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玟抑郁症去世，青少年抑郁症也逐年增加，我们能做些什么？| 二湘空间
李玟抑郁症去世，青少年抑郁症逐年增加，我们能做些什么？
文/芦苇一
看到歌手李玟抑郁症去世的消息，太震惊了。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直都是那么阳光，那么快乐，谁能把她和抑郁症联系在一起呢，若不是看到来自她家人的信息，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假消息。
看了一些报道，才知道她患抑郁症多年了。在她很小的时候，因为左腿有缺陷，动手术也不是那么成功，这些年，李玟其实一直是靠她的右腿和她强大的意志力支撑着在舞台上载歌载舞。
想到当年《卧虎藏龙》奥斯卡获奖，李玟在台上演唱主题歌活力四射的样子，还是觉得不可置信。
想到了同样因为抑郁症去世的歌星张国荣和陈琳，抑郁症已经成为困扰我这个社会的一个大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约3.5亿人被抑郁症困扰，每个人在一生中患上一次抑郁症的比例超过了10%，每年全世界都有超过100万人因抑郁症自杀身亡。
抑郁症是个漫长的疾病，大众对这个病了解很少，甚至有些人觉得抑郁症病人是矫情，什么都有，为什么不好好活着？更大的偏见是觉得他们太脆弱，意志力不坚强，但看看李玟的例子就知道了，她得多坚强才能这么多年一直靠一条腿前行？他们不知道，这些人其实是生病了，而且是非常顽固的一个病。他们需要帮助，需要理解。
二
这些年，青少年抑郁症也在逐年增加，尤其是疫情期间，因为隔离，因为社交受阻，更多青少年陷入抑郁症的深渊。
2018年六月，英国东米德尔兰兹的诺丁汉郡的16岁少女Maisie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姐姐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I`m fine”，但不经意倒过来，却变成了“help me”。这是Maisie内心发出的求救。
很多时侯，我们都是如此，看不到这条隐匿的求救信号。
I am fine
help me
那天，中学同学搬家，一帮同学聚在一桌有说有笑。我随口问了一句，小W 还好吗？同学镇了一下，说，孩子休学了。嗯，还是意外，小W中考成绩很好，进入我们当地的重点高中重点班。初中，她已表现出不能住校、失眠等，为此，家里给她转成走读，不辞辛劳的每天接送，好不容易，一切看似回归了正常，小W 也考得很理想。
可有一天，我看到小W 的QQ 空间留言：不能有任何意外，一片羽毛都会压垮我......
同学们聚在一起，讲起小时侯到我家抢菜吃的各种事，笑得前俯后仰。我们的初中，是这样度过的，没有补课，没有排名，没有手机，用脚串门。这帮同学，有成绩好的，也有成绩差的，工作有好有坏，生活也各有滋味，可是大家回忆起读书时光却都是快乐的。
为何与现在初中的孩子际遇如此天差地别？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沈烈敏认为，代际间的教养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家长对孩子的人生发展寄予高期望。“鸡娃”（给孩子打鸡血）行为成为当下社会家长们的主要任务。“高期望”、“高焦虑”、“高社会比较”成为家长群体的主要社会心理现象，给孩子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的女儿刚经历初中，陪读三年的我深有体会。进入初二，她几乎是晚上11点半至12点入睡。有一段时间，因加入辅科考试，又临近月考，要完成所有写的、抄的、罚的、背的作业，连续半个月晚上1点睡觉。早上7点起床，实在起不来时，早餐不吃。没有午休，下午16:40下课，步行17:20前到家。
此时，她已眼睛发红，疲惫不堪。但是4科主科作业，加上需要背诵的语文、英语、政治、地理等内容。平均一科作业1小时，而语文至少2小时作业量。还有每天必须练习的排球，不算各种画思维导图、上网答试题、心理测试、规定的课外书时间。她除了吃饭，连打个盹的时间都不敢有，也才勉强完成当天的学业。
《小舍得》剧照 图源网络
在这样的学习高压下，孩子出现过非常多次的自我否定，害怕和抵触学习，说自己不是学习的料。
