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可能想当“长三角第二城”

作者 | 谷青竹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见习研究员

编辑 | 谭保罗

有人说，除了上海之外，南京是长三角的科研第二城，但合肥可能不服。因此，竞争一直都在进行，而且愈演愈烈。另外，竞争并非仅限于长三角内部，外部也强手如林。

比如，围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各地新一轮竞赛枪响。

作为突破科学前沿、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重大科技问题的物质技术基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地方采撷综合型国家科学中心这颗“科研皇冠上的明珠”的必备条件。

江苏、湖北、四川、陕西和山东的“十四五”规划建议稿中，均提出支持省会城市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目标。目前，南京、杭州和武汉已明确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具体方向和数量。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根据澎湃新闻公开资料制表

在多地明确表示将发力布局大科学装置和国家实验室来补全创新体系建设的短板时，2017年安徽合肥已率先成为继上海张江之后，国家正式批准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在中国已建成的22个和“十三五”规划新建的16个国家大科学装置中，合肥占8个，数量高于北京和上海。此外，合肥还拥有4个国家实验室。对比之下，南京仅有中国南极天文台、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和微结构国家实验室在建。

五年来，合肥陆续产出墨子传信、悟空探秘、热核聚变和铁基超导等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31项成果获国家科技奖。

“最牛风投城市”“霸都”等煊赫名号之下，基础科技和源头创新才是合肥“低调奢华”的内在实力。

合肥与科大的那些事

“合肥其实不能算异军突起。”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曾这样表示。

因为接连“押中”京东方、兆易创新和蔚来汽车等项目，近年来凭借成本优势主动融入产业变革的“合肥模式”颇受关注。实际上，这种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在中国城市中并非唯一。合肥快速发展的关键启示在于，在注重工业发展的同时，没有间断过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对科研人才的培养。

理念上，合肥政府对科学满怀尊重。

中国科技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落户合肥后，在被称为“迎来春天”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安徽一省便占了全国1200多项科技成果里的200多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这让当时的安徽省领导被震撼和鼓舞到了。”此后，基于重视知识的历史传统，合肥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找到了重塑地方认同和城市精神的坐标。

“一个人选择一座城，是信任；一座城遇到合适的人，是幸运。”在合肥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如此形容科研人才与城市的关系。他强调，合肥要成为创新创业创造的‘一片热土’，有梦追梦圆梦的‘养人之地’。

同月，合肥市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提出要为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设立“合肥科学家日”。

其后在合肥科技创新大会上，虞爱华再出金句，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做科学家的‘粉丝’”，提出从2021年起将在肥服务的“两院”院士列入市保健对象。

实践上，合肥以大诚意、大力气、大资金引入高校和科研院所。

“联姻”中科大已成佳话。

1970年，自身条件还比较薄弱的合肥腾出师范学校和银行干校的校舍热情拥抱自北京疏散出来的中科大，并先于政府机关为中科大保障用电采暖。

2012年，面对中科大迁回北京的念头，合肥承诺为建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科大先研院”），一次性给予支持经费20亿元。而当年，合肥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总共才389亿元。

2016年，为中科大建设新校区，合肥慷慨批地3000亩。

2017年，合肥将省立医院这所安徽最好的医院之一并入中科大。

此外，合肥还敞开怀抱，争取中电科系38所、16所、43所和中科院合肥分院落户。

由此，安徽省和合肥市逐步构建起拉动创新体系的三驾马车——中科大系、中电科系和本地系（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

近5年，合肥为学校发展已投入超10亿元，市财政一次性为学校化解债务超3亿元。

安静的“合肥书桌”

大学整体搬迁的机遇如今难觅。如何加速城市与高校之间创新要素的流动和集聚是各地政府都亟待解答的命题。

战国时期，燕昭王筑黄金台招天下名士。

合肥仿其故事，选择建设大科学装置以汇聚人才。

一方面，大科学装置是“高密度创新资源聚合体”。因为成本高昂、数量稀少的大科学装置可以提供一流实验设备与科研环境，高校院所、科研机构及企业都会趋近布局，形成“创新集群”。

另一方面，大科学装置也是地区“产学研用协同催化剂”。创新集群网络内部主体间可以更加直接地进行多样化的交流与合作，加速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应用和产业化进程。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科学装置都是区域发展的“冷门选手”。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科技管理体制过度强调竞争，急于看到效益。需要长期投入、稳步积累的基础科学，在实际操作中常被放在次要、非紧急的位置。

