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芹｜格奥尔格的身后岁月

Original: 杨宏芹古典学研究 2019-06-10

按：原文题目为《评<没有大师的圈子：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身后岁月>》，载于2015年《文学》春夏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修订。为便于阅读，本次推送时调整了题目。感谢作者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推送。

Kreis ohne Meister. Stefan Georges Nachleben. C.H. Beck, München 2009

Stefan George，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德国诗人，汇集各路精英的格奥尔格圈子的大师，此圈子启发了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玛理论。德意志文学档案馆馆长劳尔夫博士（Ulrich Raulff）历时几年的资料收集、花费两年时间撰写的《没有大师的圈子：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身后岁月》（按：由德国C.H.贝克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2010年3月18日此书荣获该年度莱比锡书展专业书籍类奖）以1933年12月4日格奥尔格去世为起点，以1968年为终点，讲述了格奥尔格的思想和精神以格奥尔格圈子为媒介在后世的传播与影响，一方面让人看到“20世纪的德国思想史没有格奥尔格的名字是不可思议的”[1]，另一方面却让人思考文学与政治、作家与社会的关系。

Ulrich Raulff

关于书的副标题“身后岁月”，劳尔夫在书中这样解释：

20世纪初闪耀德语诗坛的三颗明星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和格奥尔格，都有一个可观的影响史与接受史。可是只有格奥尔格有一个身后岁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一个圈子[……]

这个圈子是格奥尔格的“后代”，“这个后代的历史以及它在处理大师遗产和阐释大师福音时的冲突史”构成了格奥尔格的“身后岁月”。（本书19页）

Stefan George (1868-1933）

格奥尔格是一个诗人，他把诗视为神，把诗人视为祭司与先知，是艺术宗教在20世纪最杰出的代表。赋予诗与诗人一种至高的神圣与尊严，同时也就赋予了它们一种不可承受之重。1868年7月12日生于莱茵河畔的比德斯海姆（Büdesheim），5岁迁居宾根（Bingen），当时约80%的宾根人信仰天主教，格奥尔格的母亲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自己也曾在天主教弥撒仪式中辅助祭司做弥撒，可在20岁时，他的天主教信仰彻底破碎，诗成为他的女神，22岁他出版处女作《颂歌》歌颂诗，并以《圣礼》为诗集开篇宣告自己接受圣礼被授予诗人的圣职，天主教仪式与等级制度成为诗人格奥尔格建构其神圣诗歌王国的重要手段。诗是一种语言艺术，格奥尔格将诗视为神、相信词的巨大创造力，还源于他的非凡的语言天赋。他曾三次自创语言，因苦于凡俗陈旧的德语无法表达缪斯女神赐予的诗歌，13岁他就自创一种秘密语言翻译荷马的《奥德赛》第1篇并将其一直携带身边，他终生对创造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秘密语言念念不忘，在一篇颂扬马拉美的文章中他说：“每个真正的诗人都曾渴望用一种不会被凡人使用的语言进行创作，或渴望独特的遣词造句，只让自己人认识其崇高之意。”[2]马拉美诗歌的美与智慧就存在于其诗歌语言的美之中，其为数不多的创作却是现代诗歌史上无法企及的巅峰。格奥尔格的创作也不多，《全集》只有薄薄的18卷，第10-16卷是他翻译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但丁的《神曲》与同时代诗人的诗歌[3]，其余11卷是他自己的作品，因其语言的独特运用与诗的仪式化，诗人格奥尔格俨然一个先知，具有非凡的魅力。

Stefan George (1868-1933）

格奥尔格是一个与德国现实格格不入、特立独行的诗人，观其一生的创作，竟有四次与德国现实不期而遇。1890年，格奥尔格肩负着复兴德语诗歌的使命开始创作，他用《圣礼》歌颂女神降临赐予诗人神圣使命；就在同时，俾斯麦引退，威廉二世亲政，也强调天赋使命，相信他自己是上帝选定、能给人民找到正确道路的英主。这种机缘巧合，对于一向承受着精神传统与国家政治之间致命分裂的影响的德意志民族来说，极其典型，又暗藏玄机。简单地说，它印证了“诗人即君王”这一古老的诗学理念：诗人建立艺术王国，但诗人及其艺术王国并非与现实彻底绝缘，而是与君王一样应对时代的呼唤，创造理想与未来。1914年2月，格奥尔格出版诗集《联盟之星》，歌颂上帝马克西米照耀下的新生活与新精神，不久，威廉二世发动大战，试图带领德国走出危机，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弹冠相庆，认为文化的复兴将通过战争得以实现，格奥尔格原本为自己的圈子创作的这本“秘密之书”，在大战爆发时却受到大众的热捧，年轻战士拿着它走向战场。格奥尔格对此无比惊讶。艺术与政治、创造美与真的诗人格奥尔格与发动一次大战的德皇威廉二世，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竟能够这样相遇。更离奇的是，格奥尔格创建的杂志《艺术之页》自1910年使用的图标Swastika，到1918年10月竟然成了Hakenkreuz。Swastika在古印度是吉祥符，格奥尔格的Swastika被光环围绕，似含有太阳的象征意义，光环外围绕着的是杂志名BLAETTER FUER DIE KUNST。这一连串的巧合，似乎都是命中注定。

