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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研究员付巧妹，是最年轻的发言代表。
1984年出生的她，是古DNA研究的领军人物。“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那些关于人类进化的谜题便是付巧妹感兴趣并且不懈探究的领域。
从“小镇女孩”到屡屡改写古人类史，她拒绝了一个个“安稳”的选项，她的追求、智慧、勇气与付出，都是比幸运更值得讨论的事。
1998年，初中毕业后的付巧妹听从父亲的安排，选择成为一名师范生。“我父母都是很老实的人，当年他们也询问过我，是读师范还是读高中？当时我很懵懂，并不了解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对于我来说无所谓。”就这样，付巧妹顺着家长的意愿选择了师范。不出意外的话，毕业后她将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这在世纪之交的江西共青城，不失为一份体面的工作。从师范毕业的那个暑假，对于17岁的付巧妹而言经历了太多起落：委托老师联系高中学校就读、毕业分配后放弃铁饭碗……
最终付巧妹迈过了这个多事之夏，她用两年时间完成三年高中学业，考取了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又在毕业前放弃保研机会，考研到中科院从事骨骼研究，之后前往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和哈佛医学院深造，最后回国继续科研。人们或许可以从她一次次强行“改命”的勇气和坚韧中，学到点什么。将地球迄今的46亿年历史压缩成一天，人类在最后的38秒以南方古猿的身份登场。古猿何以演化为今天的“人”？共存时间里，灭绝的古人类和早期现代人如何互动？付巧妹研究的古DNA技术就像是面对远古人类的法医，在不断追寻着“最后38秒”里一些待解的谜题。
2012年下半年，付巧妹所在的研究所接到一个重大项目——西伯利亚西部4.5万年现代人基因组。付巧妹成为该项目的领衔人。当研究所拿到4.5万年前的腿骨化石时，付巧妹并没有清晰的研究思路。因为在此之前，她的团队更加关注的是已经灭绝了的古人类，而现在要研究第一个全基因组的早期现代人，那么思路就会不同，难度升高很多。
科研需要足够的严谨，付巧妹却自认为不是个细心的人，也正是因为深知自己粗心，她才更加谨慎。作为研究材料的化石尤为宝贵，实验的容错率为0，“失败再来一遍，是不能承受的后果。”一是为人类迁移路线增加了可信细节，提出了现代人祖先“走出非洲”的路线并非只有单一的南线，而是存在北线“蹊径”的可能。二是关于现代人祖先是否与古人类的基因交流。研究发现，在该4.5万年个体的遗传物质中确实存在与尼安德特人（古人类）的基因交流，时间大概在距今5万年到6万年前。
“希望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更希望自己的所学所得能对祖国的科研有所贡献，相信有很多学成后选择回国、放弃国外比较优越条件的青年科研人员和我是一样的想法，这是一种初心，也是一份责任。”2016年年初，付巧妹结束了7年的国外生活，正式回到国内，着手组建“中国制造”的古DNA研究团队。
2017年，付巧妹为东亚人群古DNA研究打开局面，揭示了东亚史前人群的多样性及遗传历史的复杂性，也凸显出对东亚更多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人类样本进行采样研究的迫切需求。
左图：付巧妹说，古DNA研究是一项“有意思”的工作。右上：付巧妹和她的古DNA研究团队。右下：在中科院古脊椎所古DNA超净室，付巧妹小心翼翼拿起骨粉管，生怕对古人类DNA造成“污染”。
今年5月，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一项关于华夏族群探源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该研究由付巧妹团队主导，通过中国南北方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表明中国南北方古人群早在9500年前已经分化，并在至少8300年前出现融合与交流，且一直以来是基本延续的，没有外来人群的“大换血”，研究还提示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其毗邻地区。7月，她又通过古基因组研究最新发现距今约1.1万年的中国南方未知现代人群。她的研究，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演化及中华文明的探根溯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佐证。在生活中，付巧妹尤其喜欢攀岩等需要规划路线、注重技术的运动，因为攀岩能帮人克服多次失败后的挫败感，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提升，当能够跨越更难的节点、达到更高的高度时，会获得加倍的快乐。“何必，何苦？”当年选择读高中而放弃当老师时，亲戚、老师曾这样劝她。“不必在意眼前的事到底要有什么意义，唯一要想的就是：你内心深处最想做的事，是不是一直在坚持？”付巧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