2020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例首次达到6%，与发达国家15%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尚不及一半。而大科学装置投入，又在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中占比较低。

好在合肥没有浮躁，在看不到曙光的耕耘期里矢志不渝。

2008年5月，合肥科学岛的稳态强磁场项目正式启动。作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三大核心装置之一，从最基本单元、直径不到10厘米的比特片到高达6米的庞然大物，每一个部件皆为自主研发产品，耗费了合肥整整8年。

目前，科学岛强磁场中心的技术能力足以冲刺世界冠军，吸引了诸如“哈佛八剑客”等众多科研团队奔赴合肥。

合肥还是中国量子之都。昔年，合肥政府支持潘建伟院士出国留学，在其回国后继续出资3000万元支持量子通讯科研立项。如此十几年坚持推动成果转化，量子科学的重要性才终于为人所知。

在被称为“量子大道”“量子策源地”的合肥云飞路，现已聚集20多家量子科技企业、诞育我国首家量子上市公司“国盾量子”，初步形成量子通信探索性产业链，且正在启动为100个城市提供量子安全组网方案的“量子铸盾行动”。

科大人有句感慨：“合肥最大的好，是可以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开放的科研平台如强磁场般吸引人才。

目前，合肥市有高等院校60所、各类研发机构超1500家、博士后工作站148家，与全国21家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了26个创新平台，聚集各类人才190多万人、“两院”院士135人。

当科研人才汇聚，影响直接而深刻——当地产业得以基于科学性原理进行发展。例如，京东方很多原理上的问题诊断，在合肥本地高校中就可以直接得到解决，或者获得牵线引荐。

政府如何“雪中送炭”？

“创新像煲汤，有好食材还不够，放在一起也不够，还要持续文火慢熬，所有优质食材才能彼此作用、充分融合，直至浑然一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曾这样阐释科创。

目前，国内科研成果转化率偏低，主要原因就在于各要素间作用机制不畅——产权界定不清、科研与市场信息不对称、科研转化衔接不良、专利经纪服务缺乏。

合肥的方案是，规划2000亩土地打造大科学装置集中区产业转化功能区，走“科技+产业+金融”的道路，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相互助力、三链融合。

2016年，中科大及合肥工业大学被财政部列入试点，进行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探索，两校则可以自享本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此举直指困扰高校专利盘活的症结之一——不明确的产权规则。

合肥工业大学

针对科研成果市场化中缺乏有效引导造成的各种问题，合肥则逐渐探索出一项发挥较大作用的常态化互派挂职机制。

合肥各个政府部门均抽调骨干到中科大先研院挂职服务，时长要求至少三年以上，部分人员甚至一干六七年。在服务过程中，这些挂职工作人员建立起27项制度，包括明确科技成果转化合作谈判的门槛标准（300万元起）、收益归属、人员薪资待遇等，使中科大先研院迅速走上发展正轨，3年成立了56个实验室。

通过深耕互派机制，合肥逐渐培养出一支谙熟打通知识走向市场之路的公务员队伍。这些人精通专业知识，可以帮助科研人员梳理专利成果、对接市场需求，能够提出值得信赖的建议。此外，他们还擅长与科研、政府、风投、财会等不同领域人士进行有效沟通，以实现较为有效的转化。

进一步，以“万向节”般的项目转化队伍作底子，定位于科研供给侧改革的“安徽创新馆”实体于2019年落成。

安徽创新馆

通过专利梳理的“笨功夫”，安徽省的一流科研成果得到全面展示，加深了政府对于产业的理解。

此外，通过这种梳理专利的“笨办法”，还可以为政府进行产业和项目研判找出问题、提供依据。合肥在考虑是否建设集成电路产业时就运用了这种分析模式。在“赌城”名号之下，合肥入手产业的每一步其实都走得理性扎实。

安徽创新馆还是成果转化平台，将打造千亿级安徽科技大市场，把合肥建设成为最新科技成果就地应用的“露天实验场”。

通过为科研人员提供梳理组织、专业建议等专利服务，安徽创新馆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利汇聚，一个科研与产业企业对接交易的平台初具雏形。

除了围绕创新链布置产业链，科研成果的实体化还需要配套的资金链扶持。

合肥的政策逻辑分为三步走：

第一阶段，从想法到样机，政府提供天使基金作支持。

第二阶段，从样机到初始产品，政府先出借款帮助创业者完成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多项认证，在出产品后借款转为补贴。