有多少家长和我一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一边安慰着，一边焦虑着？又有多少孩子和她一样，惊心动魄、跌跌撞撞一边抱怨着，一边努力着？
2020年，孩子总算进入了高中。只是，我们突然发现，身边不少孩子学着学着掉队了。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学习的高强度、父母的高期望、来自社会的整体焦虑，还有他们不能言说的青春和成长的迷茫。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
他们的心情生病了。
三
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17.2%，重度抑郁为7.4%。小学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1.9%~3.3%。初中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7.6%~8.6%。高中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10.9%~12.5%。
每十个高中生里，就有一人已经到了重度抑郁！
在与《人物》的访谈中，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副主任医师林红指出：
在社会的剧烈变化中，特别是2020年，因为新冠，整个社会的压力水平在变大。大的系统如果出现问题，孩子是最敏感脆弱的，就会更容易生病，应是最需要关注和保护的部分。儿童、青少年抑郁症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永远都是家长。
通常，父母可能并没有关注到孩子状况不对了。孩子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直到赴医院检查确诊，不得不休学。但越来越多的孩子自己开始发出求救信号，跟家长说我可能得了抑郁症，要求家长带他们去看病。但比起孩子们，家长还需要更快的成长。家长遇到这种情况，会认为也没什么事儿，休息休息就好了，出去旅游旅游就好了。
我的一位好友身边的发小，女儿曾受校园霸凌，高中抑郁，中途自杀过，自杀那天，是她的心理咨询师宣布她痊愈的那天。幸好被及时救回。这位妈妈也患上抑郁，一对母女，就这样艰难的一天一天和心里那只黑狗对抗着。
我就这样听着她每每聊到这个话题，格外的触动。朋友，作为这位母亲的倾诉对象，给予了她不断的关心、鼓励、支持和宽慰。虽然她不是心理医生，没有专业能力解决她们的心理疾病。可是，那个常常溺在水里窒息般痛苦的母女，若不是这一束光，照着她，告诉她，嘿，别怕，拉住我的手，有我在。这个母亲，要怎么坚持下去？这种状况，持续数年，日子在反反复复地发作和好转中来回。
正是生活中的这种实践，我们在想孩子在出现这种情况时，除了依靠求医、求助心理咨询师之外，是否还需要一些来自他人的陪伴和倾听？这些构成一个多维度的社会支持系统。
这个不经意的想法，得到了印证。2019年《美国医学会精神病学》上的一篇研究建议，组建一个“青少年提名的支持小组”（ Youth-Nominated Support Team，YST）。
研究者鼓励青少年提名父母之外的、自己认识的、关心他们的成年人——可以是老师、其他亲戚、或者善良的邻居。研究者会去劝说这些成年人，只要做一个有爱心的支持的人即可，不用为孩子做出的任何选择负责。然后，给这些成年人专门的培训，学习如何与青少年交谈，如何确保他们坚持治疗，如何主动去接触、去交谈、去帮助……
最终的目的，是在青少年周围搭起一个长期存在的支持网络，也让青少年感觉到自己与他人有联系、被关心、被肯定、被理解。
11~14年后，采用普通干预的225个青少年里，有13人死亡。而在有支持小组的223个青少年里，只有2人死亡。
于是，我们想，能否做一个简单一点的尝试？以公益和志愿形式从帮助身边休学的孩子家庭开始。
我们需要找一些有经验和热情的人加入。我首先想到“传薪计划”公益志愿者雪琨。记得疫情期间，当雪琨跟我聊起这个公益活动时，不是在说他们做了什么事，而是在鼓励我，这个事和所有事一样，我们总能找到出口，我们与其哀怨、放弃、失望，不如做点可以做的事，帮点可以帮的人。
总有一些人做着你想而不能，念而不得的事，让你相信，这世间的美好一直在。这或许就是公益给人的力量，这个江湖一定有大侠的！
我微信联系她，初步讲了我的想法，她说她也很关注这块，立即答应和我们一起做。还让我联系同城的呼斯楞，他贡献了曾参加汶川地震心理援助的老婆加入我们。然后，和我一起做女童保护的公益人、我的心理咨询师好友等随之加入。