最后，格奥尔格在1928年编辑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新王国》，再一次与政治“相撞”：不仅纳粹政权把格奥尔格视为先知，格奥尔格圈子的一些年轻人也把纳粹第三帝国等同于诗人的乌托邦的精神“新王国”。先知、领袖、君王确实是诗人格奥尔格自居的角色，但都是在艺术的领域之内。终其一生，格奥尔格的梦想是建立自己的艺术王国或精神王国，但这个王国不是封闭在艺术的象牙塔里，而是感受回应时代的呼唤，以艺术的美学的方式塑造新精神与创造新生活，因为他始终坚信：诗才是创造美的新生活的唯一途径。格奥尔格的爱徒科默雷尔在一篇虚构的对话中，让歌德对拿破仑说：“您在国家中实现的，我在精神中创造。”[4]但关键的问题是，由于诗歌语言晦涩多义，富含隐喻与象征，诗人所表达的诗性真理，绝不等同于政治家的理想与抱负，也不能等同于后人阐释出来的抽象的思想、精神或学说。在此基础上，就不难理解劳尔夫所讲述的格奥尔格的身后岁月为何看上去是那么惊心动魄，却是“（格奥尔格的）思想腐化堕落的过程”。（本书435页）

格奥尔格坚信天赋使命，但在实践自己使命的道路上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不断寻求志同道合者以求建构精神联盟。上中学时与同学合办文学杂志，拒绝当时德语文坛上流行的一切思潮尤其是自然主义文学，1889年在巴黎参加马拉美主持的罗马街“星期二”聚会，更坚定了他对一个精神共同体的追求。1891年底在维也纳结识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 1874-1929）渴望与之联盟，1892年10月创办《艺术之页》，积极宣扬新的艺术主张，吸引包括霍夫曼斯塔尔在内的一些年轻诗人，这可谓格奥尔格圈子的前身。1900年，诗集《生命之毯》出版，开篇描写“美的生活”给苦思冥想的诗人“我”派来一个“天使”，标志格奥尔格的创作与生命的一个转折：创造新诗即创造“美的生活”，以“教育的爱”为核心的格奥尔格圈子正式形成。格奥尔格圈子成员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成员与格奥尔格几乎同龄，主要有沃尔弗斯克（Karl Wolfskehl, 1869-1948）、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 1872-1956）、舒勒（Alfred Schuler, 1865-1923）。沃尔弗斯克一生忠于格奥尔格，舒勒和克拉格斯后成为宇宙学派成员，信奉非理性生命哲学，格奥尔格在1904年与他们决裂。第二代圈子成员里的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 1880-1931）、伯林格（Robert Boehringer, 1884-1974）、莫维茨（Ernst Morwitz, 1887-1971）、沃尔特斯（Friedrich Wolters, 1876-1930）是格奥尔格圈子里承上启下的中流砥柱，此时，格奥尔格被拥戴为“大师”（Meister）。1899年与格奥尔格相遇的贡多尔夫是诗人最亲近的爱徒、圈子里最杰出的学者教授，但1926年他一意孤行要与萨洛美（Elisabeth Salomon）结婚，被格奥尔格逐出师门，1927年罹患癌症，1931年7月12日去世，恰逢格奥尔格的生日。伯林格、莫维茨与沃尔特斯相继在1905年前后与格奥尔格相遇。伯林格是格奥尔格选定的遗产继承人，莫维茨也曾是遗产继承候选人，他在格奥尔格去世前夕（1933年11月14日）出版的《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歌》经过了格奥尔格的审阅与修改，是第一部系统阐释格奥尔格诗歌的著作，此外他还与人合作把格奥尔格的作品翻译成英语；沃尔特斯在1930年出版专著《斯特凡·格奥尔格与<艺术之页>：1890年后的德国思想史》，详细介绍《艺术之页》的历史。格奥尔格圈子的第三代成员大多是1910年代与格奥尔格相遇，进入格奥尔格圈子，如：文学批评家与作家科默雷尔（Max Kommerell, 1902-1944）、著名史学家坎托罗维茨（Ernst Kantorowicz, 1895-1963）、经济学家萨林（Edgar Salin, 1892-1974）、艺术史家托马埃伦（Ludwig Thormaehlen, 1889-1956）、古典语言学家布卢门塔尔（Albrecht von Blumenthal, 1889-1945）、作家戈特海恩（Percy Gothein, 1896-1944）、哲学家希尔德布兰特（Kurt Hildebrandt, 1881-1966）等等，施陶芬贝格三兄弟（Alexander von Stauffenberg, 1905-1964; Berthold von Stauffenberg, 1905-1944; Claus von Stauffenberg, 1907-1944）则是通过家族朋友在1923年直接认识格奥尔格。

