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吴西陵大战的前奏：详解步阐之乱背后的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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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东吴（八十一）步阐之乱
建衡三年（271年）收复交州之战是孙皓继位后取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这让东吴的处境得到了一定改善。但仅管如此，东吴的局势仍不容乐观。
在蜀汉灭亡后的将近十年中，东吴以东南之地独自对抗比曹魏更加强大的晋国，只能苦苦支撑。
司马炎素有一统天下的志向，若想在长期拉锯中取得突破，其关键点就在荆州。此时吴属荆州在西北两个方向受到晋国的压力，若能突破东吴在荆州的防线，届时晋军顺江而下，东吴的破灭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为此，司马炎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两国在荆州的全面对抗开始了。
羊祜到任后并未立刻开始发展军事，而是做着更长远的准备。
他先是兴办教育，安抚人民，深得江汉百姓爱戴。
在成功收买人心之后，羊祜又致力于开垦土地。在他到任之前，魏属荆州兵粮储备比较紧张，存量尚不够维持一百日，但经过羊祜的整顿，荆州连获丰收，库中粮米也堆积如山，足够十年之用。
如今人心已定，粮草已足，这便为最终的军事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而东吴一方则是在建衡二年（270年）大司马施绩去世后，以陆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乐乡、公安各地诸军事，以抵御晋国对荆州的威胁。
羊祜和陆抗都是旗鼓相当的一时之名将，晋吴两国的对抗看起来也处于均势，然而晋国的实力不仅本就远在东吴之上，而且又处在上升期，反而东吴却因内耗在不断衰退，此消彼长之下，天平已经在向晋国一方倾斜了。
凤皇元年（272年）秋八月，西陵督步阐突然叛乱并举城降晋，由此拉开了西陵之战的序幕。
这次突发事件是毫无征兆的，况且步氏家族在东吴有一定地位，步阐与其父步骘和兄长步协三人更是在西陵经略了四十三年之久，他为何会轻易反叛呢？原来这件事还得从七年之前说起。
虽然孙皓在登基之后杀掉了濮阳兴和张布这两个权臣，又扫除了朱太后母子这个威胁，为自己树立了权威，但他上位是受到士族支持这一事实是无法被改变的。这是一柄双刃剑，孙皓在得到了强有力的臂助的同时也必然会受其制约。
孙皓自然不是那种会任人摆布的懦弱之君，为了摆脱士族的监视与制约并巩固皇权，孙皓决意于迁都武昌，这样便能远离江东士族的势力范围了。
迁都一事不出意外没能得到江东士族的支持，反而是反对声一片。
其中陆凯的反对最为激烈，他认为迁都是违背上天的旨意，如此骚扰百姓，不是保国安民之道。
作为出身大族吴郡陆氏的成员，陆凯的言论代表了江东士族对此事的态度，虽然他在明面上给出的理由是迁都会动摇国本，但他真实的意思已经在他自己的传记中说得很清楚了。
据《三国志陆凯传》记载：“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所谓扬州百姓对逆流而上供应武昌诸多用度深感痛苦，但百姓又有什么发言权呢？这其实代表的还是扬州士族的态度，毕竟这件事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
另一方面，士族们也不愿轻易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陆凯、陆抗等少数人出镇荆州倒是没什么，但若是迁都的话，一些在朝廷中枢任职的江东士族人员也将被迫离开扬州，长此以往家族的根基就不再那么牢固了。
况且这也会让皇帝逐渐脱离掌控，建立起自己的势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对士族不利，他们强烈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孙皓怎么可能因为有人反对就轻易放弃呢？于是他打算从两方入手。
孙皓找来方士进行望气，最后得到的结论是王气在荆州，对扬州的建业宫不利。那个年代的人普遍对谶纬之说深信不疑，这样一来就把士族们的嘴堵住了。
另一方面，孙皓又找到了一个愿意与他合作的人，此人便是步阐。
其实迁都武昌一事最早就是步阐上表提出的。步氏家族和张昭这样的江北士人不同，他们与江东士族合流的情况不那么明显，甚至还有一定的分歧。具体表现就是在二宫之争期间，士人普遍支持太子，而步骘却加入了鲁王党。不管这出于什么原因，但步氏家族依附皇权是有传统的。
如今有人愿意支持自己，又有谶纬之说作为辅助，孙皓终于得以强行将迁都一事推行下去。甘露元年（265年）九月，孙皓顺利迁都武昌。
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完，因为孙皓的谋划远不止如此。
短短一年过后，在宝鼎元年（266年）十月，扬州建业附近发生了一次大规模叛乱。当时永安山贼施但等借着当地百姓苦于劳役，民心生怨，遂聚众数千人，并劫持了孙皓的弟弟永安侯孙谦，然后又抢走了孙皓父亲孙和陵墓上鼓吹曲盖，等队伍浩浩荡荡地到达建业附近后，兵力已经发展到一万多人的规模了。
永安县本是从乌程县分出来的，而当初孙皓在登基之前就是乌程侯，因此可以说施但这股贼军就是来自孙皓的封地。
这就有些不寻常了，乌程作为孙皓的龙兴之地，当地人对他应该是有一定归属感的，他本应对此地多施恩惠以收买人心，为何反而劳民动众将其逼反呢？
而施但到达建业时的举动也让人迷惑不解，他没有趁建业空虚抓紧时间发起进攻，而是离城三十里驻扎，号称要选良辰吉日再入城，结果白白错过了宝贵的战机。
因此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施但之乱其实是一个阴谋，其背后的主使者正是孙皓本人。乌程作为孙皓曾经的封地，当地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他所控制。正因为如此，施但才会在到达建业时迟迟不进城，因为这很可能本来就是孙皓导演的一场戏。
