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之战为何失败？从军制角度剖析东吴军队对外作战疲软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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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东吴（三十九）第二次合肥之战

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孙权亲率十万大军再次来到合肥城下，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合肥之战。

之前在《建安的尾声》中对此战曾有详细分析，不过当时是以曹军为主视角，这次我们就从东吴的角度说说这场战役。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下。

在孙曹双方于东线的争夺中，如战斗发生在濡须一线，那必然是曹操主动进攻；如战斗发生在合肥一线，则一定是孙权主动进攻。

假如出现曹操南征进至合肥，没有继续南下就返回的情况，那曹操肯定没有发起进攻，而应该是来视察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将这些情况计入合肥之战，而只讨论孙权主动进攻的部分。

孙权领兵出战，战绩大多不怎么好看，这引起了世人不小的诟病，再加上他后来在关键时刻背盟降曹，因此许多人评价他是个胸无大志的偏安之主。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资治通鉴，他在记载榻上策的时候如是写道：“惟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

这一描写虽然在遣词方面只是略做修改，但和三国志原文在含义上却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鲁肃传）

司马光将鼎足江东改为保守江东，将汉高祖的帝王之业改成王业，这很明显体现出他的态度，就是说孙权的志向只在割据称王而已。

为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说得更加直接，他认为孙权自忖不是曹魏对手，因此只能用点诡计讨些小便宜，他不像诸葛亮那样真有灭魏之心。

孫權自量其國之力，不足以斃魏，不過時於疆埸之間，設詐用奇，以誘敵人之來而陷之耳，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爭天下之心也。（资治通鉴胡注）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些偏颇的，孙权是一名有着雄心壮志的君王。

从他对手们的角度来看，曹操自不必说，他对孙权有着很高的评价，而刘备也认为孙权不会居于人下。因此，割据江东称臣曹魏怎么能让孙权满足呢？

另外江东内部文武臣僚也对孙权佩服有加，张昭周瑜认为孙权“可与共成大业”，而鲁肃和甘宁这种对主君有些挑剔的人才也倾心相投，倘若他是个平庸的守成之主，如何能得到众人的拼死效力呢？

事实上，单论起孙权对合肥的态度，就足以证明他的进取之心了。

东吴的核心利益区在扬州，这里不仅是东吴的根基，也是将来进取中原的后方基地。至于荆州，虽然也极为重要，是东吴国策中必须要取得的地方，但那是为了国防的需要，而不会作为北伐基地，这一点和蜀汉不同。而事实也证明东吴在取得荆州后极少从该方向北伐。

之前在荆州的作战中，孙权只给了周瑜两万多人的偏师，而按照孙权自己的说法，东吴是拥有十万大军的。

赤壁之战后，东吴的扩张并不明显，东吴的实力真正得到飞跃性提升是在完全取得荆州以及征服山越之后才实现的。因此可以认为在建安二十年前后，东吴的兵力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

这一次孙权几乎倾国而出，只为拿下重镇合肥，这说明他对问鼎中原有着很深的渴望。

但这又引出一个问题，东吴对于北伐态度比较积极，投入的力量也不小，为何长期收效甚微呢？

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一方面是指挥官的原因，孙权并不擅长指挥作战，而在他之后的主帅中，诸葛恪也就比他略强些有限，但仍不是司马孚的对手，至于孙綝之流就更差劲了。

不过即使是优秀的军事家比如吕蒙和陆逊，他们也只能在对外进攻时取得一些小胜，比如石亭之战后陆逊很快见好就收，因此这就不单单是指挥官能力的问题了，这和东吴军队本身也有着不小的关系。

吴军是一支有局限性的部队，其特点是第一是骑兵较少，第二是作战时对水军依赖较大。

在北方作战，骑兵必不可少，吕蒙就对曹军精骑非常忌惮。而吴军中骑兵比例很小，据推测顶多在百分之二上下。

其根据就是东吴在给有功的部将授兵时，一般会遵循两千人配五十匹马的比例，这一点在周瑜、吕范、程普、韩当的传记中都有记载。而这仅仅是功臣的待遇，其他部队还不一定能达到这一比例。

