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家长
作者|林石
原创首发|蓝字计划
父母发现李宁石得了“邪病”。
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父母特意为李宁石请来了一名姓孙的“大神”。
第一次见面时,孙“大神”烧了一张黄纸,让李宁石把纸灰吃下。在遭到拒绝后,李宁石被“大神”推到在了床上,后背上被狠狠地打了几巴掌,随后在院子里跪了一夜。那一晚,李宁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耻与无助,一旁的父母,则是默不作声。
过了几个月,李宁石又“犯病”了。这一次,他干脆被带到了“大神”的家。因为挣扎反抗,他被四五个人按倒在地。“大神”再次点燃了黄纸,这回不是让他吞纸灰,而是把燃烧着火苗的纸直接放在了他的双手掌心和双脚脚心。他痛得哭出声来,向父母哀求着停止。紧接着的,却是一捆点燃的香戳向了李宁石的后背、头顶和两侧腋下。
最后的结果,是数十万的治疗费,却还是无法挽回的全身多处热烧伤、双手烧伤后手肌挛缩、右手指末端干性坏死......
“大神”最后被捕,李宁石也落下了终身残疾。他和父母的关系就此彻底破裂。
而李宁石的病征,是他今年已经23岁了,却还是喜欢打游戏,不服父母的管教。
一度引起争议的电击“治疗”
像李宁石的父母一样的人,不在少数,在互联网上他们有一个专有名词——“中国式家长”。
在游戏《中国式家长》的评论区,有玩家写下这样的感慨:“30年前,人们说流行音乐会毁掉下一代;20年前,人们说电视节目会毁掉下一代;10年前,人们说电脑游戏会毁掉下一代;但历史证明,在中国,没有任何力量会毁掉下一代。”
“除了上一代。”
话虽绝对,过甚其辞。但这些控诉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悲剧。
“一群有病的孩子”
王强一直很纠结一个问题,“孩子对我们没有敬畏之心”。
高一上学期,原本在他眼中乖巧的儿子,开始变得叛逆。每次他骂儿子的时候,儿子都会关上门,有时甚至在房间里对他和妻子破口大骂。后来,儿子甚至和他们动起手来,摔门、砸枕头,有一次甚至把妻子推跌在了茶几上,把腰都弄伤了。
儿子告诉过他矛盾的源头:高一有一次放学的时候,妻子看到儿子在和“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聊天,直接就走上前去大声喊出儿子的名字,骂了他一顿。儿子觉得这件事让他很没面子,成为了学校里的笑柄。
王强觉得,儿子有点小题大做了,“你母亲只不过是说说你而已”。
他和儿子说了自己的经历,“小的时候,我妈拿着扫把追着我满大街打,只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这个要搁你,你受得了吗?比你这件事还严重吧?“
他不明白,儿子为什么因为这件“小事”,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同样生在六七十年代的郑立书,与儿子有着近似的相处模式
王强是60后,生长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没有动画、电视、手机、游戏,农村长大的他,甚至小说也没看过。妈妈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他也记不得自己做过哪些错事,只记得往往是“她觉得不能容忍,但我觉得很正常的事”。便白白挨一顿打。
如此生活三十年。
他似乎没有察觉到,今时今日与儿子之间的困境,其实早已注定。在信息发达的年代,孩子们的需求重心,早已从当面无从选择的解决温饱,变成了被理解、被尊重。
王强这一类父母很喜欢用的一个词,是“变坏”。
他们往往会认为,在某个时刻开始,孩子突然就变了,原因可以有很多,“猪朋狗友”、早恋、性格......其中最常被提起的,是网瘾。
个人电脑在80年代开始普及
初二那年,贝贝因病住院2个多月。返校后,他发现自己无法跟上同学们的学习进度,成绩也一直在下滑,随之而来的是父母无休止的责骂。难以承受的贝贝,向父母提出休学1年的请求。
母亲的第一反应是惊讶,父亲的表达更加直接,“哼,你上课有在认真听吗?天天看那个手机,怎么跟得上!你休学在家干嘛?玩手机吗?”
