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恪众叛亲离身死族灭，他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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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东吴（六十九）诸葛恪的末日
新城之败，吴军直接损失多达上万，而非战斗减员则更是数不胜数。
时值七月，正是酷暑难耐，头顶上的烈日和身后的魏军追兵就像两座大山，将东吴将士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的士气已经颓丧至极。
撤退的路上，军中疫病横行，伤病者被遗弃，成批倒毙在路旁，还有大量将士因劳累过度掉队，最终被魏军俘虏，吴军上下一片悲鸣，宛如人间炼狱。
然而这一切诸葛恪却视若无睹，在他眼中，底层士卒只是自己功名路上的消耗品，如今他脑中想的只有如何掩饰军事上的惨败而已。
这场豪赌的失败令诸葛恪人心尽丧，这种现状他心知肚明，他无法和皇帝及百官解释这件事。再加上他在朝中本就根基不深，因此更是担忧有什么针对自己的阴谋，于是索性不回建业，在江心洲上住了一个月。
在此期间，诸葛恪仍在为今后何去何从做着打算，他愈发担忧，于是便产生了不再回去的想法。
诸葛恪打算在寻阳（今湖北黄梅县）先安顿下来，这里位于蓟春郡，距离他曾经驻扎过的武昌和柴桑都不远，这里属于他的视力范围内，还是比较安全的。
这是诸葛恪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得以实行的话，可能反对派拿他还真没有什么办法。可惜的是诸葛恪最后还是动摇了。
就在诸葛恪于自己的江心别墅中思前想后的时候，全公主和孙峻等人也在积极研究着对策，诸葛恪在外是一大隐患，必须尽快把他召回。
所幸皇帝还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只需要一道诏书就够了，诸葛恪想必不敢抗旨。
当时中书令名叫孙嘿，正是负责替皇帝下达诏令之人。孙嘿虽然具体情况不详，但从他的姓氏来看，很有可能是富春孙氏的远房族人，为宗室力量对付诸葛恪打头阵。于是全公主等人暗中指使孙嘿，数次下诏召诸葛恪回朝，他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受命。
由此也可以看出诸葛恪在朝中的孤立无援，皇帝被对手控制，皇帝的近臣也是对手安插的，此去着实凶险无比。
八月份，诸葛恪返回建业。为了重塑权威，摆脱政治困境，他采取了许多措施。
首先就是一路上大张旗鼓，摆足了排场，充分展现着大将军的威仪，至于兵败合肥一事则闭口不提。
其次就是找人开刀立威，诸葛恪当面呵斥孙嘿，指责他是擅自下诏。
由于此时将诸葛恪召回的目的已经达成，因此无需再保孙嘿以激化矛盾，而且这样还能让诸葛恪放松警惕。于是孙嘿主动称病请辞，算是遂了他的心意。
这让诸葛恪更是变本加厉，他将出征后朝廷任命的官员全部清洗。为显示威严，一点小事就要责备下属，弄得人心惶惶。又把宫中守军的将领都换成了自己的亲信，这才算稍微安心一些。
然而诸葛恪的目标却不止局限于此，他其实一直在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当初诸葛恪刚刚当上辅政大臣的时候，曾以不想诸王处在长江沿岸的前线纷争之地为由，提出将他们迁走。
其中孙奋被从武昌迁到豫章郡，孙休则被从虎林（庐江郡）迁到丹阳郡，后来干脆迁到会稽郡。而孙奋对此曾表示不满，后来诸葛恪进行一番威胁后，他只好乖乖从命。
诸葛恪这个操作并非是无的放矢，虎林距离皖口这个长江沿线的重要据点很近，武昌则更是上游荆州的军事要塞，这里有驻军，更有两个有资格继承帝位的藩王，一旦有人以孙奋和孙休的名义拥兵作乱该当如何？这个隐患不能不重视。
然而诸葛恪的处理虽然有理有据，但问题是有一个人被他选择性地忽视了，那就是孙和。
虽然诸葛恪在二宫之争期间为了自保，并没有像陆逊和朱据那样全力支持孙和，但毕竟他是孙和之妻张氏的舅舅，因此孙和绝对是孙权诸子之中和诸葛恪关系最亲密的一个。
目前皇帝孙亮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反而被对手利用，对自己进行掣肘，这是诸葛恪力图要改变的局面。在他看来，令孙和取而代之是最佳的选择。