后来孙权甚至想从辽东补充战马，这充分体现了东吴战马奇缺的现状。

吴军另一大劣势就是进军要依托江河，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远离舰队对于东吴军队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这为他们的作战又增大了局限性。

不过依托江河作战虽对于所有军队来说都是事半功倍的事，但却不是必须的，偏偏东吴军队来说却必不可少，他们不仅需要舰队带来的机动性，更需要舰队来为失败托底，一旦作战不利就要上船撤退。

对战争如此缺乏信心，这就需要深入讨论了。

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和东吴军制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就是部曲领受制度，东吴会给有功将领授予一些部队，这种情况极为普遍。比如战斗结束后，俘虏的敌兵往往会作为战利品分下去，这是一种惯例。

不过这种情况在曹魏也有，比如许褚、李典、田畴、任峻等都有属于自己的部曲，怎么没见魏军出现这种问题呢？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第二个，也就是部曲世袭制，这样授予诸将的兵马逐渐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打起仗来自然瞻前顾后。

这种制度在曹魏是没有，是东吴的特色。比如凌统，他的家族三代领兵，甚至在未成年的时候就能继承父辈的部曲。而陆抗在陆逊去世后也以弱冠之龄立刻继承了父亲直属的五千人马。

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孙氏家族本身再加上一些主要将领和世家大族，他们共同瓜分了东吴的军队。

邓艾对这一点有着非常贴切的评价，他总结说东吴各大家族都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他们凭借武力和权势独霸一方。

世袭制导致军队私有化严重，但问题并不是到此就结束了，因为紧靠仅靠将领或者家族的私产俸禄，恐怕养不起这些名义上属于国家实质上却是私兵的军队，因此又有了奉邑制和复客制。

所谓奉邑制，就是赐予功臣一些属于他们的领地。比如周瑜在赤壁之战后就获得了下隽、汉昌、刘阳、州陵等地来供养他的四千私兵。

而所谓复客制就是赐予功臣一些专属于他们的田客，作为奉邑制的一种补充。

这些人只为主家服务，不必向国家缴纳税赋。在史书中除了复客以外，还被称为赐民、僮仆或者守冢户，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些人再加上将领和宗族们藏匿起来的人口，共同构成了他们私有的家仆，而实质上他们的身份就是农奴，类似于曹魏的屯田客。只不过曹魏屯田客属于国家，这些复客属于私人。

复客为主人无偿劳动，他们创造的效益可以作为供养私兵的经济来源。

对于掌握私兵的将领来说，我想只要他们不傻，就一定会打军队的主意，这一点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这些复客能给自己带来利益，而钱财自然是越多越好，既然如此为何不让私兵也为自己劳作呢？

《世说新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太子太傅贺邵曾查出顾、陆等家族奴役士兵为自己服务的事，但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由此可见，虽然也有少数像陈武之子陈表那样大公无私，推辞所赐复客的人，但绝大多数人不仅照单全收，还会驱使本来用于作战的军队为自己谋利。

这样的军队如何打仗呢？或许在守土的时候还可一战，但是在对外征战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打赢了还好说，那样还有新的赏赐来弥补，但谁能保证打得赢呢？一旦损兵折将，那割的都是自己的肉啊。

人人都保存实力希望让友军去拼命，这怎么可能打的赢？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就是这么完蛋的。

以上便是东吴军队在外出作战时大多比较保守的原因，赔本的买卖谁会去做呢？而且这样的军制也不利于统一指挥。

其实实行这样饮鸩止渴的制度，孙权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作为外来者，如果不用这样的手段收买人心，单凭恐怖的杀戮是很难站稳脚跟的，而曹操就不太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两国兵制有所区别的主要原因。