父母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之后,这样的争吵几乎每天在这个家庭里重复上演。
但在贝贝的叙述里,他用手机时常每天并不超过半小时,更多时候都是在查一些数学题的解答方法。他也做出了解释,但父母并不相信,认为他在狡辩,并且天然地认为,“玩手机就是学坏,就是在玩游戏。”
在后来的接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正如父母想象的那样,他确实更多地拿着手机,时常出现在网吧。虚拟世界成了他最后的桃花源。
直到那一天,妈妈带他去了江西庐山旅游。母子俩一起玩了庐山、去了滕王阁,之后,两人一起坐上一辆车——妈妈说,这是去宾馆的车。
那辆车的终点,是豫章书院。
豫章书院内的孔子像
在被教育部勒令关停后,连续几天在豫章书院门口,集结着一群家长。
他们拿来了几条长长的横幅,上面写的是,“家长请愿支持豫章书院修身学校办学”,“感谢豫章书院各位老师这段时间的辛苦!”,有家长在墙上贴上了一封有数十个签名的请愿书。
此前,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豫章书院一直处在风口浪尖。最早是知乎用户“温柔JUNZ”发表了一篇《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接着一个又一个曾在豫章书院待过的学生在网上发出了自己的控诉。在一众受害者的的描述里,豫章书院涉嫌绑架、囚禁、虐待、性侵,里面的学生有的自残,有的自杀。
不过,现场的家长并不相信这一切。这群认为孩子“有病”的家长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自己固执的想法。他们并不愿意持善意去倾听孩子叙述里自己的遭遇。又或者说,他们并不认为事情有这么严重,“你们说惩罚体罚,我们都了解过。我不管违法不违法,我愿意。我们知道这个度在家长允许的范围内,我们相信你们说的不是事实。”
对于这些孩子受到的责罚,家长们更担心的是,如果豫章书院倒闭了,孩子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们真的拿孩子没有办法啊。我孩子送这里好好的,过得挺好的,现在突然要说关门,那我们往哪里送,送你家去啊!”
他们固执于自己的方式,却甚少去沟通过,孩子们到底需要什么。
家长在豫章书院门前拉的横幅之一
教育部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认为家长对自己最关注的三个方面是学习情况(79.8%、79.9%)、身体健康(66.6%、66.5%)、人身安全(62.2%、52.2%)。
对比之下,日常行为习惯(15.2%、18.7%)、兴趣爱好或特长(10.8%、7.1%)、心理状况(6.5%、11.1%)却是少数中的少数。
另外,有22.5%的四年级学生和21.2%的八年级学生认为“家长从不或几乎不问自己学校或班级发生的事情”;15.4%的四年级学生和9.9%的八年级学生认为“家长从不认真听自己把话说完”,19.3%的四年级学生和18.8%的八年级学生认为“家长要求自己做某件不愿意做的事情时,从不耐心说明理由”。
孙铭扬谈到父母的时候,就喜欢用到“从来”这个词。
“我跟他们说话,他们从来都不在意,也不信我。而且我喜欢的东西,从来没被他们认可过一次”。
最让他觉得难受的,是去念技校的时候,父母篡改他专业志愿的事。报志愿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说出了想要念无人机专业的想法,父母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点头答应。直到开学来到学校门口的时候,父母才告诉他,他们把志愿改成了畜牧专业。
父母的理由也很充足,“电子产品淘汰得快”,“报这个专业的都是不爱上学的”。最关键的是,他们根本不认为孙铭扬对无人机感兴趣。
知乎上有人问,“为什么「中国式家长」总是自负又武断?”。有人在回答里总结了中国式家长的经典发言:“我做这些都是为你好”、“你为什么又不听我的话”。
随之而来的,却是温州6岁女童因犯小错被父亲体罚跑步6小时致死;武汉14岁男孩被母亲当众打耳光后跳楼身亡;安徽8岁男童因不满被关在房间持续练琴跳楼自杀......这样的新闻,不止一次地出现。
那些悲剧的父母们,可能自始至终都不明白,孩子究竟怎么想?
