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声讨的高考八股文从何时兴起，又为何被摒弃 | 二湘空间
说说八股文
文/海北尬生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评析了一篇高考高分作文，简单说了一下自己的文学观点。很多人都用“八股文”一词来形容现在的这种文体，今天就和大家稍微聊一聊八股这种文体。
八股具体由何人创制已经泯不可考，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任何一种文体的形成都是一个缓慢而循序渐进的过程。至于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出现了这种文体，史学家有不同的说法，从宋朝到明朝都有人支持。我个人比较支持的是宋朝起源这种说法。
宋朝的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改革家，他基本上要把唐朝以来的所有政治制度都改革一遍，其中自然也包括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自隋朝创立，经过唐朝的发展，在制度上已经相当完备，也的确被证明是一套高效而公平的选拔体系，但在王安石眼里，它仍然不是完美的。当时的科举考试考的是诗文，比如那首著名的“离离原上草”，题目叫《赋得古原草送别》，其中赋得这两个字就表明这是一篇考场命题作文。诗词歌赋显然是文人必备的技能，但与治国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否则，南唐后主李煜也不至于成为亡国之君。因此，用诗文来选拔人才，实际上并不契合国家对人才的需要。这就是王安石推动改革的着眼点。
王安石最初想考“策论”，也就是关于国家治理政策的议论文。但问题很快就出来了：这种文章评阅时难免受到人主观情绪的影响。阅卷人如果恰好对考题有非常强烈的看法，那就会给那些和他看法相同的卷子高分，反之亦然。但是再退回去考诗词歌赋，显然也不是办法，于是在王安石去世后不久，科举考试开始考二者的混合体：仍然是考议论文，但是考的是儒家经典的经史子集。儒家思想作为当时的正统思想，政治绝对正确，相较诗词歌赋，也有较强的实用性，相对于直白露骨的策论，又更含蓄，即使牵扯到什么问题或主义，也都是先哲们解决过的。于是这一模式就被人沿用到科举考试在中国被废止为止。
古代虽然不像现在有网络和大型印刷机，但也像我们今天一样有人卖教辅、作文集、参考书之类的东西。不仅如此，古代科举考试的考生还喜欢把自己的得意之作传抄送人，他们也经常组织所谓的“文会”，聚在一起研究如何答题。于是一套标准的、公认的、既好写又保证能拿分的文体和答卷思路很快就形成了。宋朝还没灭亡，考生的考卷就已经开始向八股文靠拢。
等到到了明朝初年，考场作文已经大致是这种形式，到了明朝的成化年间，也就是距离明朝建国差不多100年左右，国家正式公布规定，确定下了八股文的文体，之后虽然稍有变动，但大体仍然是明朝的体制。
八股文的选题往往是四书五经当中的词语或者句子，一篇标准的八股文应该分九个部分写成，从前至后分别是，破题、承题、起讲、入手、前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破题，指的是要用一句话两句话说破题意，点明自己的中心；承题要在破题的基础上起一个前后衔接的作用，稍微承接一下；起讲开始议论；入手正式说道文章的主题上；之后的四个带“股”字的部分，每一部分都应该有一套两段相互对仗的句子构成，四个部分一共八股，因此称作八股文。最后还有大结，要求总结全文。
这样的要求已经不可不为死板，实际考试过程中，还有更多的要求。就总的字数来说，八股文不能超过700字，破题不超过两句，成题不超过三句，大结也不超过三四句。用典时可以用古代的例子，但往往不能使用本朝的例子乃至时事，也不能使用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典故，这样有“亵渎圣人”之嫌。每一股的两组对偶句子，最好要深浅、虚实、古今、正反搭配……
形式上的要求尚且如此，内容上的限制就更为严苛。八股文写作不能阐述自己的想法，而是要“代圣人立言”。也就是说，答卷人需要把自己想象成孔子、朱熹等人，用他们的口吻阐述题目中的意思，无论是措辞还是立意，都要尽可能贴近这些先贤，把先贤模仿的惟妙惟肖的，就是佳作上品。
有人可能问：八股文好写吗？我的答案是，好写，但又不好写。
如果说要是按照当时的标准，严格按照考试的要求来写的话，对于当年的学生而言并不难。八股文考试的范围很窄，绝对不会超过四书五经和朱熹等理学家对它们的注解，因此，只要把四书五经和《四书章句集注》这样的标准书目死记硬背下来，稍微理解其中的意思，并学会这些人说话的口气，再结合上从小就进行的诸如学习《笠翁对韵》之类书籍的音律启蒙，写出来的文字一定在立意上贴近古人，那四组对偶的文字也能写的很漂亮。
