性就是高效。
2008年汶川地震时，凉茶企业王老吉向汶川灾区捐赠1亿元人民币。这是王老吉上一年度的全部利润。
随后，各个平台都出现其营销推广，《让王老吉从中国的货架上消失!封杀他！》称：“生产罐装王老吉的加多宝公司向地震灾区捐款一亿元，这是迄今国内民营企业单笔捐款的最高纪录，为了‘整治’这个嚣张的企业，买光超市的王老吉！上一罐买一罐！”
数字与故事，带来了广大网友的感动，也带来了王老吉的火热脱销现象。但是，回归到救灾本身，王老吉并没有参与整个救援进程，更没有通过自身的力量让整个公益事项变得更具效力。
但在那个时代，“土豪”们做公益，看的就是数额。
传统的模式，企业捐钱，而负责花这些钱的则是这次的湖北红十字会、武汉红十字会一类慈善机构。这一次肺炎疫情非常坚决肯定地告诉我们，传统公益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
互联网的新富豪们，没那么土了。
传统公益这个旧事物，其实早已遇上了互联网这个新事物。这场疫情，将旧事物的陈腐，和新事物的先进，暴露得一清二楚。原本这两者之间，彼此并不是敌人，不存在谁打败谁的问题，而是你是否有跟上这个社会与时代的变化，有没有进行升级。但显然湖北和武汉红会这些传统公益机构并没有跟上。
互联网企业推出疫情地图，帮助人们避开感染高发区域，这是公益和技术的结合。
如今的信息传播速度、资源整合方式，人员动员速度，都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变得更加迅速。
微信为各地提供的信息服务平台
这种背景下，创新，结合，颠覆成为了互联网新公益的代名词。那些不做好透明披露的、不能很好去讲述故事的、无法取得直接效果与公众信任的公益机构，自然会被新的浪潮所接管。
关键是，很多传统公益机构，在能力与精力方面，极为缺失。因此传统公益机构在信息化，包括信息披露透明化、项目效果宣传，以及具体公益事务的信息化操作上，都出现严重的不足。比如湖北红会的账上30多亿的抗疫捐款，几乎没有花出去。没有将资金给到有需要的机构和人，没有采购到抗疫所需物资，30亿就那么安静地躺着。
然而互联网公司真的就比传统慈善机构更加聪明吗？答案或许不会如此简单。
互联网企业不把公益当作纯粹的公益事件，而是当作一件产品来打磨。互联网公司最不缺的，就是打磨产品的能力。
当互联网企业将公益当作一个产品时，最重要的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做成这件事。
在腾讯公益平台上，湖北省慈善总会发起的“紧急救援新冠肺炎”已结束捐款，完成1.1亿元的筹款目标。参与人次达到148.6万人。
截至2月06日18时许，腾讯公益平台为驰援新冠疫情筹集善款已经超过4.75亿元，捐款网友近千万人次。
腾讯公益平台的捐款通道
其中，腾讯特别强调，对于后续捐款使用情况，腾讯公益将利用其平台，定期推送项目进展反馈，透明、公开地把每一分善款的用途完整展示。
腾讯公益平台上同类的捐款项目有并不少，成都市慈善总会发起的公益项目已经收到489.8万元捐款，完成筹款目标的97.96%。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发起的项目更是筹集到超过2357万元善款，超过44万名网友参与了捐款。
才出现了有网友大呼让武汉红会向四川红会看齐的揶揄。
互联网企业天然具有强的组织调动资源能力和资本高效运作思维在这里显露无遗。
实际上，互联网新工艺的真正力量不在于自己做了公益，而是成千上万的人用它们做了公益。
互联网企业的公益理念，或许比传统公益更加超前一些。
例如，当互联网企业们将公益作为产品打造的时候，这个产品反过来为他们构筑起更深的护城河。
为什么在疫情中，京东和顺丰的成为高效的物流运输渠道？
为什么为武汉的医疗工作者提供饭食的，是美团、饿了么、盒马这样的外卖配送平台？
为什么阿里巴巴能够在全球采购医疗物资，并运送回国？而腾讯在疫情中甚至加固了面对面受阻时的社交能力？
他们所做的，正是自己最擅长的事。他们自己的优势，刚好成为疫情中需要的力量。
互联网已然成为迎战新型肺炎的砥柱之一，或是捐款赠物，或是在信息披露上投入庞大的人力算力，又或是为一线的医护人员提供救助和生活服务保障。
这些互联网玩家在资金、技术、数据上贡献一己之力的同时，也将看到了疫情衍生出来的新机会。
对这些被疫情关在家里的人们来说，游戏是一个无菌无病毒的娱乐交互行为。1月25日晚，由于大量玩家涌入，腾讯旗下《和平精英》游戏服务器出现崩溃，随后被推上微博热搜。
疫情中，美团饿了么也再一次让人们加深了其外卖配送平台的印象。而京东的操作可以说是极为出彩。
2月1日，钟南山院士的团队拨通了京东物流的电话。由于抗疫牵线紧缺呼吸机，钟南山院士团队决定捐出100台制氧机。但由于物流停止和组织分配缓慢受阻，制氧机难以运送至武汉，他们也没有选择当地红十字会的渠道。
随后，以天价投入自建物流的京东快速反应，将100台制氧机从钟南山手上接过装车，一路突破，于2月2日上午11时运抵武汉汉口医院。全程花了不到24小时的时间。
京东将钟南山托付捐赠100台呼吸机送达
这样的效率，基础是京东强大的物流基础。同时，京东的快速响应，得到了钟南山题字认可。
经此一役，京东有望奠定自己在中国用户心目中，最硬核电商物流的印象。毕竟封城之初，民用仅存的物流大概就剩京东和顺丰，直到多日之后，阿里旗下的菜鸟意识过来后，才加入战场。
在互联网企业介入公益核心时，这些在竞争中厮杀出来的高效组织将公益变成了产品，也在这一过程里巩固自身的优势业务。业务的发展又给企业更多地参与公益提供了基础。公益与业务二者共生，相辅相成。
在传统的公益机构组织看来，这或许不是他们所熟悉的公益。但是这场疫情，检验出了红会这种传统公益机构，以及互联网巨头们的真实含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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