“以后再充钱,就把你从楼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当“打倒网络游戏”成为流量密码》一文中,我们讲述了“反网游家长”这个群体。
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中国式父母。
“打倒网络游戏,救救我们的孩子”,似乎只要游戏没了,他们想象中那个听话、上进的孩子,就会重新出现。
在文章的评论区里,我们听到许多与他们截然不同的声音。
“那不玩游戏又能让孩子们干什么呢?是能给孩子钱还是给孩子快乐。父母的许多行为都影响着孩子,让孩子感受不到现实的一丝温存,孩子才钻入虚拟世界寻求一些慰藉。”
“有的孩子游戏该玩玩,学习一点不耽误,老师成绩也没差过。父母就是孩子的起点,有多少父母能力差,自制力差的,要孩子做到的他们自己都做不到。以前没电脑、电视、小说、漫画都没有的时候也没看到个个都是人中龙凤,青年才俊。大部分人遇到自己处理不了情况都是本能甩锅,保自己面子。人性本如此,没什么稀奇。 ”
“家长没玩游戏,我看也没成龙成凤啊。 ”
《当“打倒网络游戏”成为流量密码》一文的留言
在游戏客服陈红眼里,孩子玩游戏,往往离不开父母的原因。
电话里,她总能听到很多真实,有时甚至有些奇葩的故事。
最近一次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刚刚充值了13元的玩家打电话来要求退款,玩家的理由是自己才14岁。陈红告诉玩家,未成年人退费需要监护人申请。
电话里传来一句笑嘻嘻的回复,“死了,就剩我自己一个,我是流浪人”。
陈红尝试让他沟通其他成人家属,或者向当地村委或居委会寻求帮助。电话里再次传来回复:
“没人管我,村委会不管,居委会不管,我100天没吃饭了你快点把钱给我退了。实在不行你借我点钱嘛,借我一千块行不行啊?”。她只好回复说,如果情况属实,可以协助报警。
玩家终于说出了最真实的情况,“没有没有,我爸妈在上班,没有死,爷爷奶奶在家。”
《当“打倒网络游戏”成为流量密码》一文的留言
她也听过不少来自家长的电话。
有个小孩用妈妈的身份证注册了游戏,第一次消费500多的时候,陈红通过了退款申请;第二次消费了1000多,陈红也在核实后进行了退款。游戏后来升级了人脸识别系统,到了第三次收到退款申请时,陈红就在核查时发现,后台在玩家付款时发起过人脸识别验证,正是小孩妈妈的脸,而且验证还通过了,于是询问了孩子爸爸具体情况。
孩子爸爸没有正面回应,话筒里则是震耳欲聋,“孩子已经打得半死了,棍子也打断了,膏药现在就贴在身上,打死了就找你负责”。一边骂着陈红,电话那头还传来了骂孩子的声音,“以后再充钱,就把你从楼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还有个妈妈打电话过来,说要求退费。陈红发现后台曾经弹出过5次人脸登录,但每次都通过了,便问母亲是不是帮孩子刷脸了。电话里的回复让她啼笑皆非,“我又不懂,我天天要管那么多孩子,他说要人脸识别一下,就识别一下,又没跟我说要花钱,我就让他玩一会呗,我还要带小的孩子,管不到他那么多。”
陈红只好强调,要帮孩子注册未成年账号,不要帮孩子刷脸,另外家长也可以引导孩子培养其它爱好。家长只是不耐烦地再问了一句,“你不要说这么多了,你就说到底能不能退钱吧”。
腾讯游戏推出的的人脸识别验证
根据《中国年轻玩家》报告,自去年“最严防沉迷新规”推出后,中国未成年人玩家减少了3900万,但仍有29%的未成年人玩家游戏时长超标,原因则是有82%的家长允许小孩冒用自己的身份信息玩游戏。
喜欢玩游戏的理由可以有很多,其中不可忽视的是青少年精神疾病。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数据,全球10-19岁人群中,有七分之一患有精神障碍,抑郁症、焦虑症和行为障碍是青少年患病和残疾的部分主要原因。而在中国,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
陈小宇是这3000万之中的一个。人大附中初中部毕业的他,在仅仅上了一个月的高中后便辍学在家。在母亲的眼里,陈小宇那段时间的表现完完全全是一个网瘾少年,“不理发、不出门、不洗澡、不上学,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玩游戏。”从初中保持在年级前十的成绩,到如今辍学在家终日坐在电脑面前,母亲把一切变化归咎于陈小宇对游戏的着迷,并由此产生了极为激烈的冲突。
针对网游问题而出现的责骂,甚至殴打,将陈小宇的精神疾病症状出现得更加频繁和极端。他试过一拳将母亲的手臂打出淤青,曾经一个月一次的暴力行为,到后来隔三差五就会有,严重时用到用刀划伤了母亲的脸。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医生陈依明就表示,陈小宇此前罹患的精神疾病,“从现实案例来看,单纯因为沉迷游戏罹患较为严重精神疾病的情况并不常见。”
相反,“如果通过各种努力让孩子远离游戏,反而可能出现病情加重、家庭关系恶化,甚至转向烟、酒、赌博等对健康不利的改善情绪的办法。”