当初诸葛恪初到建业辅政时，曾对张妃的信使黄门陈迁说了这样一句话：“请转告张妃，我以后必定让她超过别人。”
这句话说得就颇为暧昧了，可以把它理解成诸葛恪表态以后会特殊照顾张妃，但更进一步理解成他想让张妃母仪天下亦无不可。而结合诸葛恪想要迁都武昌的意图，答案无疑是后者。
孙和被废为南阳王后前往长沙就藩，而长沙距离武昌并不遥远，诸葛恪力主将孙奋和孙休迁走，却单单没有动孙和，他想干什么已经不是秘密了。况且民间也有此传言，并不是空穴来风。
因此，迁走诸王和迁都武昌其实都是为了达成同一个目的所做的准备，即废孙亮立孙和，将朝廷中枢转移到他有一定根基的荆州来。
不过这件事毕竟阻力过大，一时间难以办成，为了提升自己的威信并争取更多的支持，诸葛恪才进行了这次军事冒险。只要能取得胜利，他就有机会通过根深蒂固的兵权来强行迁都。
然而惨痛的失败却给了诸葛恪当头一棒，他只能暂时打消这个念头。不过只要朝廷还在建业，皇帝还是被全公主等人控制的孙亮，他就一刻也不能安心，因此他只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而这一次，诸葛恪的代价是全族的性命。
很快，诸葛恪下令士卒整装待发，准备再次大举北伐。这次他放弃了淮南，将目标转向青徐。
此时已经是深秋，等大军出动后就要入冬了，冬季水浅，再加上进攻徐州的必经之路中渎水本就有淤塞的情况，诸葛恪这一军事计划与自杀无异。
当初曹丕征广陵是如何狼狈，诸葛恪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却忽视了这一点，执意出兵，可见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
另一方面，全公主和孙峻始终没有对他表现出敌意，这很可能让诸葛恪对局势的判断出现失误，他只知道形势艰难，却没料到已经险恶如斯。
而之所以如此，则和诸葛恪自身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他性格粗疏，想不了那么周密，这点是致命的。
性格疏漏的人搞不了政治，因为容错率太低，一不小心就是万劫不复，绝对没有第二次机会。
事实上如果不是孙峻告密，当初诸葛恪是否能过孙弘那一关都难说得很。
总之，诸葛恪倒行逆施，众叛亲离，又对局势的险恶程度没有清醒的认识。在此背景下，潜藏于深处的敌人感到时机成熟，他们即将发动致命一击。
这时候控制皇帝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全公主和孙峻可以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诸葛恪除非公然抗旨否则只能遵从。一番密谋后，最终决定让孙亮邀请诸葛恪赴宴，孙峻则在酒宴上当场将其斩杀。
赴宴的前夜，诸葛恪心中感到莫名的烦闷。一夜无眠后，又发生了一系列怪事。
早上他在洗漱时闻到水里有一股腥臭味；之后侍者递给他更换的衣物，他发现衣服上也有臭味；而等他要出门时，一条狗咬住了他的衣服，赶都赶不走。
这些玄之又玄的描述或许并不完全可信，但俗话说得好：魔由心生。诸葛恪一定是在心里也感到此行恐怕有问题。
最终诸葛恪粗疏的性格还是害了他，或许他认为禁军将领全是自己的心腹，没人能把他怎么样。
到了宫门口，孙峻怕诸葛恪察觉到什么，于是故作谦卑地说：“如果您身体不适，可以回府休息，我向陛下禀报即可。”
毫无警惕的诸葛恪果然被瞒过了，他坚持自己去面君。
这时候诸葛恪的亲信张约、朱恩传了个条子出来，上面写道：今天宫中布署不同往常，恐有变故。
这下诸葛恪立刻警醒过来准备返回，但他刚准备走就遇上了滕胤。
由于事情还不明朗，诸葛恪没有说实话，只是随便扯了个理由说自己腹痛，无法赴宴。
可滕胤却说：“您自出征回京后还未拜见过陛下，今日陛下设宴，不可不去”。与是诸葛恪又改了主意。
这就有点奇怪了，张约、朱恩能看出有问题，滕胤没道理看不出，而三国志中却说滕胤并不知道孙峻的计划。
胤不知峻阴计。（三国志滕胤传）
而吴历描述的版本则正好相反。按照吴历的说法，滕胤劝诸葛恪回去，但诸葛恪却说：“孙峻这小子还能干什么，无非就是在酒里下毒。”于是诸葛恪就自己带酒进去了。
吴历曰：张约、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劝恪还，恪曰："峻小子何能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药酒入。（吴历）