斯特凡•格奥尔格和施陶芬贝格兄弟（老二和老三）

1933年12月4日1:15，格奥尔格在瑞士洛迦诺（Locarno）近郊的米努西奥（Minusio）去世，除了两个医生与房东，在场的有：伯林格、施陶芬贝格三兄弟、托马埃伦等圈子成员八人。随后陆续赶到的有莫维茨、坎托罗维茨、沃尔弗斯克夫妇、兰德曼（Edith Landmann, 1877-1951）等。共有24人参加了12月6日晨8:15的葬礼，圈子成员21人。莫维茨、安东（Walter Anton, 1903-1955）、梅内尔特（Frank Mehnert, 1909-1943）、帕施（Cajo Partsch, 1914-1996）等四人诵读格奥尔格的诗歌，施陶芬贝格三兄弟、伯林格及其兄弟以及托马埃伦等六人亲扶格奥尔格的灵柩，格奥尔格最小的两个弟子梅内特和施泰特勒尔（Michael Stettler, 1913-2003）手拿月桂花冠与月桂枝走在灵柩前，灵柩下葬后，B.v.施陶芬贝格、布卢门塔尔与安东朗读《联盟之星》的终曲而结束葬礼。格奥尔格被葬在米努西奥的一个小墓地。可以看到，除了去世的如贡多尔夫、沃尔特斯或与格奥尔格分道扬镳的科默雷尔，三代圈子成员中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在场。在本书中，正是他们对格奥尔格遗产的处理、对格奥尔格思想的阐释及其精神遗产的继承，构成了劳尔夫所讲述的格奥尔格的身后岁月的基础部分。如：伯林格与施陶芬贝格兄弟处理格奥尔格的遗产（诗集与故居等）、建立格奥尔格档案馆，伯林格出版回忆录与格奥尔格画册，莫维茨阐释并翻译格奥尔格的诗歌，希尔德布兰特出版《柏拉图：精神夺权的斗争》解释格奥尔格圈子的柏拉图主义，C.v.施陶芬贝格上校在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萨林出版回忆录并阐释施陶芬贝格上校的刺杀行为，坎托罗维茨深入思考格奥尔格圈子信奉的“神秘德意志”并针对纳粹第三帝国为格奥尔格的“新王国”辩护，等等。因为亲聆大师的言行举止，再加上自身的学识，这批人的回忆录几乎成了后人研究格奥尔格的原始资料，他们的著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格奥尔格的形象。劳尔夫在分析了研究柏拉图的希尔德布兰特、研究古希腊的兰德曼与研究“神秘德意志”的坎托罗维茨后，这样总结：当他们不得不面对政治时，“他们动用他们熟悉的大师的‘政治’碎片：王国梦、柏拉图王国、神秘德意志、精英小圈子。他们要忠于格奥尔格，他们要保存他的精神遗产，即便他们现在必须使用另一种丑陋的话语。他们要当好守护人。于是，他们事后就泄露了这么多的格奥尔格的‘政治’：这些忠诚者此时的言行就像后视镜，从中可以看出格奥尔格运用政治词汇与政治姿态的显著特点。”（本书184页）