尤其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来说,病态的家庭环境已经成为抑郁的首要因素。63%的学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严苛/控制、忽视/缺乏关爱和冲突/家暴。
“反游志愿者”的宣传视频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邢晓曦医生就指出,在有焦虑抑郁问题的青少年中,对游戏产生依赖是普遍的。
原因是,这种状态的孩子往往是“啥都不想干,不干又不对,干又干不好”,游戏可能是他们不可缺少的舒解,让孩子可以有点事情可做、有成就感可获得、暂时隔绝复杂的世界的各种刺激。
B站有一个标题是“游戏对你意味着什么?”的视频,评论区有人这样感慨:
“在很多大人眼里,游戏百害而无一利,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对于很多无法和大人沟通的孩子而言,是童年也是青春,有时候会变成习惯,对我而言则是信仰,大人们永远不理解为什么玩个游戏会有那么多情绪,因为他们觉得玩游戏就是幼稚,所以他们也不会懂我们为了不相干的人欢呼喝彩,甚至哭泣,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游戏人生啊”。
事实上,孩童们的这些感受,大多家长确实理解不到。孩子在少年时进入叛逆期,得不到好的引导,或者父母以强权施压时,很容易在完全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家长们使用自己父母那套棍棒教育时,发现这些是完全失效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总是频繁地玩手机,勾着头一声不吭,无论我说什么也一声不吭。这显然是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要进行制止要纠正,只能是靠维权来强行介入了。”阿东的孩子今年16岁,在今年5月,因为他把正在玩短视频的孩子的手机抢过来摔烂了,再大胜呵斥后,孩子去到了楼顶,写了一封信,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信里,孩子说,自己确实对互联网里的东西很感兴趣,游戏、短视频等,但他从来都控制自己的使用时间,并且成绩长期保持在班级前15名。
“手机是我中考考上重点高中后,你答应给我的奖励。我初中时候成绩是全班前五,到了高一上学期班上第12名,你就认为我成绩掉下去了。但我初中是在乡镇学校,到了市里读高中,那是全市的佼佼者啊。”
“我数学模拟考,150分的数学卷子,考了65分,你看到了一直骂我是垃圾,认为我变成了和小混混。可是那只是老师测试了一份特别难的考卷。我们全年级能考过60分的就5个人。”
“我想跟你说这些,但开口说两句,你就粗暴地认为我在找借口,可我真的是偷奸耍滑的人吗?”
“我后来确实沉迷玩手机了,一是就是为了跟你对着干,因为你的强硬和不理解不断地激怒我;二是我以前那根要出人头地的弦断了,我根本就是放弃了。”
阿东儿子的信里,还有一句:我真的希望你能真的尊重我,认为我是个值得尊重的人,但你每次骂我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条狗。
跟阿东交谈时,我问他,你有试过心平气和地和他讨论,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以及选择相信他的解释吗?阿东说,他说的很多东西我不懂,我无法保证他有没有骗我。难道我真的打电话给老师问,是不是那份卷子全年级真的只有5个人超过60分吗?
像众多中国式父母一样,阿东生怕给孩子空间、信任孩子,就会让他们沦为行差踏错的流民,认为“他的一生就很可能被毁掉。”所以,高压、控制、“要听话”,成了他们要每天面临的压力。但往往这些孩子们需要的是鼓励、信任、正面肯定,有异议的事项,也可以且放一放,出了问题再矫正。
当然,这些父母们,孩子的成长是一项需要解决各种问题的挑战,他们自己,也应当学着怎么应对。
“暴君”式父母
有人将“中国式家长”做成了一款游戏。
在游戏中,玩家会体验到0-18岁完整的经历。这其中有上学、考试、毕业,甚至相亲、就业等等。而当结局出现、游戏结束后,这一代玩家所扮演的角色将会作为下一代孩子的父亲。
这款游戏在国区商店已下架
在游戏里,有人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人生:
“来自一个高考失败者的留言——或许是自己太过软弱和丧失自控力,我的高考结果是失败的,或者就和游戏里一样的我,没有体魄,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喜欢地理历史,充满着想象力和创造力,喜欢画画,喜欢看小说写文章。但是在父母的领导下,我失去了所有的岔路口,只剩高考,再普通不过的理科高考....但我从不怨恨他们。就算是他们一次次阻止我,文理,艺术,春考,单招.....都是我听从他们,或者是说,我怕。我会把这个游戏推荐给更多人的,里面的设定太过真实。”
“同样,也会推荐给我的父母。”
没错,这个世界上,没有满分的父母,父母也并非生来就是父母。
