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21年的“北电最牛毕业作品”，到底长啥样？
1995年，《罗曼蒂克消亡史》的程耳，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当时这个专业，十分难考。每两年招生一次，一届下来也就只招8个人。程耳能名列其中，其能力与才华可见一般。
大学期间的程耳，偏爱文学和历史，也很热爱古典乐。
这三样东西对程耳的滋养，不亚于电影本身的教育，以至于在程耳后来的电影里，我们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罗曼蒂克消亡史》宣传期间的程耳导演
1999年，程耳临近毕业。
他带着学校给的10万现金，跑到上海拍摄了毕业作品。成片完工后，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标准放映厅放映。
按照传统，如果觉着拍得差，学生们会嘘声一片。
但是程耳的毕业作品放完，影厅里一片安静，然后掌声四起。
然而，就是这部被电影学院同学们形容为“横空出世”的毕业作品，却因为某些原因，迟迟没能与观众见面，以至于逐渐成了传说。
这部被很多人赞誉为“北电最牛学生作品”的电影，就是《犯罪分子》。
做好事的坏人
做坏事的好人
POST WAVE FILM
《犯罪分子》的时长只有31分钟，故事也很简单，说的是一个叫胡天的人在筹钱给母亲治病时，意外捡了一笔巨款，结果被全城通缉。
但这只是个表象。
程耳导演要说的东西，其实在这条主线之外，就是塑造主角的人物形象同时，附着其他角色的表现和反应。
等于说，故事不重要，人物才重要。
比如说徐峥扮演的主角胡天。
他是一个做好事的坏人，同时也是一个做坏事的好人。
首先，对弟弟，他尽心尽责。
不但照顾他饮食起居，还给他洗脚。
在弟弟被欺负的时候，他主动出头，替弟弟把那两个小流氓胖揍一顿，完事儿还不忘给弟弟来个“摸头杀”，告诉他要好好学习。
然后，对前女友，他念念不忘。
尽管前女友李卓把他等着给母亲治病的钱卷起跑路，他也没有对外人说起过女友的不是，反而经常抱着她的相片睡觉。
再有，对在路边卖报纸的摊贩，他也仗义相助。
当两个小流浪过来欺负报摊老板，并一把火给报摊烧了的时候，他也出手相救，还拿出相机把那两个小子的照片拍下来，在警察来的时候主动提供证据。
最关键的是，他是个大孝子。
母亲躺在病床上，急等着再一次做手术。他没有气急败坏地找前女友要钱，而是费尽周折跟朋友借钱，甚至沦为通缉犯的时候，也要等母亲手术做完再逃跑。
单是这么说，胡天绝对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好人。
但是，他的生活还有另一面，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渣男。
他是一个整天流连于各种女色之间的情场浪子，私生活混乱不堪到弟弟都骂他是“流氓哥哥”。
夜晚寂寞难耐的时候，他会拿起电话，给不同的女人打电话，说着同一套话术：“我现在好想你，你来我这里好吧？”
这种轻浮与浪荡，在他跟黄奕扮演的女主小张第一次对戏时，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张是照相馆的雇员，但也是他众多情人里的一个。
她问胡天要店里的钥匙，胡天就用给钥匙的动作，完成了一次调情。
当他晚上确实找不到女伴的时候，给小张打电话，承诺说是“最后一次”。
如果说这还是道德层面的不良，那让整个事件急转直下的，就是胡天在法律层面的败坏。
他在酒店大厅里等待借钱的朋友时，朋友迟迟不来。恰好身边有一个皮箱，胡天始终等不来失主。筹钱心切的他，心一横就带走了皮箱。
他的这个动作，被酒店大厅的摄像头拍了下来，成了他盗窃他人钱财的证据。
到这里，他从一个道德不良的渣男，变成了被警方抓捕的通缉犯。
但就像前边说的，这一切，只是故事的俗套表象。
有限的三观
无限的人性
POST WAVE FILM
如果说一个普通人终沦为通缉犯是俗套故事，那《犯罪分子》到底凭什么成为了被很多人赞誉的“北电最牛学生作品”？
因为在这个表象之下，它讲出了生而为人的我们，最本质的东西。
《犯罪分子》让我们看到，一个道德上的人渣和法律上的通缉犯，也可以是一个母亲膝下的大孝子、弟弟眼里的好哥哥。
如果说这个部分还是在靠亲情来维系的话，那外围人员对他成为通缉犯时的反应，就更加值得咂摸和回味。
比如一直没出现的、要借钱给胡天的那个朋友。
在第一通电话里，他答应要借钱，然后地点约在酒店大厅，结果他没出现。
第二通电话，虽然还是没声音，但胡天的反应很明确，朋友在指责他盗窃。
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很难，但披上好人的外衣却很容易。
最耐人寻味的反差，是胡天曾经出手相助的报摊小贩。
在他被小流氓欺负时，是胡天帮他留下了关键的证据。
可是等警察来找胡天时，却是他主动告知胡天在医院。
从法理上来说，小贩的做法当然没错，要主动配合警方的调查取证工作，这才是一个合法的公民。
但程耳让这个事情变得更有滋味的地方是：他给小贩和胡天增加了一段拔刀相助的往事，让这个人在法律之外的道德上，变得十分可疑。
形成对比的是照相馆的雇员小张，以及医院里给胡天妈妈做手术的医生。
先是小张，主动拖延警方的侦破进度。
然后是医生，一边提前安排手术，一边在窗口扔下胡天的行李包，并在面对警察询问时表现得一问三不知。
这就让“一个叫胡天的人在筹钱给母亲治病时，意外捡了一笔巨款，结果被全城通缉”的故事，翻出了另一个版本：通缉犯如何在亲情之外的人们的帮助下，成功逃脱警方的追捕。
等于说，程耳选择让法律给人性让路。
除了这个不是很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表达，《犯罪分子》并没有传闻得那么惊艳。但也就是这么个说起来并不算很高杆的原因，让它尘封了21年，才与观众见面。
准确来说，这部1999年的电影，只是用艺术的形式，表达了一个艺术的态度而已。
但是，正是这种反差，反倒提醒了当下的观众，正确去看待一部电影的姿势。那就是：不要用你有限的三观，去衡量无限的人性。
说得再直白些就是：电影的好坏，不能用三观正不正来评价。
三观正不正，是一个道德问题。
而电影好不好，却是一个艺术问题。
这两者当然有关联，但它们之间的分野可能更明显。
道德的本意是用来规范人的行为准则，好处是给我们一个清晰的标准指引，坏处却是把复杂的人性简单化，继而在人与人之间制造难以逾越的分裂。
艺术的妙处就在于，它恰好是用来缝合这个分裂的。
艺术让我们看到一个好人身上的坏处，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坏人身上的闪光点，而人性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灰色地带，就在于生而为人的我们，都有着硕大无朋的欲望或绝望。
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用道德层面的三观，去衡量艺术层面的人性，无疑就是在阉割。
《犯罪分子》的好处就是，程耳不但有意识地在规避阉割，反而在拓宽人性灰色地带的道路上，前行得如此决绝、如此义无反顾。
意识到这一层，也就想明白了从影20年，为什么程耳只有《犯罪分子》《第三个人》《边境风云》和《罗曼蒂克消亡史》这四部作品跟观众见过面。
《罗曼蒂克消亡史》（2016）
在三观意识愈演愈烈的当下，像程耳这样想做一个艺术的电影人，实在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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