可能有人会问：那为什么范进50岁才中举呢？我个人给出的答案是，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太少，因此很难考中。想取得考试的资格，需要先取得“童生”这一头衔，而清朝的最后几年，四亿人口中每年大约有25000名童生，中国今天有14亿人口，985大学每年招生人数都超过15万。仔细一算，我们不难发现，即使今天的985大学生回到清朝，也未必能考中童生，更何况是秀才。在此基础上，秀才的录取率只有2%，秀才考举人的概率也只有4%。和今天对比的话，想在清朝考个举人至少要对应现在地级市状元的程度，考中进士则要对应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状元的程度。范进50岁才中举，其实一点都不丢人。
因此，八股文虽然不难写，但考中还是很难的。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关键。我们既然是站在文学的角度看八股文，那就要考虑：写出有深度、有文采的八股文究竟有多容易。
我的答案是，非常难，以至于不可能。八股文虽然不长，但是硬要把圣贤说的一句话扩写到六七百字，在不注水的情况下，终究也不是容易事——而且还是文言文的六七百字。不但如此，用典受到限制、文体格律要求严苛、不得阐述自己的观点，每一条都在扩大着写作的难度。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能写，想要写够字数，就只能注水。因此，八股文注定是华丽有余而深度不足的。
因此，八股文在后来遭到了全国上下一致的声讨。今天的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背到各个朝代最正统、最具代表性的文体的名篇。先秦的诗歌散文、汉朝的赋、魏晋南北朝的古体诗、唐朝的绝句和律诗、宋朝的词、元朝的戏曲和散曲，都是这样的代表。但是在明清时代，士大夫之间流行的八股文，竟然要让位给普通民众间流传的白话文小说，这实在是一个特例。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八股文通篇都是废话，我们有心想让它流传，奈何没有半点值得我们流传它的价值。
八股文的影响也绝对不是单纯的科举考试范围以内。我们在历史课本上读到什么陆王心学、李贽、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就以为明朝清朝的社会思想仍然活跃；读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乃至清末新政和革命党的一次次革命，也会以为晚清的社会还是有生气的。但是这都是错觉。这些人的学说和努力或许与历史学上值得强调，但是都是在当时的社会上非常不起眼的声音和举动。中国绝大多数的读书人，也基本上是中国全部的知识分子阶层，都在忙着研究四书五经，学习写八股文这样一种与文学上极其失败的文体，希望能够从中捞到一官半职。什么思潮也好，革新也好，对于他们而言都是窗外事，是绝对不会影响他们读圣贤书的。当西方国家开始研究科学、民主和人权，把一门门大炮和一艘艘巨舰送下生产线时，我们的知识分子却在研究如何写废话、当官，成为柏杨所谓的“穷嚼蛆“，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有未来？
想要看一个国家的未来怎么样，我们不妨去看看他们现在的青年人，在学校里都在学什么，做什么，然后把时钟向后拨个二三十年，拨到他们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时候。大体上讲，除非这个国家经历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否则这些人仍然会和当年学校里的状态一样。如果一个朝代沉溺于八股文，并且二三百年皆是如此，这个朝代的未来自然可想而知。我记得12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听到有人提什么“新八股文”，虽然我们当年写的东西和真正的八股文笔还是要温和太多，但终究仍然需要警惕。“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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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尬生：因其尝求学于北海之北，每不顾环境而放尬言，故起此名也。喜航天，爱读书，本学理工，爱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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