虽然江东士族的根基在扬州，但孙氏家族何尝不是如此？因此迁都武昌是一件有利有弊的事情。况且武昌本就是因军事目的而兴起的城市，其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远不如建业，因此这并非长久之计。
这一点孙皓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建都武昌只是他为了巩固皇权所行的权宜之计，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还是要将都城迁回建业的。而这次孙皓遥控施但在扬州作乱，就为将都城迁回建业提供了一个借口。
当时施但以孙谦的名义召留守建业的御史大夫丁固和右将军诸葛靓来降，结果诸葛靓不为所动并斩杀来使，随后便率兵出城，在牛屯（今南京市东南）迎击施但。
突然的打击让施但有些猝不及防，这件事很可能与最初的剧本不同，因为施但所部在建业城外经过多日备战后竟然军备不足，这说明他本来就没有打一场硬仗的心理准备，这也是此事背后有阴谋的一个佐证。
施但是肯定要被处理的，他知道的太多了，更别说他还破坏了孙和的陵墓，以孙皓的性格除非有必要否则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伤害父亲的人。最终施但大败而逃，下落不明。而倒霉的孙谦则做了替罪羊。
身在武昌的孙皓闻讯很是欣喜，据《汉晋春秋》记载，孙皓认为自己的计谋成功了，等施但之乱被平定后，他又命数百人大张旗鼓进入建业将施但妻儿杀死，并声称：“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贼”，这样就和之前的谶言对应上了。
这以来不仅为迁都一事做出了解释，还为返回建业做了铺垫，而且孙皓还顺带除去了一个对自己有着潜在威胁的弟弟，可谓是一举多得。孙皓的权威经过此事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要花费这么多笔墨分析孙皓迁都一事，就是为了表明步阐在此事中究竟有什么影响，可以说他的配合给孙皓帮了个大忙。于是此后的六年中，步阐继续镇守西陵，地位更加稳固。
但这就更奇怪了，步阐如此向孙皓示好，甚至不惜和江东士族站在对立面，他就更没理由反叛了。其实这件事倒是不能全怪步阐，因为孙皓本身也有不小的问题。
事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间节点就在步阐叛乱前不久，当时孙皓突然下令征步阐入朝做绕帐督。
所谓绕帐督，顾名思义就是要围绕在君主左右的，这是东吴特有的官职，主要职责是掌握宫中宿卫。
这样看来，绕帐督的重要性不可谓不高，这样的天子近臣，不是非常受到信任的人是无法担任的。因此孙皓征召步阐入朝一事或许并没有什么恶意。
不过这件事在步阐看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正如前文所说，步氏家族在西陵苦心经营四十余年，骤然被调离自己的根据地，恐怕任何人对此都会心生疑惑。
地方大员被征入朝本就是非常敏感的，就像当初的诸葛诞一样，若非他摸不准司马昭的真实目的，何至于铤而走险呢？他本就不是什么曹魏忠臣。
对于步阐来说也是一样，他无法判断孙皓的本意，因此愈发疑虑，进而开始心生恐惧。
步阐的恐惧是有理由的，这又得说回二宫之争，当初步阐的父亲步骘加入鲁王党，和太子孙和站在了对立面，这对于步氏家族来说是一个永远也洗不掉的黑点。以孙皓睚眦必报的个性，他能放得下这件事吗？
无奈之下，步阐也只能做最坏的打算。因此他才会全力配合迁都一事，只为了提高自己在孙皓那里的好感，为挽回关系做一些尝试。
但步阐却发现自己的努力似乎白费了，从明面上来看，他至少会因此丧失了掌管国家西境重镇的大权，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况且在之前迁都一事上他已经和江东士族结下了矛盾，到时候自己一旦落难这些人必然会踩上一脚，那样自己的处境就更糟糕了。
步阐越想越觉得恐惧，关于迁都的秘密他应该也是知情者，否则便无法和孙皓进行密切的配合。如今另一位知情者施但已经遭到残酷的清算，自己会不会也是同样的下场呢？这次被征入朝到底是吉是凶，他根本不敢去赌，因为代价实在太大了。
反过来从孙皓的角度出发，他是否真有除去步阐的念头呢？我认为孙皓倒还真没这个意思。
虽说孙皓曾对父亲的政敌进行过清算，但他也会权衡利弊而不是一刀切，比如和士族有一定关系且情有可原的纪陟就被他放过了，而且还加以重用。
对于步阐来说也是如此，虽然步骘因为步夫人和全公主的关系加入了鲁王党，但没有任何史料证明他曾深度卷入二宫之争，因此步骘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很可能是属于那种安分守己，明哲保身的人。也就是说，步骘大概率并未参与过对孙和的迫害。
这样一来，只要步氏家族能为孙皓所用，他就没有必要非得报复步阐，毕竟孙皓也有建立自己班底的需求，而步阐这样的人就是他最好的选择。
如今孙皓已经将都城迁回建业，在此时将步阐召为近臣，不仅能增加一个亲信，而且还能消除一定地方割据的隐患。
而且东吴对步阐叛乱一事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据《三国志陆抗传》记载，陆抗在之后作军事部署时提到：“北救必至，至而无备”。意思就是他认为晋国必然会援救步阐，而己方则毫无防备。若是孙皓有意逼反步阐，怎么会完全没有准备呢？
孙皓的心思终究是步阐是无法确定的，双方的误会也越来越深。由于信任的缺失，步阐在极度的恐惧和求生欲下步阐选择了叛乱，而东吴也迎来了一个大麻烦。曾经密切合作的两个人还是走向了决裂，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也让本就不断衰落的东吴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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