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新文化、寓言与梨膏糖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青年杂志 Author 李超宇
重大历史题材剧《觉醒年代》第二集，故事甫起，婆娑烟雨中，贩梨膏糖的蓑翁穿过街巷，念起叫卖的歌谣。
《珍珠塔》里的方卿和《白蛇传》里的小青被“撮合”到一起，又约了同看“电影”——戏谑、应景，令人忍俊不禁。
市井是书场别名。一脉烟波逶迤的时代往事，一派琐细敏锐的市巷百态，便从这阑珊晨色中讲起。
说书，喻世
《觉醒年代》近日热播，豆瓣评分高达8.9——对于谙熟互联网生态、口味刁钻的年轻观众来说，宏大叙事获此广誉实属罕见。有网友说：“细节真章，酣畅淋漓。”
剧作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主线，全景呈现自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壮阔往事。
其间人物如雷贯耳：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连同文学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一并悉数展卷。如何把家喻户晓的人物和故事讲出新意，当然是考验影视创作者的首要难题。
线索并非仅限于史料提纲，亦可新鲜活泼，见微知著。
卖梨膏糖的老人再登场，叫卖歌谣又添了时局——
“北京大学真胡闹，争风吃醋打相打，只好派蔡元培，接管北京大学堂。”又附诙谐评语：“斯文扫地啊。”
再讽“张勋复辟时局不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要实实在在过日子，你一定要造福我们老百姓。”
说书人讲谈旧史，亦议论时事。《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云：“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说书人把“遥远”故事——无论年代的、地域的、阶层的——用喜闻乐见的形式说与世人。
市井杂谈，也许恰是新文化运动的“落地”。
镜头流转，街景熙然。
《觉醒年代》剧照
这边小贩戏言正酣，街道另侧，正兜售《新青年》杂志的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忽得灵感，用同样的形式和韵脚叫卖道：“《新青年》那个青年新，要想天下取太平，那么脑子就要弄灵清。”歌谣未毕，“卖糖翁”也随之应和：“要想天下取太平，脑子一定要灵清。”
具体情境虽属艺术虚构，却极富象征意味地呈现了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新思想、新伦理的“落地”：知识分子应当率先承担起“说书”的职责，将抽象晦涩的、纸面上的新思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达给世人。
思论见于世事、实事，才得繁衍生根。剧中的陈独秀在上海亚东图书馆与同仁分析局势：一为思想启蒙，二是改造社会。悠悠万事，千头万绪，唯此两项为大。
彼时，尚有不少旧派知识分子对下层民众心怀歧视，如《林琴南致蔡元培函》文中所见。而剧中这位卖梨膏糖的蓑翁，定会被守旧派文人视为 “稗贩”，“引车卖浆之徒”怎堪入流。
至此，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与“平民文学”，便俨然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不仅让新思想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同时意味着新派知识分子主动放下旧时“士”的“姿态”，尝试用通俗的语言和文艺接近并融入民众。
“他是大众中的一个人”
《觉醒年代》中的李大钊是极亲和的。
颠簸进京，他与车夫攀谈；结识长辛店的工人葛树贵一家；张勋复辟后，南下进行农村调查；用微薄的工资接济贫穷的学生和工农；带着满车年货与贫苦百姓一起过年……
旧年灯火里，他们同唱乐亭大鼓：“银装那个素裹呀，喜迎除夕，高朋那个满座呀，我们来把家常叙，要问大伙呀怎么这么热闹？乡里乡亲都是那好邻居。” 大鼓唱毕，李大钊又向乡亲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种子就此萌发。
之于广袤国土上颠沛的人们，李大钊有着冷峻的认知：“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他们不但不知道结合起来，抗那些官绅，拒那些役棍，他们自己中间也是按着等级互相凌虐，去结那官绅役棍的欢心。”（《青年与农村》）
不过，他仍这样写道：“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论及知识分子与大众，鲁迅如此坦言，不能“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门外文谈》）
回到工作岗位，李大钊依旧继续坚持“大众化”的原则，引导参加读书会的学生把读书与实践结合起来，让新思想走上街头，渗透到世人心中。
在李大钊的启发下，青年毛泽东也走上了农村调查之路。与那些足不出户的知识界人士不同，他的每一篇文章都以大量实地调查研究为支撑。他也自此深味民众的苦处，洞察细致入微。“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在剧中，毛泽东是从一组长达两分钟的蒙太奇中出场的。
湖南长沙，大雨。乞儿与少爷，军痞与耕牛，朱门看客与标草卖首，风雨如晦、哀鸿苍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毛润之冒雨赴约，他匆匆涉过长街，只把怀中的油纸包紧紧护住——那是他花掉一个月餐费买到的《青年杂志》，自此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求索。
亲近感，文艺腔
《觉醒年代》鲜有“文艺腔”——似与百年前的思想气象遥相互文。
人物对话的设计贴近日常，不矫情、不做作。同时，不刻意美化、标签化历史人物，他们在烟火里生活，经由那些幽微又汹涌的伏流，汇入浩荡的历史。
在剧中，陈独秀靠卖字为杂志筹措经费，蔡元培在军阀之间巧妙周旋。生活化的情节非但没有消解历史人物，反而让他们变得亲切——在编年史料与博物馆之外的、亲切的人。
此外，电视剧以木刻画来呈现重要的时间节点，精悍刚劲，极具时代风致。鲁迅曾倡导木刻运动，“木刻的图画，原是中国早先就有的东西……它本来就是大众的，也就是‘俗’的。” 故事也正如他的预言：此时虽然只有“几个前哨的进行”，“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
百年前，新知识分子们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和深入群众的探索实践让新文化运动落地生根。
以文观史，如今暂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的句子，“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杂志”，作者李超宇，转载请注明来源。
校审 | 许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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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覃洁芳（四川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