因善而连、因缘而聚，我们尝试一起去帮帮那些孩子们。
这是一次神奇的遇见。
四
“启航同行”定位于休学学生的家长，探索形成一种由专业心理指导、社会工作跟进、家庭互助支持的三方共促模式，陪伴家庭同行，助力孩子启航。
到目前为止，我们召募了10余个家庭，主要是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互相介绍。
5月，我们组织了第一次家长见面会。
那天，到场10位家长，有些互不认识，在自我介绍后，一位妈妈讲述了自己孩子的情况：高二时，孩子诊断为抑郁，休学，曾有自残行为。后住院20多天，服药一年。高考后，妈妈和孩子都认为好了，于是停药，考入大专一年后复发，回来后，就再没走出社会。现在20多岁了，在家中待业，一直吃药。
这位妈妈充满自责，认为是自己的不懂、不重视，导致了孩子复发。而身边的人，都说她溺爱孩子，让他无所事事还饭来张口。而她仅有的心理学知识告诉她，孩子一直在受罪，于是她几年如一日默默承受着家人和亲朋的不理解，今天，她有机会说出来，她如释重负，泪流满面。
另一位高一的孩子，因学习压力过大，严重失眠，且表现出食量不佳，情绪容易低落伤感，诊断为轻度抑郁，曾休学三个月。如今孩子虽然重返学校，但妈妈仍有担心，她不知道孩子到底好了吗？
图源网络
一对父母，孩子刚入大学被查出中度抑郁。他们驱车一个多小时从外地赶来，分享他们陪伴孩子的过程。这半年来，从得知孩子抑郁的不能接受，到和孩子共同商量对策、寻找合适的心理咨询师，积极求医。他们尽可能尊重孩子，为了满足孩子不想休学，又要接受治疗，每周末，妈妈都坐几个小时的高铁去学校陪伴孩子。父母的完全接纳、坦诚相待，孩子的状态日渐好转。这位妈妈说，我必须承认，我的孩子抑郁的事实，我愿意和她一起和这个病共处。
林红指出，从神经的可塑性上讲，成人抑郁症的治疗会更慢，而孩子的症状调整起来可能会很快，你给他一点点理解和支持，他就好得特别快。
所以，越早发现和干预，孩子是不是就好的越快？第一次见面会后，家长们开始互相链接上、互相鼓励着。
第二次活动，公益人雪琨承诺请一位资深老师出面，到现场和家长沟通。6月的端午节，雪琨从北京飞来，她请到的王永杰教授从内蒙古转乘一天的飞机远到而来，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66岁的王教授，为更有针对性地授课，花了很长时间和雪琨探讨课件，询问每个孩子的详细情况。并在来前几夜，与我们语音沟通多次，带着满满地诚意和善意而来。
王教授不仅对心理学、抑郁症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也带来了正念的训练方法，一天的时间收获很多，但更多的还是感动。王教授作为一名长者和资深的心理学专家，为这些鲜活的案例感怀，为这次公益的真心触动。雪琨也和到场的几个孩子加了微信，与他们保持着联系，用志愿者的身份，支持着他们。家长们被雪琨和志愿者们的无私热忱感动，受益于王老师的专业指导。
两次活动，让这些家庭背后，处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甚至已走入社会的孩子们，出现在一个时间线上。就像看到一个面临抑郁的孩子可能会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本想变得更好，却意外跌入池藻。他们不再特殊，他们只是经历着生命的特别阶段。而一个个原本独自面对这些困难的家庭不再孤单，成为一个互相支撑、相互赋能、彼此照见的团队。
我们只是民间自发，力量有限，未必能做到国外社会支持那么专业、持久，但是我们愿意以小处着手，从身边开始，哪怕只能帮助一个小孩，对一个家庭有一丝改变和积极影响，也值得我们去尝试一下。
尽你所能地去做， 别错失了唤醒爱的良机，坚定，持之以恒地去执行，上方照耀着你的那道光芒不会消失。同时，帮助周围的人去除对抑郁症的偏见和病耻感，了解自己，了解这个疾病，正如全球知名抑郁症治疗专家保罗·吉尔伯特所言：“抑郁的目的在于迫使你停下来弄清楚自己是谁，将走向何方。它要求你给自己定位，这虽然痛苦，却是产生转变的驱动力。”
你将听到天使的声音在说—— 这些美好不会消逝，李玟，张国荣，以及我们身边如天使一般美好的人不会消逝。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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