在这个核心小圈子之外，还有一个较外围的格奥尔格圈子。格奥尔格死后，面对日趋恶劣的社会，他们忠于大师的精神王国的理念，在柏林、马格德堡（Magdeburg）、于伯林根（Überlingen）、阿姆斯特丹、北卡罗莱纳等地建立各种不同的“居住地”，读诗、写诗、翻译、雕塑，过着“美的生活”。劳尔夫把这些“居住地”称为“激流中的小岛”。比较有名的是弗罗梅尔（Wolfgang Frommel, 1902-1986）于1950年代在阿姆斯特丹与人创建的Castrum Peregrini杂志与出版社，主要出版与格奥尔格及其圈子相关的研究成果。弗罗梅尔只在1923年与格奥尔格见过一面，但从此对他忠心耿耿，这个出版社被称为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格奥尔格圈子。

1939年的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中）

对于格奥尔格在第三帝国的身后岁月，劳尔夫还特别讲述了另一类人的作用。他们与格奥尔格没有直接接触，仅仅是被他影响，有时这种影响还是间接地通过那个核心小圈子产生的。劳尔夫把他们也纳入格奥尔格的身后岁月，或可认为越过了书名设定的界限：“这本书就不再是讲述‘没有大师的圈子’，而是讲述格奥尔格在德国知识界引起的反响与共鸣。”[5]可恰恰是他们，造就了格奥尔格在德国思想史上惊心动魄的身后岁月。本书最后附有详细的人名索引，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核心小圈子成员，书中出现次数最多、占据篇幅最多的就是这批人。他们是当时联邦共和国著名的或颇有影响的魏茨泽克家族（Weizsäcker）、贝克尔家族（Becker）与皮希特家族（Picht）的成员。他们都被格奥尔格吸引。先是与格奥尔格前后时代的父辈人物：E.v.魏茨泽克是外交官，1921年就结识格奥尔格核心圈子成员伯林格，缘此崇拜格奥尔格。在格奥尔格葬礼的第二天下午，时任驻瑞士公使的他到格奥尔格墓前敬献花圈，上有一个纳粹标志，此举以后备受诟病。魏茨泽克在1938年4月被任命为第三帝国外交部第一任国务秘书。C.H.贝克尔（Carl Heinrich Becker）在二战前是普鲁士文化部长，敬重格奥尔格，1926年4月提名豪普特曼、A.霍尔茨、格奥尔格、托马斯·曼和L.富尔达为普鲁士艺术院成员，唯格奥尔格一人拒绝。W.皮希特（Werner Picht）与贡多尔夫相识，写过多篇关于格奥尔格的文章，一次大战后在文化部长贝克尔的领导下从事教育工作。他们的下一代既因父辈也因格奥尔格结合在一起：H.贝克尔（Hellmut Becker）与C.F.v.魏茨泽克、G.皮希特（Georg Picht）从1933年就常常聚在一起朗读格奥尔格的诗歌，那时他们都刚刚20岁，C.F.v.魏茨泽克后来成了著名的物理学家与哲学家，H.贝克尔与G.皮希特成了教育家：

在德国关于教育的讨论中，甚至直到今天的‘教育改革讨论’，大师格奥尔格的具有使命意识的弟子与崇拜者——居头位的当属G.皮希特与H.贝克尔——发挥了巨大作用。[6]

他们认为，纳粹毁了德国教育，德国教育必须从根上进行改革，于是把希望寄托于“乡村教育之家”，在回归自然中从孩童的自然天赋出发重新培育新人，如皮希特1946年在黑森林创办寄宿学校，担任校长十多年；贝克尔活跃于各大教育政策机构，1966-1975年任德国教育委员会委员，1963-1981年执掌柏林马克斯•普朗克教育研究所，而且，他对格奥尔格的教育理念身体力行：他身边总有一批年轻人，他们之间是“教育的爱”的关系。