这是一项需要后天习得的技能。鲁迅在一百年前就曾写下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中建议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是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中国式家长最大的问题是,只看到了“尽力的教育”,却忘了“完全的解放”。
这种“尽力的教育”,往往到最后都演绎成了“掌控欲”。
《中国式家长》这款游戏,在去年不明原因突然下架。但现实,可能比游戏还要更残酷。
初中女孩涂思睿讲了自己的故事,从三年级开始,她就有写小说的习惯,到如今已经写了五十六本,有三十多万字。
涂思睿觉得自己“天生长了一颗文科的脑子”。因为她有点偏科,语文成绩特别好,数学却比较差,甚至觉得自己一辈子也追不上那些数学好的同学。一天回家的时候,父亲好心地帮她拿过了看书包,因为发现书包有点沉,好奇地翻开了书包——书包里,涂思睿的小说被发现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毫无悬念,父亲没有问太多为什么,便认定了她的数学成绩差,是因为写小说。三年级开始写下的,五十六本、三十多万字的小说,被一一撕成了碎片。
那一刻,涂思睿的世界仿佛崩塌了,“那是我一笔一划写下来的”。
有孩子被父母带到了“反游”的活动之中
大部分孩子,认为不被父母尊重的体现,首先就是他们被父母预设为“坏孩子”——天然地认为他们偷懒、贪玩、沉迷,有着各种坏心眼。即便是看到了孩子们进入豫章书院后,身上的伤痕,不少家长依旧认为,这可以让孩子“更加听话”,因此利大于弊。
也就是说,一切都要归顺于家长的秩序。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里,他们不断释放天性,也时常会有一些逾越行为的时候,不少家长发现自己并不具备引导与调整这些行为的能力,并且不对孩童成长带有学习与解决问题的心态。因此,愤怒与责骂,成了他们认为天然正义的、但却在新时代并不生效的教育方式。
由此,教育方式的无能,给这些家长们带来了更为庞大的愤怒。随着冲突日积月累与加剧,暴怒而专制的父亲、怨恨并出现心理问题的孩子,随时都处在决裂的边缘。
34岁的陈宇,大概也是如此。
他是个特别优秀的“别人家孩子”。从小成绩数一数二,高考是四川的地级市理科状元,本科就读北大最好的专业之一,研究生念的是美国排名前50的大学研究生……
但他与父母决裂已经15年了。15年前,他不再回家过春节;9年前,他拉黑了父母的电话、QQ、微信。
矛盾在陈宇决定要出国时,彻底爆发。
陈宇在北大毕业后短暂去过一个研究机构,之后申请到了美国一所排名前50大学的半奖硕士录取。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自由,父母却找到了一个在美国的的“老朋友”来帮助他——出国之后的每次通话,父母都要求陈宇多和老朋友聊天,有空就去找她。在父母的描述里,这位老朋友长期在美国生活“特别坚强”、上班“打飞的”、“思想已经完全美国化”。
但陈宇慢慢发现,自己与这位所谓父母的“老朋友”,既无共同话题,性格也不合,甚至他在其身上发现了父母的影子。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被诊断出焦虑障碍。他尝试写了一封近近4000字长信寄给家人,意图不再让这段强加于他的社交关系持续下去,收到的回复却是这封信“有狂呼乱叫的味道”,“本没什么交往却又非要绝交不可,未免太狭隘甚至无礼了”。
收到回复那一刻的他目瞪口呆,浑身发冷,只能瘫在床上呆呆地盯着天花板。没几天,他因为焦虑障碍病发住院。
第二年春节前几天,陈宇正式写信与家人决裂,信的末尾写了这样一句:记住,在世界的一角,有一个伤痕累累的灵魂在恨着他的教育者们。
但裂痕早已出现。
至今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小学一二年级。班里准备文艺演出,班主任在前一天就已经通知要穿齐膝短裤参加,但妈妈却不容拒绝地让他穿上了长裤。他提出可以带上短裤备用,妈妈也没批准。最后,整一场演出只有他没有按要求着装。
“直到大三,我才真正意义上能够自己选择喜欢的衣服来穿。”
高中的时候,他曾强烈要求到市区学校上学,但遭到家人拒绝,理由是“接受不了当地名校的竞争,太小不能骑车”。
考上了北大,他也没能“逃出生天”。“离开前,家人要求我跟北京的大姨打电话,请她之后多多照顾,上大学后也不断给我打电话,甚至悄悄联系我的同学了解我的情况。”
多年的“操控”之下成长起来的陈宇,活成了一个“内向,敏感,自卑”的人。心理咨询师告诉他,“几乎有了创伤性应激障碍的所有症状”。
创伤性应激障碍,也就是PTSD,一种因经历或见证恐怖事件而引发的心理健康疾病。
在陈宇与更多孩子眼中,中国式家长已经仿如一堵恐怖的高墙,横亘在他们的人生之上。
只是,陈宇的父亲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和孩子的关系会发展成这样。就像更多的中国式家长一样,他们不理解孩子为什么会喜欢无人机,为什么会喜欢游戏,为什么会叛逆、厌学、离家出走、自残......
他们只会觉得,问题出在了孩子身上,出在了时代身上,又或者是,出在了网络游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