当然，作为一名对国家有着绝对控制权的出色的政治家，孙权也有后招。比如东吴有个夺兵制度，有些将领或家族因为犯错或者失宠，在家主去世后私兵会被剥夺部分或全部。

再加上授予手下的私兵大多在几百人到两千人这个数量，且比较分散，虽然会一定程度削弱中央的实力，但由于悬殊过大，很难造成藩镇化，对中央实质威胁有限。

不过东吴军队因为受军制影响战力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除了孙策那样有绝对权威且百战百胜的名将，其他人很难统率这支军队在对外征伐中获胜，比如周瑜在南郡之战中后期就非常艰难。

总之，东吴北伐虽然声势浩大但大多铩羽而归是有原因的，即使是陆逊这样出色的军事家也没什么好办法。孙权固然军事水准平庸，但他确实有苦衷，而且对待战争态度也算端正，不应对他过多苛责。

孙权就带着这样一支军队发起了第二次合肥之战，他选择了最恰当的时机，曹操正在汉中，而合肥只有七千守军。

不过孙权战前信心满满，但是打起来以后却发现这实打实的十万人比起之前号称十万在效果上并没有什么显著提升。不仅攻城没有任何进展，还在城外被张辽以八百精锐打得灰头土脸。

当初对战黄祖勇不可当的徐盛，在面对张辽时竟然一触即溃，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有可能是出工不出力。

不仅作战不利，祸不单行的是军中又爆发了疫情，孙权万般无奈，只好选择撤退。

为了挽回一些颜面并树立自己的威信，孙权亲自担任殿后。

此时大部队已经从逍遥津渡过施水，北岸只剩孙权的亲兵车下虎士一千多人，以及吕蒙、蒋钦、凌统及甘宁的部曲。其中凌统所部三百人，其余诸将虽然兵力不详，但总体看来，满打满算也就是三千人最多了。

城头上的张辽看得真真切切，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敌军已被河流分为两段，现在在施水北岸，曹军才是优势一方。

张辽转瞬即至，孙权这两三千人立刻陷入了巨大的危机，想叫已经撤到南岸的部队回援根本就来不及。

在生死关头，东吴的将领们还是很给力的，他们拼死力战，给孙权创造逃脱的机会。其中最亮眼的就是凌统，他的三百部曲全部战死，但自己仍在奋战。见孙权走远后才跳水潜泳逃了回来。

凌统们的奋战给孙权争取了时间，他纵马逃至逍遥津浮桥边，可眼前的场景却让他心底一凉，原来浮桥已经被曹军破坏了，中间有个一丈多的缺口。

“难道竟要葬身于此吗？”正在孙权万念俱灰之际，他的亲信谷利赶了过来，安慰道：“至尊勿须惊慌，请您牢牢抓住马鞍，我在后面鞭打以助马势，一定可以化险为夷。”

孙权别无他法，只能遵从谷利之言，只见他的骏马高速飞奔，在断桥处一跃而起，稳稳落在了南侧。

这时南岸的贺齐见孙权遇险，领兵三千前来接应，至此孙权才算彻底脱险。

待登上大船，孙权设酒宴给自己压惊，席间贺齐走上前来泪流满面地说：“主公万金之躯，应处处小心，今天以身犯险几乎酿成大祸，我等无不担惊受怕，望主公能记住这个教训。”

虽然贺齐有点扫兴，但毕竟是一片真诚，看来自己断后之举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于是孙权便配合贺齐，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仗是打败了，但戏也做足了，总算不是一无所得。

第二次合肥之战对于东吴的对外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几乎以倾国之力发动的一战竟然铩羽而归，恐怕任何人都会感到心灰意冷，从那以后，孙权很多年都没再打过合肥的主意。

但事情却不是这么简单就结束的，曹操虽然仍在西征，但他总有东归的一天，到时候就轮到孙权承担曹操的怒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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