位于宾根的格奥尔格纪念馆（杨宏芹摄）

“教育的爱”（pädagogischer Eros）是格奥尔格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源自古希腊。古希腊人认为，一个成年男人对一个少年的爱是教育和培养这个少年的重要方式，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斐德若、泡赛尼阿斯、苏格拉底、阿尔喀比亚德都歌颂这种爱能培养少年的美德、提高少年的修养，还能升华另一方的灵魂，在最高的层次上，恋童者与美少年之间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尼采称这种情爱关系在古典希腊时期是“所有男性教育必要的和唯一的前提”[7]，格奥尔格将古希腊的这种师生关系运用于他的格奥尔格圈子。以格奥尔格和贡多尔夫为例。贡多尔夫在19岁认识31岁的格奥尔格，马上成为格奥尔格的最爱，但格奥尔格对他的爱主要表现为：引他进入自己的诗歌世界，随时关注、帮助、指导、参与他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尼采是古典语文学出身，通晓古希腊精神，而格奥尔格与古希腊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这样的他们才能领悟那种情爱关系的奥秘。2010年3月，德国曝光了教育家G.贝克尔（Gerold Becker）亵童事件。G.贝克尔与H.贝克尔没有亲缘关系，不属于贝克尔家族，但他是H.贝克尔的亲信和知己。1969年，H.贝克尔介绍他到奥登瓦尔德寄宿学校任教。三年后，他升为校长，1985年卸任。这所学校是德国教育改革的示范学校，1963年被评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项目学校。G.贝克尔不仅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还是德国黑森州文化部顾问、德国乡村教育之家协会主席，可就是这样一位教育改革家，就在这样一所示范学校里，却爆出了惊天丑闻：他在任教和当校长的16年里，屡次对十二三岁的学生有猥亵性行为。一夜间，G.贝克尔名誉扫地，赫赫有名的教育改革家H.贝克尔、德国前总统R.v.魏茨泽克等受到牵连，他们作为知情人却想瞒天过海[8]，被舆论称为“黑手党”，格奥尔格也不幸卷入其中，4月4日的《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赫然出现醒目大标题：“恋童源自斯特凡·格奥尔格的精神？（Päderastie aus dem Geist Stefan Georges?）”[9]配有格奥尔格的照片。文章的标题触目惊心，内容也是咄咄逼人。这是对卡劳夫的一篇访谈。卡劳夫15岁就认识格奥尔格的信徒弗罗梅尔，中学一毕业就到弗罗梅尔身边从事其主编的杂志Castrum Peregrini的编辑工作，历时十年（1974-1984）。2007年，卡劳夫出版传记《斯特凡·格奥尔格：解密卡里斯玛》，第一次公开地把同性恋与恋童定为格奥尔格圈子的潜规则，但他所理解的恋童是“男童教育”（Knabenerziehung），并以此为标题专门在书中用一节分析了格奥尔格及其圈子的恋童现象，他说：“年长者与年少者之间的情爱关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教育。引用科默雷尔的话：‘少年身边有一个智者：这可能是格奥尔格最伟大的倡议。’没有教育就没有爱，没有爱就没有教育。”[10]因此，对那个触目惊心的问题，卡劳夫的回答是坚决的否定：“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地践踏了格奥尔格精神。”对格奥尔格来说，教育与爱的确不可分。他在1928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新王国》里有一首短诗《教育》：

你怎样才会教育我？

‘让我真正地了解

你真的很美——

我爱你才会是你真正的老师；

你必须激情满怀——无论对谁！

你爱我才会是我真正的听众。’

奥登瓦尔德丑闻曝光后，本书作者劳尔夫在9月27日的一次访谈中说：“我也非常吃惊，真是没有想到，格奥尔格居然在1944年和1968年后还在教育、教育学与改革教育学有这样一个效果史。”言下之意，奥登瓦尔德丑闻依然是格奥尔格的身后岁月。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他在书中早就说过，格奥尔格的身后岁月是玷污格奥尔格思想的一段历史。

1947年威廉大街审判，老魏茨泽克（被告席第一排左一）

回到格奥尔格圈子与德国政治。德国战败后，E.v.魏茨泽克被国际法庭以把犹太人送到集中营为罪名被当作战犯起诉，H.贝克尔当他的辩护律师。贝克尔的背后是格奥尔格的核心小圈子成员在鼎力相助：萨林等人为魏茨泽克争取报刊舆论的支持，伯林格等人给予财力上的支持，魏茨泽克最后于1950年10月获得大赦。贝克尔与格奥尔格核心小圈子成员的这种努力，也隐含了格奥尔格圈子的一种自我救赎。希特勒上台时，圈子的许多年轻人都认同他，连后来刺杀他的C.v.施陶芬贝格也不例外，他们甚至把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等同于格奥尔格的“新王国”，而纳粹政权也把格奥尔格奉为先知与先驱。可是，“在1945年以后，格奥尔格圈子的一些人必须非纳粹化，必须容忍不愉快的问询。”（本书375页）不过，在一年前的7月20日，当施陶芬贝格上校把炸弹带入希特勒的会议室时，他就以自己的壮举拯救了格奥尔格及其圈子：