第三阶段，市场化所需厂房和设备等投入超出“借转补”资金可以支撑的部分，政府再提供补贴作为劣后资金以吸引市场资金，或提供试验平台。

以合肥与清华大学的合作为例：

2013年合肥引入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不仅每年提供6000万元资金支持其完成从0到1的研发起步，还在其从1到100的发展过程中提供工程化试验平台，并承诺清华合肥研究院可率先在合肥试点“城市生命线”工程，等积累经验、发展成熟后再在全国推广。

亦不乏科创企业受惠。

2017年制出第一块样品玻璃后即陷入资金困境的东超科技，依靠合肥市高新区800万元天使基金解了燃眉之急，再通过省内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两轮融资，2年半不到就实现产品上市、销售额3300万元，2021年预计可达5亿元。

目前，合肥已取得“抗癌利器”超导质子治疗系统、无接触屏幕操作技术等多项高科技产业化的重大进展或投产。

辩证看待“政府的手”

大科学装置分为两大类：

通用装置是一个国家科研基础实力的象征，基本依靠自建。

专用装置虽可以借用国外已建类似装置，但出国做实验使得手续和经济成本大增，签证和样品运输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科研人员辛苦自不必言，还不得不面对在与国外课题组进行赛跑时的时间劣势，以及国外部分实验室对我国一些高校实施的明确禁令。如果要突破的是国家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依赖国外设备进行实验就更不可行。

大科学装置不仅在基础科学发展层面必不可少，也是当下城市进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合肥通过政府主动作为，组织构建源头创新生态体系，以顶层设计与市场相结合，依托大科学装置聚合创新资源、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形成“大科学装置 （集群）—科研院所—前沿科学交叉研究及成果转化平台—创新型企业”的圈层布局，实际上基本打通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产业化”的创新链条。

对于谋求转型的城市，大科学装置更是一柄突围利剑。作为科学城建设必不可少的“入场券”，大科学装置为这些城市带来的人才集聚和技术溢出效应较龙头城市更为显著。

以东莞中国散裂中子源为例：2019年，166个科研团队到此开展实验，云集英国剑桥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颇具影响力的高等院校。松山湖科学城也得以同步落地了粤港澳中子散射科学技术联合实验室、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等一批平台。散裂中子源更成为东莞转型发展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的技术策源地。

受益匪浅是否意味着大科学装置多多益善？

面对多地纷纷上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主任陈和生表示，要警惕“过热”。

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是合肥的成功法则，创新链的布局符合产业链的发展逻辑。

有些地方欲采用“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突击”建设，甚至绕过国家发改委规划审批，则是只见合肥现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不看昔年“沉寂十年磨一剑”。

欲速则不达。

有光伏和集成电路项目“烂尾”的前车之鉴，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工程应当谨记遵循国家层面统一规划，避免造成地方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以及从在建项目中高薪“夺人”等破坏性做法。

目前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目和种类已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装置综合性能和实验终端的数量、性能等后续建设不足突出。

以已建的散裂中子源为例，20个谱仪孔道中只3个建设了终端，仅能满足50%左右的实验需求，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源头创新能力建设不光要求地方政府进行长远规划，而且需要超高的财政投入强度。

大型科学基础设施无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却耗资甚巨。建设费用动辄数十亿、上百亿，且每年还需承担约建设费用10%的运营成本和大量升级改造费用。

此外，国家需要、目标用户群、专业人才队伍、关键技术基础以及项目管理机制等大型基础科学项目承载能力都需要事先论证。

但近些年来也有一些新路径出现：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由南京牵头、连云港筹建，深圳和东莞则宣布将打造环巍峨山大科学装置群。比起独木难支，发挥中国政府部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色，省内多市共建共享大科学装置（群）可能是未来地方发力源头创新的新模式。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对任何一座城市来说，在产业的加速追赶期，有形的政府之手和无形的市场之手，两者都不可或缺。但如何处理好边界掌控和“适度”的问题，则是一门大学问。希望合肥未来能在这方面，能做出更多的有益探索。

参考资料：

[1] 合肥多链协同推动创新发展。人民日报。

[2] 解码“最强风投城市”：为何偏偏是合肥。澎湃新闻。

[3] 中科院院士陈和生：大科学装置建设须坚持国家统一部署。中国科学报。

 谷青竹

  文理兼修的区域产经好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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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谷青竹

编辑 | 谭保罗

排版 | 八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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