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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低龄犯罪，该不该降低刑责年龄？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方燕投的还是赞成票，认为应该降低刑责年龄。今年两会，她的观点已经有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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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燕对记者说，去年全国两会前，几起低龄暴力犯罪案件令她震惊，“一起是一个12岁的男孩，杀害母亲之后若无其事去上学，还跟别人说，‘杀的是我妈，又没杀别人’；还有一起是陕西神木15岁少女被害事件，一名初中生被同龄人强迫卖淫，之后被杀害肢解。看到类似这样的案子，我想没有一个人不痛心，没有一个人不愤慨。从最普通的感情的角度讲，肯定希望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去年全国两会后，方燕启动相关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她的观点开始转变。“我原有的想法动摇了，为什么？一个就是低龄化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在整个未成年人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客观讲还是不占大多数，不具有普遍性；第二个，这些孩子为什么暴力犯罪？家庭的环境、学校的教育以及社会、网络等等，带给了这些孩子什么？这些孩子的行为是不是也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整体缺失的一个恶果？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责任？”方燕还发现， 如果一味降低刑责年龄，意味着有更多的低龄未成年人进监狱。“监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可能会造成一种监狱化的人格。这些孩子很年轻，未来是要走向社会的。那么他如何回归社会？将来会不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这是特别需要思考的问题。”方燕还曾考虑英美“恶意年龄补足规则”的可行性。“‘恶意年龄补足规则’就是针对刑法中的杀人、抢劫、纵火等8类犯罪，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主观恶意能够区分是非、并坚持违法，即使不到刑事责任年龄，仍然可以通过恶意推定，追究刑事责任。我研究了一段时间，也做了一些调研，后来发现这个规则存在很多问题，恶意谁来认定，认定的标准怎么把握？很多主观判断的空间特别不易操作。”方燕说，一年多来，她一直在纠结，“最后论证来论证去，认为在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的情况下，完善我们的收容教养制度，然后再对这种低龄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进行惩治与矫正相结合，这条路可能是中间路线， 但是是理智的、可行的。”本次人代会，方燕提交了议案，建议激活收容教养制度，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继续保留收容教养制度并加以完善，做出立法解释使其具有法律依据，在审理和决定程序上实现司法化，并由民政部门领导，司法行政部门协助，成立专门的收容教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