仅施陶芬贝格的行动就能把格奥尔格从他死后被视为纳粹先知与先驱的脚色中拯救出来：本德勒建筑群之夜为神秘王国洗涮了罪名。（本书527页）

本德勒建筑群（Bendler-Block）是德国行刑队当夜枪杀施陶芬贝格上校的地方，现已被视为神圣之地。

战时的本德勒建筑群（Bendler-Block）

本德勒建筑群的内庭的纪念遗址，雕塑《双手被绑的年轻人》（1953年）

格奥尔格圈子在第三帝国的历史，在劳尔夫看来，绝不是这些圈内人的“私事”：“1944年7月20日与纽伦堡审判代表了另一个维度。从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清晰可见格奥尔格圈子卷入了20世纪的历史[……]”（本书350页）劳尔夫以详实的资料与生动的笔触，讲述了这段历史。对研究诗人格奥尔格的我来说，阅读时的心情相当沉重。不是因为这段不熟知的历史不易理解，而是它有点难以接受。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更感到了一种责任。本书作者劳尔夫博士是一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曾长期担任《法兰克福汇报》与《南德日报》的副刊主编，也非常熟悉格奥尔格的作品，但本书的内容与性质决定了其重叙述而少阐释的写作方式。这一写作特点看似稍显不足，因为他没有深入分析这段身后岁月，没有探究格奥尔格的魔力究竟何在。[11]可是，如何能从如此这般的一段历史倒推出格奥尔格吸引各路精英的超凡魅力之所在？本文一开始偏离本书从诗人格奥尔格谈起，意在说明，诗人的魅力应该从他的诗中去寻找。劳尔夫深知这一点。他在书中第2章讲述核心小圈子成员如坎托罗维茨等人著书阐释格奥尔格诗歌中的“政治”碎片之前，用7页篇幅简单分析了格奥尔格的后期诗歌，认为“格奥尔格一生都自认是一个被诅咒的诗人（poète maudit）”，因此“格奥尔格的王国其实是与一切现实力量针锋相对的、易碎的王国”。（本书119页）他特别提到了“诗人即君王”这个诗学传统。虽然只是点到为止，但稍微了解西方诗学史与劳尔夫的人对此是心领神会的。劳尔夫在2006年主编出版《艺术家王国：美学与政治乌托邦》一书，引言与其中一篇《作为领袖的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就出自他的笔下。[12]“诗人即君王”这一传统一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荷马史诗中，诗人常与王者、先知、祭司被称为“神圣的”、“通神的”、“神一样的”，赫西俄德声称缪斯赠给他象征诗人身份的权杖，这样的声明“使他拥有了如同王者凭杖执政般的诵诗的权威”。[13]在文艺复兴时期，彼特拉克被封为桂冠诗人，这一理念被完全呈现出来，在18世纪又得以流传，席勒在《奥尔良的姑娘》中就说歌手与君王“不分轩轾”地“居于人类的巅峰”，到了20世纪，格奥尔格成为这一传统的忠诚的继承者。但诗人的艺术王国是精神的而非政治的，指向未来而非当下，是一个未来的乌托邦。劳尔夫在本书没有阐述这一诗学理念，而是将其融化在叙述中。比如，施陶芬贝格上校的刺杀行动与格奥尔格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争论的焦点。圈子成员萨林把7月20日解释为“源于格奥尔格精神的一个历史标志”（本书420页），传记作家卡劳夫也认为没有格奥尔格就不可能有7月20日的刺杀行动。但劳尔夫质疑这种解释，他特别强调施陶芬贝格上校作为一个军官对战争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绝望对整个刺杀行动的作用，不过他并不否认格奥尔格的影响，只是认为，最为关键的是行动或者说“导致这一行动的决定”，可这恰恰“不能从格奥尔格的教导中推导出来”。（本书527页）因为，格奥尔格是一个诗人，他的行动是诗歌创作。这一点正是问题的关键，也是理解格奥尔格的关键。格奥尔格是他的艺术王国的王者。