从三国志后面的记载来看，诸葛恪确实是自带了酒水，这说明吴历有相当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滕胤性格谨慎，陈寿评价他”遵蹈规矩”，韦昭也说他对奏疏特别注意，绝不委派他人，这样细致的人不会忽视这些不寻常之处。
而孙盛也提出，以滕胤和诸葛恪的关系，诸葛恪有大事不该瞒着他，更没道理因为他的劝说去冒险，这确实是中肯之言。
总之，这里吴历的说法更加可靠，滕胤应该确实是尽力了，无奈诸葛恪自寻死路，良言难劝。
宴席开始后宾主落座，诸葛恪怕宫中的酒有问题不敢饮用，孙峻一看马上顺着他说道：“您的病还未痊愈，自带药酒也是理所应当。”
见孙峻如此恭顺，诸葛恪彻底放下了警惕之心。
酒过三巡，孙亮按照事先安排悄悄退入内室。孙峻见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借口如厕，脱去行动不便的宽大长袍，改着短衣。待他返回后则径直走上前来，取出诏书高声叫道：“天子有命，拿下诸葛恪。”
诸葛恪闻言大惊，想要拔剑，无奈没有身着短衣的孙峻行动敏捷，结果当即死于非命。
这时禁军闻讯冲入殿内，孙峻道：“天子有命，只诛诸葛恪一人。如今首恶已死，余者不问。” 禁军们立刻作鸟兽散。
诸葛恪还是太大意了，或许禁军将领都是自己的人，但前提是自己还有发号施令的机会。如果对手采取斩首行动，禁军们群龙无首之下肯定是树倒猢狲散。
玄武门之变时，东宫和齐王府的军队也进行过激烈的抵抗，但当尉迟恭将太子和齐王的首级扔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崩溃了，二者道理是相同的。
诸葛恪死后，他的儿子诸葛竦和诸葛建想带着母亲逃往魏国，结果一齐遭到擒获。最后和诸葛恪的外甥张震以及党羽朱恩等被夷灭三族。而施绩、孙壹、全熙则发兵攻打诸葛恪的弟弟诸葛融。
施绩曾和诸葛恪兄弟有过仇怨，而孙壹则是宗室成员，应该是被宗室领袖全公主拉拢进来的，至于全熙，自然更是对叔母唯命是从。最终诸葛融被迫自杀，三个儿子也全被处死，琅玡诸葛氏诸葛瑾一系被灭族。
诸葛恪父子三人被枭首示众后引发数万人围观，骂声不绝。虽说诸葛恪倒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之人，但他因为自己的野心和私欲害得成千上万无辜士卒枉送性命，再加上他又有废立之心，确实大逆不道，因此最终落得这个下场倒不算冤枉。
其实除了进行军事冒险，诸葛恪并非无路可走。虽然他最开始根基尚浅，但通过改革已经收拢了一些人心，倘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情况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只不过见效会慢一些。
然而这时诸葛恪性格中除了粗疏之外另一个弱点也暴露出来了，按照陈寿给他的评价就是“骄且吝”。
这是论语中的一个典故，孔子说：“即使才比周公，倘若骄且吝的话，那就不值一提了。”
对上级或同僚盛气凌人就是骄，对手下刻薄寡恩就是吝。这两点诸葛恪都占齐了。
他曾不顾尊卑和太子打嘴仗，又曾不敬尊长拿张昭开玩笑，此即为“骄”；而对手下小错大罚则体现了“吝”的一面，这些都让他的形象受损，于收拢人心大为不利。
总之诸葛恪执本身执政根基不足，性格中又充满了思虑不周的一面，这导致他急功近利，轻率冒进，将潜在的盟友推向了对立面，这也是他最后孤立无援的直接原因。而诸葛恪又矜己陵人，性格令人不喜，这一点则加速了他众叛亲离的过程，最终落得这个下场便不足为奇了。
诸葛恪死后，孙和失去了庇护，全公主再无顾忌，矫诏将其赐死，至此二宫之争才算彻底平息。
孙峻和诸葛恪之争是二宫之争的余波，这场持续了超过十年的纷争以太子党的覆灭和全公主的获胜而告终。
虽然作为一个女人，且又无太后之类的身份假城，全公主无法直接掌控权力，但她却通过控制孙峻做到了这一点，一度成为东吴政权的真正统治者，她的权谋和手段在历朝历代有干政野心的女子中都是佼佼者。
然而二宫之争虽然结束了，但东吴的内讧却不会停歇。走上顶峰的全公主没能高兴多久，一个意外让她瞬间跌落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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