格奥尔格与第一代圈子成员

格奥尔格创作诗歌，不是象牙塔内的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与其生命血肉相连的一种生命活动。爱与诗是贯穿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他亲自编为《全集》第1卷第1首的是他1886年上中学时的习作，歌颂爱之女神激励“我去行动，飞向星辰”。圣洁的爱玉成神圣的诗。但凡俗的诗人离不开世俗大地，于是在神圣渴望与世俗欲望之间痛苦挣扎，直到1907年诗集《第七个环》中马克西米诞生，爱与诗的冲突才在他身上真正化解，两者才达到一种生命深处的水乳交融。格奥尔格对男孩克罗恩贝尔格（Maximilian Kronberger）的爱欲，让他在男孩死后把男孩神化为自己的上帝马克西米（Maximin），马克西米象征格奥尔格因爱创造的新诗。这一过程之漫长，可见诗人的追求之艰难。吻是爱的象征，在其全部作品里，格奥尔格在《第七个环》描写“吻”最多，德国学者E.奥斯特卡姆普以《诗人之吻》为题对此做了精致而精彩的分析，结论是：

激情之吻与灵魂之吻是格奥尔格的吻之象征的两极，他让吻的意义在这两极之间游移。游移不定！吻的这种姿态就表示，格奥尔格避免清晰地描写爱：肉体的描写很唯美，相知相悦影射着肉体之爱，鱼水之欢却暗含了统治与服从。[14]

语言的晦涩源自思想的深邃。因此，格奥尔格的“教育的爱”要想不被误解也真是很难。格奥尔格对未来的构想也很智慧。他的诗，尤其是自《第七个环》开始的后期诗歌，预言的色彩越来越浓，有时整首诗的内容看似肯定与乐观，但他却会用某个词或改变某一行或几行的格律，暗示他对自己预言的一种反思。比如，马克西米是格奥尔格创作与生命的中心，可是：“对朋友而言你是孩子/我在你身上看见上帝”。一方面，马克西米确实是格奥尔格自己对神性的亲身体验，只有这样，他才会成为具有超凡魅力的先知，但另一方面，由于是他自己的创造，马克西米之为上帝的神圣与权威就不具有普适性与绝对性。格奥尔格不仅是一个天才诗人，也具有深刻的自我反思能力，威严与忧郁、光与暗是他的诗歌的本色。狂热盲目地追随他或崇拜他，只会误读他的精神追求。

格尔奥格亲笔抄录自己的诗《来这据说已死的公园看看》，此诗是诗集《灵魂之年》（1897年）的开篇

格奥尔格去世后几个月，伯林格做了一个梦：“前天夜里我梦见大师活着，我很高兴地向他请教。可他什么也不想知道。”[15]据说，复活的耶稣向弟子显灵，保证帮助他们传教。伯林格似乎也想得到类似的慰藉，可大师拒绝了他。两个场景相比，伯林格的梦令人悲伤。大师的精神王国既然已随他一起远去，身后的一切与他又有什么干系呢？在诗集《联盟之星》第3首诗的开头，格奥尔格运用否定神学（即强调神的不可知）的思维模式，借马克西米之口说：“你们不知道我是谁”。

Stefan George (1868-1933）

太阳虽然远去，但反射太阳光的月亮还在闪烁。在劳尔夫的笔下，格奥尔格的身后岁月从诗人去世开始，在1968年结束，虽然有许多讲述越过了这个时间界限。“为什么是这个时刻？很简单：1968年是格奥尔格的百年诞辰[……]按照通常的理解，1968年也代表着与格奥尔格的风格和伦理绝然相反的一切。”（本书26页）1968年5月，欧洲大陆爆发了学生运动，其主要原因是学生反对陈旧的高等教育体制，运动的爆发标志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格奥尔格的思想是精英性质的，他一生为之奉献、以之生存的格奥尔格圈子是最好的证明。伴随教育的大众化泛滥，格奥尔格的轰轰烈烈的身后岁月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学术”——“日耳曼学、接受史、连字符社会学[……]从此，格奥尔格就静静地躺在大学讨论课与档案馆里。”（本书28页）听起来似乎有点可惜，不过，正如劳尔夫所说：“很久以来，似乎正是最爱他的那些弟子，让他在身后变得很不幸：艺术上很难，政治上却太容易。”（本书19页）格奥尔格是一个诗人，他的身后岁月停止之时，是否正是真正走进他的诗歌王国的好时机？与“五月风暴”同时，1968年5月25日，德意志文学档案馆把一年一度的大型年度展献给了格奥尔格，以纪念诗人百年诞辰。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性的伟大开始。要知道，“在1968年，没有什么能比格奥尔格所代表的唯美与反进步、崇拜美与精英思想、鄙视大众与保守的形式意识具有更大的挑衅性。”[16]那次展览以格奥尔格的作品为主线，时代背景、圈子成员、报刊评论等穿插其中。随后，德国学者对格奥尔格的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在1995年以后，各种学术专著与格奥尔格传记相继出版，德国的格奥尔格研究呈现出一派复兴的好气象。或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格奥尔格是谁，但“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却是一个永恒的诱惑，一个刺激我们不断去关注、思考、研究的永恒动力。

2010年8月，在一个特殊的日子，我去了米努西奥。虽然多次见过图片，可当我穿过一个小小的墓地，站在位于角落的格奥尔格墓前，还是忍不住泪眼朦胧。生前戴着神秘光环受人崇拜的大师，竟安息在那样不起眼的地方。墓碑上只有他的名字，那是他自己的字体；没有生辰，诗人永恒；没有诗句，唯有七棵月桂树围绕着他。有几片枯萎的叶子落在他的名字上，我想把它们清扫出去，可对诗人的敬畏使我不敢去碰他的名字，于是把背包里仅剩的一点矿泉水分给了那七颗月桂树，愿它们永远郁郁葱葱！我为诗人献上了三朵洁白的玫瑰花，愿诗歌与生命的绽放永远美丽！

本文作者摄于瑞士洛迦诺Locarno附近的Minusio

注释

[1] Stefan Breuer, „Sonntag der gehobenen Rede“,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Literaturbeilage zur Frankfurter Buchmesse 2009, 13. Oktober 2009.

[2] Stefan George, „Lobrede auf Mallarmé“, in: Ders., Sämtliche Werke in 18 Bänden, Bd. 17, bearbeitet von Ute Oelmann,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8, S. 47.

[3] 这些译诗也被格奥尔格当成他自己的创作，他才将它们收入《全集》。格奥尔格从1889年开始翻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与他自己的创作生涯同步，同时他还翻译了同时代诗人如马拉美、魏尔伦的诗，这些翻译的首要目的不是介绍或引进这些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而是一种学习，并在学习中挖掘和创造新的诗歌语言与风格。格奥尔格对《恶之花》的翻译历时10年，总共选译了118首。1900年以后，格奥尔格翻译了但丁的《神曲》（选译）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全译），此时不再是学习而是一种精神的契合。
[4] Max Kommerell, „Gespräche aus der Zeit der deutschen Wiedergeburt“, in: Ders., Gedichte Gespräche Übersetzungen, Olten, Freiburg/Breisgau: Walter 1973, S. 72.
[5] Stefan Breuer, „Sonntag der gehobenen Rede“.
[6] Wolfgang Schneider, „Des Mentors Jünger“, in: Deutschlandradio Kultur, 16. November 2009. http://www.dradio.de/dkultur/sendungen/kritik/1069463/.
[7] 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上卷），魏育青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9页。
[8] H.贝克尔在1970年就已知道G.贝克尔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曾敦促他去做过一次心理治疗，H.贝克尔是否还采取过什么措施，不得而知。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的儿子A.魏茨泽克、托马斯·曼的儿子克劳斯·曼都曾就读于这所学校。2010年7月7日夜，G.贝克尔去世，两天后，奥登瓦尔德学校百年校庆，如此的巧合被评论家称为是“这件丑闻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转折”。
[9]http://www.faz.net/s/RubBE163169B4324E24BA92AAEB5BDEF0DA/Doc~E3B1278E540884513AD945BBE39DB7849~ATpl~Ecommon~Scontent.html.
[10] Thomas Karlauf, Stefan George. Die Entdeckung des Charisma, München: Karl Blessing 2007, S. 368.
[11] Stefan Breuer, „Sonntag der gehobenen Rede“.
[12] Ulrich Raulff, Vom Künstlerstaat. Ästhetische und politische Utopien, München · Wien: Carl Hanser 2006.
[13] 陈中梅《荷马诗论》，载《意象》2008年第2期，第1-56页，此处第25页。
[14] Ernst Osterkamp, „Die Küsse des Dichters. Versuch über ein Motiv im ‚Siebenteng Ring‘“, in: Stefan George. Werk und Wirkung seit dem ‚Siebenten Ring’, hrsg. von Wolfgang Braungart, Ute Oelmann und Bernhard Böschenstein, Tübingen: Niemeyer 2001, S. 69-86, hier S. 86.
[15] 转引自Manfred Koch评论本书的文章，载George-Jahrbuch 8 (2010/2011), S. 179-182, hier S. 179.
[16] Ernst Osterkamp, „Ihr wisst nicht wer ich bin“. Stefan Georges poetische Rollenspiele, München 2002, S. 8-9.